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

作品寫一位70多歲的老上校盼望養老金而不得的複雜心情及因此而生的窘迫生活。這位上校年輕時（19歲）即參加“保衞共和國的戰爭”。戰爭結束後，新政府許諾要給他們養老金安度晚年，他妻子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兒子也在一次鬥雞中死去，老兩口孤苦伶仃，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政府能信守承諾，寄來養老金。但是，上校的這種等待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中成了絕望的等待。 ^[2] 

上校是作者着意刻畫的中心人物。上校參加過千日戰爭，作戰英勇，二十歲就當上了上校。他等待“軍功獎”，已經等了五十六年，從議會頒佈退伍法算起也已等了近二十年（包括準備材料、申請登記的時間）。為了維持生計，他幾乎變賣了家中所有的東西。飢餓和疾病使他瘦得皮包骨頭。他之所以還能撐着活下來，僅僅是因為他對來信還抱有希望，相信“用不了多久退伍補助金就會來的”。他還希望有選舉的消息，期望選舉能改變他的命運。因此，他對借來的報紙“從第一版看到最後一版，甚至連廣告也沒有放過”。可是，報紙上既沒有關於他們這些老軍人的消息，也沒有任何選舉的希望。上校終於發現，“自從實行新聞檢查以來，報紙除了談論歐洲外，別的什麼都不談了”，以致他幽默地説：“最好是歐洲人都到這裏來，我們到歐洲去。這樣，大家都可以知道本國發生的事情。”雖然上校沒有失去信心，可他已經開始抱怨有關官員：“我在想着那個操着決定退伍補助金大權的職員，五十年以後，我們將安安靜靜地呆在地底下，而那個可憐的傢伙每個禮拜五都得受苦，盼望着自己的退休金。”這不僅是上校對操着決定退伍補助金大權的官員的詛咒，是上校積壓心底多年的憤怒的宣泄，而且是對獨裁政府的直截控訴和強烈抗議。當妻子在他們一線希望都沒有了的情況下問上校“告訴我，我們吃什麼？”時，上校回答説：“屎！”至此，上校的控訴和抗議達到了最強烈的程度。 ^[3] 

上校具有鮮明的個性，他純潔、直率、善良、剛毅。為了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上校從容不迫地去迎接死亡。這篇小説之所以有很強的感染力，其原因正在於此。作者在刻畫上校這個人物時，外形着墨不多，“他是一個乾瘦的男人，那堅硬的骨頭似乎是用螺母和螺栓串聯起來的。從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來看，倒還不像是保存在福爾馬林溶液裏的。”這不多的幾筆，已畫龍點睛地勾勒出經受長期飢餓和病魔折磨、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老年上校的形象。作者對上校這個人物的刻畫主要是通過對場景和心理活動的細緻描述以及上校本人的語言、行動來實現的。小説第一部分比較詳細地描寫了上校的家境：簡單的傢什，斷炊，上校連一件用作喪服的白襯衫都沒有……上校卻在妻子患哮喘病、己也疾病纏身的情況下，“用手摸索着刮完了臉”，“穿着打扮就像結婚那天一樣”，“去辦一件大事”——送葬。上校去向死者母親表示慰問的一段場景描寫也很具特色。這些場景的描寫突出地表現了主人公上校的純潔、善良的品質。上校兩次去港口等郵船，然後尾隨郵差到郵局等信的細節描寫以及後來上校先後賣鍾、賣雞前前後後的心理活動的描述，都進一步表現了上校的性格特徵。小説中上校本人的語言在表現上校的個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例如，當上校的妻子告訴醫生上校“發燒了”時，上校説：“有朝一日我感到不行了，我誰也不去麻煩，會自己躺倒在垃圾箱裏的。”妻子大病後認出丈夫時，異常驚訝地説：“你瘦得皮包骨頭了。”上校幽默地説：“我正在精心保養，準備把自己賣掉，我已經被一家黑管廠訂購了。”上校聽到律師老生常談時，氣憤地説：“這不是乞求，不是對我們的恩賜。為了拯救共和國，我們把性命都豁出去了。”上校的直率、剛強、無畏的個性在這些話中充分顯示出來。上校家中人斷炊、雞斷食時，妻子説：“雞是畜生，也同樣可以等待。”意思是雞也可以捱餓。上校不僅以臉色迫使妻子不得不重新考慮這個打算，還説：“這並不取決於我，要是取決於我的話，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把這隻雞燉上……我擔心的是這些小夥子……”上校的心底由此可見。小説最後一部分，當妻子告訴上校，小夥子們“硬把雞帶走了”，“還説，雞不是我們的，而是全鎮的。”上校心平氣和地説：“他們做得對。”並決定：“雞不賣了。”至此，上校的氣質獲得進一步昇華。 ^[3] 

