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鐵李者，以捕狐為業。大定末，一日張網溝北古墓中，系一鴿為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至，作人語云：“鐵李、鐵李，汝以鴿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羣相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內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卻。今日天數到此，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説話！”即聞有拽鋸聲，大呼搘鑊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鐵李懼，不知所為。顧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無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鐵李知其變幻無實，其夜復往。未一更，狐至，泣罵俱有倫。李腰懸火罐，取卷爆潛爇之，擲樹下。藥火發，猛作大聲，羣狐亂走。為網所胄，瞑目待斃，不出一語。以斧椎殺之。

金世宗大定末年，在太原府陽曲縣（今山西太原市北舊陽曲）北邊鄭村中社，有一個名叫鐵李的人，專以捕狐狸為業。一日，他張網溝北古墓下，系一隻鴿子為誘餌，自己躲在一棵樹上等待獵物。二更天后，來了一羣狐狸，用人語説：“鐵李鐵李，你用鴿賺我嗎？你家父子像一羣驢，不肯做農民，只學殺生，我們內外六親，都是你這個賊所害。今日天數已到，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樹沒的説。”然後，響起拉鋸的聲音，並聽到狐狸大叫：“架鍋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之而起。鐵李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見腰中惟有大斧，想如果樹倒，我就亂砍它們。須臾天亮，狐狸乃去。鐵李見樹無鋸痕，旁邊有數根牛肋。鐵李知道是狐狸的變化，當夜他又去古墓。未至二更，狐狸至，咒罵鐵李全家。鐵李腰懸火罐，點火燒之，扔到樹下，火罐爆炸，聲音巨大。羣狐亂竄，遭網套住，被鐵李用斧殺死。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韓巖村人。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卒於元憲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其墓位於忻州市城南五公里韓巖村西北。他是700多年前我國金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歷史學家，是宋金對峙時期北方文學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際在文學上承前啓後的橋樑。著有《元遺山先生全集》 ，詞集為《遺山樂府》元好問出身於一個世代書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為北魏皇室鮮卑族拓跋氏，後隨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遷洛陽，並在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亡後，落籍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五代時期以後，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他的高祖元誼，在北來晚期徽宗宣和年間（1119－1225年）官忻州神武（虎）軍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縣）團練使，又從平定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平時詩酒自娛，著有《東巖集》 。

元好問多才多藝，除了長於詩文、從政之外，還深於歷算、醫藥、書畫鑑賞、書法、佛道哲理等學問，他的朋友遍及當時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權臣，也有一般的畫師、隱士、醫師、僧道、士人、農民等，據有人考證，其有文字可據者達500餘人，例如李杲（東垣）、張從正（子和），被尊為金元四大醫學家中的兩位（另兩人為金代劉完素，元代朱震亨）所以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社會活動家。

