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英詞典

一經問世，《漢英詞典》就受到了國內外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學術界的好評。但產生於1978年的詞典終究帶有十年動盪的遺痕，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迅猛發展，漢語詞彙快速更新，加之來自各方的反饋意見，原北京外國語學院又於1983年組織了一批專家學者對《漢英詞典》進行了全面修訂。這次修訂工作歷時10年之久，受到國家教委的高度重視，被定為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博士學科點科研項目。1995年8月，《漢英詞典》（修訂版）正式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

《漢英詞典》（修訂版）不僅收詞廣泛、例證豐富、漢語拼音規範、編排合理，而且詞典所有條目和例證均經中外英語和漢語專家逐條審定，確保內容準確可靠。該版本先後榮獲“第十屆中國圖書獎”“第二屆國家辭書一等獎”和“全國優秀暢銷書獎”。

進入新的世紀，中國社會迅猛發展，語言生活日新月異，漢語詞彙快速更新。為了反映漢語的最新變化，《漢英詞典》便有了再版的必要。2000年，在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組織下，以北京外國語大學專家學者為主體的編修團隊開始着手《漢英詞典》（修訂版）的修訂工作，前後凡十載。。修訂者儘量保持《漢英詞典》的原有格局和特色，譬如大部分取自經典、詩詞、近代白話小説的例證得到保留，並沿用了1978年版所制定、1995年修訂版所遵循的編纂思路：一是兼顧學術和實用；二是以語文為主，兼顧百科；三是以普通話為準，兼承書面傳統，酌採方言詞彙。在此基礎上，修訂者與時俱進，緊扣時代脈搏，積極反映語言生活實際，完成了卓有成效的修訂，並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

隨着第三版的面世，《漢英詞典》完成了新的升級， ^[1]  這部歷久彌新的工具書將為現代人的英語學習發揮更大的作用。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漢英詞典》（第三版序）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Dictionary (Preface to the 3rd Edition)

凡例

Guide to the Use of the Dictionary

部首檢字表

Component Index

詞典正文

Text of the Dictionary

附錄

Appendixes

★ 收詞全面：收錄條目 100 000 餘條；語文為主，百科為輔；雅俗並舉，兼顧學術和實用。

★新詞新義：增收新詞、新義 10 000 餘條，涵蓋語文、時事、經濟、科技、網絡等諸多領域。

★ 例證豐富：收錄例證 100 000 餘條，地道自然，同時保留了上一版的文學特色。

★ 標註詞類：為所有條目標註詞類，助力語言學習。

★ 反義聯想：收錄反義詞 2 000 餘條，成對掌握，一舉兩得。

★ 圖文並茂：為一些中國特有事物繪製插圖，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 編排合理：以便於查閲為宗旨，並採用雙色印刷。

《漢英詞典》（第三版序）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Dictionary (Preface to the 3rd Edition)

《漢英詞典》第三版的工作始於2000 年，前後凡十載。如今編校已近尾聲，終於可以擱下詞條和校樣來寫一篇編後感了。但我先要放下這本詞典，請讀者朋友跟我一起走得遠一點，到漢外詞典編纂史的源頭看一看。

世界之有漢外詞典，當從400 年前計起。16 世紀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等耶穌會士抵華，為方便新來教士學習漢語，遂着手編寫一部漢語–拉丁語詞典（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這部按音序排列的漢拉詞典完稿於1598 年，是迄今已知的第一本西洋漢外詞典，只可惜一直未能出版，其手稿據信仍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以後又有漢意、漢葡、漢西、漢法等各類詞典手稿或寫本，大都出自傳教士之手。17、18 兩個世紀，西士為學習漢語編纂的漢外詞典、字詞手冊、注音字表之類多如牛毛，而有幸刊印成書的只佔極少數。中國學者最熟悉的大概是《西儒耳目資》（1626 年刊刻於杭州）。初看起來，這也是一本供西士學漢語用的字表，但它使用的拉丁拼讀法卻是首度公之於世的漢字注音系統，堪稱現代漢語拼音方案的嚆矢。除了在注音方面有功於中國語言文字，早期漢外詞典還在中西物名的移譯、概念的詮釋、慣用法的描述，乃至對漢語結構特性的認識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

