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化東

1906年3月6日（農曆2月12日），牛化東出生於陝西省定邊縣王來灘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牛化東兄弟三人，大哥叫牛忠，大他十五歲；二哥牛孝，大他十二歲。父母當時給他起名牛傑。他的兩個哥哥都長得很壯實，父母看他比較單薄文弱，是個識文斷字的料子，就送他到私塾去讀書，先生依例給他賜字叫牛殿英。後因參加革命活動，多次被反動統治者通緝，又改名牛化東。牛化東小時候，家中有土房三間，毛驢一頭，土地五十畝。論面積這些土地不算少，但由於都是不堪耕種的沙漠地，儘管全家人辛勤耕作，還是一年到頭食不得自飽，衣不得自暖。父親每年不得不租種地主家的一些土地，還要抽空制草賣柴度日。 ^[4] 

1915年，父親病逝。此後，家裏的生活幾乎陷入絕境。債主一看牛家成了這種光景，很快找上門來討債，不管母親怎麼苦苦哀求，債主還是狠心地把家裏唯一的一頭毛驢拉走了。兩個哥哥只好給人家去做工，母親白天打柴拾糞，晚上做些針線活。牛化東從九歲唸書到十三歲就只得棄學，經常去給人家放牧牲口。一次不小心，他放的牲口踩踏了地主家的莊稼，被人家打了一頓。這一切使他十分真切地體會了窮人的可憐、地主的可惡和舊社會的可恨。 ^{[4]  [5]} 

1920年，牛化東十四歲的時候，家境比較富裕的姑姑家開設私塾。在母親的支持下，牛化東到姑姑家斷斷續續地讀了五年書。 ^[5] 

1924年，牛化東表兄丁子齊（早期共產黨員）由綏師（陝西省綏德師範學校）畢業，返鄉辦教育。在他的幫助下，牛化東轉入定邊縣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讀書。 ^[6] 

1925年，丁子齊來到這個學校當了校長，湯中甫（解放後曾任定邊縣中學校長）、周夢熊（解放後曾在西北局畜牧處任職）也來到學校當了教員，他們都是共產黨員。那時候，陝北包括定邊縣的地下黨員大多數分佈在教育界，他們一邊以教書做掩護，一邊在學生中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丁子齊、湯中甫、周夢熊幾個人到學校以後，積極傳播革命思想，秘密發展黨的地下組織，採取新型的教學方法，使學校的面貌為之一新。丁子齊對牛化東倍加關照，經常找他交談，宣傳革命思想，給他推薦進步書刊閲讀，對他悉心培養。在此期間，牛化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增長了見識，開闊了眼界，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7月，牛化東由丁子齊、湯中甫、周夢熊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與此同時，他被選為學生會會長，領導學生運動，成為黨在羣眾中的骨幹。 ^{[6]  [7]} 

1926年，馮玉祥派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錢清泉（地下黨員）到陝北招收學員，然後送往蘭州第二軍事政治學校學習。黨組織決定派牛化東、呂振華、丁廣明、賀元勳四人蔘加，為之後從事地下活動兵運工作打下基礎。 ^[8] 

1927年春，牛化東這一批學員正式轉到第二軍事政治學校進行常規學習和訓練。副校長楊其祥比較進步，政治部主任王孝錫是共產黨員。為取得合法身份，他們由組織決定，集體加入國民黨。隨着蔣介石背叛革命，國共合作徹底分裂，國民黨大搞“清黨”，楊其祥被撤職，錢清泉被逮捕，王孝錫被槍斃，還有幾個同志也下落不明，校內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上下聯絡中斷，處於白色恐怖之中。儘管如此，牛化東與馬爾遜、呂振華、丁廣明等人仍保持聯繫，並確定以馬爾遜為臨時領導，繼續鬥爭，秘密開展貼標語、散傳單等活動。10月，西北軍中的反動分子以“共產黨嫌疑分子”的罪名，將牛化東逮捕入獄。在牢中，敵人對他們嚴刑拷打，但幾個人寧死不屈，堅決不承認，既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沒有泄露黨的任何機密。 ^[9] 

1928年2月上旬，由於找不到牛化東通共任何證據，加上黨組織極力營救，牛化東等人獲釋。同年四五月間，牛化東回到定邊，任定邊小學體育教師。但學校黨組織不讓他參加黨的活動，開會也不給他通知，暗中審查考驗他。在此期間，關於這段時期的工作情況，牛化東曾向丁子齊、湯中甫、高崗、賀晉年等同志作過詳細彙報。又過了四五個月，學校黨的負責人牛卿才找他談話，説明他在外邊這一段表現不錯，正式承認了他的組織關係。 ^[10] 

