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²，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³？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⁴，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⁵。”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⁶！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⁷？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⁸？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⁹，唯才是舉¹⁰，吾得而用之。 ^[1] 

文章第一段以開國中興的歷史經驗，總括寫出人才的重要，只要訪求，不難發現，而當前正特別需要訪求人才。第二段引孔子的論斷和齊桓公用管仲的史實，講自己求賢的標準——光廉潔有德而缺乏幹才是不行的。第三段提出自已求賢才的目標在下層，重點在才幹。文中連用史實和典故，使得求賢標準形象地表達出來，突出“唯才是舉”。這篇文章，寫得起伏交幻，感情如層巒疊嶂，行文似游龍戲水。語言簡明、洗練，要言不煩，頗具説服力。 ^[1] 

自古以來開國和中興的君主，哪個不是得到賢德的能人和他一起治理國家的呢？在他們得到人才的時候，往往不出里巷，難道是偶然的際遇嗎？是上邊的人尋求發現的呀。這是特別需要訪求賢才的時刻。

“孟公綽做大貴族的家臣是好的，但卻當不了滕、薛這樣小國的行政長官。”假如非得是廉潔的人，才可以任用，那麼齊桓公怎麼能稱霸於世呢！當今天下有沒有（像姜尚那樣）身穿粗衣懷有真才在渭水岸邊釣魚的呢？又有沒有（像陳平那樣）被指斥為盜嫂受金而沒有遇到魏無知推薦的呢？

諸位要幫助我發現那些埋沒在下層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舉薦出來，使我能得到而任用他們。 ^[1] 

東漢是士人氣勢高漲的時代。由於自西漢武帝以來獨尊儒術的影響，儒家在政府的政策性培植下得到極大的發展，在當時能通經的士人，不但在政治上、學術上享有優越的地位，在社會上也享有高度的評價。因此，士人也自視甚高，對自我的德行要求也甚高。西漢亡後，經過戰亂，光武終於中興漢室，光武帝為鼓勵在紛亂之時保持高風亮節、特立獨行的節義之士，特別予以表揚，此舉固無不當，但卻造成一種為享大名於天下而刻意隱逸、或以借“道德良好”來達到引人注目、立異名高的目的。於是，選舉、羣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變而被扭曲為“道德比賽”的工具。道德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種發自內心，印證於日常生活的修養，它固然可以評議、比較出一個人修養的高低，但卻不適合拿來比賽，因為畢竟道德修養的目的，在於端正人的行為與社會風氣，而不是與人一較高下來獵取官位或沽名釣譽。然而這種道德比賽卻確已成為當時的風氣。再加上東漢末年政治腐敗，宦官、外戚交互竊柄，更促使士人激憤，太學“清議”更應運而生。司馬光曾説過：“三代以來，風俗以東漢最美。”這話不錯，但僅止於個人的道德；亦即士人當時的關注、評議之焦點與判準，大多以私德為斷，而缺乏對實際治事能力的考慮。因此，風俗雖美，但士風虛矯，空談道德，但事功全無，缺乏實事求是之精神；於是乎天下分崩，蒼生飽受流離之苦。至曹操崛起之時，士人大都均與道德告別了，其態度呈現一種兩極化的發展：一是由清議轉為“清談”，超乎現實，在亂世中依然瀟灑悠哉遊哉，走向清虛空靈之路；另一就是由不齒做一個這種空言道德，百無一用的廢物，而反動為循名責實，只講求如何強力操作實際政治，而明白宣告道德破產。這兩條路線的發展，成為魏晉時期的歷史主流。 ^[2] 

赤璧之戰後，劉備佔有了荊州和附近諸郡；孫權力量也日益壯大；三國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曹操要實現統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的大。於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以迫切的心情，寫了這道求賢令，希望有更多的“賢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 ^[3] 

這雖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極強的文章，但由於曹操求賢心切，字裏行間，交織着深沉的感情，文辭懇切，語言淳樸率直。

文章開頭從大處着眼，縱談自古以來，“受命及中興之君"成功之道莫不都是得力於“賢人君子"的“共治”。但因“上之人"往往不善於識別賢才，以致“賢人君子”有時就在附近，也沒有發現。這就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要得賢，首先必須識賢。