妻子有許多和上校相同的內在品質，為了不讓左鄰右舍知道他們已經有許多天揭不開鍋了，她煮了好幾次石頭。她也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為了鬥雞，為了鎮上的小夥子們，她寧願他們自己捱餓，拿出家中僅有的五角錢讓上校去買玉米餵雞。比起上校，她更耿直，也比較實際。她多次提醒上校：“幻想是不能吃的”，“尊嚴並不能當飯吃”。 ^[3] 

醫生熱情，真誠，政治目光敏鋭，愛憎分明。他十分同情上校的處境，經常免費給上校的妻子看病。他開導上校，不要對獨裁當局抱有幻想：“別天真了，上校！我們已經是大人了，用不着等待救世主。”醫生還給上校傳送秘密材料，透露內地武裝反抗的情況。醫生在給堂薩瓦斯看病時，衝着上校説：“也許應該把他槍斃才好，指望用糖尿病來消滅富豪太慢了。”醫生的話一語雙關：這裏既有醫學問題，同時也反映了醫生的政治態度。在上校走投無路、要把鬥雞賣給堂薩瓦斯時，醫生十分明確地對上校説：“唯一吃人肉的畜生是堂薩瓦斯……”並指出堂薩瓦斯當年和鎮長簽訂“愛國協議”，是因為他“能夠用一半的價錢，買到他的那些被鎮長驅逐出鎮的同志的財產。”加西亞·馬爾克斯在這裏借醫生之口，無情地揭露了堂薩瓦斯一類奸商的醜惡嘴臉，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他們剝削的本質，從而使作品的主題思想更為突出。 ^[3] 

對於堂薩瓦斯這個人物，加西亞·馬爾克斯則突出他最顯著的特徵。他的出場是經過作家精心設計的：上校去送葬，在向死者母親表示慰問之後，身心不支，昏昏沉沉離開停放死者的屋子。這時有人拉住上校的一隻胳膊，並對他説：“快點，親家！我一直在等着您呢！”作者交代：“此人名叫堂薩瓦斯，是上校已故的兒子的教父。在他們黨的所有領導人中，唯有他逃脱了政治迫害，至今還生活在鎮上。”堂薩瓦斯為何一直在等着上校？原來他對上校的那隻鬥雞感興趣。當堂薩瓦斯在小説中再次出現的時候，作者只用一句話勾勒了他的外貌：“這是個身材矮胖但肌肉鬆弛的人，眼睛裏流露出蛤蟆般的憂傷神色。”顯而易見，堂薩瓦斯一出場，作者對之褒貶已清清楚楚地流露於筆端。接着，堂薩瓦斯“勸告”上校：“趕快把這隻雞賣掉，不然就太晚了。”可是後來上校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要把鬥雞賣給他時，他又不予理睬，漠然置之。其實他是“欲擒故縱”，另有所圖。作者在刻畫堂薩瓦斯這個人物時，沒有濃墨重彩，而只是素描式的簡單勾勒，但是堂薩瓦斯趁人之危、惟利是圖、老奸巨滑、政治投機的本質已被淋漓盡致地暴露在讀者面前。堂薩瓦斯的形象和主人公上校的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主人公上校的形象越發感人。另一方面，堂薩瓦斯的形象具有象徵意義，它象徵醜惡的一面。加西亞·馬爾克斯在這裏所揭露的並不侷限於堂薩瓦斯個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那個社會陰暗的一面。 ^[3] 

