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

1.舊指隱居隱修專注研究學問的士人。

2.借指因對某事物不關心或因厭倦表示沉默而不出頭露面者。

3.指有條件·有機會擔任領導職務而不擔任，或已經擔任領導職務卻辭退的在某一學科有一定影響的學者。

“隱士”就是隱居不仕之士。不仕，不在仕途，終身在鄉村為農民，或遁跡江湖經商，或居於巖穴砍柴。歷代都有無數隱居的人，皆不可稱為隱士。

《辭海》釋“隱士”是“隱居不仕的人”，沒有強調“士”，實在是不精確。《南史·隱逸》雲：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而且一般的“士”隱居怕也不足稱為“隱士”，須是有名的“士”，即“賢者”，《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是“賢人隱”而不是一般人隱。質言之，即有才能、有學問、能夠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隱士”。《南史·隱逸》謂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因而“隱士”不是一般的人。

真隱士的人格特點是尋求詩意的棲居，是人性的一種迴歸，是對仕隱情結的一種解脱。如孔子周遊列國累了，便説沂水春風“吾與點”，莊子看慣了大小諸侯爾虞我詐，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遙；陶淵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假隱士的社會角色是官迷、財迷、名譽迷。安貧樂道，就是隱士高潔人格的最重要的特徵。例如，東晉大隱士陶淵明在窮困潦倒時，就唱：先師有立訓，憂道不憂貧，貧富常交戰，道勝五成顏。隱士從來都是貧困的，但其精神卻是富有的。有了做人的精神，你便有了做人的骨頭。 ^[1] 

相關文字

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或是振衣而歸的高士情懷，或是陶醉其中的怡然自樂。如：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飲酒（其五）》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悽悽。--劉安：《招隱士》

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左思：《詠史》

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蘇軾：《臨江仙˙夜歸臨皋》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孟浩然：《過故人莊》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王維：《竹裏館》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劉禹錫：《陋室銘》

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賈島：《尋隱者不遇》

隱居的心，俗世中人誰會懂，恍夢中身在九嶺。--王堅：《九嶺隱士傳奇》

吾乃龍洞山下隱士皇甫訥也。欲從故人東皋公出關東遊，並無觸犯，何故見擒？--明 馮夢龍 《東周列國志》第七十二回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林逋 《山園小梅》

魏晉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談尚玄遠的清談風氣的形成，既和當時崇尚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戰亂頻仍特別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分子一旦捲入門閥氏族鬥爭的旋渦，就很難自拔。魏晉以迄南北朝，因捲入這種政治風波而招致殺身之禍的大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張華、潘岳、陸機、陸雲、郭璞、謝靈運、鮑照等。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心態，遠離政治，避實就虛，探究玄理，乃至隱逸高蹈，就是其表現。這種情況不但賦予魏晉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給整個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記。

魏晉清談風氣之盛、之烈，後人很難想象。清談又稱“微言”、“清言”、“清議”、“清辯”等。這種清談經常通宵進行，所謂“微言達旦”；有人耽溺清辯，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謂“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為了在清談中應對制勝，竟至徹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晉代衞玠體弱而好清談，一次在和謝鯤的通宵辯論中發病而亡，大概是死於心臟病發作。這種清談並不是漫無目標，而是圍繞着當時的文人比較感興趣的問題進行。

比如“才性之辯”，就是當時一個熱點問題。又比如，由於玄學思想流行，對老莊之學感興趣的人漸增，此外，同樣被視為闡發玄學精微的“易”學，也受到人們的重視，於是探討“老、莊、易”（並稱“三玄”），也成了清談的重要內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僅在清談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談，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學家，如曹魏時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晉之際的向秀，西晉時期的郭象、裴等。

魏晉風尚對這一時期乃至稍後的南北朝的文化影響很深。例如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就是一例。“隱逸文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這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這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儘管儒家創始人孔子説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孟子也説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