1929年，黨組織經過審查，由劉志丹找他談話：“你在敵人的監獄裏鬥爭很堅決，很藝術，決定再派你回西北軍去。”他對牛化東講：“你搞教育不合適，還是去搞軍事工作。”於是牛化東又被派遣到王子元的新編第八旅四連六排當排長。起初，牛化東有點想不通，覺得當白軍丟人。劉志丹找他談話説：“搞兵運是在敵人的營壘裏鬧革命，外白內紅，暫時受一些委屈，組織上會理解的，你一定得把這項任務完成好。”牛化東不負黨的重託，在西北軍裏積極開展工作，把一些進步士兵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11] 

1930年，牛化東隨部隊開到寧夏平羅一帶，劉志丹、謝子長、高崗、張東皎等在這支部隊任職，負責黨內的領導工作。 ^[11] 

1932年，王子元部被楊虎城改編為警備第三旅後，牛化東任警備三旅二團團長。在一次戰鬥中，牛化東身負重傷。可能王子元對牛化東他們的兵運意圖有所察覺，就借他養傷的機會，將第二團撤掉了。同年5月，由於準備不足和缺乏經驗，黨領導的靖遠兵變遭到了嚴重失敗。牛化東由於養傷治療，沒有參加這次暴動，也與組織失去了聯繫。他與李罕言商量，叫李到蘭州或西安去找組織。不久，劉作霖轉來謝子長的指示，叫他們繼續到王子元部去工作。 ^[11] 

1934年，牛化東在海原又一次被旅長解除職務，與呂振華、高崑山等同志跑回靖邊，同賀晉年、孫作賓、王儒林等取得聯繫，拉起三百多人的隊伍，在三邊（定邊、安邊、靖邊）一帶進行遊擊戰爭。由於勢單力薄，加之遊擊戰的經驗不足，部隊在敵人四面包抄之下，最後失敗了。賀晉年等被寧夏馬鴻逵部抓去，呂振華、孫作賓等被鄧寶珊部抓去。後來在大家多方奔走營救下，賀晉年、孫作賓獲釋，呂振華、李培勤等被敵人殺害。不久，牛化東又與高崑山到石子俊的十一旅，與李友竹、馮世光、朱俠夫接上關係，在石部擔任了連長，後又任旅部少校參謀。由於牛化東在當地有一定的影響，招致反動分子多方攻擊，使石子俊也起了疑心，解除了他的職務。 ^{[11]  [12]} 

1935年，因舊傷復發，牛化東避居甘肅靖遠療養。這期間，他的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難，傷勢久治不愈，也無法與組織聯繫，情緒一度非常低落，甚至曾產生自殺的念頭。後來隨着傷勢的逐步好轉，心情也漸趨穩定。同年冬天，曹秉奎帶領七八個人，在西蘭公路上襲擊了敵甘肅省東路交通司令馬錫武部的汽車。被敵追捕到的兩個戰士供出在靖遠牛家住過，敵斷定是牛化東指使，遂於同年冬末將牛化東逮捕，解押到蘭州鄧寶珊的西北解營公署。此案敵人僅以匪情案件追究，未涉及政治問題，牛化東也始終沒有暴露黨員身份，加之後來曹又參向鄧寶珊作證，説靖遠牛家是他的岳父家，與牛化東無關。 ^[12] 

1936年，經李友竹、王子莊、馮世光等同志多方營救，牛化東於同年春獲釋。不久後，牛化東受黨組織派遣，在曹又參（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的掩護下，先後在十一旅任少校副官和中校副團長，開展兵運工作，擔任地下黨組織主要負責人。此時，原來對牛化東有疑心的旅長石子俊已因病去世，由劉寶堂繼任旅長。在此期間，牛化東深入部隊開展聯絡工作，與鄧寶珊、曹又參舉行秘密會談，介紹我黨團結抗日的政策和主張，與八路軍王震、賀晉年部建立了電台聯繫。西安事變後，牛化東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以組織軍事學習、文化學習、讀書會等形式啓發教育進步官兵，並與曹又參等將領保持了良好的關係。由於共產黨長期的政治影響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強大作用，新十一旅與陝甘寧邊區保持了較好的統戰關係，共同聯防抗日，摩擦甚少。牛化東為陝甘寧邊區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同年，紅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在十一旅中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接到周恩來派人送來的一封密信。按照指示，十一旅組織想方設法收容了數百名紅軍戰士，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12] 