元好問有4子5女。長子元拊，字叔儀，仕元為汝州知州；次子元振，字叔開，太原路參佐；三子元總，字叔綱，都省監印。另一子小名阿辛，早卒。5 女中次女元儼後為女道士。

元好問出生後七個月，即過繼給他的任縣令的二叔父元格（後元好問稱他為隴城府君）。

元好問生活的時代，正是金元興替之際，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滅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屬，崛起後征伐四方而滅掉金國。在這樣的大戰亂大動盪的社會環境裏，元好問也經歷着國破家亡，流離逃難的痛苦煎熬。大致來説，他的一生可以分成這樣幾個大的階段：21歲前，他過的是學生和公子哥兒的優裕生活。這20來年，隨着他的過繼父元格，轉徙于山東、河北、山西、甘肅的縣令任上，一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顯露出文學才華，8歲即因作詩而獲得“神童”的美譽。雖然初次參加科舉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學問大為長進，打下了做詩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字湯臣）、翰林學土路鐸（字宣叔）、名儒郝天挺（字晉卿）等都對元好問有過指教師授的功勞。另一方面，豐厚的物質生活和科場失意的打擊，使元好問養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22歲至35歲，是元好問科場多次挫折和遭受戰禍、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時期。其間，他備嘗了人生的痛苦艱辛。不過，通過應試汴梁，他得以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不僅在學問上受到高明的指點，詩文大為進步，而且為以後的仕途進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礎。自35歲中博學宏詞科入選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顏守緒天興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虜，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終結束時期。這一時期，他因不滿史館的冷官生活，很快辭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閒居。後被薦舉出任鎮平、內鄉、南陽縣令，再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移家汴京，經歷蒙古圍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飢餓憂愁、流血流淚、生離死別等惡夢般的生活。自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虜，押赴聊城羈管軟禁，到元太宗窩闊台十年（1238年）八月49歲結束羈繫生活，他作為囚徒，與家人輾轉于山東聊城、冠氏之間，並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係，生活逐漸好轉和自由。這期間，他痛心金國的淪亡，奸賊的誤國，併為了以詩存史，勤奮編輯金國已故君臣詩詞總集《中州集》 。以“中州”名集，則寓有緬懷故國和以金為正統的深意。從窩闊台十一年（1239年）秋他50歲時返回故鄉忻州，到元憲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68歲時在獲鹿寓舍逝世，是他的遺民不仕和為金史編纂四處奔忙搜求有關資料時期。這期間，他的交遊範圍更廣、作詩為文更多，對蒙古國的態度也逐漸轉變。　元好問對蒙古國的態度有一個矛盾變化的過程。他痛心於金國被蒙古滅亡，對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投降蒙古和出賣金朝後妃大臣極為痛恨，但對崔立開門投降，客觀上使汴京百萬生靈免遭一朝全部塗炭死亡之禍又並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脅迫參與了為崔立撰寫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這也是他後來一直耿耿於心、別人對他指摘嘲諷的重要口實。在金元交替之際，元好問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面痛心金朝的腐敗和混亂，希望有一個除舊佈新局面的出現，當他看到金朝被蒙古滅亡已成定局後，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薦給蒙古國這個“維新之朝”。對於那些歸降蒙古國的金朝舊臣如耶律楚材、張桑、嚴實、趙天錫等，只要他們曾為減輕金國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過一些好事，他都能夠予以諒解。他在蒙古國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過這麼多年的觀察，他對蒙古國的看法逐漸發生變化。他對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國的漢族世侯如上述張柔、嚴實等能夠興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讚賞。尤其對蒙古賢王忽必烈重視儒學、大興學校，實行較利於發展經濟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對忽必烈擊滅雲南地方勢力，取消它的半獨立狀態、恢復漢唐舊疆的赫赫功業特別欽佩，為其歌功頌德。從而他逐漸把蒙古國政府看作像漢唐那樣值得自己驕傲的合法正統的政府，在他的《劉時舉節制雲南》七律詩中，他直接稱蒙古國為“漢家”：“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絃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極”。漸漸地，元好問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國的一個臣民，對立的情緒逐漸消失。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元憲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間，元好問雖已63歲高齡，卻還是與他的好友張德輝一起北去覲見忽必烈，請求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非常高興地接受了。他倆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賦，忽必烈也答應了。

元好問是一位才華橫溢、多才多藝的文學家。他對當時所有的文學形式除金院本之類的戲曲作品未見流傳至今的實證或記載傳説之外，其他的幾乎都有，如：詩、詞、歌、曲、賦、小説，傳統的論、記、表、疏、碑、銘、贊、志、碣、序、引、頌、書、説、跋、狀、青詞，以及官府公文詔、制、誥、露布等，均掌握熟練、運用自如。

元好問學問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後進，為官清正，尤其在金元文壇上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即使至明清、堪與他伯仲者也難得一二，被他的學生、師友及後人尊稱為“一代宗工”、“一代宗匠”。迄今流傳下來的據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詩1380餘首，詞380餘首，散曲6首，散文250餘篇，小説《續夷堅志》4卷202篇，《中州集》10 卷，《唐詩鼓吹》10卷。另有已經散佚的著作多種：《錦機》 、《東坡詩雅》 、《杜詩學》、《詩文自警》 、《壬辰雜編》 、《金朝君臣言行錄》 、《南冠錄》 、《集驗方》 、《故物譜》等。

元好問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藝理論家，他的《論詩三首》 、 《論詩三十首》 、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 《校笠澤叢書後記》等等，都很精闢地評論了古代詩人詩派的得失。他也主張作詩為文要“誠”、要寫“情性”，還提出許多寫作時的技巧原則，反對生硬晦澀，亂排典故，做學問要“真積力久”等等，都是他幾十年親身實踐得來的結晶，有着切實可行的指導意義。

