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漫筆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説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⑵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⑶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兑現。雖然停止兑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説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煙捲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説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裏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⑷，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着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説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⑸，則人們便要心悦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鑑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⑹，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⑺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彷彿説：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⑻的時候，黃巢^⑼的時候，五代^⑽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⑾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羣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説，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説法在這裏——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⑿；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闢路的，所以説：“為聖天子驅除云爾。”^⒀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着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麼？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

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釣輔^⒁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着出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着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⒂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颳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着對於外人有着‘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説着Democracy^⒃呀，什麼什麼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徵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⒄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佈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着，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⒅（《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復古家”儘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⒆（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佔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讚歎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伕含笑^⒇，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伕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説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1] 

⑴漫筆：不拘形式隨手寫出的文章。

⑵袁世凱（1859—1916）：河南項城人，自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在天津小站練兵起，即成為實際上北洋軍閥的首領。由於他擁有反動武裝，並且勾結帝國主義，又由於當時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他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後竊奪了國家的政權，於1912年3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組織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利益的第一個北洋政府；後又於1913年10月僱用“公民團”包圍議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更於1916年1月恢復君主專制政體，自稱皇帝。蔡鍔等在雲南起義反對帝制，得到各省響應，袁世凱被迫於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6月6日死於北京。

⑶蔡松坡（1882—1916）：名鍔，字松坡，湖南邵陽人，辛亥革命時任雲南都督，1913年被袁世凱調到北京，加以監視。1915年他潛離北京，同年十二月回到雲南組織護國軍，討伐袁世凱。

⑷中交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都是當時的國家銀行）發行的鈔票。

⑸“有如元朝定律”句：關於元朝的打死別人奴隸賠一頭牛的定律，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二章中引有元太宗窩闊台的話説：“成吉思汗法令，殺一回教徒者罰黃金四十巴里失，而殺一漢人者其償價僅與一驢相等。”（據馮承鈞譯文）當時漢人的地位和奴隸相等。

⑹《鑑略》：清代王仕雲著，是舊時學塾用的初級歷史讀物，上起盤古，下迄明弘光。全為四言韻語。《歷代紀元編》，清代李兆洛著；分三卷，上卷紀元總載，中卷紀元甲子表，下卷紀元編韻。是中國歷史的干支年表。

⑺“三千餘年古國古”：語出清代黃遵憲《出軍歌》：“四千餘歲古國古，是我完全土。”

⑻五胡十六國：公元304年至439年間，中國匈奴、羯、鮮卑、氏、羌等五個少數民族先後在北方和西蜀立國，計有前趙、後趙、前燕、後燕、南燕、後涼、南涼、北涼、前秦、後秦、西秦、夏、成漢，加上漢族建立的前涼、西涼、北燕，共十六國，史稱“五胡十六國”。

⑼黃巢（？—884）：曹州冤句（今山東菏澤）人，唐末農民起義領袖。875年（唐乾符二年）參加王仙芝的起義。王仙芝陣亡後，被推為領袖，破洛陽，入潼關，880年（廣明元年）據長安，稱大齊皇帝。後因內部分裂，為沙陀國李克用所敗，884年（中和四年）在泰山虎狼谷被圍自殺。黃巢和張獻忠一樣，舊史書中都有關於他們殺人的誇大記載。

⑽五代：即907年至960年間的梁、唐、晉、漢、週五個朝代。

⑾“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語見《尚書·湯誓》。時日，指夏桀。

⑿“一治一亂”：語見《孟子·滕文公》：“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⒀“為聖天子驅除云爾”：語出《漢書·王莽傳贊》：“聖王之驅除云爾。”唐代顏師古注：“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⒁鶴見釣輔（1885—1972）：日本評論家。作者曾選譯過他的隨筆集《思想·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一文即見於該書。

⒂Proletariat：英語：無產階級。

⒃Democracy：英語：民主。

⒄孫美瑤：當時佔領山東抱犢固的土匪頭領。1923年5月5日他在津浦鐵路臨城站劫車，擄去中外旅客二百多人，是當時哄動一時的事件。

⒅王、公、大夫、士、阜、輿、隸、僚、僕、台：奴隸社會等級的名稱。前四種是統治者的等級，後六種是被奴役者的等級。

⒆每斤八文的孩子：1925年5月2日《現代評論》第1卷第21期載有仲瑚的《一個四川人的通信》，敍説當時軍閥統治下四川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其中説：“男小孩只賣八枚銅子一斤，女小孩連這個價錢也賣不了。”