1937年，“七七”事變後，牛化東隨十一旅開往三邊一帶。 ^[12] 

1938年，牛化東隨部開往榆林。當時，在十一旅內部，地下黨所掌握的進步力量與頑固反動勢力之間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12] 

1939年冬，反動政府任命東北軍軍官郭希鵬為綏東騎兵遊擊軍軍長，由王子元組建一個旅。他到十一旅要牛化東過去幫忙，劉寶堂此時正想讓他離開，便落個順水人情，設宴歡送，造成難以挽回的局面。當時黨組織根據劉志丹等領導的意圖，已有策動十一旅起義的打算，所以對牛化東去與不去專門作了研究，經討論後認為實在難以推卻，同意暫時先去。王子元的部隊在內蒙古伊克昭盟，牛化東報到後被任命為騎十五團團長，率部同日寇作戰。 ^{[12]  [13]} 

1940年秋，王子元旅被胡宗南調往甘肅靜寧整訓。部隊一到駐地，旅長以下連長以上的軍官全被胡宗南撤換。胡宗南當時想讓牛化東去天水騎兵學校任職，牛化東根據黨組織原來的設想，以有病為由拖延了一個時期。 ^[13] 

1941年，牛化東根據黨的指示，又返回定邊，黨組織決定他仍到十一旅去工作。新編第十一旅的地下黨組織，是1930年春在寧夏平羅擴建時建立的。謝子長曾在該旅任過一段時間的副旅長，對地下黨組織的建立、鞏固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十一旅下轄兩個團開駐榆林後，二團的地下黨組織曾被叛徒出賣瓦解，元氣大傷，以後再沒有得到很好的恢復，剩下的個別黨員只能起到通風報信的作用。一團的力量則比較強，負責人有牛化東、李友竹、馮世光、高宜之、高崑山等，團長曹又參思想進步。當時營裏設有黨支部，連裏設黨小組，黨內的活動主要以組織軍事學習組、文化學習組、讀書會等形式出現，因為這種形式便於團結士兵，官兵都比較歡迎，隱蔽性也比較好。牛化東和馮世光等負責人曾詳細總結了過去工作中的經驗教訓，認為要在十一旅取得工作成效，就必須研究敵人的矛盾，發現敵人的矛盾，激化敵人的矛盾，最後利用敵人的矛盾，以削弱敵人的力量，求得自己的生存、發展和成功。此時，十一旅旅長劉寶堂與地頭蛇張家的矛盾更加尖鋭。當時，張廷祥任三邊保安團團長，駐防安邊城，是當地説一不二的土皇帝。張家父子四人不僅橫行鄉里，魚肉百姓，而且多次襲擊過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紅軍部隊。劉寶堂旅進駐安邊城後，壓住了張家的威風。所以張家既仇視共產黨，也痛恨劉寶堂。9月4日下午，張家在安邊城內大擺宴席，邀請包括劉寶堂、陳國賓等在內的十一旅連級以上軍官以及地方紳士參加。席間，張廷祥借向劉寶堂敬酒之機，抽槍將劉擊斃，同時扣壓了十一旅參加宴會的全部軍官。這一天，一團黨的負責人之一的牛化東副團長因公去了定邊，未去赴宴。他得知事變後，感到事關重大，馬上向三邊分委作了彙報。分委當即決定，讓牛化東火速趕回安邊，組織全旅力量，藉機消滅張氏匪幫。牛化東立即趕到部隊集結的白泥井，召集地下黨員和個別可靠的黨外人士開會。會議決定：一、馬上成立討張指揮部，牛化東任總指揮，柴明堂、米傑山任副總指揮；以為旅長報仇為號召，共同討張。後來一團團長曹又參被放出，牛化東一再謙讓，讓曹擔任了總指揮，自己任副總指揮。二、智取安邊城，若不行，再強攻。事後，先按智取的方案行動，牛化東以個人的名義給保安十三團的中隊長夏品三、杜廷之寫信，讓他們做內應，在攻城部隊到達東城門後，秘密開門放部隊進城。夏、杜二人原是牛化東的部下，早有歸附之心，很快覆信表示同意。9月14日晚，攻城部隊在夏品三的接應下，從東門秘密進城經一小時激戰，消滅張廷芝匪幫，當場擊斃張雨亭，活捉張廷祥，後公審處決。但是營長柴明堂受了重賄，讓張蘭亭、張廷芝及其家屬逃跑。後來到了1947年，解放軍收復安邊時，張蘭亭被炸死在城牆上，其子張廷芝直到全國解放後，才在包頭捕獲處決。劉寶堂死後，二團團長史鈁城大肆活動，想當旅長，如果其陰謀得逞，必將給地下黨今後的工作帶來重大障礙。因此，黨組織經過研究，請王子莊託人説服鄧寶珊，讓陳國賓當了旅長，又一次挫敗了頑固勢力的企圖。 ^{[13]  [14-16]} 

