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維廉

曹維廉(1916～1984年)，福建福州人。畢業於福州英華書院，以優異成績考入歐亞航空公司，從事電訊機務工作。1938年春，他毅然放棄歐亞航空公司高薪待遇，投奔新四軍，在新四軍總部任通訊機務主任，同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他的影響下，三個弟妹曹維新、曹維禮、曹維真先後參加新四軍。

1948年負責籌建華東新華廣播電台。1949年上海解放時任上海軍管會成員。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華東工業部電器工業處處長，上海市電器工業局局長，國家機械工業部科學技術司司長、副部長，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等職。

1975年，在國際電工委員會年會理事會上，各國對投票權的議案辯論激烈，他以嫺熟的外交技巧駁斥了少數發達國家提出的有損於我國和其他多數國家利益的議案，維護了公理和正義。1978年，一機部在全國科技大會上正式提出機電產品首先採用國際標準的建議。並且編印出機械工業歸口產品130大類約1000個小類，5萬餘品種、70萬個規格的清冊30冊，為制定工業的科學發展規劃提供重要的依據。他還親自執筆撰寫呈報中共中央的《電器工業發展戰略規劃》。

1982年，維廉調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參加香港迴歸的中英談判。為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為實現“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辛苦奔波。1984年9月26日，他欣慰地看到《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聯合聲明》順利草簽。兩天後的9月28日，終因操勞過度心臟病發作而去世，終年68歲。1999年9月，《回憶曹維廉同志》一書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江澤民題寫書名並填詞《憶維廉同志·調寄一剪梅》，以寄託哀思。

1916年3月10日　生於福建省南平市。

1926—1933年　福州市鶴齡英華教會中學學習至高中畢業。

1933—1936年 高中畢業後父親無力供他上大學而失學。為了減輕家庭負擔，到上海大華無線電廠做了三年學徒工。學徒期間，工作十分繁重而薪水微薄，每月兩元工資還常受廠主拖欠。利用工餘時間，鑽研無線電書籍，還自修大學課程。業餘時間還擔任了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的電學教課老師。

1936年在上海蔘加了業餘抗日救亡歌詠隊，認識了呂驥、麥新、孟波等當時共產黨在音樂界的活動份子，開始接觸到黨的進步思想。

1936年冬—1938年春　考取並出任歐亞航空公司無線電機務員。工作勤奮，成績優良，待遇也較豐厚，月薪達到80元。經常將一部分工資匯寄到福州家中，實現了他長期要負擔家庭經濟的夙願。

1938年春毅然捨去歐亞航空公司優厚的待遇，經音樂家麥新介紹參加了浙江省金華附近的新四軍游擊隊第二支隊做政工工作。

1938年秋，調皖南新四軍軍部通訊大隊，任機務主任、電訊班班主任。為軍部與延安黨中央的聯繫，與大江南北各支隊的通訊聯絡能暢通無阻，作出了積極貢獻。長期任軍部無線電報務訓練班、無線電機務訓練班的班主任，負責訓練班的主要領導工作外，還兼授課。他親自編教材，講授電工基礎、無線電原理和科技英語，為部隊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無線電通訊人員，為發展新四軍的通訊事業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受其長期薰陶影響的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也赴皖南參加了新四軍。一家兄妹四人同時參軍在當時傳為佳話。駐新四軍的美國女記者斯沫特萊，對他們兄妹四人進行了採訪、拍照，並寄到國外報刊發表，以宣揚中華兒女的抗日決心。

解放戰爭時期，在山東的新四軍軍部通訊局任機務課長、材料處長。

1949—1953年　上海市軍管會任電訊組組長，負責對華東地區官僚資本電訊工廠的接收和軍管。後任華東工業部電器工業處副處長兼上海電機廠廠長、華東工業部電器工業局局長。為了支援東北工業基地建設，儘管華東恢復經濟時期也亟需大量技術人才，堅決執行中央決定，積極動員了一大批技術骨幹赴東北工作。

1953—1981年　第一機械工業部電工局副局長、電機工業部電器局局長、第一機械工業部七局局長、一機部八局局長、一機部科學技術司司長，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兼任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的常務理事、電機工程學會副理事長、電工技術學會副理事長等職，在機電工業系統工作達30餘年，對機電工業，特別是對電器行業的科技發展、生產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成為一位沒有大學文憑、但確是名符其實的通曉電工技術的專家，一位熟諳工業經濟管理、有高度領導藝術才能的領導者。