⒇羅素（B．Russell，1872—1970）：英國哲學家。1920年曾來中國講學，並在各地遊覽。關於“轎伕含笑”事，見他所著《中國問題》一書：“我記得一個大夏天，我們幾個人坐轎過山，道路崎嶇難行，轎伕非常的辛苦；我們到了山頂，停十分鐘，讓他們休息一會。立刻他們就並排的坐下來了，抽出他們的煙袋來，談着笑着，好像一點憂慮都沒有似的。” ^[2-3] 

《燈下漫筆》是《春末閒談》的姊妹篇，出自雜文集《墳》。這篇文章創作於1925年春末，最初分兩次發表於1925年5月1日、22日《莽原》週刊第2期和第5期。

當時，中國社會新舊鬥爭十分尖鋭，一方面，中國幾千年的舊文化、舊制度、舊傳統層層因襲，到這時，已經是黑暗、反動、腐朽無比，它像一個巨大的毒瘤，長久地寄生在國民身上，禁錮着國民的身心，使國民畏懼而且麻木；另一方面，少數先驅者已經從黑暗中醒來，他們已開始大聲疾呼，喚醒“鐵屋子”裏沉睡的人們，並開始荷戟奮戰，要“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正是這少數覺醒的先驅者之一。他從舊的營壘中走來，對中國的歷史有過深刻的研究，對中國社會“吃人”的本質，看得十分清楚；他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更是一眼看穿。那時魯迅在北京，一方面支持《語絲》，一方面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書。北京（北平）在當時是封建反動勢力最濃厚，而革命力量則最薄弱的地方，魯迅是單槍匹馬地在和這些封建勢力作戰。這些封建思想在當時主要表現為所謂國粹主義，主張復古，崇揚東方固有文明，反對革命。而魯迅則竭力抨擊這種反動思想，稱之為“人肉的筵席”。《燈下漫筆》就是在那個時期中作者抉發封建思想毒害的一篇文章。 ^{[3]  [4]  [5]} 

《燈下漫筆》主旨是批判中國歷史，並反思、批判國民性。披情入理，情理交融是它在説理方面的一大特色。文章的中心論點在第十段：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兩句話是文章之眼，之骨。“片言居要”，擎起全文，文章的全部論述都圍繞它展開。它把中國歷史分為兩個階段：亂世和治世。亂世之中，國人想做奴隸而不得；治世之中，只是暫時做穩了奴隸。歷史在這一治一亂中交替進行，不變的是國人的悲慘命運。以唯物史觀觀照作者的論斷，似乎有偏差，不合理，甚至大謬不然，但唯其如此，它才越發顯得深刻而獨到，有振聾發聵之效。這一論斷，又浸入了作者的一腔憂憤之情，那就是對吃人歷史的憎恨，對國人命運的深切關注和同情。因此我們説它是理中含情，情與理得到了有機的統一。這一論斷是層層鋪墊形成的。其論證過程可稱之為“三級跳”，即由三個分論點支撐全文，逐步推進。第一，“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以後，還萬分喜歡”。這句話意在暴露中國人命運叵測，生死旦夕間的特點以及由此產生的奴性人格。寫法上，它由兑現風波引出，經過五、六段展開分析論述。

既曰漫筆，就説明文章結構自由靈活，先從具體的事件產生感想，引入本題，然後抓住論題，聯想廣泛，引用豐富，層層剝筍，由表及裏地揭示事物的本質。

開頭記敍袁世凱復闢期間鈔票貶值的舊事，是引發議論的契機。中國古代一貫以現銀為貨幣，無論是白銀黃金，還是銀元銅錢，都那麼沉重累贅，不便攜帶。民國初年由國家銀行發行鈔票，交換價值不變，攜帶與使用卻大為便利，從此，人們都愛用鈔票而少用銀元，但由於政治上風雲突變，又出現鈔票貶值，銀元和現銀吃香的風潮，使作者不得不以六折或七折的低價將中交票兑換成現銀。這本來是一大損失，但作者卻沾沾自喜，“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因為腰中又有了銀錢可以度日。

魯迅用敍議結合的筆法，生動描寫了這場風波，細緻表現了自己忽憂忽喜的心情，然後筆鋒一轉，引發出“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的精闢議論，猶如橫雲斷嶺，使文章迭起奇峯，別開生面。

在階級社會的幾千年的歷史中，奴隸和勞動者向來是會説話的工具，或者是專為戰爭與服勞役的動物，絲毫沒有實現過人的價值。“將人不當人”，本來是奴隸主、封建地主和資本家對待奴隸、農民和工人的行為準則，在兵荒馬亂的戰爭歲月，甚至還產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這就説明人的價值更低於牛馬，不如豬狗了。換言之，如果人的價值等於牛馬，就成了應該心悦誠服，謳歌恭頌的太平盛世了。

