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1）。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2）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3）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3）問於晏子（4）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5)，遵海而南，放於琅邪(6)。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7)，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8)，民乃作慝(9)。方命(10)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景公悦，大戒(11)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12)曰：‘為我作君臣相説之樂！’蓋《徴招》、《角招》(13)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14)？’畜君者，好君也。” ^[1] 

齊宣王在別墅裏接見孟子。宣王説：“賢人也有在這樣的別墅里居住遊玩的快樂嗎？”

孟子回答説：“有。人們要是得不到這種快樂，就會埋怨他們的國君。得不到這種快樂就埋怨國君是不對的；可是作為老百姓的領導人而不與民同樂也是不對的。國君以老百姓的快樂為快樂，老百姓也會以國君的快樂為快樂；國君以老百姓的憂愁為憂愁，老百姓也會以國君的憂愁為憂愁。把天下人的快樂當作快樂，把天下人的憂愁當作憂愁，這樣還不能夠使天下歸服，是沒有過的。

“從前齊景公問晏子説：‘我想到轉附、朝舞兩座山去觀光遊覽，然後沿着海岸向南行，一直到琅邪。我該怎樣做才能夠和古代聖賢君王的巡遊相比呢？’

“晏子回答説：‘問得好呀！天子到諸侯國家去叫做巡狩。巡狩就是巡視各諸侯所守疆土的意思。諸侯去朝見天子叫述職。述職就是報告在他職責內的工作的意思。沒有不和工作有關係的。春天裏巡視耕種情況，對糧食不夠吃的給予補助；秋天裏巡視收穫情況，對歉收的給予補助。夏朝的諺語説：“我王不出來遊歷，我怎麼能得到休息？我王不出來巡視，我怎麼能得到賞賜？一遊歷一巡視，足以作為諸侯的法度。”現在可不是這樣了，國君一出遊就興師動眾，索取糧食。飢餓的人得不到糧食補助，勞苦的人得不到休息。大家側目而視，怨聲載道，違法亂紀的事情也就做出來了。這種出遊違背天意，虐待百姓，大吃大喝如同流水一樣浪費。真是流連荒亡，連諸侯們都為此而憂慮。什麼叫流連荒亡呢？從上游向下遊的遊玩樂而忘返叫做流；從下游向上遊的遊玩樂而忘返叫做連；打獵不知厭倦叫做荒；嗜酒不加節制叫做亡。古代聖賢君王既無流連的享樂，也無荒亡的行為。至於大王您的行為，只有您自己選擇了。’

“齊景公聽了晏子的話非常高興，先在都城內作了充分的準備，然後駐紮在郊外，打開倉庫賑濟貧困的人。又召集樂官説：‘給我創作一些君臣同樂的樂曲！’這就是《徴招》、《角招》。其中的歌詞説：‘畜君有什麼不對呢？’‘畜君’，就是熱愛國君的意思。” ^[1] 

(1)雪宮：齊宣王玩樂的郊外別墅

(2)對：回答

(3)非：動詞，認為......非，即非難，埋怨。

(4)非：不對，錯誤。

(5)齊景公：春秋時代齊國國君，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在位。

(6)晏子：春秋時齊國賢相，名嬰，《晏子春秋》一書記載了他的事蹟和學説。

(7)轉附、朝舞：均為山名

(8)琅邪：山名，在今山東省諸城東南。

(9)豫：同“遊”。

(10)睊睊：因憤恨側目而視的樣子；

(11)胥：皆，都；讒：毀謗，説壞話。慝：惡。

(12)方命：違反命令。方，反，違反。

(13)大戒：充分的準備。

(14)大師：讀為“太師”，古代的樂官。

(15)《徴招》、《角招》：與角是古代五音（宮、商、角、徴、羽）中的兩個，招同“韶”，樂曲名。

(16)蓄(xù)：通“慉”，愛好，喜愛。尤：錯誤，過失。 ^[1] 

在《梁惠王上》篇裏孟子見梁惠王於沼上時已經談到過“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的問題。在本篇中，孟子也曾與齊宣王兩次討論過“與民同樂”的問題。一次是在談到欣賞音樂時，孟子告訴齊宣王，只要能夠做到與民同樂，無論是喜愛古典音樂還是流行音樂都是好事而不是壞事。（2.1）另一次是在談到皇家園林的大小時，孟子告訴齊宣王，如果與民同樂，向老百姓開放，皇家園林再大（如周文王的方圓七十里），老百姓也不會嫌它大。如果不與民同樂，不準老百姓進入，皇家園林再小（如齊宣王的方圓四十里），老百姓也會嫌它大。（2.2）所以，本章其實是孟子第三次與齊宣王討論“與民同樂”的問題了。

這一次討論的特點是不僅説到樂，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更為完整地顯示了孟子政治學説中的民本主義思想。

這也使我們想到，宋人范仲淹《岳陽樓記》中那傳誦千古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正是從孟子這裏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生髮出來的嗎？

不過，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與民同樂同憂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確注入了更為強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犧牲精神，而且，也更具有一種濃厚的悲劇意識。所以，它能更為激動人心地為人們所傳誦。

直到今天，當我們説到什麼人為人民大眾的利益而犧牲時，還會想到這兩句名言。

追根溯源，其實還是一種“以民為本”的思想在影響着我們的認識，激動着我們的感情。而這一點，又不能不回到作為孟子“仁政”理論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與民同樂”思想上來。 ^[1]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名軻，字號不詳。戰國時期魯國人，魯國慶父後裔。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書。孟子繼承併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有“亞聖”之稱，與孔子合稱為“孔孟”。孟子的文章説理暢達，氣勢充沛並長於論辯,邏輯嚴密,尖鋭機智,代表着傳統散文寫作最高峯。孟子在人性問題上提出性善論，即“人之初，性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