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陷區文學

抗日戰爭時期，為日本侵略者佔領地區的文學。從1937年 7月29日北平失守，1938年10月21日廣州被佔，1941年上海完全淪陷時（1937年11月12日中國軍隊撤出上海,但英美、法等國控制下的上海租界地區尚未淪入日軍之手，上海成為“孤島”的文學情況見上海“孤島”文學），最有影響的文學雜誌《萬象》，團結了一大批在上海的進步作家，發表了大量揭露舊社會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愛國主義理想的作品，如師陀的《無望村的館主》，張愛玲的小説集《傳奇》等，蘇青的《結婚十年》等。在北平淪陷區，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閒適小品，他的《藥堂語錄》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現了一個民族變節者進退失據的矛盾心靈。

它一般説來是和漢奸文人反共賣國活動聯繫在一起的。淪陷區文學的主要活動中心一是在北平,一是在上海、南京。早在1939年下半年,上海《中華日報》的《文藝週刊》、《華風》等副刊配合汪精衞賣國求辱的“和平運動”,鼓吹“和平文學”,攻擊抗戰文藝是“浮囂淺薄”、“八股式的宣傳文字”，並聲稱要掃除這一“文藝園地的污穢”。“和平文學”成為淪陷區漢奸文學運動的先聲。稍後，沉寂了兩年之久的北平文壇，出現了綜合性文藝月刊《中國文藝》。在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扶植下，該雜誌讚頌和美化侵略者刺刀維持下的“安樂”生活，鼓吹在這種“新秩序”中去建設“新的文化”。這一雜誌的創刊，標誌着淪陷區漢奸文學運動的正式開端。周作人“破了兩年來不説話的戒”，積極地為漢奸文學雜誌撰稿，成為漢奸文學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參與下，華北先後成立了“華北文藝協會”（1941）、“華北作家協會”(1942)。“華北作家協會”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以文藝來配合“大東亞共榮圈”的進展，即迎合日本侵略者霸佔亞洲的野心。該協會一成立,就派遣作家到華北農村,然後在報刊上宣傳報道侵略者在這些地區的“治安強化功績”。它還發起和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大徵文”、“文藝獎”，以“發揚大東亞宣言”為條件，招徠漢奸文人，並加強與偽滿洲國和日本文學界的交流。相比之下，華東地區特別是上海的漢奸文學運動則缺少組織，且大多以相對隱晦的方式進行活動。在“彰事實、明是非、求真理”（《古今》月刊發刊辭）的幌子下，為汪偽政府的“反共和平建國”造輿論。當時，比較主要的敵偽報刊雜誌還有：北平的《華北新報》、《新進月刊》、《藝文雜誌》,上海的《新申報》、《風雨談》,南京的《民國日報》、《作家》，蘇州的《詩領土》等。在漢奸文人的把持下，淪陷區文學運動始終處於四分五裂狀態。雖然，華北、華東的漢奸文人也曾共同發起和組織了在南京召開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但統一華北和華東漢奸文人的組織──“全國文學協會”卻幾經籌劃，始終拼湊不成。漢奸文人隊伍內部矛盾重重。1944年，周作人因日本作家片岡鐵兵指責他為“反動老作家”而和片岡鐵兵及漢奸文人沈啓無發生的糾紛，只是這一矛盾表現的突出一例。

和文學運動不同，淪陷區的文學創作呈現比較複雜的情況，其中有官辦漢奸文學，但同時也有一些進步和愛國的作家在淪陷區堅持文藝創作活動。 ^[1-2] 

在小説創作方面，華北出現了一批青年作家，他們的作品主要收入“新進作家叢書”（共10種，北平新民印書館出版）和“華北文藝叢書”（共 8種，華北作家協會出版）。其中雖有思想傾向反動的作家作品，如梅娘(短篇小説集《魚》、《蟹》等)、袁犀（長篇《貝殼》等）對男女知識青年矛盾苦悶心理的刻畫，在藝術上有一定特色；蕭艾(短篇小説集《萍絮集》等)描繪的北平市民階層的生活及關承吉（短篇小説集《風僶船》等）筆下的鄉土文學，上海作家張愛玲《金鎖記》、《傾城之戀》及蘇青《結婚十年》等小説，以對個人方向的苦悶而名噪一時（譚正璧語）。抗戰前就馳名文壇的作家師陀、羅洪等在為數不多的小説創作中，仍保持着一貫的、嚴峻的現實主義創作特點。

相對活躍的是散文創作。比較有影響的散文刊物除前述的《藝文雜誌》（北平）、《古今》(上海)外，還有《天地》(上海)等。題材範圍較多涉及文獻掌故、讀書札記、回憶錄及遊記等。周作人廣徵博引、粉飾太平的讀書札記開了名士小品的先河，追隨、模仿者像文載道等一時興起。周佛海、陳公博等以個人回憶為自己塗脂抹粉;樊仲雲的讀史隨筆借歷史來為漢奸行徑辯護,都是明顯的漢奸文學之作。

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統治，進步文藝界人士在淪陷區的極其危險、艱難的條件下，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鬥爭。為此，許廣平被捕入獄，陸蠡光榮犧牲。惲逸羣、關露等還打入日本佔領者內部，從事地下工作。

上海《萬象》、《春秋》、《文藝春秋》等雜誌，冒着風險，登載或轉載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何其芳等在大後方的作家作品。如在抗戰勝利前夕《春秋》上巴金的散文《燈》和《長夜》，充滿着“燈光是不會滅的”、“漫漫的長夜逼近它的盡頭了”的堅定勝利信念。類似作品卻似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給淪陷區文學帶來了新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