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礪儒

清光緒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1889年7月18日），林礪儒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林礪儒四歲喪父，母患癲癇，靠祖母養大，而培養教育則全賴伯父林鴻和叔父林適。林適是個教師，頗有學問，且善書法，外出教學時總把礪儒攜於身邊，讓他自幼受詩書薰陶。礪儒長到入學年齡，伯父林鴻便聘了一位家庭教師來教他，並經常檢查他的學習情況，對他要求十分嚴格。 ^[2] 

1905年，林礪儒進高州高郡中學堂讀書。他學習十分勤奮，各種各樣的書都讀，曾積勞成疾吐過幾次血。

1911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即應信宜縣中義學堂之聘到該校任教，同年又參加公費留學日本的考試，選報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現筑波大學），抱定了終身服務教育的決心。

1918年3月，林礪儒從日本回國。

1919年4月，林礪儒到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大學（後改名北京師範大學）任教授，先後擔任過齋務課學監、校長辦公處幹事、秘書、庶務主任，擔任倫理學和教育概論課程老師，後來又任教育系主任。同年，五四運動爆發了，他支持學生運動，幫助學生辦平民學校，辦識字班。他對學生説："教育家要培養進步的人格，以適應進步的社會！"

1922年9月，林礪儒奉命就任附屬中學校主任。在就職演説中，他指出：“中學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全人格包括文化素養的人格化、思想道德的人格化和理想情操的人格化等等，目的是使中學生人格獨立，健全發展。

1922年兼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主任（即校長），首先試行中小學“六三三”學制，他組織教師自訂規章制度、教學計劃，自編新教材，介紹和推行新學制，成為我國試行“六三三”制最早的倡導者和實行者之一。

1925年，五卅慘案中，他着文建議組織援滬工人協會和扺制日貨同志會，支持上海罷工工人的正義鬥爭。

1928年，北京師範大學併入北平大學，稱第一師範學院，他任臨時院務委員會主席。

1931年，國民黨教育部為“整頓”師大，派了新校長，他被解聘，離開北平師範大學，應國立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的邀請，赴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教師範教育、教學法等課。

1932年，兼廣東省立廣州師範學校校長。

1933年，參加廣東省立勷勤大學籌辦工作，學校成立後任教務長兼教育學院院長，並講課。

1937年，勷勤大學改組，教育學院獨立為廣東省教育學院，他任院長。抗戰爆發後，他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在學校的地下組織興辦農民夜校，成立戰時後方服務隊，宣傳抗日救國，還親任戰時後方服務隊總隊長。

1938年，寒假組織全院師生下鄉進行宣傳；在校內提倡思想自由，學術研究自由，聘請進步教授張慄原、郭大力等到校講課，邀請進步人士鄒韜奮等到校作形勢報告；大膽接受被他校開除而且國民黨教育部不許轉學的進步學生入校學習。在課程設置方面，他極力主張增添新哲學（講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辯證唯物主義等）、經濟學、現代經濟學説史、國際政治、世界革命史等，宣傳革命思想，併購置進步書刊，供師生閲讀。國民黨當局曾指責教育學院開設新哲學、國際政治等課，他為保留原有的系科課程和進步教師，於1939年將教育學院改為廣東文理學院，將新哲學課改名為教育哲學，仍講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他拒絕國民黨特務插手學院。

皖南事變後，搬遷到桂林的江蘇教育學院解聘了一些進步教師，開除了一批進步學生。他歡迎這些師生到文理學院來任教和學習。因此，國民黨特務視該校為“紅色學院”、“小延安”，竟以停發經費相威脅，林礪儒被迫於1941年5月提出辭職。

1941年10月，他到桂林任廣西教育研究所導師。

1942年4月，任桂林師範學院教授兼教務長。當時國民黨特務插手該院，他深為煩惱，在家門口寫上一副對聯：“讀書幸未成君子，學圃猶堪作小人。”還寫了許多諷刺雜文，揭露和抨擊教育界的黑闇。由於他積極參加抗日民主運動，國民黨特務幾次用匿名信恐嚇他。

1946年，他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國民黨特務曾威脅他説：“李公樸的下場就是你的下場。”國民黨教育部為進一步控制桂林師範學院，決定將學院遷往南寧，並撤換院長。他再次被迫辭職。