加西亞·馬爾克斯任《觀察家報》記者時，由於他的有關水兵貝拉斯科的報道透露了走私醜聞，因而激怒了獨裁當局。他不得不離開哥倫比亞到了歐洲。不久，羅哈斯·皮尼利亞獨裁政府查封了《觀察家報》，加西亞·馬爾克斯失了業。他在巴黎有三年時間一直過着非常艱難的生活，有時撿空酒瓶、舊報紙賣錢度日，有時從有肉骨頭的人那裏借骨頭來熬湯，然後再還給別人。他每天去等信，期待國內有個好消息。正因為加西亞·馬爾克斯有這段生活經歷，所以他才能夠寫出《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中上校的困難處境，寫出上校焦急不安的神情，而且寫得那麼真切動人。加西亞·馬爾克斯在1968年會見記者時坦率地承認：“也正因為如此，我才寫出了《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他甚至還説：“我要是沒有這三年窮愁潦倒的生活，我可能當不了作家。” ^[3] 

《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中的上校來源於這樣一個形象：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巴蘭基利亞一家魚市場有好幾次總是看到一個人靠在欄杆旁，像是在等待的樣子。這個費解的人物使他聯想起另一個人物：一個沒完沒了地在等待着什麼的老人。然後又很自然地與他外祖父的形象聯繫起來。這個在等待的老人應該是一位上校，內戰的倖存者，他在等待着對他豁出性命拯救共和國的赫赫戰功表示酬謝。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外祖父堂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在兩次內戰中倖免於難，他一直站在自由黨人一邊，馳騁疆場，英勇作戰，榮獲上校軍銜。他一輩子都在等着領取“軍功獎”，直至離開人世。外祖父死後，外祖母繼續等着這筆酬金。外祖母晚年雙目失明，仍然對此抱有希望。她對兒孫們説：“等我百年之後，希望你們能夠領到這筆錢！”加西亞·馬爾克斯幼年一直跟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兩位老人對他的影響極大，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因此他的作品裏經常出現兩位老人的形象。 ^[3] 

馬爾克斯自認為最滿意的一部作品之一，最精煉，結構最簡單的一部作品。小説從深層次上來講，是對當時時局政治、軍事獨裁、封建愚昧的抨擊。它是一部超現實主義、表現主義的着重心理分析的意識流小説，把現實和幻想巧妙的結合在一起，兩者相交錯，是現實主義的精品。 ^[2] 

馬爾克斯認為專制制度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悲劇，他的悲劇觀似乎接近於魯迅的悲劇觀。這一悲劇為拉美作家提供了創作源泉。上校的悲劇命運令人難以忘記，這悲劇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追究下去還要包括到主人公生活的那一片特殊的大陸——拉丁美洲的民族特點和文化特徵。小説忠實地再現了拉丁美洲富有特色的文化和社會生活，這塊土地因古老的印第安土著文化和哥倫布發現這塊新大陸而導致兩種文化的並存與混合，在這方土地上，現代和遠古，科學和迷信，電子和神話，摩天大樓和史前狀態交織在一起。這是個神奇的、瘋狂的、不可思議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面前，一切虛誇和矯情的辭藻堆砌都顯得那麼蒼白，作家只需用語言最本質的內核部分去表現就可以收到令人震撼的效果。 ^[2] 

在小説中，拉丁美洲那漫長的雨季是令人厭惡的，他和上校的痛苦感受以及鄰人的出殯聯繫在一起，這一雨季的描寫小説開頭就有，它似乎是上校悲劇命運的一個預言。上校曾去找過律師，申訴自己的不公遭遇。然而律師這樣向上校解釋：“人類的忘恩負義是無止境的。”在上校所處的那樣一個專制制度肆虐的非理性時代，不僅統治階級背信棄義，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是窮極無聊。老百姓們每年在1月二十日進行鬥雞、下賭注，追求刺激。在禮拜的夜晚，人們聚在台球房玩轉盤賭，一片沸騰的景象。上校的悲劇命運是必然的，因為他的那種嚴肅、純潔、執着的精神世界與整個社會的黑暗以及人們無聊麻木的生存狀態格格不入！ ^[2] 

