獄中自述

李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人，生於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畢業後東渡日本，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1915年，日本帝國主義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他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抗議鬥爭。1916年，他回國後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積極投身於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

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啓發了李大釗。他先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和演説，熱情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説研究會。同年10月，在李大釗發起下，北京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

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釗多次代表共產黨與孫中山會談，為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做了大量工作。在李大釗帶領的中共北方區委組織和領導下，北方地區的反帝反封建鬥爭蓬勃開展。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在北京逮捕李大釗等80餘人。在獄中，他備受酷刑，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同年4月28日，李大釗英勇就義，時年38歲。 ^[5]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一直在北京負責黨在北方的主要領導工作。1924年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以後，國共合作以“黨內合作”方式正式開始，李大釗按照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要求加入國民黨，擔負國民黨在北方的主要領導責任。此後，他領導國共兩黨在北方的黨組織，充分利用革命統一戰線，團結各界羣眾，擴大革命勢力，促進了北方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政府統治運動的蓬勃發展，有力配合了五卅運動後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和北伐軍的勝利進軍。因此，北洋政府一直視李大釗為“心腹大患”。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執政府緊急下令，以“假借共產學説，嘯聚羣眾，屢肇事端”的罪名，通緝李大釗。形勢危急，李大釗考慮到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堅持轉入地下從事秘 密工作，並於1926年3月底將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駐華使館西院的舊兵營內。1926年4月18日，張作霖佔領北京，加緊對共產黨人及傾向共產黨的革命者進行迫害。當時，北京城貼滿了這樣的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就連一些主張進步的報紙主編，如《京報》主筆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等，也都被殘酷槍殺。

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李大釗不顧生命危險，秘密開展工作，使北方革命力量不斷壯大。自1926年“三一八”慘案至1927年2月，僅北京一地，共產黨員就由三百多人發展到一千多人，國民黨員也由兩千多人發展到四千多人，共青團員也有了很大發展。同時，李大釗組織國共兩黨深入農村，建立農民協會和武裝，使直隸、內蒙古、山西等地的農民運動迅速發展起來。但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迅猛發展，惴惴不安，逐步聯合起來進行干涉。1927年4月6日，在獲得帝國主義公使團的默許後，張作霖不顧國際公法，悍然派兵闖進蘇聯駐華使館，實行蓄謀已久的瘋狂搜捕，李大釗與妻子、兩個女兒，連同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人員和蘇方人員共60餘人一同被捕。 ^[2] 

李大釗雖備受酷刑，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為了保護同時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釗用血跡斑斑的雙手寫下《獄中自述》，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偉大共產主義精神。 ^[3] 

李大釗，字守常，直隸樂亭人，現年三十九歲。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秭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幼時在鄉村私校，曾讀四書經史，年十六，應科舉試，試未竟，而停辦科舉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學校肄業，在永讀書二載。其時祖夫年八旬，只賴內人李趙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棄世。

釗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羣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是校為袁世凱氏所創立，收錄全國人士。釗既入校，習法政諸學及英、日語學，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志亦日益騰高。釗在該校肄業六年，均系自費。我家貧，只有薄田數十畝，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

卒業後我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東三年，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值洪憲之變而歸國，暫留上海。後應北京大學之聘，任圖書館主任。歷在北京大學、朝陽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教授史學思想史、社會學等科。數年研究之結果，深知中國擾亂之本原，全由於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而以其經濟勢力壓迫吾產業落後之國家，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束制吾法權税權之獨立與自主。而吾之國民經濟，遂以江河日下之勢而趨於破產。今欲挽此危局，非將束制吾民族生機之不平等條約廢止不可。從前英法聯軍有事於中國之日，正歐、美強迫日本以與之締結不平等條約之時，日本之税權法權，亦一時喪失其獨立自主之位置。厥後日本憂國之志士，不忍見其國運之沉淪，乃冒種種困難，完成其維新之大業，尊王覆幕，廢止不平等條約，日本遂以回覆其民族之獨立，今亦列於帝國主義國家之林。惟吾中國，自鴉片戰役而後，繼之以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之變，甲午之戰，庚子之變，乃至辛亥革命之變，直到於今，中國民族尚困軛於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條約如不廢除，則中國將永不能恢復其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長此以往，吾之國計民生，將必陷於絕無挽救之境界矣！然在謀中國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維心時代之政策，因在當時之世界，正是資本主義勃興之時期，故日本能亦採用資本主義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偉業。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採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族；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於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因此，我乃決心加入中國國民黨。