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隱逸文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讚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有的詩的標題就用了“招隱”二字。比如西晉張載的《招隱詩》有這樣的句子：“來去捐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因寫《三都賦》而洛陽為之紙貴的左思，也寫了兩首《招隱詩》，其中有句曰：“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詩中提到的惠連是指柳下惠、魯少連，曾屈已受祿；首陽的典故則是指不食周祿、寧願餓死首陽山的伯夷、叔齊。意思是説，無論是惠連的曲意求仕，還是夷齊的捨身全節，都與我無涉，我只知倘佯逍遙，怡然自得。

林泉，這必然會擁抱山川、讚美山川，吟哦之間，形成寄情於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則更加輕靈飄逸，文筆則更加婉約雋永。

有人認為，六朝詩風過於浮靡，這如果是指部分詩作，特別是後期的某些所有的詩都歸結為浮靡，是失之偏頗的。有人喜歡把六朝的詩同漢賦相比，認為後者氣勢雄渾，而前者則纖巧有餘，凝重不足。這是一個審美取向的問題。猶之聽慣了黃鐘大呂聲響的人，往往會不喜歡絲竹輕音。

其實，漢賦也好，六朝詩作也好；黃鐘大呂也好，絲竹輕音也好，凡是優秀的，都有其美學價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來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詩來説，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謝朓的詩句“望山白雲裏，望水平原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

鍾嶸的《詩品》，對謝朓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朓的詩時説“‘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從此寫景，乃為活景，故人胸中無丘壑，眼底無性情，雖讀盡天下書，不能道一句。”説得很中肯。

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些平庸的，也有些一味堆砌辭藻而流於浮靡的。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淫麗煩濫”，指的就是這種文風。

香港彙報報刊文稱，説起中國的隱士，似乎陶淵明當排第一，就像元曲裏説的：“……盡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見？至今寂寞彭澤縣阮瑀就連一向看不起隱士的魯迅先生也説“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但我卻不以為然。陶翁二十多歲時開始出仕，之後時仕時隱，隱隱仕仕，且做的都是些小官。四十一歲(按當時年齡計算已經算是老年了)時還出任彭澤縣的縣令，想想還是不爽，於是謝任，自此徹底歸隱田園。做官做到老年才歸隱，能算得上第一隱士嗎？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於他那首“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及《歸去來辭》太有名了。

另一位有些名氣的隱士是宋代的林逋。林先生倒是未曾做過官，當然他是不屑做官，一個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種梅養鶴。攬清風賞明月，寵“梅妻”護“鶴子”，水清淺處疏影橫斜，月黃昏時暗香浮動。觀庭前花開花落，看天外雲捲雲舒，活脱脱一個神仙。只可惜他隱的不是地方，隱在“暖風燻得遊人醉”的杭州，能隱得住嗎？越隱名氣越大，越隱拜訪的人越多，最後連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後，贈給他個諡號“和靖先生”，試想，有哪個隱士能像林先生“隱”得這樣轟動？

文章認為，隱士大都先仕而後隱，不然百姓一個，已落至塵埃，何須去隱？但凡做隱士的男人當初沒有不想“仕”的，因為“仕”在當時是體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想當年姜老太公，七八十了還沒有放棄這個追求，天天提溜個漁杆到渭水邊琢磨事。還別説，最終還真“釣”出了一番功名。

唐代山水詩派的大腕孟浩然，剛出道時很清高，就想一生做個“隱士”，漫遊江河，放情山水。但隱着隱着隱不住了。三十六歲時到洛陽求仕，“居三年無所得”。四十歲時，到長安應試，“考試落第，繼續謀求仕進”。“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這首《臨洞庭》是他獻給張九齡的一首“入仕”的“敲門磚”。雖然詩的後幾句有些露骨和肉麻，但“敲門磚”都能弄得如此氣勢磅礴，不讓老孟當官天理不容，可他最終也沒有實現自己的夙願。