小説中的世界，除了上校、醫生這極少數的幾個人還保留着人類寶貴的理性外，其餘種種人以及周圍的環境所表現出來的反理性現象，粉碎了讀者的理性期待，上校那一相情願的理性主義信仰顯得可笑、可憐。上校所參與的那場戰爭，耗盡了他的生命中的精華。在人類生活舞台上，從古至今，到處都層出不窮這種反理性的活動，有以信仰的名義進行的野蠻愚昧的宗教戰爭，有血腥的種族清洗和黨同伐異……康德認為，人儘管作為萬物之靈，個體充滿了智慧，但就人類的全體在世界大舞台上的所作所為來看，一切歸根結底是由愚蠢、幼稚的虛榮，甚至還往往由幼稚的罪惡和毀滅欲所交織成的。上校不正是這場罪惡中的犧牲品嗎？ ^[2] 

小説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它所塑造的上校的悲劇命運的美學意義。首先表現在對於絕境中生命韌性的渲染與開掘。上校與他的妻子在貧病交加中苦苦地支撐着，這兩把老骨頭在嚴酷的生活重壓下已將生命的忍耐力發揮到了極致。 ^[2] 

儘管自己的生活與健康狀況如此不堪，上校還是保持了他的正直、倔強，對共和國一片赤誠和對法律懷有牢固的信念。上校在讀報紙時發出嘆息“沒有選舉的希望。”他對拖欠醫生診費感到不安，在分手時咬着牙問“我們欠您多少？大夫。”他相信法律，作出更換律師以求快點得到養老金的決定，並且親自寫申訴信……腰板挺的筆直，以利於呼吸……上校寫了滿滿一張紙……後來，他又寫了半頁，並且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2] 

無論是肉體上對於貧窮和疾病作的苦苦抗爭，還是精神上對於某種信念的苦苦支撐，馬爾克斯都沒有忘記加以渲染和表現，然而，上校並沒有迎來生命中的春天。他的青春和熱情早已伴隨戰爭歲月消逝了，陪伴他的只有令人厭惡的潮濕的雨季。他身上保留的人類理性的閃光在黑暗的絕境中顯得如此的可貴。小説中上校這一悲劇人物的美學意義還在於：小説末尾對於痛苦的自我救贖使得上校的靈魂得以站立起來，可以與讀者對話。 ^[2] 

叔本華對“痛苦”的定義是“把意志因橫亙於它與它當前目標之間的一個障礙而遭到的阻挫稱為痛苦。”那麼，上校等待養老金而不得是符合這一定義的。因為貧病，上校遭受的肉體苦痛不必多説了，在漫長的等待和窘迫的生活中，上校所受的精神苦痛也被多次提及，文中描寫上校的心理時用了“焦慮不安”，“羞愧”，“不快”，“心亂如麻”，“提心吊膽”等詞語。上校還產生了好幾次幻覺，一次是出殯時，一次是卧病在牀時。這幾次幻覺都有令人驚悚的效果。可以發現，上校的精神也被折磨得千瘡百孔。 ^[2] 

痛苦本身固然也有它的美，但馬爾克斯所做的並不僅僅是強調人生的悲劇感，在小説的末尾，馬爾克斯冷靜的敍述道，“妻子逼問上校‘告訴我，我們吃什麼？’上校經歷了七十五年——一生中一分鐘一分鐘度過的七十五年——才到達了這個時刻。他感到自己是個純潔、直率而又不可戰勝的人，回答説：‘屎’。”在那樣一個時刻，上校完成了某種儀式。以往全部的痛苦已成為上校感受範圍之外的另一世界。上校完成了他艱難的靈魂之旅。上校達成了這樣的理念：要解脱於苦海，就不是無濟於事地掙扎着解除加諸自己的一重重的，實際的痛苦，而是從根本上否定製造出一切紛爭和苦難的生命意志，這才是真正的一勞永逸的救贖。使得他可以超脱，對他而言，痛苦就是解脱於痛苦的途徑。小説到了這裏，上校的靈魂變得豐滿而有生氣，不再是徒有痛苦的容器。 ^[2] 