文章第二段從泛泛而談轉入有針對性的議論，並提出“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為了闡明提出這個方針的思想依據，他先原文照引了孔夫子的一段話，用孟公綽宜做什麼什麼和不宜做什麼，來説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的道理。接着又列舉了三樁歷史事實來證明“唯才是舉”方針的正確性：齊桓公善於用人，成了春秋第一霸主，周文王賞識姜尚，完成了滅紂興周大事業，陳平得魏無知推薦，為劉邦幹出一番大事。在這個層次中，筆墨經濟而傳神。對於歷史人物、事件，因為是人所共知的事，所以並不作細微末節的闡述。而只是擇其大端，要言不煩的勾勒點染，並有機地融進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這簡要的文字中，隨着感情的起伏，句式也錯綜變化。對孟公綽優缺點的評論，雖只是孔子的推測，但反映的卻是用人政策的重大基本原則：揚長避短。所以引用了原文，顯得嚴肅莊重。齊桓公是曹操所欽佩的，所以用了感嘆句。而感嘆之中又略含不需回答的反問口氣，好像在自省，顯得堅定有力，是作者內心激情的迸發。垂釣渭濱的姜尚，未遇魏無知的陳平，則是作者所要索求的人物，所以用了虛擬句，顯得婉轉、謙虛，富於情味，是作者內心激情的含蓄流露。

文章第三段以“吾得而用之”結語，點出舉賢的目的，照應開頭，開國中興的雄心異志躍然紙上。“用世"的目的，對懷才不遇之士更具吸引力。

這篇令文，沒有官方那種庸俗的氣息。全文寫的灑脱清峻，不加雕彩，説事言理，明自如話，於細細評説、反詰疑問中隱含着作者對賢才的一片誠摯渴求之心。文章雖短，但事理完備。這篇令文雖不注重辭采藻飾，讀來卻饒有風味，因為這篇文章用詞形象貼切，比喻生動恰當。如運用姜尚、陳平事，沒有更多地鋪敍，而是以事出論，巧妙地將歷史事實與人才標準統一起來，借史證己，以己説史。這種寫法，既增強了令文的説服力，又使應用文字平添了一種文學意味；既容易使臣僚從歷史中來體悟現實，又使自己提出的求賢標準有堅實的歷史基礎，可謂小中有大，實中有虛。 ^{[3]  [4]} 

張溥：“帝王之家，文章瑰瑋，前有曹魏，後有蕭梁，然曹氏稱最矣！”（《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魏武帝集》）

楊鈞：“湘綺（王閻運）教人作文，必學範書（後漢書）及曹操文。曹文無長篇，篇數尤少，如何可學，餘甚疑之。後乃知其短篇，皆具長篇氣力，不駢不散，有子長（司馬遷）之遺則。蓋孟德詩文，皆有過人之處，其氣概之雄偉，乃得之天生。猶之阮嗣宗，詩文皆御風而行，不許他人擬議也。”（陳登原《國史舊聞》引）

郭預衡：“像這樣的政令文章，在戰國以後，經過兩漢幾百年間，都不曾有過，兩漢帝王也曾多次下過求賢的詔令，其中所説大都是先德而後才，沒有講‘唯才是舉’的。更沒有講‘不忠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便‘勿有所遺’的。曹操為什麼這樣説呢？一方面當時確實急需人才，迫不及待，用人不能求全責備；另一方面，東漢以來社會上所謂‘孝廉’、所謂‘‘仁孝’，早已是空；行其名，要用人才，必須打破傳統，‘唯才是舉’。不過曹操的‘唯才是舉’主要是指那些為我所用之才；如果不為我用，即使是人才也未必舉的。”（《中國散文史》） ^[5] 

曹操的《求賢令》代表了對東漢士風強烈的反動——道德無用，唯才是舉。這種棄德唯才的政治風格，以當時的時代背景看來，有一定的合理性。曹操這種棄德唯才的用人導向，並不合理，不免被批評為奸雄作風，可能是曹操為其自身出身卑微作的抗議，但在錯誤中仍有其悲涼、有其可取之處——畢竟從政是造福百姓的事業，沒有才能空談道德是不行的；然而亦畢竟偏激，完全不要道德，造成魏晉南北朝長期的篡亂、燒殺。光憑才幹，也不是能解決時代大問題，故德才兼備才是合理導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