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福昌

楊福昌，1932年生於河北，18歲進入中國蛋品進出口公司（中國土畜產公司的前身）工作，1954年，作為調幹生考進北京外貿學院學習外貿英語，1955年被派往埃及開羅大學留學，1961年畢業。1990年任外交副部長，1994年任中國駐埃及大使；1999年至2002年任外交學院院長；是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中非友協會長，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領域資深外交家。

在北京外貿學院僅讀了一年就被選派出國留學。得知這一消息後，貿院的同學們都為他高興。楊福昌至今保存着他臨走時與同學們的合影，而那本放照片的小影集，正是五位女同學張南玉、王勤善、趙慧蘭、王克嫺、劉燕如聯名送給他的。這小小的本冊盛滿了美好友情的回憶。

讓楊福昌的命運發生重要轉折的是萬隆會議。當時，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主要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中國政府正努力謀求在亞非拉世界結交更多的朋友。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活躍着周恩來總理的身影。會場上是熱情的握手，會場下是與各國代表進行雙邊合作的磋商。其中之一就是與埃及領導人納賽爾達成的中埃文化交流協議；雙方同時決定在對方國家建立商務代表處。正是這個協議讓楊福昌成為了新中國第一批派往埃及學習的留學生中的一位。與他同時派出的還有六人：其中有他外貿學院的同學顧中和，以及西北大學的一名教授。

對首次派留學生赴埃及學習，周恩來總理給予了很大重視，他曾兩次接見他們。留學生們被安排與赴埃商務代表處同行。商務代表處是當時中國駐埃及的惟一常設機構，當時的中埃貿易主要是中國以鋼材換取埃及的棉花。

創辦於1908年的開羅大學，是埃及最著名的高等學府，設有18個學院和研究院。1956年初抵達埃及後，楊福昌在文學院進修阿拉伯語一年半，而後正式開始文學院阿拉伯語文系本科四年的學業。學習期間，楊福昌親歷了中埃建交。1956年的一個春日，埃及工商部長找到我駐埃商務代表通知：埃及決定與中國建交。正式建交的日子是1956年5月30日。埃及成為與中國建交的第一個阿拉伯、非洲國家。這一外交事件預示着阿拉伯國家及非洲國家與中國建交高峯的出現。

1956年7月，納賽爾總統宣佈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10月，英國、法國、以色列稱該運河是國際水道，不予承認。於是爆發了第二次中東戰爭。中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遊行，要求英、法、以聯軍停止對埃及的侵略，撤出軍隊。事有湊巧，那天楊福昌正在開羅街頭漫步，一本名為《最後一點鐘》的雜誌封面大照片赫然闖入他的視線，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在照片上看到，北京外貿學院的同學正走在遊行隊伍裏！他為自己能在異國他鄉見到離別一年多的同學們而興奮不己，儘管是在新聞圖片上。他一下買了好幾本雜誌寄給了遠在北京的同學。

按部就班的學習生活，更多的是艱苦與平淡。曾學過一年多英語的楊福昌感到，比起阿拉伯語，不論是語法，書寫，或是發音，英語都要容易學些。經過四年苦讀，楊福昌在開羅大學文學院畢業。

從開羅大學畢業後，楊福昌留在了中國駐埃及大使館工作，時為1961年，他29歲。從此他正式步入外交界，40多年裏，他一直與阿拉伯世界打交道，如果再加上讀書的5年，他與阿拉伯國家結下的情誼就更深了。他曾常駐的國家有埃及、摩洛哥、也門、科威特；他因此深諳這片以伊斯蘭教為信仰、充滿傳奇故事、卻又帶着連年戰爭硝煙的土地；人們稱他為“阿拉伯通”；他的經歷中充滿了阿拉伯氣息和中國與阿拉伯世界關係的故事。

在四個常駐的國家中，他與埃及的情緣最厚。因為他在這裏待的時間最長，而且是青年時代，又是第一次看到外部世界。那段時間，他目睹了埃及經歷的政治動盪。包括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及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中東戰爭；埃及與敍利亞合併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以及後來敍利亞發生政變又退出“阿聯”的歷史，阿聯這個國家只存在了三年多時間，卻在歷史課本上留下了她的印記。

1962年，楊福昌離埃及到摩洛哥常駐。這個扼大西洋入地中海門户的美麗國家，曾被古腓尼基商人稱為“休養之地”，其風光魅力可略見一斑。好萊塢名片《卡薩布蘭卡》的故事即以這裏為背景。這個離歐洲最近的非洲國家，早早地就成為了西方殖民的犧牲品，成為法國和西班牙的“保護國”。1958年11月，中摩建交。楊福昌到摩不久後的1963年底，適逢周總理訪問亞非十國。此次歷時近兩個月的出訪，是自亞非國家萬隆會議後周恩來三次重要的亞非國家之行中的一次，目的是與各國領導人就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促進中國同亞非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等問題交換意見，推進雙邊關係的發展。周總理訪問摩洛哥期間，楊福昌住在總理下榻的王宮任聯絡員。作為在國外初次接觸偉人和重大外交事件的青年外交官，他從中深刻體會了作為外交官應有的素質和職責。