剖析歷史，魯迅得出“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的明確結論，又進而指出，更有的時候，等而下之，不如牛馬豬狗，輕若草芥，賤似沙蟲，專供屠戮蹂躪，姦污虐殺，想做馴服的奴隸都不可得。

他從自己的觀察研究出發，把中國歷史的各種時代分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從而高度概括、準確鮮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規律，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就是天下大亂，軍閥混戰，兼併鯨吞，弱肉強食的時代，往往出現殺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慘象。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就是儒家標榜的太平盛世，由於新的統治者制定了奴隸規則，重視生產，獎勵農桑，同時規定了服役和納糧的數目及辦法。老百姓雖然當牛做馬，畢竟還有口飯吃。

於是，便“萬姓臚歡”，天下太平，暫時做穩了奴隸。但尖鋭的階級矛盾潛伏在內部，隨着土地兼併的激烈和勞役賦税的苛重，奴隸規則又被破壞，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人民鋌而走險，於是，兵荒馬亂，流血爭鬥的亂世又出現了。“一治一亂”，反覆循環，歷史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發展的局面。那些領頭“作亂人物”，即農民起義的領袖，由於歷史和階級的侷限，並不能實現他們的替天行道，解民於倒懸，甚至建立平等天國的理想，而只會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也就是魯迅説的“給‘主子’清道闢路”，為日後的“聖天子”的統治驅除頑敵，掃清障礙。

缺乏反抗性的人們希望有主子拿他們做百姓，甚至當牛馬，只要能讓他們“自己尋草吃”，這就是企盼出現暫時做穩奴隸的時代。但在五胡亂華、天下分崩離析和農民大起義的時代，廣大勞動者確實是想做奴隸而不可能得到。因為採取流寇主義流動作戰的農民起義軍沒有建立自己鞏固的政權和根據地，而割據四方的諸侯藩鎮更是橫徵暴掠，“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這時，老百姓迫切盼望“真命天子”的出現，也就是希望另外的主子出來執行或新頒奴隸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因此，所謂的太平盛世便是本族或外族的新主子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讓奴隸或百姓能夠喘息蘇生，勉強維持生存的時代。

1925年的中國究竟處於哪一時代，魯迅並不點明。因為他希望結束以上兩種時代，創造前所未有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第三種時代。當時的中國各個階級，各種社會力量都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説明他們都不滿現狀，嚮往恢復古代的太平盛世，而一遇軍閥混戰，富翁入租界，婦女進教堂，託庇於洋人的保護之下，則分明甘做洋主子的順民和奴隸了。神往於古已有之的太平盛世，説明當時又處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許多人又在尋求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魯迅認為革命者也是不滿於現狀的，但無須反顧，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複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這就是他觀察中國的社會和歷史得出的結論。

此文從換銀元説起。為了方便，把銀元換成鈔票。鈔票貶值導致惶恐，千方百計再打折換銀元，被欺騙，被愚弄，卻心安，喜歡。這就使作者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更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從舊營壘中殺出，痛恨封建制廈，痛恨反動統治者，同情廣大人民羣眾，同時又毫不留情地批判國民劣根性。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換句話説，魯迅對封建制度、反動統治者的批判，是與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結合在一起的，他以這種思想觀察中國的現狀，思考中國的歷史和未來，具有居高臨下的優勢。現鈔換銀元的小事，與魯迅的思想結合，無意中想到“變成奴隸，萬分喜歡”，是為必然中的“突然”。假如，魯迅不曾深刻剖析國民性，包括對自己的嚴於解剖，是永遠不會“突然起了另一思想”的。文中“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一句話中的“我們”，是包括魯迅自己在內的。換銀元的事是先生親歷，覺得“安心，喜歡”也是先生自有，偉大如先生，尚且有此意識，可見“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對人們，對他自己，有多麼大的震動。先生自己覺醒，也以此覺醒他人。

魯迅有了“另一思想”，並不就此止步，深厚的史學修養、崇高的責任感又使他將敏鋭的目光投向“奴隸心理”的來源。首先是歷史上官匪一類的殘暴，接着是百姓們無可奈何的境遇。存在決定意識。處於封建時代的人民，即使有多次英雄的反抗鬥爭仍然擺脱不了時代的侷限，只能是“想做奴隸而不得或者暫時做穩了奴隸”。先儒所説的“一治一亂”也只是表面的概括。百姓們是受害者，魯迅對他們是懷有極大的同情的。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爭”字即説明魯迅看到了人民的反抗，但擺脱不了歷史的侷限。“沒有爭到過”，也就是説百姓做了奴隸都喜歡，是可“爭”的事。然而當歷史走到二十世紀了，國內還崇奉國粹，熱心復古，這就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發展，脱離於世界的潮流。魯迅寫作此文時，社會現狀非常黑暗，“百姓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入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而不得”。作為知識分子考慮現實，還要尋找國家民族的出路。有的人嚮往古之治世，這是在拒絕接受新的民主思想，自身首先就有奴隸心態，以此指導國人，豈不誤國誤民了。所以魯迅大聲疾呼，“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的第三樣時代”，即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