明代的唐寅，科考遭冤，從此便與官場無緣。二十多歲就對人生有了徹悟：“……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由此他便給自己的人生定了位：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閒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唐寅三十六歲時搬進了桃花塢，從此他在“桃花塢裏桃花庵”，成了“桃花庵裏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在花下眠”。“別人笑我忒瘋顛，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這時的唐寅可以説把花花世界看了個透，按説對名利二字應該很漠然了。但不然，這時皇帝的一個叔叔(還不是皇帝)—一個想陰謀篡權的王爺(當然唐寅當時並不知道他的陰謀)的一聲召喚，他還是別妻棄女一路奔波投靠了王爺。本來想撈個一官半職，沒想到王爺只是讓他當“毛延壽”—為送給皇帝的美女們畫像。後來王爺事發，唐寅差點受到牽連，九死一生才逃回桃花塢。這時他才算徹底死了“功名”之心。他去世時的“絕筆詩”可謂大氣：人生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也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只當飄流在異鄉。唐寅一生雖然形式上沒有“隱”，但如果不是“晚節”上的那點瑕疵，倒真不失為一大隱士。

那麼，究竟有沒有真正的隱士呢？當然有，在哪呢？在深山更深處，真正的隱士就是那些“隱於野”的“小隱”。你看—“漁得魚心滿願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個罷了釣竿，一個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兩個不識字的漁樵士大夫，他兩個笑加加地談今論古。”果真漁、樵二大夫不識字嗎？不是，要不怎麼會談今論古。他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是不屑，他們只想“雨來分畦種瓜，旱來引水澆麻”，“閒來幾句漁樵話，困了一枕葫蘆架”，“蓑笠綸竿釣今古，一任他斜風細雨”，這，才是真正的隱士。真正的隱士隱得很深，所以沒有多少故事流傳。

文章最後稱，當然，真正的隱士不多，他們都在深山更深處，他們都生長在古代

存在決定意識，環境改變人品，是個普遍原理，要徹底擺脱或徹底超越，是極其困難的，所謂“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是由外界對本心的干擾程度而言的，外界對本心干擾的程度越是大，就越能守住本心，“隱士”的量級也就越高，這有它的道理。但在朝的，不受影響的，能隱的，有幾個？都有誰？舉出幾個令我服氣的例子談一談？屈原一直堅持自己的政治原則和政治主張，算朝中大隱麼？包拯一直按自己的法律原則斷案，算朝中大隱麼？誰肯把他們當成“大隱”？

隱士的本意是什麼？核心內涵就是指寧肯隱居也不做官的人，怎麼在朝為官，反而成了“大隱”了呢？以隱士本意而論，隱於野可也，隱於市可也，隱於朝，則實屬荒唐也，不成立也。陶淵明在朝為官時，無論如何堅持原則辦公，都不足以稱其為“隱士”，只有“歸園田居”之後，以感受“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為樂的時候，才可稱其為隱士。事實上，我們所熟悉的一些中國曆代隱士，都是一些“小隱”，真正的“大隱”，是隱到連姓名都不曾留給世人的，根本就不屑於讓任何人知道自己。

所謂“隱士”，首先是隱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搖的人，處處賣弄推銷自己的人，都不是隱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隱士”。

其次，“隱士”是個名詞，偏正式結構，落點在“士”。什麼樣的“士”？隱藏的“士”。“士”是誰？知識分子，是學者，是有學問、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隱藏，也肯定不能稱其為“隱士”。

第三，《辭海》解釋“隱士”時，認為“隱士”是“隱居不仕的人”，可見，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隱居，或者做過官的人懶怠做了隱居，才有資格當“隱士”，當朝為官的人，是斷然不能稱其為“隱士”的。但《辭海》這個解釋，既沒有強調“士”，也沒有解釋“士”，是不精確的。

《南史·隱逸》雲：隱士“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這表明，隱士是素質很高的，多為文人，否則，跟深山砍柴的就沒區別了。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遁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可見，“隱士”是指賢人隱，能人隱，才子隱，而不是一般人隱。有才能、有學問、能夠做官而不去做官，不屑於做官，不為此做出努力的人，這才叫做“隱士”。

《南史·隱逸》謂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因而，“隱士”不是一般的人，當為世之隱匿之高人也。

中國隱士文化是頗為發達的，是與思想文化和社會現實緊密聯繫的。比如魏晉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當時崇尚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和當時戰亂頻仍，特別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分子一旦捲入門閥氏族鬥爭的旋渦，就很難自拔。例如在當時特殊環境下生成的“隱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一批名士遁跡山林，當起隱士。