元好問的作品，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內容實在，感情真摯，語言優美而不尚浮華。他的同時代人和後世都對他的詩文有極高的評價。他的朋友徐世隆説他：“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新頓挫，閒宛瀏亮，體制最備。又能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譽其為“二李（李白、李邕）後身”。《四庫全書總目·遺山集》評元好問稱；“好問才雄學贍，金元之際屹然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 ，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不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宋南渡宋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眾體悉備，而碑版志銘諸作尤為具有法度。”

元好問當過中央和地方官，都盡心竭誠，兢兢業業，關心國家興亡，關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聲譽非常高。當他罷職鎮平縣令，時元宵佳節，百姓老老少少對他戀戀不會，敬酒惜別。在內鄉縣令任上時，他“勞撫流亡，邊境寧謐”，所以當他因母親去世，按照傳統禮制為其母親罷官守孝3年“丁內艱”時，“吏民懷之”讚許他：“元好問勞撫流亡，循史也，不當徒以詩人自之”。他任南陽縣令時，為當地人民爭得減3年賦税，發展生產，使人民有休養復甦之望。所以河南志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 《南陽縣誌》記載：“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元好問）帥府令鎮撫，甚存威惠”。

元好問目睹親歷金朝的衰亡和蒙古滅金的全過程，又從政多年，強烈的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時刻關注着金國的命運和金國史蹟的保存。當金如敗亡前夕，他就向當政者建議用女真文小字寫一部金史，但未能如願，他就私下編撰了一部《壬辰雜編》 。金滅亡後，他抱着“國亡史興，己所當任”的愛國信念，決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併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價。他拒不應聘作蒙古國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遺民身份和對故國的忠忱。但為了寫金史，又不得不與出仕蒙古國的中上層官員相周旋，以便取得他們的協助和必要的資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許多人對他的不諒解，“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彌，下辱子孫”。為了完成自己脩金史的宏願，元好問忍辱負重20多年，直到去世，併為脩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裏建了一座“野史亭”，作為存放有關資料和編輯寫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使他積累了金朝君臣遺言往行的資料上百萬字，後稱“金源君臣言行錄”。他又抱着“以詩存史”的目的，編輯成了《中州集》 。這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裏面不僅收錄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於蒙古國的詩人詞客、包括金朝兩位皇帝及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詩詞2116首（其中詩2001首，詞115首），而且為每位作者共250餘人寫了小傳，給中國文學史填補了空白。 《金史·藝文傳》就是以它為藍本寫成的，後來的《全金詩》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同時， 《中州集》也為金代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可惜，正當他滿懷信心地説只需破費三數月功夫，查閲抄錄了《金實錄》上的有關內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時，他的一個朋友卻從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萬户、漢軍首領張柔處見到金實錄，以致功虧一簣，使他抱恨以歿。元好問生前雖然未能實現自己修成金史的願望，但他所收集的這些資料，卻為元代修宋、遼、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為脩金史奠定了基礎。元好問尊重史實，不阿時俗，秉筆直書，所以後代學者一致認為， 《金史》與元好問關係密切， 《四庫全書總目》稱“多本其所著”。元好問這種國亡修史的作法，也為後人所仿效。如明朝遺老萬斯同拒絕應清政府的博學宏詞科的徵召，也堅決不要清朝給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銜，卻以“布衣”參與修《明史》 。民國三年（1914年）創清史館，也有不少清朝遺老為報故主來參與《清史稿》的編撰。

元好問十分重視和努力保護人才，喜歡獎掖後進。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54箇中原秀士王若虛、王鶚、楊奐、張德輝、高鳴、李治、劉祁、杜仁杰、張仲經、商挺等，請來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而經他教育或指授出來的文壇名手如郝經、王惲、許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繼先、閻復等多人。尤其是他保護和教育白樸的故事一直傳為文壇佳話。白樸之所以後來能成為元曲四大家之一，為白樸的《天籟集》作序的王博文認為，這與元好問的教導分不開：“遺山之後，樂府名家者何人？殘膏剩馥，化為神奇，亦於太素（白樸字）集中見之矣。然則繼遺山者，不屬太素而奚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