此文表現了魯迅一貫的思想，找出中國積貪積弱的病根，剖析國民劣根性，同時也反映了他對歷史和未來的思考，高舉的是爭取人的價值的旗幟。魯迅不愧是理性的思考者，偉大的啓蒙戰士複雜的感情此文一文，表現的感情是複雜的，也是真擊的。文章開頭，先生反省自己，折價換銀元，“非常高興”“更非常高興”，這種心態，就是奴隸心態。魯迅自我的解剖，冷靜自嘲，真實可信如果寫的是其他的事，或其他人的事，給人的震動不會如此巨大。反動統治者的殘暴和愚民政策造成了國人的奴隸心態。歷史上，官殺匪殺，草菅人命，百姓無所適從，只得求其次，活命而已。“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魯迅對百姓無比的同情。反動統治者採用愚民政策，先儒所謂“一治一亂”，沒有人真正考慮百姓的“人”的價值，只是一心讓百姓相信君權是神授的，戰亂是必然的，明君的出現是百姓之福。總之，沒有百姓自己的事，安心認命罷了。魯迅文中，對反動統治者的殘暴、欺騙無比痛恨。而當時的知識分子，主張復古，或者是因為忽視了“人”的價值，對封建時代盲目美化，或者是抱殘守缺，盲目排斥，反對外來的新的思想。對這一切，魯迅不僅失望，而且憤怒中最後，發出熱切的呼喚：“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魯迅對未來，對青年一代，充滿了信心。 ^{[4]  [5]} 

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羣《“掀掉這人肉的筵席”》：魯迅是反對一切“瞞”和“騙”的；他還要我們正視：中國人更多的情況下，是處於“下於奴隸”的狀態的。他舉例説，在中國的歷史中，老百姓經常受到“官兵”與“強盜”的雙重殺掠，這時候，就很容易產生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制定出“奴隸規則”，以便遵循的心理；這與前文“當了奴隸還萬分喜歡”的心理是一脈相承的，而且還有發展；身為奴隸，卻希望建立穩定的“奴隸秩序”。——魯迅行文至此，發現了這樣的奴隸心理，他的心情不能不是沉重的，他的筆調也愈加嚴峻。……由此而推出的自然是這樣一個“直捷了當”的結論：“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它是對中國歷史的又一個意義重大的概括……充分顯示了魯迅思想與文章的批判鋒芒。……這就進入了對中國社會結構的考察。魯迅引用《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這段記載，指出中國社會有一個“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的等級結構，“一級一級的制馭着”。……這個等級結構是高度統一與封閉的，絕不給異端即不同意見者、批評者以任何存在空間。於是，就有了對中國現實的這樣的描述：“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魯迅由此而引出對中國“文明”本質的一個概括——“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這又是一個石破天驚的發現，構成了全文的一個高峯，可以説魯迅整個的論述都是奔向這一思想與情感的頂點。 ^[6] 

浙江大學教授高力克《“把人當人”：魯迅晚年的人道主義與奴性批判》：魯迅“立人”的啓蒙主義呼喚“人”的解放，並以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為思想武器，對皇權專制導致的國民精神中的奴隸性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燈下漫筆》中，魯迅沉痛地指出：中國歷史是一部奴隸的歷史。“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歷史只有兩個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 “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7]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薄景昕《“第三樣時代”與人的現代性》：魯迅《燈下漫筆》中所揭示的“第三樣時代”即為人的現代性全面發展的時代。所批判的兩個時代的循環——“暫時做穩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是高揚人的現代性價值的宣言，是個人追求人的現代性的哲學表述。 ^[8] 

魯迅（1881—1936），中國現代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樟壽、周樹人。字豫山、豫亭、豫才、秉臣。從1918年5月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時，始以“魯迅”為筆名。除魯迅外，還有鄧江、唐俟、鄧當世、曉角等筆名。其著作收入《魯迅全集》及《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説、雜文為主，代表作有：小説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等，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舊事重提》），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南腔北調集》《三閒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雜文》等。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