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孝宗北伐計劃

天啓六年（仁祖四年，1626年），七歲的李淏被封為鳳林大君。

1636年丙子戰爭，朝鮮戰敗，次年初李淏和哥哥昭顯世子李溰、弟弟麟坪大君李濬被清軍擄到瀋陽。

1644年清軍入關，11月9日，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見昭顯世子和鳳林大君，説“未得北京以前，兩國不無疑阻。今則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誠信相孚。且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於此，今宜永還本國。鳳林大君則姑留與麟坪大君相替往來”。宣佈減少朝鮮的歲貢幣物。

1645年3月，昭顯世子等返回漢城，隨行清使勒令朝鮮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父迎子不合儒教禮法，且承認清朝敕使代表天子，所以朝鮮兩班士大夫堅決反對。5月21日，昭顯世子暴斃昌慶宮歡慶殿，疑似被宮人在餌餅中下毒（“舉體盡黑，七竅皆出鮮血”）。李倧上報清朝“病亡”。6月7日，鳳林大君回到漢城。11月14日，清朝冊封李淏為朝鮮世子。

1649年己丑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於昌德宮之仁政門,死後廟號孝宗。

經過1627年和1636年的兩次戰爭，朝鮮王朝對清朝產生了很深的仇恨。李朝上下皆視滿清為犬羊夷狄，私下稱清帝為“胡皇”，稱清使為“虜使”。除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

朝鮮君臣認為，“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開闢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孝宗則以光復大明天下為己任，倡議北伐。

都城御營廳軍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軍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編為騎兵。御營廳增加了大炮，還計劃將守衞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10000名，御營廳軍增加20000名。由於財政困難，未能實現。

孝宗加快了朝鮮宣祖時代出現的大同法。大同法將貢物統一為米穀，該制度加快了朝鮮國內貿易的興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宰相金育大力主張推行大同法，對土地徵收附加税。孝宗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納税以換取免服兵役。

1650年，孝宗向清廷奏報“日本近以密書示通事，情形可畏，請築城訓練為守禦計”，以防禦日本為由擴軍備戰。清朝派遣密使前往朝鮮核實情況，查明朝鮮與日本素和好，奏摺不實，順治帝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為六使詰責事件。

朝鮮財政困難，軍備薄弱，未能完成備戰，而其防禦日本藉口又引起順治帝警惕，1659年五月初四，孝宗死於昌德宮大造殿，北伐計劃未能實施。

清朝當時正處於全面上升時期，孝宗的北伐計劃沒有可操作性。北伐計劃加重了朝鮮的財政負擔，延緩了清朝關係改善的步伐。

朝鮮早就有類似思想，他們確信“胡人無百年之運”，將地震、彗星等視為清朝滅亡的徵兆，對南明、三藩、明鄭、準噶爾等反清勢力寄以厚望，準備派使臣渡海聯絡。台灣鄭氏多次請日本聯合出師伐清復明，朝鮮對日鄭聯合樂觀其成，朝鮮仁祖建議“假道朝鮮，出送援兵”。。後來朝鮮顯宗説：“羣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聽者，天時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機會來時。故欲養精兵十萬，愛恤如子，皆為敢死之卒，然後待其有釁，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 蓋直抵關外, 有不甚難者。 虜不事武備, 遼瀋千里, 了無操弓騎馬者, 似當如入無人之境矣。 且以天意揣之, 我國歲幣, 虜皆置之遼瀋, 天意似欲使還為我國用矣。 且我國被擄人, 不知其幾萬, 亦豈無內應者耶? 今日事, 惟患其不為而已, 不患其難成。”。“以大志舉大事，豈可保其萬全也。大義則明，則覆亡何愧，益有光舉於天下萬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為似無覆亡之虞也”。

朝鮮否定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文化和經濟發展，還幾乎全面封鎖了對中國文化的引進。明朝滅亡後，李朝王室一直進行各種追思活動，1704年甲申，明朝滅亡60週年，朝鮮肅宗自宜春門詣禁苑壇，以太牢祭祀崇禎帝。又命漢城府在後苑春塘台設“大報壇”，祭祀明神宗。“大報”出於《禮記》郊特牲，是郊天之義，且兼有報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太祖、神宗、毅宗並享大報壇，並於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禮。這種祭祀活動每年進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鮮對清朝的鄙視仇恨和恪守藩屬朝貢制度同時並存，且反清復明計劃和北伐準備是在隱蔽狀態下進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