1954年他率團赴蘇聯對援助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56項重點工程中有關電工方面的工廠設計進行審查，並商談確定人員培訓、建設進度、設備分交等重要問題。回國後又組織督促國內有關的配合工作，促進工廠及早建成，對當時我國電器工業的發展，起了很重要作用。

1956年，中央提出全國向科技進軍，作為電器局的主要領導，規劃部署了一批電工行業各專業的科研生產基地，為以後電工產品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物質、技術基礎。如：西安高壓大容量研究基地，對我國高壓輸變電設備由110千伏到220千伏、330千伏直到500千伏的成套設備開發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年困難時期，經費短缺，他以鐵的決心調集了各方面的資金物力，千方百計保證了西高所的建設不下馬，至1964年完全建成。

1966-1969年，在一機部受到文革羣眾組織的衝擊。1969年秋復出，主持一機部科技司工作。

1975年率團參加國際電工委員會的年會。在理事會會議上發言推翻了一項議案。該議案中心意思是把一國一票改為按會費比例的加權票。

1978年在一機部科技大會上正式提出了機電產品首先採用國際標準的建議。

1979—1981年　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1] 

1979—1982年 國家儀器儀表工業總局局長。 ^[1] 

1982—1984年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1984年9月28日　突發心臟病逝世於香港。

曹維廉1916年3月10日生於福建省南平市一個清貧的家庭。父曹士欽系基督教徒、英語教員。生母早逝。繼母所生子女共有弟妹六人。曹系長子，全家八口均靠其父微薄的薪水生活。 曹幼年未入學，由父在家親自教讀。因父要求嚴格，他從小養成了學習勤奮、愛勞動、能吃苦的精神。在父親的影響下，他少年時亦信奉基督教。

1926年，他10歲時，就讀於福州市鶴齡英華教會中學，直到1933年17歲高中畢業。這期間，他學習異常勤奮，加之天資聰穎，又特別喜愛自然科學，便千方百計節省家中給的生活

費，自學裝無線電收音機。暑期又旁聽講師班的無線電常識講座，由於學習優秀，經常受到講師班的表揚。高中畢業後，父親再也無力供給他上大學。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他決心自立於社會，經人介紹到上海大華無線電廠做了三年學徒。學徒期間，工作十分繁重而薪水微薄，每月兩元工資還常受廠主拖欠。這時，他利用工餘時間，不顧疲勞，鑽研無線電書籍至深夜，或揹着廠主，偷偷將廢棄的圖紙碎片拼起來研究學習。此外，他還自修大學課程。由於超人的勤奮，他對無線電理論知識和技能方面，都有了長足進步，竟在學徒期間擔任了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的電學教課老師，並得到好評和報酬。

三年學徒的經歷使他深刻感受到老闆對工人的剝削，並逐漸在實際生活中發現宗教的虛偽，國民政府之腐敗，從而產生對社會的不滿。

他自幼喜好音樂。1936年在上海蔘加了業餘抗日救亡歌詠隊，認識了呂驥、麥新、孟波等當時共產黨在音樂界的黨員活動份子，開始接觸到黨的進步思想。此外，又在友人介紹下，讀了魯迅、巴金的部分作品，讀了高爾基的《母親》和綏拉菲摩維奇的《鐵流》等書。通過這些進步思想的薰陶和社會實踐的鍛鍊，曹維廉的思想開始衝出家庭、宗教的束縛，積極投身於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中，為以後毅然拋棄個人的切，投入到革命大洪流中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這同時，他也懷着追求事業發展以及身為長子，要分擔父親終日勞苦的赤子之心，於1936年冬，在幾十名大學生的競爭下，只有20歲的他，獨自一人考取了歐亞航空公司的無線電機務貝。

在公司工作中，他參加了各種陸地及航空電台的裝、修，大大提高了業務技能。他工作勤奮，成績優良，得到的待遇也較豐厚，月薪達到80元。從此，他經常將一部分工資匯寄家中，實現了他長期要負擔家庭經濟的夙願。