1965年，33歲的楊福昌結束了第一階段共達十年的阿拉伯經歷，回到國內。這10年中，國內發生了很多大事：反右、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等等，他都沒趕上；但他趕上了“文革”。“文革”初期中國召回了所有駐外使節，只是留下了駐埃及大使黃華，往國外派常駐人員幾乎停止。楊福昌這時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白天搞運動，晚上譯稿子。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訪華的連帶效應，牽動了世界的神經，大批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中國重返聯合國，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第三世界的支持，也是中國多年來支持第三世界得到的回報。對這一點，身在阿拉伯第三世界國家工作多年的楊福昌，可謂體會最深。

中國外交日益活躍。1973年10月，已擔任外交部翻譯室副處長的楊福昌被派往第三個常駐國家——也門，任使館二秘。在卡拉奇轉飛機時，他忽然從別人手中的英文報紙上瞥到一個醒目的大標題：中東爆發戰爭！他知道，1967年，阿拉伯人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吃了大虧，被以色列佔去了許多土地，顯然這回是阿拉伯人為恢復自尊，收復失地而戰。在也門，楊福昌親歷了這次戰爭後的一個重大事件——“石油危機”。此事件給世界帶來了抹不掉的記憶，因為缺少石油動力，歐洲一些國家的街頭出現了以馬拉車代替汽車的罕見現象，整個地球的運轉似乎都變得緩慢了。他看到，阿拉伯人如何以石油為武器展開國際鬥爭，並從中加強了團結。

中國和也門是在1956年建立外交關係的，那時也門還是王室時期。中國一貫奉行的不干涉內政的外交政策在也門得到充分體現，所以也門1962年廢王室建共和後，兩國仍保持着良好關係。也門是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所以中也在發展政治關係的同時，經濟合作自然是雙邊關係中的一個重點問題。楊福昌在使館負責研究室工作，經濟方面的調研也是重點之一。

1961年，中國幫助修建的一條柏油公路成為中也友好的象徵。這條路從首都薩那通往沿海城市荷台達，全長240多公里。而在這之前，曾有外國公司考察後認為這裏山勢險峻，不具備修路的條件。而中國人卻修了。此路將首都與沿海連在一起，方便了交通，對也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中國還幫助也門建了一所技術學院，為也門培訓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楊福昌一到也門就感受到也門人的友好，其中包含着對中國的深深感激，認為中國人確實為他們辦實事，修公路，建學校，辦醫院，建紡織廠，等等，這些都是他們最急需的。

幫助也門搞經濟建設，中國援外人員付出了巨大代價——人的生命。修建第一條公路時，一位叫張其弦的工程師因公逝世後，埋葬其遺體的小山頭被稱作張工墓。今日在張工墓已埋葬了多位在也門逝世的中國人。楊福昌在也門工作期間，公路組的一位阿文翻譯不幸逝世，引起他很大悲痛。

楊福昌在也門的七年，國內經歷了批林批孔、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當他1980年回國時，改革開放時代已經到來，他也已48歲，步入中年。

楊福昌於1982年被任命為外交部西亞北非司副司長。兩年後，他又被派往阿拉伯地區工作。他的第四個常駐國家是國土雖很小卻有着超過許多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海灣國家科威特。時值1984年，他的職務是大使。由此，他在外交部成為阿拉伯語出身的第一位大使。

科威特是我國當時承包項目最多的國家，最主要的是住宅建設，包括港灣、中建、中土公司等中國大建築公司都有不少技術人員和工人在這裏工作。楊福昌在科時，持續八年的兩伊戰爭已開始四年，他趕上一半。當時科威特鮮明地支持伊拉克，反對伊朗，並向前者提供援助。海灣國家天氣炎熱，經常是攝氏四五十度高温。阿拉伯人喜歡大海和沙漠。有錢的科威特人喜歡買遊艇到海上玩，但再有錢的阿拉伯人，每年也要在沙漠裏搭帳篷住上一段時間。在科威特工作期間，楊福昌與科方就科威特基金會向中國提供貸款、搞項目等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廈門國際機場、天津汽車廠等項目。這是海灣國家向我國提供的第一批貸款。