1947年8月，他到廈門大學任教授，教西洋教育史、國民教育等課，同時，他積極參加罷教、罷課、罷工鬥爭，支持學生運動。

1949年4月離開廈門大學，取道香港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議和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新中國成立後，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

1950年兼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至1952年），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

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後連續被選為第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60年患食道癌，經過一定的治療後，仍堅持工作，深入基層，調查研究。

1977年1月20日，林礪儒因患胃癌，醫治無效，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88歲。 ^[1] 

高祖林漢源：清朝貢生

祖父林兆蓉：同治庚午科舉人

父親林達：秀才，因鼠疫早卒

大伯父出鴻：廩生

二伯父林遷：監生

叔父林適、堂兄林繩武：優貢，被選入廣雅書院學習 ^[1]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前身是北京五城學堂，是我國最早的一所公立中學。成為高師附中之後，本應"更有條件負起中學教育開路先鋒的重任"，然而由於領導思想守舊，問題很多，師生意見很大，經常發生學潮，以致成為少有人敢問津的地方。為了整頓附中，辦好附中，北京高師負責人擬派林礪儒兼任附中主任（校長）。1922年9月，林礪儒正式就職。在就職演説中，他指出："中學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務是文化教育，是人們需要的普通文化修養的最高水平。"他試行"六三三"學制，將原來小學七年、中學四年改為小學六年，初、高中各三年。為了適應新學制，他組織教員制訂規章制度和教學計劃，編寫教材，自己草擬，自己試行，自己修訂，因而形成了一種勇敢負責的風氣。同時，對校風學風進行全面整頓，提倡"師生互相親愛，互相協助"。針對過去教育脱離實際的做法，他提出教育應以生活為主，培養學生髮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重視給學生以系統的科學知識，在高中增設了第二外國語、解析幾何、微積分初步、初等力學、電磁學、分析化學等課程，同時，展開全校普及體育。此外，還聘任了一批有學識、有改革精神的新教員。經過這一系列的努力，高師附中風氣好轉，質量提高，成為一所全國仰慕的學校。在擔任高師附中主任期間，他於1922年和1925年兩次向當時的國會提出教育法草案，想為教育事業爭得憲法上的保障，但都沒有得到結果。

1928年，北京師範大學併入北平大學，改稱第一師範學院，林礪儒任臨時院務委員會主席。他便着手對第一師範學院進行改革，增設了社會系，支持師生參加社會上的進步活動。他的這些做法不為當局所容忍。到1931年，國民黨教育部決定對第一師範學院嚴加整頓，停止招生一年，並解除了林礪儒的職務，派來了新校長。林礪儒憤然離開第一師範學院，南下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授兼教務長。不久又兼任廣州師範學校校長。

1933年，廣東省政府為紀念古應芬（字勷勤），創辦勷勤大學，林礪儒應邀參加籌辦工作。該大學成立後，由當時廣東省主席林雲陔兼校長，他任教務長兼教育學院院長。1937年，勷勤大學教育學院獨立為廣東省立教育學院。後又改為廣東省立文理學院，他繼續擔任院長，以這間學院為基地，更放手地進行教育改革，在課程設置上打破常規，增添了一批公共必修課，如"新哲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説史"、"國際政治"、"世界革命史"等；先後聘請了一批進步教授，如張慄原、蔣徑三、李平心、高覺敷、陳守實等到校執教，還邀請著名民主人士鄒韜奮、錢俊瑞、楊東蓴等到校作形勢報告。他提倡思想自由，學術研究自由，學生可以組織各種社團，探討各種問題。他還帶領師生下鄉進行抗日宣傳，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國民黨當局對林礪儒的做法十分不滿，派員到學校尋釁，指責教育學院不應開設"新哲學"、"國際政治"等課程。林礪儒便將"新哲學"改為"教育哲學"，內容不變，原有的系科和教員全部保留。國民黨當局又派員到校，要設立訓導處和國民黨區分部，林礪儒便和進步教師商定，由一位教授兼任訓導主任和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並掛上訓導處和國民黨區分部的牌子，實際上並沒有開展什麼活動，使國民黨當局無法直接插手學校的工作。

1941年5月，國民黨當局下令，改組文理學院，免去林礪儒的職務。消息傳開，全校震怒。師生們自發成立了"挽林委員會"，召開聲勢浩大的挽林大會，派出教師代表團前往韶關向省政府請願，要求省政府收回成命，並通電全國。學生們還集體創作了《挽林戰歌》：

風已來了，雨也來了！

我們學校在風雨中飄搖，

我們的生活在風雨中震盪。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我們的生活在風雨中震盪。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挺起我們的胸膛，

放大我們的眼光，

我們堅決挽留林院長！

林院長是教育界的明燈，

林院長是青年們的保姆，

八個年頭，一貫作風，

探索真理，追求光明.