“七·七”事變後，歐亞航空公司遷至昆明。曹隨去昆明，一面工作，一面積極參加當地救亡歌詠宣傳活動，成為歌詠隊中最活躍的組織者之一。同時，他和麥新等進步友人頻繁通信、研討國事，勤奮地鑽研革命理論。1938年春，抗日烽火燃遍了大半個中國，他再也不能安於後方的和平生活，毅然捨去公司優厚的待遇，經麥新介紹參加了浙江金華游擊隊第二支隊做政工工作，並於同年由張愛萍同志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38年秋，他被調到新四軍軍部通訊大隊，任機務主任，電訊班班主任。解放戰爭時期在山東軍部通訊局任機務課長、材料處長。

在戰火紛飛，輾轉南北的艱苦歲月中，他工作刻苦努力，對同志嚴格而又熱情，加之精通無線電工程，在搶修器材、改裝電台等工作任務中，都和大夥日以繼夜、不辭辛苦的幹，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緊急任務，受到同志們的尊重和喜愛。喜稱他是“工農化”了的知識分子。這時期，他為軍部與延安黨中央的聯繫，與大江南北各支隊的通訊聯絡能暢通無阻，作出了積極貢獻。

戰時通訊人員奇缺，為培養人才，曹長期任無線電報務訓練班、機務訓練班的班主任，負責訓練班的全部領導工作外，義兼授課。他親自編教材。講授電工基礎、無線電原理和科技英語，為部隊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無線電通訊人員，為發展新四軍的通訊事業起了重要作用。

曹自幼愛護弟妹，關心他們的成長。在外地工作時，經常給弟妹寄去進步書籍、報刊。由於他的影響，當曹參軍一年後，他的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也於1939年參加了新四軍。一家四人同時參軍曾一度在軍內傳為佳話。當時，駐新四軍的美國記者斯沫特萊，特對他們兄妹四人進行了採訪、拍照，並寄到國外報刊發表，以宣揚中華兒女的抗日決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曹在上海市軍管會任電訊組組長，負責對華東地區官僚資本電訊工廠的接收和軍管。曹從部隊轉到地方，先在華東工業部任電器工業處副處長，後兼任上海電機廠廠長，電器工業局成立後，任局長。這時，正值全國掀起大規模建設，為了支援東北，他不顧華東當時也亟需大量技術人才，堅決執行中央決定，積極動員了一大批技術骨幹赴東北工作。1953年他調到北京，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電工局副局長、電機工業部電器局局長、第一機械工業部七、八局局長、科學技術司司長、副部長，併兼任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的常務理事、電機工程學會副理事長、電工技術學會副理事長等職，在機電工業系統工作達30餘年，對機電工業，特別是對電器行業的科技發展、生產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

面對機電工業浩如煙海的業務技術問題，他一面到實踐中蹲點調查；一面擠出休息時間攻讀有關的科技書籍，向專家請教。遇到不了解的問題，總是尋根究底，弄個明白。某次他向一位專家請教半導體技術，直到次日該專家又推薦自己專門從事半導體科學的妻子，再為他更細緻深入地講解後，才滿足了他的要求。正是由於他孜孜不倦地工作、學習，從而成為一位沒有大學文憑、但確是名符其實的通曉電工技術的專家，一位熟諳工業經濟管理、有高度領導藝術才能的領導者。

50年代他在電器工業局任副局長，在周建南的主持下，他參加了制訂電器工業的發展戰略規劃工作，並親自調查，執筆撰寫向黨中央的彙報。其中包括我國電器工業的基本概況、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發展遠景和目標要求。這次規劃彙報，實際上成為以後多年我國電器工業發展的綱要。

曹維廉一貫工作認真、刻苦，深入細緻而又雷厲風行。1958年他到上海落實電

器工業第二個五年規劃，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十一、、二點，整整半個月沒有休息過一天。一次去看工廠，從早上7點至晚上7點，一連看了17個工廠，還和各廠領導邊看邊議。當回到住地，他十分高興地説：“真痛快，看了這麼多工廠，收穫不小呀！”1954年他率團赴蘇聯對援助我國156項中有關電工方面的工廠設計進行審查，並商談確定人員培訓、建設進度、設備分交等重要問題。回國後又組織督促國內有關的配合工作，促進工廠及早建成，對當時我國電器工業的發展，起了很重要作用。