這篇小説對於苦難的敍述有着自己從容的節奏。作者始終保持必要的含蓄、剋制。但是惟其如此，才得以源源不斷地透出作者真誠的生命意識和對生命的大敬畏。正是由於馬爾克斯細緻入微的闡述，形成涓涓細流般的小説內在的時間節奏感，才調動、激發了人們全部的情感和經驗的介入與參與。 ^[2] 

這部小説的悲劇性無論從民族、社會的角度還是人的角度看都是顯而易見的。在馬爾克斯的創作生涯中，他最初的創作主題也是與死亡有關，可以想見馬爾克斯的哲學觀念裏早就有了生命的意識。通過這部小説，可以窺探到人類生活之一角，思想得以沉潛到悲劇人物的生命深處，看到了既偉大又渺小的人類生命的閃光，小説既不乏精細的微觀視角，又負荷着思想的深度，負載着社會的內涵，有着深邃的歷史穿透力，因而它具有一種強烈的美而撞擊着人們的心扉。 ^[2] 

小説結尾處上校再也沒有生路，到了吃“屎”的時候也即是死的時候。上校的悲劇是拉美人民現實生活的反映。可喜的是，從小説中已經看到，拉丁美洲人民正在覺醒，人們傳送、散發傳單，“內地”出現了武裝反抗，人們期待這個過程加快，期待拉美人民早日擺脱悲慘的命運。 ^[3] 

這篇小説沒有波瀾壯闊、氣勢恢弘的場面，也沒有跌宕起伏、扣人心絃的情節，沒有《百年孤獨》的離奇，也沒有《家長的沒落》的誇張，篇幅不長，人物不多，只是小鎮上的幾個人物，主要是主人公上校的日常生活中的瑣事。然而正是這真實的生活極其深刻地反映了哥倫比亞人民（乃至拉丁美洲人民）的悲慘命運，淋漓盡致地揭露了軍事獨裁的罪惡。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拉美人民政治上的覺醒。為了表現這一主題，加西亞·馬爾克斯滿懷激情精心塑造了上校這個人物，採用多種技巧，從不同的側面突出上校的形象。 ^[3] 

小説的開頭部分寫了，上校參加一次葬禮。上校鄭重其事，並儘可能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妻子看了説：“你好像要去辦一件大事。”上校説：“這次出殯就是一件大事，這是多年來我們看到的第一個自然死亡的人。”當送葬的隊伍行進在大街上時，突然有人喊叫。“怎麼啦？”堂薩瓦斯問。上校回答説：“沒什麼，他們説出殯的隊伍不能從警察局門前經過。”“啊！我忘記了，我總是忘記我們在戒嚴時期。”堂薩瓦斯説道。僅此三言兩語，作者的義憤之情已躍然紙上。這裏沒有內戰的激烈戰鬥場面，也沒有戒備森嚴的恐怖景象，沒有荷槍實彈的士兵，也沒有血淋淋的屠刀，然而寥寥數筆，內戰帶來的災難和軍事獨裁的專橫已充分揭露無遺。 ^[3] 

小説的主線是上校等待一筆退伍補助金。上校已經等了十五年，可是他仍然滿懷信心地等待着。作品一開始是一段精緻的細節描寫：“上校打開咖啡盒，發現果然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他從火爐上取下鍋子，把裏面的水往地上倒掉一半，又用一把小刀在盒裏颳了刮，直到把最後幾片混有鐵鏽的咖啡末刮下來，倒進鍋裏，方才住手。”這段細節非常逼真地向讀者描繪了上校窮愁潦倒的窘境。上校的一舉一動都深深地烙在讀者的印象裏，激起讀者的同情，從而開始關心上校的命運。 ^[3] 

小説不僅在結構佈局上緊緊圍繞中心主題：一開始交代主人公上校生活的困難處境，引起讀者關注；“送葬”的描述交代了上校生活的時代背景、政治環境；鬥雞的故事引出一系列矛盾，進一步展開情節，深化主題；等信的細節描寫直接服務於小説的主線，而且在人物的塑造，甚至遣詞造句方面也都為中心主題服務。 ^[3] 

