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起龍

順治三年（1646）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請嚴禁白蓮、大成、混元、無為等邪教。又疏請重守令，課以十五事，曰：招流亡，墾荒萊，巡阡陌，勸樹藝，稽户口，均賦税，輕徭役，除盜賊，抑豪強，懲衙蠹，賑災患，濟孤寡，濬溝池，治橋樑，興學校。考其殿最，而大吏以時訪察。俱如所奏行。

順治四年（1647），劾山東巡撫丁文盛不能弭盜，並薦大理寺卿王永吉可代，部議以林起龍有私，降二級外用。又坐劾登州道楊雲鶴婪贓不實，奪官。順治帝親政，召來京。

順治十年（1653），復原官。時軍旅未靖，急轉餉，不遑言積貯，林起龍請敕計臣籌畫，先實京倉，次及近輔各直省，務使倉有儲谷，備水旱，應調發。又言：“滿洲兵昔在盛京，無餉而富；今在京師，有餉而貧。時地既迥異，法制宜更定。凡駐守徵行，所需馬匹、草束、軍裝、戎器，悉動官帑籌備，毋使拮据。”疏入，諭曰：“滿洲兵建功最多，資生無策，十年來未有言及此者。起龍實心為國，忠誠可嘉。”下部議，以五品京堂用，林起龍疏辭。

順治十一年（1654），轉刑科，加大理寺寺丞銜。疏言：“州縣吏媚事上官，耗費不貲，請禁革；並請遣廉能大臣巡行各直省，體察利弊。”既，疏劾總河楊方興及工部尚書劉昌，召劉方興、劉昌對質，所劾皆不實，部議當流放，上特宥之，降三級調用，左授光祿寺署正。

順治十二年（1655），遷大理寺寺丞。

順治十三年（1656），歷任右通政、大理寺卿、工部侍郎。

順治十五年（1658），改户部侍郎，總督倉場。

順治十六年（1659），加太子少保。考滿，蔭子入國子監。疏請更定綠旗兵制，略言：“有制之師，兵雖少，一以當十，餉愈省、兵愈強而國富；無制之師，兵雖多，萬不敵千，餉愈費、兵愈弱而國貧。今綠營兵幾六十萬，而地方有事，即請滿洲大兵，雖多仍不足用。推原其故，總緣將官赴任，召募家丁，隨營開糧，軍牢、伴當、吹手、轎伕，皆充兵數。甚有地方鋪户子侄，充兵免徭。其月餉則歸之本管，馬兵剋扣草料，驛遞缺馬，亦供營兵應付。是以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如弓箭、刀槍、盔甲、火器，俱鈍弊朽壞，帳房、窩鋪、雨衣、弓箭罩，則竟闕不具。春秋兩操，不復舉行。將不知分合奇正之勢，兵不知坐作進退之法。徒空國帑，竭民膏，雖眾何益？推其病有二：一則營兵原以戡亂，今乃責之捕盜；一則出餉養兵，原以備戰守之用，今則加以剋扣。兵丁所得，僅能存活，又不按月支發，貧乏何以自支？今誠抽練綠旗精兵二十萬，養以四十萬之餉，餉厚兵精，地方有警，戰守有人。不過十年，可使庫藏充溢。”下所司議行。

順治十七年（1660），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巡撫鳳陽。時議懲官吏犯贓，視輕重科罪，不許納贖，林起龍疏請如舊例收贖充餉，下廷議，請從之。上曰：“立法止貪，今因濟餉而貸法，如民生何？”絀林起龍議不行。

康熙帝繼位，授漕運總督，迭疏請免濱海移民田地賦額，濬淮城迤南運河，直達射陽湖，修築濟寧、臨清諸處堤閘，並請禁運丁毋病民，運弁毋病丁，條議以上，皆從其請。又疏請禁運丁多攜貨物，稽滯漕運，定分地稽察例。

康熙六年（1667），糧艘至濟寧，運丁有多攜貨物者。事覺，總河盧崇峻疏陳林起龍言江南漕儲道既裁，總漕不任稽察，御史張志尹糾林起龍不引罪。上以詰林起龍，林起龍謝失職，鐫三級休致。因疾卒於家。

嘉慶四年（1799），嘉慶帝親政，閲世祖實錄，得林起龍更定綠營兵制疏，諭諸行省督撫整飭營伍，並以所言抽練精兵，是否可仿行，飭妥議具奏。諸行省督撫憚改作，議格不行。 ^[1] 

《清史稿》：國初言事侃侃，以開心（趙開心）為最。義（楊義）、起龍（林起龍）皆用言事致顯擢。 ^[1] 

《清史稿·列傳三十一》

《清史列傳·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