1943年夏，蔣介石令其嫡系何文鼎的二十七師進駐三邊，新十一旅調離改編，以藉機摸清十一旅的內部情況，消滅地下黨的組織。牛化東等人商量之後，將上述情況彙報三邊地委，黨中央很快指示，這是蔣介石借換防之名，行進攻延安之實的挑釁行動，決定派王震率三五九旅和警三旅進駐張家畔一帶，阻擊敵二十七師。何文鼎一看八路軍出兵，害怕吃虧，不敢貿然前進；鄧寶珊也趁機幾次急電蔣介石，陳述利弊，蔣介石終於收回成命。十一旅內的復興社分子，見換防不成，又在內部搗亂。他們借地下黨員馮世光去定邊之事，故意造謠説：“四連連長馮世光外出聯絡，要扣留旅長，準備暴動後投共產黨！”謠言傳出後，他們就藉故煽動部隊，趁機佔據了安邊北城牆一帶，形成對峙陣勢。陳旅長一時也難辨真假，處於戒備狀態。牛化東、王子莊幾個人急忙商量後，由王子莊向陳旅長説明情況，讓陳千萬不要上當，並以性命向陳擔保，沒有這回事。陳的心情雖有所緩和，仍不放心，又派人去調查，果屬造謠，方才作罷。 ^[16] 

1944年4月5日，陳國賓旅長病逝。在誰繼任旅長的問題上，一團和二團之間又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二團團長史鈁城上躥下跳，大造輿論，志在必得。針對這種情況，一團黨組織認為，一團團長曹又參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後於1948年入黨），但他堅決擁護我黨的抗日主張，又是十一旅的創始人之一，在官兵中威望甚高，應堅決支持曹繼任旅長。如果讓史鈁城得逞，今後十一旅的地下黨開展工作將會困難重重。地下黨組織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決定派李樹林去找鄧寶珊做説服工作。鄧寶珊本來對史鈁城就有些看法，加之史曾秘密行動，想棄鄧而去，投靠陳長捷和董其武，最終歸附胡宗南。鄧對此事非常生氣，同時也考慮到曹又參繼任旅長對穩定三邊的局勢、維護國共合作以及一致抗日均有好處，便決定任命曹又參為代旅長。曹又參任代旅長後，地下黨員牛化東任一團副團長，李樹林任營長，其他十三個連長中，有十一個連長是地下黨員，一團完全被地下黨組織控制，為後來的十一旅起義奠定了基礎。 ^{[16]  [17]} 