漢英詞典的編寫開始得晚，因為英美人來華晚。但因為有前人的漢外詞典可資參考，有更多的中國學人蔘與，漢英詞典的編纂出版似乎更為順利。第一本正式印行的漢英詞典，是英國人馬禮遜（RobertMorrison，1782-1834）主編的《五車韻府》（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9 年出版於澳門。這之後，到20 世紀中葉，在華英美學者陸續編出多部漢英詞典，舉其收詞眾、體例嚴、影響大者如：衞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主編的《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主編的《華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馬修士（R. H. Mathews，1841-1918）主編的《漢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1）。這三部漢英詞典都梓行於中西通商的最大口岸——上海。

漢英詞典的編纂出版史是與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同步的，進入20 世紀同樣如此。1978 年，文革甫畢，中國大陸便出現了國人自纂的首部漢英詞典，即本詞典的第一版，由商務印書館印行。改革開放三十年，北外的這本《漢英詞典》也恰好走過了三十年，這不是巧合，這是漢英詞典出版史與中國社會發展史的呼應。雖説問世於1978 年，《漢英詞典》的編纂工作在運動正盛的1971 年就已起步。那是何等艱辛的年代，編纂者卻憑仗學人的一份責任感和敬業精神，克服社會環境、資料條件等種種限制，及時完成了一項龐大的工程。在國人的漢英詞典編纂史上，這第一步極為重要，以後無論哪本漢英詞典，無論續編、新編、另編，或多或少都受惠於1978 年的第一本。當然，一個時代總會有自己的問題。1978 年版終究帶有十年動盪的遺痕，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迅猛推進，漢語詞彙快速更新，因此不久就有再版的必要，並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以下簡稱“外研社”）於1995 年推出了《漢英詞典》修訂版。同時，其他漢英詞典也陸續面世，如吳光華《漢英大辭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德範克《漢英詞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吳景榮、程鎮球《新時代漢英大詞典》（商務印書館，2000），以及惠宇《新世紀漢英大詞典》（外研社，2005）。這些作品當中，有的以詞類標註細膩而系統出眾，有的以科技詞目豐富取勝，有的因收詞多、例證詳而廣受稱許。如今的漢英詞典界，真正是諸家爭妍、各呈所長，也唯有如此，詞典業才能興旺，使學界和市場雙雙獲益。

詞典是給人用的，所以總要考慮方便實用。但詞典又要梳理一種語言的詞彙單位，歸納出一個明白的系統，因此須有一定的學理貫穿其中。就以詞類的詮釋來説，早在《五車韻府》中，編纂者便試圖界定一些詞的語法功能，比如把“個”字釋為“一個前置於各種名詞的小品詞，表示個體性”（A particle that precedes a variety of nouns, denoting individuality.）。後來的漢語詞典和漢英詞典把“個”標作量詞，只不過是以明確的詞類標記取代了描述性的語法説明，處理手法有所不同，實質的理解與《五車韻府》並無出入。再如“們”字，界定為“一個附於代詞和稱謂的小品詞，以構成複數”（A particle added to pronouns and appellatives of persons, to form the plural...），這與我們把“們”標記並解釋為表示複數的後綴，也完全一致。而馬禮遜能形成這種定義，則是因為當時西方人對漢語語法已有一定的研究。他本人在編寫詞典前就出版過一部漢語語法書——《通用漢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1815）。語法研究的成果，特別是對詞類的認識，很自然地會在詞典編纂中體現出來。國人自己的漢語語法研究，即現代意義的中國語法學，起點在馬建忠所著的《馬氏文通》（1898）。百年來，語法學家對詞類劃分的認識在漢語詞典的編纂中逐漸得到反映，《應用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0）、《現代漢語規範詞典》（語文出版社/ 外研社，2004）、《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商務印書館，2005）等先後較系統地提供了詞類標識。漢英詞典也不落後，吳光華《漢英大辭典》、德範克《漢英詞典》、惠宇《新世紀漢英大詞典》等也都先後標註了詞類。過去漢語界有一種説法，叫做“詞無定類”。漢語的詞究竟“有定類”，還是“無定類”？如果有類可循，其界限在哪裏，判別的標準又何在？關於這些問題，語法學界仍將有一爭，但在詞典界，看來人們寧可信其有。畢竟，漢語的詞類總不至於是一團糨糊，毫無統系和章法。詞典編纂家多傾向於實用，把語法家們的分歧擱置起來，求諸一個大致可行的詞類框架。