我親愛的同學們，團結起來！

挺起我們的胸膛，

放大我們的目光，

我們堅決挽留林院長！

面對這場學潮，國民黨反動派十分恐慌，派去接替林礪儒職務的人也不敢上任。當局便採取高壓政策，逮捕、開除了不少學生。但師生們毫不畏懼，堅持鬥爭達兩個多月。

1941年10月，林礪儒來到桂林，擔任廣西教育研究所導師；次年4月，改任國立桂林師範學院教授兼教務長。他自知已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密切注意，再轟轟烈烈地幹一番事業是不可能了，於是，在家門口貼上一副"讀書幸未成君子，學圃猶堪作小人"的對聯，以著書立説的方式，繼續宣傳教育改革的主張。從1941年到1945年，他相繼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怎樣做中學校長》、《精神剃鬚論》、《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與國民教育》、《五四運動的評價》、《八·二七路線》、《兒童保育與人性改造》、《養士》等。在《精神剃鬚論》中，他指出：指導青年，"一不是靠權威部勒，二不是憑籠絡操縱"，而必須瞭解青年，和他們做真誠的朋友，共同參加社會實踐。這篇文章在《文化雜誌》刊登後，刺痛了國民黨當局某些人，致使《文化雜誌》被迫停刊。在《八·二七路線》中，他繼續宣揚學術自由，求真理，明是非，認為學生要尊師，但對教師的學説、教義可以懷疑批判。他的這些言論，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不滿，特務多次用匿名信對他進行恐嚇，但他置之不理。1944年，他寫成《教育哲學》一書。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大搞獨裁，發動內戰。林礪儒再也坐不住了，投身到民主運動中去。1946年，他不顧國民黨特務恐嚇，毅然加入民主同盟。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控制桂林師範學院，決定將該學院遷往南寧，並撤換了院長，林礪儒憤然辭職。這時，他身患腎炎，便回廣州治病，1947年8月到廈門大學任教授。

1949年4月，林礪儒離開廈門大學，取道香港赴北京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和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接着，又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兼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52年起任教育部副部長。並當選為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面對着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教育事業，他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先後主持起草了《中學暫行規程》草案和《師範學校暫行規程》草案，並就少年兒童教育、中學教育、民族教育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寫下《中等教育的兩個問題》、《瞭解少年兒童是教育工作的先決條件》、《教因材施，材也由教成》等論文，提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辦好教育的主張。 1957年11月，林礪儒代表我國政府，與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越南在中國設立學校的議定書》。1959年，他率領中國教育代表團赴越南民主共和國參觀訪問。

1961年，年逾古稀的林礪儒患食道癌剛愈，便率領一個工作組奔赴吉林，就師範學校的學制及教學計劃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1963年，他連續參加了天津中小學辦學經驗座談會和雲南民族教育工作會議，會後又深入雲南、廣西等地調查研究。在這段時間，他還撰寫了《師範教育問題隨筆》、《語文教師是經師，也是人師》、《怎樣對待學校考試》等文，提出不少新見解。如在《怎樣對待學校考試》中，他指出："人生遇事要做，遇問題就要解決，所憑藉的只是自己所有的知識才能。人生正是這樣活到老、學到老、考到老至死方休的過程，原非可怕。怕考試幾乎等於怕生活，從來未聞有人怕生活的，而學校的學生則大多數怕考試，其原因何在，值得深思。躍躍欲試，原是有能者的常情，而學校竟把考試變成學生的畏途，其故安在？為人師者應深自反省。"但由於歷史原因，林礪儒的這些探討未能繼續進行下去。

林礪儒的著作有：《文化教育學》《倫理學要領》《教育哲學》《教育危言》。他有一百多篇論文，散見於《教育雜誌》《教育叢刊》《中華教育界》《教育新時代》《文理月刊》《新華月報》《人民教育》等報刊上，其中有三十八篇編入《林礪儒教育文選》（中央教育科學所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