1945年，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妄圖以武力統一中國。為此，三邊地委對牛化東當面指示，要求各地黨組織都要認真準備反對蔣介石打內戰，反對蔣介石實行獨裁。牛化東回來後，很快秘密傳達了地委的指示，經過商議，地下黨組織立即開展了開展了三項工作：一、首先在一團辦兩期班、排長以上幹部訓練班，對下級軍官進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教育。班主任由王子莊擔任。第一期的訓練隊長是李樹林，第二期的隊長是馮世光。二、成立“西北民主運動促進會”，藉以宣傳民主廣泛團結黨外進步人士。為了迷惑敵人，讓被國民黨排擠出來的郝登閣任促進會主任，牛化東任副主任，王子莊任組織部部長，李樹林任軍事部部長，馮世光任秘書長。三、在一團各連中，普遍擴大黨的外圍組織，加緊進行反內戰教育。通過開展這些活動壯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隊伍，使黨的方針政策更加深入人心，為以後反對內戰發動起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同年，蔣介石於八、九、十月間連續向各解放區發動進攻，並指示駐西安的胡宗南做好進攻延安的準備，胡宗南受命後立即調兵遭將，部署進攻延安，按照蔣介石的指示，調兵遣將，嚴密封鎖陝甘寧邊區。同時，由於對駐防榆林地區的鄧寶珊所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二軍及駐防三邊的新十一旅很不放心，胡宗南一面通知鄧寶珊將新十一旅調至包頭改編為正規師，一面通知該旅副旅長吳芬及二團團長史鈁城等復興社分子，對新十一旅進行分化瓦解。代旅長曹又參得知調防改編的消息後，親自到榆林請示鄧寶珊。當時，新十一旅唯有一團黨的力量較強，營有支部，連有小組，黨的負責人有牛化東、李樹林、胡立亭、馮世光、高宜之、高崑山、謝友德等人。因此，敵人確定“一團若不接受改編，二團便於本月28日以長途野營之名進駐安邊，乘機以武力解決一團”。地下黨委研究決定，派馮世光、王子莊出定邊向三邊地委和警三旅旅長賀晉年彙報。經三邊地委請示中央軍委同意，決定於10月25日發動新十一旅提前起義。三邊地委還派葛申隨同馮世光和王子莊回安邊參加起義的領導工作，另派警三旅參謀長張文舟率八、九兩團和七團的一個營，按時向安邊進發，以支援起義。10月24日晚，葛申、牛化東、馮世光、王子莊等人，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制定了起義方案，成立了起義指揮部，由牛化東任總指揮。10月25日拂曉，起義開始。起義人員首先扣押了十一旅副旅長吳芬、參謀長石佩玖等人，復興社分子張鼎臣因拒捕被擊斃。隨即，牛化東派部隊迅速佔據了全城制高點和要害部門。當日下午，駐定邊的八路軍警三旅張文舟參謀長和吳岱峯副旅長率部入城，支援起義。八路軍部隊的到來，受到全體軍民的熱烈歡迎，軍民們歡欣鼓舞，士氣大振。在起義之前，地下黨組織為了讓榆林的代旅長曹又參返回部隊參加起義，牛化東急電鄧寶珊：“二團要以武力解決一團，現正在對峙中。”鄧寶珊急派曹又參回部。第三天，新老部隊在安邊城裏召開了會師大會。11月5日，曹又參旅長和牛化東、王子莊、李樹林等新十一旅官兵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起義通電。這次起義，對隨後高樹勳的起義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毛主席在接見曹又參時説：“你們是火車頭！”充分肯定了新十一旅為反對蔣介石打內戰而起義的意義和功績。黨中央為了加強起義部隊的工作，將其編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仍用十一旅的番號，正式任命曹又參為旅長，派郭炳坤任旅政委，牛化東任副旅長兼三邊軍分區副司令員，王子莊任參謀長，蘇效蒙任政治部主任，團、營、連中也配備了政工幹部。這支部隊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浴血奮戰，為解放全中國，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18-20]  新十一旅的安邊起義，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隊中發生較早的一次反蔣愛國起義。它發生在中國面臨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抉擇時刻，這次起義不僅拔除了國民黨長期盤踞在陝甘寧邊區的軍事據點，解放了三邊地區周圍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使新十一旅這支舊軍隊自身獲得新生，也沉重打擊了蔣、胡集團的囂張氣焰，壯大了三邊地區的革命力量，極大地鼓舞了邊區人民和全國人民的反蔣愛國鬥志，為其後整個解放戰爭時期100餘次、170多萬國民黨軍隊的起義投誠開了先河，樹立了榜樣。 ^[31] 