孔子説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

孟子也説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文人得意時仕，失意時隱，自古而然。但六朝隱士之多，恐為歷代之冠。

“隱逸文化”的一種表現就是出現了對隱居生活由衷讚的美和吟詠的“隱逸詩”。東晉大詩人陶淵明有“千古隱逸詩人”之稱，他雖沒有以“招隱”為題的詩篇，但他的詩卻達到了“隱逸詩”的巔峯。

最有名的當然要數那篇題為《飲酒》第五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這樣的“隱逸詩”，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隱逸詩”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山水詩，這也是“隱逸文化”的一個深化表現。

林泉，必然會擁抱山川、讚美山川，吟哦之間，形成寄情於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詩。

這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詩，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與逍遙自適的心情，詩風更加輕靈飄逸，文筆更加婉約雋永。像左思的那首詩句“未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謝靈運的詩句“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和“望山白雲裏，望水平原外”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詩相媲美。鍾嶸的《詩品》，對謝詩的評價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清代的王夫之在講到謝的詩時説“‘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隱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當然，六朝的詩作包括山水詩，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辭藻而流於浮靡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批評的“鬻聲釣世”、“淫麗煩濫”，就是指的這種文風。

如晉宋間的宋炳，元代的吳鎮等，從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徵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這種一般都是社會太黑暗，官場太腐敗，士人不堪，辭官隱居，如陶淵明，《晉書》、《宋書》、《南史》三史中均稱之為“隱逸”。明代的文徵明，只在京城當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隱居至死。

如王維，開始做官，後來害怕了，但如果辭官隱居又沒有薪水，生活沒有保障，於是雖做官，卻不問政事，實際上過着隱居生活。這類人從名義上不能算做隱士，但卻大有隱逸思想。

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幾年官，又去隱居，朝廷徵召，或形勢有利，又出來做官，做一陣子官又回去隱居。

如明代陳繼儒，雖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寫詩譏笑他“翩翩一隻雲間鶴，飛來飛去宰相家”。

如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這種人身為隱士，實際上不具隱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為了更自由而已。

如唐代盧藏用。劉肅《大唐新語·隱逸》記載，盧藏用考中進士，先去長安南的終南山隱居，等待朝廷徵召，後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遺。後來，另一隱士司馬承禎亦被徵召而堅持不仕，欲歸山。盧藏用送之，指終南山雲：“此中大有嘉處。”這就是後來的“終南捷徑”。用這種隱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實非真正的隱士。

此類人實際上最熱心於時局，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他們“隱居”只是為了表示不與清王朝合作，實際從事最激烈的反清鬥爭。

此類隱士在隱居時基本上都是真隱，但當時機來臨時就出山，沒有時機就隱下去。如殷商時的伊尹，商周時的姜尚，元末的劉基，名氣最大的當屬諸葛亮。

這種人身為官但思想已隱，做官不問政事，“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隨波逐流，明哲保身，實際上對國家危害最大。名為“大隱”，實為大患。

中國士人隱居，多是因為社會的黑暗動亂，如魏晉之際出現了“竹林七賢”、“潯陽三隱”，均是因為當時官場的黑暗。他們的個人才能得不到統治階級的認可，遭受排擠，個人的社會價值無法實現，便憤然遠離世俗，歸隱山林。但卻因此成就了中國隱士文化，使中國歷史更具韻味。

因躲避動亂、因求取安全、因官場失意、因不滿現狀等原因而歸隱的，實際上是對社會放棄責任，尋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態度，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老子、莊子、鬼谷子、陳摶這樣的人，是真真正正的隱士，普通的失意文人隱士們，都還遠沒有達到這樣的大境界。

當今宇太者，隱士乎？然也，非也。

古典詩詞

阮瑀《隱士》詩詞

四皓南隱嶽，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孰知富生禍，取富不取貧。寶玉忌出璞，出璞先為塵。松柏忌出山，出山先為薪。君子隱石壁，道書為我鄰。寢興思其義，澹泊味始真。陶公自放歸，尚平去有依。草木擇地生，禽鳥順性飛。——孟郊《隱士》