標註詞類的工作大家都在做，本詞典只是順從趨勢而已。但在已有基礎上，我們還想試着再進一步，把標註做到底，做到單個的字。在這方面，以往也有過一些嘗試，包括本詞典的上一版。從1995 年修訂版《前言》中的一句話，可以看出編纂者當年也思考了單字涉及的詞性問題：“對單字條目中的粘着語素（bound morpheme）作了有別於自由語素（free morpheme）的處理。”具體做法是：凡是本身沒有意義、只做構詞成分的單字，如“蝴蝶”的“蝴” 、“彷彿”的“佛” ，在釋義時用“see below”（見下）或“see”（另見）表示。本次修訂中，則不再迂迴説明，直接採用明確的標記：“蝴”、“佛”只是無義音節，並不是語素（= 詞素），故標作音；雖有意義而一般不獨用、只作構詞成分的單字，如 “榪”，則標作素。有些字不獨用，但在古時候卻成詞，例如“蝮蛇”的“蝮”（《説文解字》：“蝮，蟲也”；《玉篇》：“蝮，毒蛇也，蝮蜇手則斷。”），是一個單音節的詞。遇到這一類字，我們仍視為獨立的詞，如“蝮”字標作名，只是加註了語體標記〈古〉。由於漢語歷史久長，致使古今形成明顯差異，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也相當大，經常需要把詞類和語體結合起來考慮。在語體和修辭色彩的標註方面，本次修訂也做了一些改進，區分了文言、書面語和口語。另外，考慮到不同語體之間的差別未必是絕對的，很多場合下只是程度問題，我們在有些詞目的語體標記前加標了“多”、“常”等，例如把“然而”標作〈多書〉。表示語氣轉折的連詞有好幾個，“然而”是其中較正式的一個；口語裏也不是聽不到，但如果一個人平常説話總是“然而、然而”的，就顯得書卷氣。平常我們説“可是”或“但是”。至於“然則”，口語裏基本上聽不到，標作〈書〉就不會有疑義。

名、動、形、副等詞類標註是針對漢語的詞目設立的，而漢英兩種語言的詞類劃分和佈局畢竟不同，所以有時候，英文釋義所用語詞的詞類與漢語詞目的標記並不一致。一般説來，我們會盡量讓原語和譯語的詞類一致起來，一則可以顯出英漢兩種語言的共性，二則語感上會舒服一些，三則還可以多提供一種表達。例如，“維和”譯作“peace keeping”當然可以（例證有“~ 部隊 peace keeping force”等），但既然這是一個動詞，就不妨把譯義改作“keep (the) peace”（例見外研社《牛津英語搭配詞典》，2006）。在標註詞類時，我們參考了《現代漢語詞典》（2005），必要時則會加以補充或另標。比如“退票”，《現代漢語詞典》標作動詞，本詞典第一版（1978）也只有動詞釋義，不過修訂版（1995）已經把這個詞處理為動、名兩用：① return a ticket; get a refund for a ticket ② a returned (or unused) ticket: 等～ look for a returned (or unused) ticket。本次修訂不必改動原有釋義，只須添加詞類標記。對於“退票”、“退款”等動詞和名詞用法都很常見的兼類詞，分別標註詞類更為合理。再來看一個例子，“簽名”這個詞在《現代漢語詞典》、《應用漢語詞典》上都只標作動詞，本詞典舊版也只有動詞釋義（sign one’s name; autograph），但在下面的例證中，“簽名”顯然是名詞：“為請願書集取到一萬份～ collected 10 000 signatures for the petition”，所以不妨分立名、動。用例很重要，英語詞典之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説得好：“詞語要到使用中去覓求”（“…words must be sought where they are used”）。漢語的詞性原本就活，説一個詞是名詞、動詞、形容詞或其他，往往都不錯，要想説明問題，最好是配備自然而合適的語例。