（圖冊參考資料： ^[30]  ）

1947年，國民黨集中23萬大軍，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寧夏馬鴻部為了配合胡宗南的進攻，派主力於3月24日侵佔鹽池縣城，於4月3日向三邊專署和分區司令部所在地定邊撲來。當時，三邊地方部隊只有警三旅八團和新十一旅的兩個團，形勢非常嚴峻。在此之前，三邊地委在定邊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分析三邊地區的形勢，研究行動方略。會議由地委書記高峯主持，地委委員、專員吳志淵，保安處處長趙文獻等出席了會議。三邊軍分區、新十一旅的領導曹又參、郭寶珊、牛化東、王子莊等列席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高峯書記首先對形勢作了分析。他提出要堅守三邊，堅守定邊城。事實證明這個決定對當時的形勢判斷是錯誤的。牛化東一直在三邊地區從事軍事工作，對當前的軍事形勢是很瞭解的，對會議的這個決定也有不同看法。他比別人還多一層顧慮，三邊清鄉團頭子張廷芝的參謀長丁浩生，在馬鴻逵侵犯三邊時，給他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故意寄往延安，後來轉到彭老總手裏，信中使用反間計，因此這一段時間組織上正暗地裏考察他，雖然沒人明説，但他已有感覺，所以他也不好再發表自己的意見。4月3日晨，馬鴻逵部盧忠良率五個團的兵力到達定邊城郊，形成包圍態勢。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三時，經六個小時的艱苦抗擊，堅守定邊城外要點的我軍主力警三旅八團和新十一旅一團彈藥不濟，無法補充，開始後撤，局面混亂。定邊城裏的部隊形勢非常嚴峻。八團和一團雖然後撤，但由於黨政軍機關和二團還在城裏，也不敢走遠。當時，牛化東和高峯在定邊城內負責指揮，後來三邊分區副司令員郭寶珊也退到城裏。牛化東曾向郭建議，把機動部隊拉出城外，進可攻，退可守，比較主動，免得將來在城郊被敵人纏住，不能脱身。由於對敵情估計不足，郭決定讓部隊稍事休息，然後再走。戰場瞬息萬變，結果遲了一步，機動部隊和定邊城裏的機關人員，同時被敵人包圍。就在敵人進攻當天，牛化東在城牆頭上觀察敵情，對敵人的意圖看得很清楚。他擔心前沿的八團有被敵人包圍的危險，就向高峯建議應該叫八團撤到遠一點的南山一帶，離開城郊附近，以免被敵人同時圍困。高峯同意了他的意見，就派營長高宜之出城送信。高出城以後，由於遲了一步，八團已被敵人包圍，無法轉移，損失慘重，向南撤走。八團戰鬥失利以後，城裏正在研究如何放進一股敵人，予以殲滅，以便打擊敵人鋭氣，適當補充些彈藥，加強防守的問題，突然接到西北野戰兵團彭總的電報，命令“迅速撤出，否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這才下決心撤出定邊縣城，於黃昏時突圍。當晚突圍時，牛化東自告奮勇，以副旅長、副司令員的身份帶特務營在前面開路，機關人員在中間，二團團長李樹林負責斷後。經過拼死衝殺，部隊終於衝出了敵人的重重包圍。在這次戰鬥中，三邊部隊主力遭受重大損失，對三邊地區的局勢也造成了嚴重後果。由於戰鬥失利，加之延安被敵侵佔，人們沒有思想準備，三邊地區的幹部羣眾一時思想混亂，有的人悲觀失望，甚至少數意志薄弱者變節投敵。牛化東做了大量工作穩定形勢。事後，三邊地委副書記朱敏和牛化東談了話，並讓他看了彭總證明他清白的批示，因此徹底卸下了心裏的包袱。不久後，三邊軍分區主力部隊開赴隴東作戰，兼任軍分區副司令員的牛化東，只帶了一個警衞排和一些游擊隊在三邊地區留守。在此期間，牛化東遵照彭德懷副總司令“尋機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的指示，率領部隊和游擊隊打了多次漂亮仗。5月，清鄉團頭子張廷芝得知主力部隊轉移隴東後傾巢出動，企圖乘虛襲擊駐吳旗的三邊地委、專署和軍分區後方機關。大家分析敵情後，決定把各縣游擊隊集中起來，由牛化東和惠世恭指揮。一日，部隊抓住了兩個敵人，他分析，這兩個人肯定是清鄉團頭目張廷芝派來的探子，心生一計，就決定將計就計，把他們放了，放兩個探子的時候，牛化東故意釋放一些假消息，哄得兩個探子滿心歡喜。與此同時，他又叫人騎上他的大紅馬，在山頭上轉悠，故意讓敵人看見，讓敵人推測，牛化東和他的馬回來了，主力部隊肯定也回來了。張廷芝聽了兩個探子的彙報，大吃一驚，認為中了埋伏，隨後連夜撤走了。游擊隊聞訊追擊，敵人狼狽逃竄。張廷芝逃回安邊，才發覺上了牛化東的當，大為惱火。不久又糾集一千多人，直撲游擊隊而來。一天，牛化東發現房東家一個人從早上出去後，到晚上還沒有回來，估計是給敵人報信去了，就對惠世恭説：“咱們該轉移了，這裏不能再住了。”同時，他又想利用轉移之機打擊敵人。部隊轉移的時候，敵人發現游擊隊人數不多，便窮追不捨。牛化東和惠世恭商量後，決定在山溝裏打敵人一個埋伏。惠世恭帶警衞排的十多個人，隱蔽在東南面的山樑上，擔任正面阻擊，牛化東則率領游擊隊一百多人埋伏在村東的溝沿上，另以一個班作誘餌，邊打邊撤，誘敵深入。這次戰鬥，共斃、傷、俘敵五十餘人，繳獲轉盤機槍一挺，步槍彈藥一大部分。面對五倍之敵，又是缺乏實戰經驗的游擊隊，能取得這樣的勝利，對大家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21-22] 

1948年，牛化東到延安參加了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的政工會議，學習毛主席的古田會議決議，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八路軍的大型政工會議。 ^[22] 

