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文學

正始時期，玄學開始盛行。玄學中包涵着一種窮究事理的精神，導致了對於社會現象的富有理性的清醒態度，破除了拘執、迷信的思想方法。同時，莊子所強調的精神自由，也為玄學家所重視。當時，有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派，即崇奉發自內心的真誠的道德，而反對人為的外在的行為準則；也有主張名教與自然相統一的一派，即要求個性自由不超越和破壞社會規範。但至少“自然”這個前提是人所公認的。

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現實卻極其嚴酷。從司馬懿用政變手段誅殺曹爽而實際控制政權開始，到其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續執政，十多年間，醖釀着一場朝代更替的鉅變。他們大量殺戮異己分子，造成極為恐怖的政治氣氛。“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許多著名文人死在這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中。另一方面，司馬氏集團為了掩飾自己的行為，併為奪取政權制造輿論，又竭力提倡儒家禮法，造成嚴重的道德虛位現象。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維，面對恐怖和虛偽的現實，知識階層的精神痛苦，也就顯得尤其尖鋭、深刻。

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建安文學的昂揚的基調是對於建立不朽功業的渴望和自信。但是，也存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對於個體生命能否實現其應有的價值的懷疑。阮瑀的詩已有這樣的內容，曹植後期的某些作品更為突出。正始文人面對遠為嚴酷的現實，很自然的發展了建安文學中表現“憂生之嗟”的一面，集中抒發了個人在外部力量強大壓迫下的悲哀。換言之，建安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高揚奮發、積極進取的精神，在正始文學中已經基本消失了。

由於周圍環境危機四伏，動輒得咎，也由於哲學思考的盛行，正始文人很少直接針對政治現狀發表意見，而是避開現實，以哲學的眼光，從廣延的時間和空間範圍來觀察事物，討論問題。也可以説，他們把從現實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廣為對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和歷史的思考。這就使正始文學呈現出濃厚的哲理色彩。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鋭的人生悲哀，構成了正始文學最基本的特點。

正始時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謂“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他們主要成就在哲學方面。後者又稱“竹林七賢”，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七人。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學成就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