1997年，楊福昌從科威特回國後任外交部西亞北非司司長；1998年任外交部部長助理；1990年任副部長。這六年時間他主要在國內。這一期間發生了“海灣戰爭”，楊福昌曾作為中國政府特使出訪土耳其、伊朗、敍利亞、南斯拉夫，向這些國家介紹我國對這一事件的立場，瞭解對方的看法。中國和以色列在1992年1月建交，楊福昌於1991年12月密訪以色列，為雙方建交打下了基礎。

1994年，楊福昌擔任了第二個大使——駐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大使。埃及多年來一直在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中處於最重要地位，因此多任大使都是副部長級，如陳家康、黃華、柴澤民等。楊福昌在任期間，中埃關係發展又進入新的階段，他曾接待和安排了江澤民主席和穆巴拉克總統的互訪，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也去了埃及。這期間，大使館每年有幾十次大的接待活動。

埃及有時與阿拉伯國家發生矛盾，但同中國沒有任何矛盾。楊福昌在埃及常駐的後期，雙方簽訂了一個合作協議，中國幫助埃及搞一個蘇伊士開發區，位置在蘇伊士運河南端的入口處。這之前，埃及總理來華訪問時對深圳特區和上海浦東開發區的經驗很感興趣，決定學習中國的做法。

埃及近年經濟發展有所加快，達5%增長速度；但目前埃及人口增長率是2%，經濟增長的速度必須比人口增長快2倍才能滿足需要。埃及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與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也在搞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在埃及期間，楊福昌曾多次演講、參加研討會，向埃及人介紹引進外資的經驗，包括如何克服官僚主義，創造良好的硬環境軟環境的重要，以及既自己賺錢還要讓對方賺錢的經營思路。目前蘇伊士開發區處於起步階段，中國參與此合作項目的是天津開發區，楊福昌一直在推動這項合作。但他總覺得進展不夠快，雙方的原因都有。

楊福昌，四十七年與阿拉伯世界打交道，二十六年呼吸着阿拉伯國家的空氣；他肩負着友好與合作的使命來到那裏，與那方水土，那裏的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那裏有他數不清的朋友，他們記得他——一箇中國外交官，一位友好使者！

楊福昌在外交學院擔任院長期間，他在主持日常院務工作的同時，還給學生上課，有時用阿語為阿拉伯青年外交官講課。在國外時間長，見多識廣，楊福昌看國內的發展與問題更多些客觀性，少些保守。談到幾十年外交官生涯，兩任大使的經歷，楊福昌認為，作為外交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質是對國家的忠誠，有了忠誠才能在各種國際場合，各種條件下維護國家利益，才能更好地動用各種才能，如外語才能，專業才能；什麼叫維護國家利益？鬥爭是維護國家利益，合作也是維護國家利益。談到外交官的風度，他説：當大使要有風度，但不僅僅是穿衣着裝和外交禮儀，更重要的是能遊刃有餘地處理國際交往中的問題。

我與阿拉伯世界的半世紀情緣

12月4日，北京東交民巷，一處安靜的公寓裏，記者見到了前外交部副部長，中非友協會長，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領域資深外交家。

77歲的楊福昌。屋外寒風凜冽，室內温暖如春。簡單的陳設，映襯出老人簡約的生活品位。雖然年事已高，回憶起久遠的往事，卻依然條理清晰，分毫不差。

外貿學院首個埃及留學生

“最早我家住在老城裏的關帝廟衚衕，衚衕很窄，騎自行車，兩手一平伸，都能摸着兩邊的牆……”説起早年在家鄉的生活，楊福昌臉上浮現出孩子般的快樂。他告訴記者，他18歲進入天津的蛋品進出口公司工作，1954年，作為調幹生考進了北京外貿學院學習外貿英語，1955年被派往埃及開羅大學留學，1961年畢業。1990年任外交副部長，1994年任中國駐埃及大使；1999年至2002年任外交學院院長。

在北京外貿學院僅讀了一年就被選派出國留學，是該學校第一個出國留學的學生。得知這一消息後，同學們都為他高興。楊福昌至今保存着他臨走時與同學們的合影，而那本放照片的小影集，盛滿了美好友情的回憶。

記者瞭解到，讓楊福昌的命運發生重要轉折的是萬隆會議。當時，與中國建交的國家主要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中國政府正努力謀求在亞非拉世界結交更多的朋友。1955年的萬隆亞非會議，活躍着周恩來總理的身影。會場上是熱情的握手，會場下是與各國代表進行雙邊合作的磋商。其中之一就是與埃及領導人納賽爾達成的中埃文化交流協議；雙方同時決定在對方國家建立商務代表處。正是這個協議讓楊福昌成為了新中國第一批派往埃及學習的留學生中的一位。與他同時派出的還有六人：其中有他外貿學院的同學顧中和，以及西北大學的一名教授。