1949年，牛化東率部與馬家軍交戰。一次，在定邊張家峁戰鬥中，敵人認出了牛化東的戰馬，分三路向他合圍，狂叫：“活捉牛化東，吃牛肉，啃牛頭，喝牛湯！”但牛化東幽默地説：“我是革命的‘老黃牛’，這牛肉、牛頭、牛湯只能奉獻給人民，狗強盜想佔我老牛的便宜——沒門！”他集中兵力專打敵人的中路，身先士卒，決定由自己帶人留在最後，成功掩護大家突破了敵人的合圍。9月23日，寧夏解放。牛化東被任命為寧夏軍區黨委常委、軍區參謀長。 ^[23-24] 

1949年12月，由於國民黨一小撮反動軍官、潛伏特務、慣匪，有的表面向我軍假投降，內心卻對人民政權恨之入骨。據當時偵察，寧夏南部山區共有大小土匪20餘股，計500餘人。他們為非作歹，魚肉百姓，甚至偷襲寧夏軍區所屬部隊達26次之多，我方傷亡170餘人，寧夏軍區及時成立了剿匪指揮部，由獨一師師長黃羅斌和牛化東擔任寧夏剿匪指揮部正、副總指揮。 ^[25] 

1950年，寧夏剿匪指揮部副總指揮牛化東率部奔赴前線。他們率一團騎兵連夜奔襲南部山區，進行清剿。在此期間， 牛化東多次深人匪患區，在當地羣眾中進行調查研究，向廣大回漢羣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精心組織部隊作戰。 ^[25] 

1951年4月底，在牛化東和其他幾位首長的正確領導下，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奮戰，終於擊斃匪首馬紹武，活捉張海祿，生擒李成富。隨後又消滅了賀蘭山地區的慣匪郭栓子（郭永勝）。先後共消滅大小匪特二十四股三千二百餘人，其中大小匪首三百人，繳獲輕機槍五十挺、長短槍兩千五百餘支，以及大量的彈藥和其他物資，取得了剿匪鬥爭的全面勝利，從而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維護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威信，促進當地的安定團結，推動黨的民族政策的落實作出了重大貢獻。 ^[25] 

1954年，甘、寧合併，寧夏軍區隨之撤銷，牛化東被任命為銀川軍分區司令員。 ^[25] 

1955年，牛化東被中央軍委授予大校軍銜，榮獲二級解放勳章。 ^[3] 

1958年5月，牛化東被任命為寧夏軍區副司令員，兼任自治區體委主任、黨組書記。 ^[25] 

1959年，牛化東率寧夏代表團參加第一屆全運會。 ^[26-27] 

1960年，牛化東帶工作組下寧南山區蹲點，認真調研，為民請命。 ^[27] 

1961年8月8日，牛化東在銀川體育館觀看西北區籃球聯賽，即興做詩一首《水調歌頭·賀西北區乙級聯賽》發表在《寧夏日報》上。 ^[27] 

1962年，牛化東赴京參加全國民兵工作會議。 ^[27] 

1964年，牛化東協助朱聲達組織領導寧夏軍區部隊、民兵大比武。同年4月，牛化東晉升少將軍銜。11月，牛化東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27] 

1965年，牛化東出席全軍取消軍銜工作會議，會議結束後受到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9月11日至28日，牛化東率寧夏代表團赴京參加第二屆全運會。 ^[27] 

1966年2月，經中央軍委批准，牛化東離職休養。 ^[27] 

1968年6月，牛化東參加軍民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27] 

1976年7月16日，牛化東參加了永寧仁存渡口舉行的橫渡黃河活動。同年9月，牛化東作為解放軍代表赴京瞻仰毛主席遺容。 ^[27] 

1978年，牛化東再次當選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27] 

1980年，牛化東帶領工作組赴南部山區調研，瞭解社情民意，向黨委寫出了有分量的調查報告。 ^[27] 

1982年，中央軍委下達命令，牛化東享受副兵團級待遇。 ^[27] 

1983年，牛化東辭去寧夏自治區政協黨組織副書記、常務副主席職務。 ^[27] 

1984年，牛化東作為解放軍代表團成員，赴京參加國慶三十五週年慶典活動。 ^[27] 

1985年，牛化東被評選為全軍優秀離休幹部，《解放軍報》刊登了其先進事蹟和照片。 ^[27] 

1988年7月26日，牛化東參加慶祝“八一”建軍節六十一週年晚會。8月13日，牛化東出席授勳儀式，被中央軍委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9月21日，牛化東出席慶祝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三十週年招待會。 ^[28] 