本詞典是一部 “中型語言工具書”（1995 年修訂版《前言》），此番新修也無意改變這一定位。這意味着，我們要控制篇幅，避免規模過大。以單字條目“塾”為例，由於“家塾”、“私塾”都另行單獨成條，就不再重複引舉這類詞作例證，而用參照標誌示以這些常見的搭配。一方面要儉省篇幅，另一方面也要確保釋義完整、例證充足。對於單字條目，配備例證時儘量求其本字用法。仍以“塾”為例，一般詞典上所舉的例詞不外乎“家～”、“私～”。然而，何妨採用“六歲入～enter a private school at six”作例證，把“家～”、“私～”列為參照條目。有的詞典希望讓人用着方便，不必花時間另頁翻查，於是在“塾”字底下完整地給出“家～、私～”等例證。這樣做自有好處，相關詞語立時可見，但也有弊端：假若所有的詞都既獨立成條，又充當例證，一本詞典中復見的內容勢必增加，部頭自然就大了。部頭一大，端在手上沉重許多，卻也是不便。另外，印張多了，消費者得多掏錢，是又一弊。“有利必有弊”，老古話説得一點兒不錯。不同的詞典有不同的思路和編法，從某個方面看可能很好，換個角度看卻是不足，恐怕難以面面俱到。所以，纂者不必互相貶抑，識家也不必攻其一點。正是因為你我編法各異，才讓讀者用户能有更多的選擇，繁榮了詞典業。

既然是語文詞典，生活中常見的普通詞彙就應多收，爭取不遺漏。當代中國的語言生活異常活躍，網絡語彙尤其豐富多產，創意無窮。對於俚俗的新詞新義，是收還是不收，酌收哪一些，人們的看法會有分歧。或認為，詞典收詞須求穩定，要等一個詞穩固下來，成為詞彙的一員了，才收列作詞目。這種意見當然不無道理，不過有時候，並不容易判斷一個新詞是否已經得到穩固，其穩態又能維持多久。筆者的看法是，只要是億萬百姓口中常説、筆下鍵下常見的新詞新義，哪怕可能只是漢語發展史上的匆匆過客，幾年後興許會退出使用，也都可以收取。詞典有諸多功能，其中之一便是實錄一個時代獨具的字詞及用法。詞典不但是為今世服務的，詞典也是為後人編纂的：要讓後世在回顧21 世紀之初的歷史時，能夠在我們的詞典中找到這個時代特有的詞語。

未來一二十年的漢英詞典界，會呈現怎樣一種態勢呢？可以預見，隨着中國與外部世界日益交融，華夏文化逐步走出國門，漢英詞典也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本詞典已收錄不少關於中國文化的詞目，接下來或許可以在已有基礎上提煉和擴充，編纂一部更具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典。我們所説的中國文化，不僅是基於典籍和考古的傳統文化，還包括五四以來的新文化，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文化；不是單一民族的漢文化，而是融聚多民族元素的華夏文化；也不是限於大陸一方的文化，而是涵蓋港澳台等地的大中華文化。另外，海外漢語學習者的羣體日見龐大，考慮到這方面的需求，還可以致力編纂專為對外漢語教學服務的漢英詞典。供外國人學習中國語文使用，這本是西士當年着手編寫漢英詞典的初衷，今天我們也不應忽視漢英詞典的這一用途。一部外向型的漢英詞典，可能需要偏重當代生活語彙，對用法差異作充分的辨析，提供更多的搭配和例證，突出説明外國人學漢語的難點等等。再有，漢英詞典可以進一步專門化、系列化，分別滿足科技、商務、政法、體育、旅遊休閒等各行各業讀者與用户的需要。在這些方面，已具相當規模的外研社雙語平行語料庫應能一展身手。

