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閒談

北京正是春末，也許我過於性急之故罷，覺着夏意了，於是突然記起故鄉的細腰蜂。那時候大約是盛夏，青蠅密集在涼棚索子上，鐵黑色的細腰蜂就在桑樹間或牆角的蛛網左近往來飛行，有時銜一支小青蟲去了，有時拉一個蜘蛛。青蟲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終於乏力，被銜着騰空而去了，坐了飛機似的。

老前輩們開導我，那細腰蜂就是書上所説的果蠃，純雌無雄，必須捉螟蛉去做繼子的。她將小青蟲封在窠裏，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經過若干日，——我記不清了，大約七七四十九日罷，一那青蟲也就成了細腰蜂了，所以《詩經》裏説：“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蟲。蜘蛛呢？他們沒有提。我記得有幾個考據家曾經立過異説，以為她其實自能生卵；其捉青蟲，乃是填在窠裏，給孵化出來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見的前輩們都不採用此説，還道是拉去做女兒。我們為存留天地間的美談起見，倒不如這樣好。當長夏無事，遣暑林陰，瞥見二蟲一拉一拒的時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滿懷好意，而青蟲的宛轉抗拒，則活像一個不識好歹的毛鴉頭。

但究竟是夷人可惡，偏要講什麼科學。科學雖然給我們許多驚奇，但也攪壞了我們許多好夢。自從法國的昆蟲學大家發勃耳（Fabre）仔細觀察之後，給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證實了。而且，這細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兇手，還是一種很殘忍的兇手，又是一個學識技術都極高明的解剖學家。她知道青蟲的神經構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針，向那運動神經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蟲因為不死不活，所以不動，但也因為不活不死，所以不爛，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來的時候，這食料還和被捕當日一樣的新鮮。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於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嘆息，裝作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闢作福，唯闢作威，唯闢玉食”麼？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麼？不是“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麼？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蠃並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面了，世上誕生了一種所謂“特殊知識階級”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説醫學不發達是有益於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為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有所謂“特別國情”，還有所謂“特殊知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於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於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峯”下至“特殊知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聖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闆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並未軼出了前賢的範圍。

那麼，又要“禮失而求諸野”了。夷人，現在因為想去取法，姑且稱之為外國，他那裏，可有較好的法子麼？可惜，也沒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準集會，不許開口之類，和我們中華並沒有什麼很不同。然亦可見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無華夷之限也。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隊；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御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雲，——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其次要防説話。人能説話，已經是禍胎了，而況有時還要做文章。所以蒼頡造字，夜有鬼哭。鬼且反對，而況於官？猴子不會説話，猴界即向無風潮，——可是猴界中也沒有官，但這又作別論，——確應該虛心取法，反樸歸真，則口且不開，文章自滅：這方法也是對的。然而上文也不過就理論而言，至於實效，卻依然是難説。最顯著的例，是連那麼專制的俄國，而尼古拉二世“龍御上賓”之後，羅馬諾夫氏竟已“覆宗絕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點就在雖有二大良法，而還缺其一，便是：無法禁止人們的思想。

於是我們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這樣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服役。三者得一，闊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御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單想高高在上，暫時維持闊氣，也還得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實在不勝其委屈勞神之至……

假使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這時再不必用什麼制帽勳章來表明闊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頭之有無，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貴賤的區別。並且也不至於再鬧什麼革命，共和，會議等等的亂子了，單是電報，就要省下許多許多來。古人畢竟聰明，彷彿早想到過這樣的東西，《山海經》上就記載着一種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沒有了能想的頭，卻還活着，“以乳為目，以臍為口”，——這一點想得很周到，否則他怎麼看，怎麼吃呢，——實在是很值得奉為師法的。假使我們的國民都能這樣，闊人又何等安全快樂？但他又“執干鏚而舞”，則似乎還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專為闊人圖便利而設的理想底好國民又不同。陶潛先生又有詩道：“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連這位貌似曠達的老隱士也這麼説，可見無頭也會仍有猛志；闊人的天下一時；總怕難得太平的了。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識階級”的國民，也許有特在例外的希望；況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後，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麼難問題。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2] 