1991年，牛化東應邀參加抗美援朝時期參加革命的湖南籍戰士聯誼會。 ^[28] 

1995年10月下旬，牛化東因病住院。11月2日晚10時30分，牛化東在銀川逝世，享年89歲。寧夏黨政軍領導和銀川市各界羣眾1000餘人舉行了隆重的送別儀式。牛化東骨灰盒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28] 

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少將軍銜，榮獲二級解放勳章。 ^[3]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32] 

牛化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秀指揮員，我黨我軍隱蔽戰線的卓越工作者。他是我黨我軍最早打入敵人內部策動起義的優秀將領之一，長期戰鬥在隱藏戰線，為大西北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解放後，他又為寧夏的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建設和和平安寧付出了全部心血，受到人們的愛戴和敬仰。離休後的牛化東説：“雖然我休息了，但還是一個共產黨員，思想不能退坡。”他老驥伏櫪，堅持按照共產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他在體弱多病，右眼失明，左眼視力只有零點二的情況下，仍然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秉筆疾書，先後撰寫了兩篇革命史料和個人回憶錄，被寧夏軍區評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先進個人，被總政評為“優秀離休幹部”，受到蘭州軍區通報表揚。 ^[1]  他深入農村、山區作調查研究，以“老驥伏櫪”的旺盛精力，積極為寧夏的社會主義建設獻計獻策，贏得了黨內外、軍內外幹部羣眾的讚譽。他作風廉潔，生活艱苦樸素，從不向組織上伸手，搞特殊化，受到同志們的敬仰。牛化東晚年的生活非常樸素，人稱“布衣將軍”。他經常替換穿着的是兩身深灰和藏藍色的中山裝，家裏人要給他縫製新衣服，他總是説：“破的地方縫縫不是很好嘛，舊衣服穿在身上舒服。”他多次給老伴交代他的後事一定要從簡，不要鋪張，不要給組織添麻煩，還特意説：“我平常穿啥，到時候你還給我穿啥，不要換新的。”在戰爭年月裏，他多次負過傷，腰裏有兩塊彈片一直沒有取出來，一遇天陰下雨就隱隱作疼。組織上曾根據有關規定打算給他上報辦理殘廢軍人證，定期領撫卹金，但他堅決不同意：“我不缺胳膊不少腿，能跑能跳，能吃能睡，殘疾在哪裏？以後誰再説我殘疾就是罵我。”他有病住院，醫院沒有高幹病房，要把其他病人搬出去，給他騰房子，他説啥也不同意。出院的時候，醫生給他一盒急救藥，一再叮嚀他要隨身攜帶以防不測，可他卻送給了一位患心臟病的老部下。他對自己的子女非常慈愛，但並不因此而放鬆對他們的要求。七十年代中期，兩個女兒先後從高中畢業，都趕上了下鄉插隊。他沒有為孩子們走後門安排工作，而是讓她們和大多數平民百姓的子女一樣，去農村經受鍛鍊。有時候他也到孩子們落户的村子去看看，認為看孩子是私事，有專車也不坐，步行去，步行回。一次他從青島回來，按規定可以坐軟卧，但他偏要坐硬卧。路過西安他去看上大學的女兒，他不住省軍區老戰友為他安排的高幹房卻住進了一天兩元錢的普通招待所，吃的也是女兒從食堂打來的普通飯菜。他的“失蹤”，急壞了老戰友，大家分頭去找，差點驚動公安局，後來找到他時，見他正和同屋的幾個老鄉聊天呢。同屋的人得知他是位將軍，一個個都瞠目結舌，隨之肅然起敬。雖然年事已高，但他雄心猶存，壯志不老，他的心態永遠是年輕的。離休以後，他的生活安排得很豐富。他以頑強的意志，克服晚年白內障，堅持練習書法。他曾以深情的筆墨，揮毫書寫了“滿腔熱情地為人民辦事”的條幅，勉勵自己。1966年，當組織讓他離職休養時，蘭州軍區曾多次徵求他的意見，讓他選擇一個條件好的地方安度晚年，均被他婉言謝絕。他有好多老上級、老戰友、老部下都在北京工作，許多人都曾勸説他去北京休養，他也沒有同意。從1926年參加革命起，他就一直來往奔波、戰鬥生活在這片熱土上，他離不開寧夏川，離不開大西北。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為崇高的共產主義事業英勇奮鬥的一生。他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戰士。 ^[29] 

《傳奇將軍牛化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