曹在機械工業部工作多年，無論在什麼崗位上，對發展科學技術都十分重視，他清楚瞭解離開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就無從發展，國家就不能實現現代化。因而十分重視科研基地的建設。他多次參與或直接組織了重大科技工作的決策、規劃，對科研基地建設和實施作出了突出貢獻。

1956年，中央提出全國向科技進軍，他和電器局的主要領導高瞻遠矚，在各主導廠設計科和中央試驗室的基礎上，規劃部署了一批電工行業各專業的科研基地，為以後電工產品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物質、技術基礎。如：西安高壓大容量研究基地，是我國60年代初建成的，為當時遠東地區試驗裝備參數排第一的研究所。它擁有2500兆伏安短路發電機、4800千伏衝擊電壓發生器、2250千伏工頻試驗變壓器、1500千伏直流試驗裝置和500千安衝擊電流發生器，以及其他多種特殊試驗設備。它的建成對我國高壓輸變電設備由110千伏到220千伏、330千伏直到50萬伏的成套設備開發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結束了我國高壓電器新產品必須到國外做試驗的歷史。而這個重要基地的建成，是曹維廉親自領導、歷盡艱辛才取得的結果。

這個試驗基地的建設，正值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經費短缺，面臨停建的威脅，由於曹的決心，千方百計保基地上馬，提出：“當掉褲衩也要保西高所的建設！”並決定將全局分散的建設資金集中給西高所，才得以將基地的建設保住。當時又遇蘇聯撤走專家，停止向我提供圖紙等技術資料、停止交付重要的試驗裝置。在困難情況下，曹親自組織國內專家，繼續完成基地設計，組織電工行業的工廠自行研製重大試驗裝備，親自掌握工程進度，多次親臨西安現場解決問題。他反覆動員、鼓勵技術人員要為國家爭氣。當調試試驗裝置時，由於沒有經驗，一部分技術人員信心不足，恐燒燬設備，曹堅定地説：“蘇聯卡我們的脖子，怎麼辦？搖着小旗去求他們？不！要堅決自己幹，邊學邊幹，不要怕！設備燒了再製！”從而破除了人們的顧慮，經過日夜艱苦奮戰，這個重要基地才在1964年全部建成。

曹對各類研究所關懷備至，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下令撤消、遷移、下放大批研究所時，他身任第一機械工業部科學技術司司長，卻堅決抵制這種做法，請部黨組轉

送他向黨中央的報告，説這樣做是破壞了國家的生產力”。曹維廉對科研工作十分重視。對於一些關係到國民經濟發展和援外的重點科研項目，更是抓住不放，一直到抓出成果。1963年我國援助越南電廠的一台75噸/小時鍋爐在運行時發生了強烈振動，振動的聲響數公里外都能聽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當時外經委主任方毅指示機部領導，要求務必限期解決。曹維廉懷着焦急的心情立即攜帶詳細資料到科學院向錢學森請教。在錢學森的指導下，成立了一個由科學院、機械部和哈爾濱鍋爐廠組成的現場攻關專家小組。曹維廉對這個專家組的工作從制訂方案、準備試驗條件，到具體試驗過程的每一環節都親自過問，狠抓落實。在這一期間，他投入巨大的精力，與現場試驗人員同呼吸，共命運。每當試驗取得一點進展時，他都給以熱情的鼓勵，甚至歡呼起來。有時深更半夜通過長途電話把試驗現場的振動情況錄下音來，第二天向錢學森彙報。在這樣日以繼夜的奮戰下，僅用了15天時間，終於成功地運用錢學森提出的卡門渦流理論，有效地制服了振動，不僅科學試驗打了一場漂亮仗，而且挽回並提高了我國的國際聲譽。許多參加試驗的科技人員感動地説，如果沒有各級領導特別是像曹維廉這樣堅強有力的領導和正確的指揮，在這樣短時間內取得這樣重大的成果是很難想象的。