對首次派留學生赴埃及學習，周恩來總理給予了很大重視，他曾兩次接見他們。按部就班的學習生活，更多的是艱苦與平淡。曾學過一年多英語的楊福昌感到，比起阿拉伯語，不論是語法，書寫，或是發音，英語都要容易學些，經過四年苦讀，楊福昌在開羅大學文學院畢業。

青年外交官

1961年，29歲的楊福昌從開羅大學畢業後，留在了中國駐埃及大使館工作，從此他正式步入外交界，40多年裏，他一直與阿拉伯世界打交道，與阿拉伯國家結下的情誼就更深了。他曾常駐的國家有埃及、摩洛哥、也門、科威特；他因此深諳這片以伊斯蘭教為信仰、充滿傳奇故事、卻又帶着連年戰爭硝煙的土地；人們稱他為“阿拉伯通”；他的經歷中充滿了阿拉伯氣息和中國與阿拉伯世界關係的故事。

在四個常駐的國家中，他與埃及的情緣最深厚。因為他在這裏待的時間最長，而且是青年時代，又是第一次看到外部世界。那段時間，他目睹了埃及經歷的政治動盪。包括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及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中東戰爭；埃及與敍利亞合併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以及後來敍利亞發生政變又退出“阿聯”的歷史，阿聯這個國家只存在了三年多時間，卻在歷史課本上留下了她的印記。

1962年，楊福昌離埃及到摩洛哥常駐。這個扼守大西洋入地中海門户的美麗國家，曾被古腓尼基商人稱為“休養之地”，其風光魅力可略見一斑。好萊塢名片《卡薩布蘭卡》的故事即以這裏為背景。這個離歐洲最近的非洲國家，作為一個青年外交官，他從中深刻體會了作為外交官應有的素質和職責。1965年，33歲的楊福昌結束了第一階段共達十年的阿拉伯經歷，回到國內。

重回阿拉伯世界

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外交日益活躍。1973年10月，已擔任外交部翻譯室副處長的楊福昌被派往第三個常駐國家——也門，任使館二秘。中國和也門是在1956年建立外交關係的，那時也門還是王室時期。中國一貫奉行的不干涉內政的外交政策在也門得到充分體現，所以也門1962年廢王室建共和後，兩國仍保持着良好關係。也門是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所以中也在發展政治關係的同時，經濟合作自然是雙邊關係中的一個重點問題。楊福昌在使館負責研究室工作，經濟方面的調研也是重點之一。

1961年，中國幫助修建的一條柏油公路成為中也友好的象徵。這條路從首都薩那通往沿海城市荷台達，全長240多公里。而在這之前，曾有外國公司考察後認為這裏山勢險峻，不具備修路的條件。而中國人卻修了。此路將首都與沿海連在一起，方便了交通，對也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中國還幫助也門建了一所技術學院，為也門培訓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楊福昌一到也門就感受到也門人的友好，其中包含着對中國的深深感激，認為中國人確實為他們辦實事，修公路，建學校，辦醫院，建紡織廠，等等，這些都是他們最急需的。

1984年，楊福昌又被派往阿拉伯地區的海灣國家科威特，擔任大使職務，他也成為在外交部阿拉伯語出身的第一位大使。在科威特工作期間，楊福昌與科方就科威特基金會向中國提供貸款、搞項目等做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廈門國際機場、天津汽車廠等項目。這是海灣國家向我國提供的第一批貸款。1994年，楊福昌擔任了第二個大使——駐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大使。埃及多年來一直在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中處於最重要地位，因此多任大使都是副部長級，如陳家康、黃華、柴澤民等。楊福昌在任期間，中埃關係發展又進入新的階段，他曾接待和安排了江澤民主席和穆巴拉克總統的互訪，時任副總理的朱鎔基也去了埃及。這期間，大使館每年有幾十次大的接待活動。

楊福昌在埃及常駐的後期，雙方簽訂了一個合作協議，中國幫助埃及搞一個蘇伊士開發區，位置在蘇伊士運河南端的入口處。這之前，埃及總理來華訪問時對深圳特區和上海浦東開發區的經驗很感興趣，決定學習中國的做法。在埃及期間，楊福昌曾多次演講、參加研討會，向埃及人介紹引進外資的經驗，包括如何克服官僚主義，創造良好的硬環境軟環境的重要，以及既自己賺錢還要讓對方賺錢的經營思路。

培養年輕外交人才

記者瞭解到，楊福昌在大使卸任後，曾在外交學院擔任院長。他經常給學生上課，有時用阿語為阿拉伯青年外交官講課。在國外時間長，見多識廣，楊福昌看國內的發展與問題更多些客觀性，少些保守。談到幾十年外交官生涯，兩任大使的經歷，楊福昌深有感觸地説：“作為外交工作者最重要的素質是對國家的忠誠，有了忠誠才能在各種國際場合，各種條件下維護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