強效忘機者，斯人尚未忘。 ——孟郊《懷南嶽隱士》

潛書周隱士，白雲今有期。——元稹《寄隱客》

近聞胡隱士，潛認得心王。不恨百年促，翻悲萬劫長。有修終有限，無事亦無殃。慎莫通方便，應機不頓忘。百年都幾日，何事苦囂然。晚歲倦為學，閒心易到禪。病宜多宴坐，貧似少攀緣。自笑無名字，因名自在天。——元稹《悟禪三首寄胡果》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白居易《中隱》

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李德裕《訪韋楚老不遇》

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隨蜂收野蜜，尋麝採生香。更憶前年醉，松花滿石牀。——許渾《寄題南山王隱居（一作王隱士居）》

磻溪連灞水，商嶺接秦山。青漢不回駕，白雲長掩關。雀喧知鶴靜，鳧戲識鷗閒。卻笑南昌尉，悠悠城市間。——許渾 《題灞西駱隱士》

紫府丹成化鶴羣，青松手植變龍文。壺中別有仙家日，嶺上猶多隱士雲。——李商隱《題道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虢州刺史…寫真存焉》

行簪隱士冠，卧讀先賢傳。 ——韓偓《南亭》

江寺禪僧似悟禪，壞衣芒履住茅軒。懶求施主修真像，翻經文是妄言。出浦釣船驚宿雁，伐巖樵斧迸寒猿。行人莫問師宗旨，眼不浮華耳不喧。——杜荀鶴《題江寺禪和》

病後霜髭出，衡門寂寞中。蠹侵書帙損，塵覆酒樽空。池暗菰蒲雨，徑香蘭蕙風。幽閒已得趣，不見卜窮通。——李中《書蔡隱士壁》

煙蘿擁竹關，物外自求安。逼枕溪聲近，當檐嶽色寒。藥苗應自採，琴調對誰彈。待了浮名後，依君共掛冠。——李中《寄廬山莊隱士》

盛府賓寮八十餘，閉門高卧興無如。梁王苑裏相逢早，潤浦城中得信疏。狼藉杯盤重會面，風流才調一如初。願君百歲猶強健，他日相尋隱士廬。——徐鉉《贈浙西顧推官》

仙人好負局，隱士屢潛觀。——張鷟《揚州青銅鏡留與十娘》

千峯映碧湘，真隱此中藏。餅不煮石吃，眉應似髮長。風榸支酒甕，鶴蝨落琴牀。雖斅忘機者，斯人尚未忘。——貫休《懷南嶽隱士二首（一作贈隱者）》

對於每一個稍微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來説，隱士並不是一個陌生的詞。不管是“小隱隱陵藪”，還是“大隱隱朝市”（晉·王康琚《反招隱詩》），德行高潔、與世無爭、心無塊壘、超然世外，是隱士留給人們的一般印象。然而隱士也給人們留下了極為不佳的深刻印象，這就是欲進故退、欲仕故隱，將隱逸作為出仕鋪墊之“終南捷徑”的作秀。更有甚者，則是清代蔣士銓所作傳奇《臨川夢·隱奸》出場詩對明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名士陳繼儒的嘲諷：“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獺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　隱逸既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生存方式；隱士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羣體，更是一種特殊社會語境的產物。在中國古代，無論是哪個學派，似乎都對隱士和隱逸文化有一種解不開的情結，儒、道兩家更是如此。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構成的儒、道兩家，都各自有着一套系統的隱逸文化觀。隱逸的出發點和歸宿都在於追求精神的絕對自由，是對個體生命的無上珍視，他們要解除對個體生命的一切羈絆，世俗的功名利祿當然要首當其衝。這正是莊子所説的“逍遙遊”的人生境界，這種境界是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於無窮者，彼其惡乎哉！”（《莊子·逍遙遊》）而最終達到“天地與共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達生》）的忘我境界。儒家的祖師爺孔子曾對隱逸行為發表過明確的看法，他説：“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並以讚賞的口氣評價能這樣實踐的人：“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衞靈公》）；“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論語·公冶長》）儘管孔子自己不能實踐這種隱逸思想，但他也曾流露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的心願。孟子雖然用世進取而少隱逸之慨，但他也提出了“士”的一條原則，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這一原則實際上也為後世不被當道者所容的士人走上隱士的道路提供了行為依據。