大約在四五年前，其時孫中山先生因陳炯明之叛變，避居上海。釗則親赴上海與孫先生晤面，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論其建國方略，亙數時間，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我入國民黨。是為釗獻身於中國國民黨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粵一次，討論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釗曾被孫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前歲先生北來，於臨入醫院施行手術時，又任釗為政治委員。其時同被指認者，有：汪精衞、吳稚暉、李石曾、于右任、陳友仁諸人。後來精衞回廣州，政治委員會中央仍設在廣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員，又略加補充，稱分會。留於北京之政治委員，則為吳稚暉、李石曾、陳友仁、于右任、徐謙、顧孟餘及釗等。國民黨在廣州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釗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北京執行部系從前之組織，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已議決取消。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中之全黨最高中央機關，現設於武漢，內分組織，宣傳、工人、農民、商人、青年、婦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員會委員長系汪精衞，從前只在上海、北京設分會，今則中央已遷往武漢，廣州遂設立一分會。北京分會自吳稚暉、于右任等相繼出京後，只餘李石曾及釗。此時南方建設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並無重要工作，亦只設法使北方民眾瞭解國民黨之主義，並且增收黨員而已。

此外，則中外各方有須與黨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紹與傳達之勞。至於如何寄居於庚款委員會內，其原委亦甚簡單。蓋因徐謙、李石曾、顧孟餘等，皆先後任庚款委員，徐謙即寄居於其中，一切管理權皆在徐、顧，故當徐、顧離京時，釗即與徐、顧二君商，因得寄居於此。嗣後市黨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於此者，並將名冊等簿，寄存其中，釗均徑自潤許，並未與任何俄人商議。蓋彼等似已默認此一隅之地，為中國人住居之所，一切歸釗自行管理。至於釗與立石曾諸人在委員會會談時，俄人向未參加。我等如有事與俄使接恰時，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則隨時與使館庶務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聯俄聯德，因其對於中國已取消不平等條約也。北上時路過日本，曾對其朝野人士，為極沉痛之演説，勸其毅然改變對華政策，贊助中國之民族解放運動。其聯俄政策之實行，實始於在上海與俄代表越飛氏之會見。當時曾與共同簽名發表一簡短之宣言，謂中國今日尚不適宜施行社會主義。以後中山先生返粵，即約聘俄顧問，贊助中山先生建立黨軍，改組黨政。最近蔣介石先生刊行一種中山先生墨跡，關於其聯俄計劃之進行，頗有紀述，可參考之。至於國民政府與蘇俄之外交關係，皆歸外交部與駐粵蘇俄代表在廣州辦理，故釗不知其詳。惟據我所知，則確無何等秘約。中山先生曾於其遺囑中明白言之，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如其聯俄政策之維持而有待於密約者，則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誼之可言？而且國民黨之對內對外諸大政策，向系公開與國人以共見，與世界民眾以共見，因亦不許與任何國家結立密約。

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之用款，向系由廣州匯寄，近則由武漢匯寄。當徐謙、顧孟餘離京之時，顧孟餘曾以萬餘元交付我手，此款本為設立印刷局而儲存者。後因黨員紛紛出京，多需旅費及安置家屬費，並維持庚款委員會一切雜費及借給市黨部之維持費。數月間，即行用盡。此後又匯來數萬元，系令釗轉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陸續轉交過去。去歲軍興以來，國民政府之經費亦不甚充裕，故數月以來，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費，全賴託由李石曾借債維持。陽曆及陰曆年關，幾乎無法過去。庚款委員會伕役人等之月薪，以及應交使館之電燈、自來水等費，亦多積欠未付。委員會伕役閹振，已經拘押在案，可以質證。最近才由廣州寄來兩千元，由武漢寄來三千元，除陸續還付前託李石曾經借之債，已所餘無幾，大約不過千元，存在遠東銀行。歷次匯款，無論由何銀行匯來，釗皆用李鼎丞名義匯存之於遠東銀行，以為提取之便。