在這篇小説中，加西亞·馬爾克斯把他的筆墨側重於主人公上校身上。但是作品中的其他人物，雖筆墨多寡不一，也大多具有獨立的個性，形象鮮明，栩栩如生。這好像加西亞·馬爾克斯拿着一架攝像機，時而攝下遠景，時而攝下近景，時而又是特寫鏡頭。不過主人公上校始終不離畫面。而上校的妻子，醫生，堂薩瓦斯以及其他人物，則是從不同的側面作為上校的陪襯出現在上校的生活畫面裏。這一幅幅畫面都給人以全真實的感覺。所謂“任何文學手段的成功無不以作家的激情為基礎”，這話不無道理。加西亞·馬爾克斯在這篇小説中的人物身上就揉進了自己的思想感情。換句話説，這些人物形象浸透着作家的愛憎。上校的形象中顯然流露出作家對其外祖父的懷念之情。同時也含有他本人在巴黎一段生活的感受。同樣，堂薩瓦斯的身上也有巴黎居雅斯大街“佛蘭德”旅館老闆拉克魯瓦夫婦的影子。語言準確明快是這篇小説的一小特色。以小説開頭第一節文字為例。乍看起來，這段文字似乎平淡，但仔細讀來，不難發現，這是經過作者悉心推敲的。其中“果然”、“又”、“刮”、“直到”“最後幾片”、“混有鐵鏽”、“末”、“方才住手”這些詞語用得非常精當。在表達上校生活處境時收到了非常逼真的藝術效果。作者在描繪人物的心理活動和思想感情時，運用了幽默、詼諧和誇張，或譏諷、或逗趣、或含蓄、或言簡意賅。這些技巧在展示人物性格，突出人物的典型特徵方面充分顯示了作者的藝術才能。對話在這篇小説裏佔有相當的分量，也是小説裏最精彩的部分。作者揮灑自如地運用大量口語、但語和俗話，使這些對話洗練、生動、個性分明，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素養和當時的心境。加西亞·馬爾克斯所以有如此駕御語言的能力，是因為他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即勤於練筆，不久又當了記者，接觸社會各層人，經常寫報道。這種鍛鍊對於他成長為一流作家大有裨益。讀這篇小説，讀者不難發現一種重複現象。不僅在情節結構上有重複之處，甚至在語言表達上也有重複。這些重複清晰地反映了作者的興趣和注意力的方向：突出上校艱難的處境，渲染氣氛，因而更能表現主題。 ^[3] 

作者以高度的藝術概括能力，從上校這個人物漫長的人生歷程中只截取了他晚年兩個多月的一段經歷，從刻畫人物形象着手，構思情節，設計畫面。在這有限的時間、空間內，作者展示在讀者面前的，也只是日常生活的普通畫面。可是這些畫面卻道出了生活的真諦。普通的畫面，反映了嚴肅的主題。 ^[3] 

雖然《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在出版的時候並不被出版商看好，出版商甚至連稿費都不願意給，認為為他出版已經足夠慷慨了，然而其出版之後卻收到了不少好評。 ^[4]  有文學評論家認為，以敍事為主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在藝術成就上並不亞於《百年孤獨》，上校這個人物是馬爾克斯刻畫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 ^[3] 

智利詩人和小説家羅貝託·波拉尼奧將其評價為“完美的作品”。 ^[5]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作為一個天才的、贏得廣泛讚譽的小説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將現實主義與幻想結合起來，創造了一部風雲變幻的哥倫比亞和整個南美大陸的神話般的歷史。 ^[6]  1927年3月6日生於哥倫比亞阿拉卡塔卡。1947年入波哥大大學攻讀法律，並開始文學創作。1948年因哥倫比亞內戰中途輟學。不久他進入報界，任《觀察家報》記者。1955年，他因連載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海難而被迫離開哥倫比亞，任《觀察家報》駐歐洲記者。1961年至1967年，他移居墨西哥，從事文學、新聞和電影工作。之後他主要居住在墨西哥和歐洲，繼續其文學創作。1975年，他為抗議智利政變舉行文學罷工，擱筆5年。198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並任法國西班牙語文化交流委員會主席。1982年，哥倫比亞地震，他回到祖國。1999年得淋巴癌，此後文學產量遽減，2006年1月宣佈封筆。 ^[6]  2014年4月17日，加西亞·馬爾克斯因病去世，享年87歲。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