隱士自古就有真隱和假隱之分。其中之假隱又可分為二類：其一是所謂隱以待時者，他們的內心其實極為渴望功名，只是由於時運不濟或機遇不湊，只好暫且隱居於山林，以觀時勢變化待機會而出。其代表人物大概要首推人們熟知的姜太公呂尚，當年他隱釣於渭水之濱，為的是釣上姬昌這條大魚，以實現其建功立業的宏偉志向，但結束自己顛沛流離於街頭連做點販賣笊籬、麪粉等小生意也“倒擔歸家”的草民生涯，卻應該是其最真實的初衷；諸葛亮也是這類假隱士，他雖“躬耕隴畝”，卻“每自比於管仲、樂毅”，一待劉皇叔來訪，便將久藴心頭、構思縝密的“隆中對”一瀉而發，其渴望功名之心何等急切。這類人物雖是假隱，倒還不失真誠，因為他們並不諱言其達則兼濟天下的渴望。

另一類假隱士則純粹是將隱逸作為一種邀名手段，以自高聲譽，從而最終達到入仕之目的，這就是《新唐書·盧藏用傳》記載的：“（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楨）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楨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也。’”以致於“終南捷徑”竟成為辛辣而準確概括這種假隱作秀行為的成語。

再看真隱。所謂的“真隱”，其始亦未必不抱有入世濟眾的心胸，只是現實不如人意，因種種原因而逐漸對社會現實和仕途失望乃至絕望，於是轉而追求個人心性之自由，從而遁跡山林。（但是除了陶淵明）其實天生對世俗政治毫無興趣，把隱逸當做始終如一的追求的人在現實社會中不能説絕對沒有，但也是極為少見的。余英時曾經説過：“吾國避世思想，起源遠古，本來可以內心自覺一端説之……頗有非外在境遇所能完全解釋者……雖雲有激而然，但其內心實別有一以個人為中心之人生天地，足資寄託。”（《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刊於《新亞學報》第4卷第1期）范曄在《後漢書·逸民傳》中分析了隱士之隱逸的種種原因後，也説：“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湖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對於隱逸的原因，范曄已作過一些歸納，大致有“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等，概而言之，無非是所謂“性分所至”、看重個性生命自由、心性純潔而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追求人生終極理想等主觀原因，以及不願捲入嚴酷動盪的政治主流和爭權奪利的鬥爭、對齷齪黑暗的政治現實完全失望、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而避禍全身、改朝換代之後不願與新的統治者合作、功成名就之後的全身遠遁等主客觀原因。

只有那些能保持獨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權勢、具有一定才德學識、並且是真正出自內心不願入仕的隱居者，才能被稱之為隱士。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隱士，首先必須解決身衣口食的生存問題。顏回在回答其師孔子所問為何不去入仕的問題時説：“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回不願仕。”（《莊子·讓王》）基本生產資料的自有，保證了隱士們自食其力的基本生存需要，從而保證了自己的人格獨立和心性自由的追求不致落空。

歷史上自食其力的隱士傳統，是從古史中的人物善卷開始的。善卷的隱者形象則是由道家裝扮完成的。道家眼中的善卷並不是一位“重義輕利”的道德典範，他全然沒有儒家的“義”、“利”觀念；他不接受舜的天下，並非因為舜比自己更“賢”，也不是因為要顧到堯的決策；他完全是從自己的理想追求出發考慮的。他對舜所説的“悲夫？子之不知餘也”，其實正是莊子借這位理想人物之口，對舜這位儒家理想人物所代表的儒家價值觀表示“道不同，不與謀”的宣言式表述。善卷所説的“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莊子·讓王》）正是隱逸文化觀和人生追求的最好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