電子媒質的介入使得詞典編纂的工作平台大為改觀。前人只能用紙和筆，手工製作卡片、謄寫詞條，今人則在計算機上直接操作，紙筆已成輔助工具。更有外國出版社，開發出專供編修詞典使用的軟件，依靠自家的語料庫，撰條、潤色、增刪、定稿都在網上進行。這些不外是技術手段，我們可以學、應該學，學起來也不至太難。真正難的是，紙質詞典如何應對電子詞典、網絡詞典的挑戰。電子詞典與紙質詞典的區別還只在於質材和形制：把紙本做成電子版，查找起來快捷了，攜帶起來也輕便了，而實質內容、編纂方式都未改變。網絡詞典大抵有兩種：一種是把電子詞典設在網上，看起來雖然界面宏闊，實則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是紙本在視屏上的延伸，只不過俾便了關聯條目的互參，提供了更多的相關信息和豐富的站點鏈接；另一種則不同，採取在線自由參與、共同編創的方式（如WIKI），一改千百年來始終由一小批詞典家圈定條目、給出釋義的做法。後一種類型的網絡詞典才是一場真正意義的革命，把語詞從專家手中解放出來還給民眾。須知語詞本來就存活於億萬民眾的口中和筆頭，如今還詞典於民，是讓語詞迴歸自然，回到它們所由產出的源泉。在網上，詞典編纂的空間開放了，界面自由了，編者與讀者的界限模糊了，主體與客體的區別也不再重要。如果説有網絡詞典學這一行，從業者的任務已不是親自編纂詞典，而是如何協調和管理詞典。面對網絡詞典的這種創新，紙質詞典也應該思變。但怎樣變？眼下似乎還沒有答案，有待學界業界一同去探索，通過實踐逐步實現變革。

本詞典第三版編修過程中，北外同人出力最勤，外間學者也貢獻良多。立項之始，曾與1995 年版主編危東亞、副主編高厚堃兩位先生商談編修事宜，並請商務印書館編審徐世谷、外交學院教授潘紹中、北京大學教授王逢鑫、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張伯江、北外高級翻譯學院教授莊繹傳與會探討編纂要旨，對各位先生提出的建議我們多有聆取。北外英語學院陳德彰、金莉、申雨平等幾位教授，聯合國高級譯員施曉菁、外研社編審章思英女士分段參與審訂；外國語言研究所研究生熊兵、於苒、吳羣、張大川，及校外徐海、王巧紅、周紅紅諸同志分別承擔詞條修編，尹洪波博士協助審核詞類標註。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澳大利亞漢學家馬愛德博士等也相繼加入我們這支小小的團隊。及至後期，外研社學術與辭書分社的十餘位編輯投入甚大，除正常編校工作外，更有功於新詞新義的補收、附錄的編寫、詞條配圖的繪製等等。言難抒意，甘苦自知，謹借新版面世之機，向所有合作與支持者道一聲：謝謝！而詞典發行之日，也是編者心生惶恐之時，願聽各方指教，冀望日後再修。

此詞典（縮印本）2006年獲第七屆高校優秀暢銷書獎一等獎。

該詞典規模宏大，收詞齊全，共收條目14萬餘條。語文為主，兼顧百科，增收大量新詞新義。功能齊全，大膽創新，率先為所有條目標註詞類。釋義準確，譯文精當，標註詳盡突出漢語搭配，例證豐富，真實典型體現時代特色，強調應用功能。條目編排清晰醒目，便於讀者查閲。漢語拼音規範可靠，嚴格參照國家標準。附錄內容豐富實用，能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