黨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過遇有政治問題主張不一致時，始更明顯。其實，在主義之原則上原無不同，不過政策上有緩進急進之差耳。在北京之黨員，皆入市黨部，凡入市黨部者，當然皆為國民黨員。市、區黨員之任務，乃在訓練黨員以政治的常識。區隸屬於市，積若干區而成市，此為黨員之初級組織，並無他項作用。北京為學術中心，非工業中心，故只有黨之組織，而無工會之組織。在國民軍時代，工人雖略有組織，而今則早已無復存在。黨籍中之工人黨員，亦甚罕見。近來傳言黨人在北京將有如何之計劃，如何之舉動，皆屬杯弓市虎之謠，望當局悟勿致輕信，社會之紛擾，泰半由於謠傳與誤會。當局能從此番之逮捕，判明謠諑之無根，則對於吾黨之政治主張，亦可有相當之諒解。苛能因此諒解而知吾黨之所求，乃在謀國計民生之安康與進步，彼此間之誤會，因以逐漸消除，則更幸矣！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生蒐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謹呈。 ^[1] 

李大釗《獄中自述》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的內容。三稿分別都在自述的第一部分都簡單介紹了自己的生平，區別不大。

第二部分，三稿都介紹了當時中國的基本情況，與初稿相比，二、三稿分析得更為詳盡透徹。第三稿明確表達了堅定的信仰和偉大的抱負，宣傳了反對帝國主義、改造中國的革命主張。這方面的內容，在第三稿自述中佔了一定的篇幅。其中，他反覆説明了深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而要“再造中國”，就必須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廢除不平等條約。

對於為什麼要加入國民黨，李大釗在第二稿、第三稿中都有論述，特別是第三稿進行了比較明確的論述：“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採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眾；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於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因此，我乃決心加入中國國民黨。”實際上，李大釗加入國民黨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要求。

第三部分，三稿都敍述了他加入國民黨後從事的各種活動。不同之處在於，初稿就此事只寫了寥寥數百字，而第三稿則用了大量的筆墨介紹他在國民黨從事的各種工作。其原因何在呢？其一，李大釗被捕時的公開身份是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國民黨在北方的主要負責人。所以，在第二、三稿自述中，他用大量篇幅介紹他加入國民黨後，在北方從事的活動，也是理所當然的。其二，由於當時敵人把李大釗等一案誣為“蘇聯陰謀案”，把共產黨誣衊為“赤俄的工具”，並藉此大搞所謂“討赤驅赤”。為了駁斥敵人對革命和對蘇聯的誣衊，李大釗在二稿、三稿中指出：“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聯俄聯德，因其對於中國已取消不平等條約也。”“以後中山先生返粵，即約聘俄顧問，贊助中山先生建立黨軍，改組黨政。”他這樣寫，是為了説明國民黨與蘇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和往來。

另外，他堅決聲明：他們的住所是由國民黨人徐謙等掌管的“庚子賠款委員會”，而不是蘇聯大使館；一切事項“並未與任何俄人商議”。“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之用款，向系由廣州匯寄，近則由武漢匯寄。”

初稿只有前三部分，二、三稿增寫了第四部分，也是最讓人動容的部分，其中第三稿李大釗以氣壯山河的氣概寫道：“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獄中自述》三稿，李大釗都隻字未提共產黨，只談國民黨。這是為什麼呢？由於李大釗當時不是一個人被捕，而是有幾十位革命同志與他一同被捕。同時，革命領導機關被破獲，許多文件落到敵人手中。在這種情況下，李大釗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避免黨組織被再次破壞。這就需要在恪守原則的前提下，採取機智的鬥爭策略。

張作霖極端仇視共產黨，李大釗倘若在獄中亮出自己中共領導人的身份，其後果可想而知。孫中山曾與張作霖結成軍事聯盟，李大釗利用自己國民黨員的身份，與敵人周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為了保護黨組織和被捕同志，他在獄中絕口不談共產黨，只談國民黨。

李大釗在三稿自述中都大談特談國民黨，但也並不是什麼都説，他還是有策略、有選擇的。例如：為了迷惑敵人、保護革命，李大釗在自述中寫了一些假情況。他説國民黨“在北方並無重要工作，只是設法使北方民眾瞭解國民黨之主義，增收黨員而已。”又説“北京為學術中心，非工業中心”，因此並沒有工會組織，傳言黨人在北京將有如何之計劃，如何之舉動，都是謠言。還有經過慎重的選擇，李大釗在自述中談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國民黨的情況。如談到了國民黨一些頭面人物——蔣介石、汪精衞、李石曾等，還談了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武漢國民黨中央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全部是已經見諸報端的。他之所以這樣寫，完全是為了保護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由於李大釗的三稿自述都沒有一個字提到共產黨，也根本沒有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更談不到有任何泄露黨的機密之事。這一點，就連當時的敵人也不得不對報界承認:“李無確供”。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