《春末閒談》的思想主旨乃在抨擊反動統治者推行的各種形態的愚民政策，並強調指出，人們的思想是無法禁止的，雖然愚民政策或許有一時之效，但作用畢竟有限。對於像魯迅這樣的啓蒙主義思想家來説，體現封建專制主義的愚民政策是最難以容忍的，他的自覺的人生使命之一便是與之作不妥協的鬥爭。《春末閒談》的寫作與發表，無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魯迅思想的戰鬥風貌。 ^[3] 

文章開篇談到了細腰蜂對小青蟲實施的殘忍的麻醉術，由此想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直就有細腰蜂式的理想，併為了這一理想提出了很多麻醉民眾的理論，但效果總是不理想。為此他假意對造物主表示了憤恨：“一恨其沒有永遠分清‘治者’與‘被治者’；二恨其不給治者生一枝細腰蜂那樣的毒針；三恨其不將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樞的腦袋而還能動作一服役。”他設想，如果只讓統治階級有腦袋，那就不會有革命、共和之類的運動，世間也就太平了——這實在是絕妙的諷刺。但隨後他想到了刑天，即使沒有腦袋，他也還能“舞千戚”，看來統治階級“長治久安”的夢想是難以實現的。在替統治階級做了種種設想之後，作者筆鋒一轉，認為中國的情形可能會例外：因為中國有“特殊的知識階級”，他們長期幫助統治階級麻醉民眾，創造了所謂的文明，所以“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後，精神的頭就會提前飛去，區區物質的頭的有無也算不得什麼難問題”。作者以此來安慰中國的統治者：在“特殊知識階級”創造的“文明”中，他們的理想在中國還是有實現的可能的。

整篇文章採用諷刺的語調，看似處處為統治階級着想，替他們謀劃，而實際上暴露了他們的殘忍與愚蠢。尤為重要的是，文章還無情地批判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無恥嘴臉。他們打着文明的旗幟，實際從事的是麻醉民眾的勾當。從古代的“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到近代的“特殊知識階級”，都是統治階級的幫忙和幫閒，所以魯迅説：“文學界的腐敗，和武界也並不兩樣，你如果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羣蛆蟲，在怎樣掛着好看的招牌，在幫助權力者暗殺青年的心，使中國完結得無聲無臭。” ^[4] 

1925年，魯迅先生45歲了，特殊的家庭環境和人生成長經歷造就了他敏感、多疑、剛毅、倔強悲觀的獨特的性格氣質。在寫作《春末閒談》前後，魯迅先生內心是苦悶的、孤獨的。這苦悶、孤獨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家庭生活的不如意，特別是與親兄弟周作人的失和讓魯迅先生內心痛苦。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到了1923年，餘音漸漸消沉，曾經為中國之勃興、國民之覺醒而振臂高呼的文化階層迅速星散，知識分子紛紛轉向，魯迅見證了這場幻滅的整個歷程，很多與之並肩作戰的文化階層的戰友與之分道揚鑣，這使他孤獨、痛苦。 ^[5] 

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碩士尤冬克《實用語文 文學欣賞教程》：《春末閒談》體現了魯迅一貫的散文風格。全篇用形象説理，把抽象的思想觀點變成了生動具體的雜文形象，如用自然昆蟲“細腰蜂”來比喻統治術，以刑天的傳説來表達人民的反抗精神。形象新鮮、貼切、生動、傳神，具有批判戰鬥精神。 ^[1]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魯迅著作解讀文庫·雜文卷 走進魯迅世界》：讀魯迅的雜文，我們很容易發現魯迅是講故事的好手。不是講普通的故事，是那種很有意味的故事，或者是給本來普通的故事注入深長意味的那種故事。 ^[6] 

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謝昭新《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選 （上冊）》：《春末閒談》構思精巧，思路無拘無束，結構活潑富於變化，用形象説理生動深刻，運用了引用、舉例、比喻、對比等多種論證方法。另外，語言當默風趣，在充滿機智的諧趣和辛辣的反諷中，獲得思想啓示和感情陶冶。 ^[7] 

魯迅（1881-1936），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辛亥革命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授課。1918 年5月，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後，參加《新青年》雜誌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一生的著作包括雜文、短篇小説、論文、散文，翻譯近1000萬字，其中雜文集有《熱風》《墳》《華蓋集》《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詩集《野草》，小説集《吶喊》《彷徨》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