曹維廉一貫尊重、愛護科技人員。工作上要求嚴格、一絲不苟，又能耐心做他們的思想工作，關心他們的生活困難。在黨內長期存在“左”的思想下，他卻總是想方設法為一些技術幹部落實政策，摘除他們被錯戴的“帽子”，幫助解決他們生活中的實際困難。為此，曾遭受到某些人的非議，説：“曹維廉重技術輕政治，幹部路線有問題”。當他的家屬勸他少管一些事時，曹卻語重

心長地説：“沒有強大的技術隊伍，就不能實現現代化，我國就無法擺脱貧困……為了國家的利益，我什麼都不怕！”他不僅對技術人員，而且對與他工作、接觸的所有幹部羣眾都異常關心、愛護。他下工廠必到車間班組和工人談心交朋友。1949年他在上海電機廠任廠長時接交的工人老師傅，幾十年後還在互致問候。

曹善於做羣眾工作，加之會多種地方語，言辭幽默，使羣眾樂於和他接近，既尊敬他，又歡喜他。在曹維廉逝世後，不少同志自發地寫文章悼念他。這些文章有的發表在報刊，有的在同志間傳閲。而奚正永、吳祖聰夫婦還填了一首情意深長的詞來表達悼念之情。

憶秦娥

哭良師曹維廉

（一）

秋風摧，

長安黃葉紛紛墜；

紛紛墜，

南來噩耗，寸心揉碎。

山河板蕩生無愧，

奔走四化心身瘁。

心身瘁，

南海吹波，神州灑淚。

（二）

思縈迥，

情深州載如弟妹。

承教誨，

滄海橫流，死生不背。

痛哭中年失榜樣，

徘徨午夜難成寐。

泣相對，

永懷壯烈，謹以告慰。

但是，對工作中有了錯誤的同志，他批評起來也是毫不留情面的。60年代初，他到某廠檢查工作，走在精密電錶裝配車間的樓梯上，發現一口懸掛着的痰，他很生氣，心想：“不清潔文明的生產，怎麼能保證精密產品的質量呢？”於是，他從褲兜掏出了一條雪白的手絹，俯身將那口痰擦去了。他雖然未用言語來批評，但他的行動已令身後工廠領導自慚不已，連聲檢討。

他善於接受來自下面的批評，從不對批評者記小帳、穿小鞋，懷有個人恩怨。凡是正確的意見，他必採納。福建項國波曾對機械部有的產品質量問題向曹提出尖鋭的意見，項在回憶中説：“我連珠炮式地提出了近兩個小時的批評意見。”但曹未反感，更表歡迎。回北京後，他請項來京，為他組織技術座談會、舉辦學習班以推廣他的理論，而且將項的研究課題列入了國家計劃。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受到三年日以繼夜的殘酷鬥爭。身體折磨得大大衰弱了，行路也很困難，需扶杖而行。但他一直堅持原則、堅持真理。在災難中還盡力保護別的同志，承擔責任，從不上推下卸。表現了共產黨員的高尚風格和光明磊落、無私無畏的品德。1969年秋，經過千查萬調他才得到“解放”，恢復了黨籍，調機械部科技司工作。

幾十年來，曹一貫堅持產品質量第一的原則，視產品質量為工業發展的生命，並和各種忽視質量的傾向做鬥爭。50年代中期，為提高電工產品質量，整頓改造老企業，他組織了五十餘次工作組，到瀋陽低壓開關廠蹲點調查，歷時半年，星期日很少休息，連春節也是在工廠過的。工作組從產品設計、工藝裝備、理化、計量檢驗、技術檢查、計劃、生產、設備等各方面進行全面系統的設想研究。建立起正規生產的物質基礎和生產技術秩序，取得了提高產品質量，改造老企業的第一手材料，將一箇舊的儀表修造廠改造成當時國內第家生產新型電器的正規企業，為以後全行業技術改造提供了指導性經驗。同時，他還總結出工廠保證產品質量的“三按”原則。即：按設計圖紙、按工藝規程、按管理制度（後改為按產品標準）生產。這“三按”原則成為後來整頓各類產品質量的有效方法和共同遵循的準則。

1981年曹任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兼國家儀器儀表局局長，這時正值全國各地電度表廠紛紛上馬而質量很差。不僅給使用者帶來許多損失，還鬧了不少笑話。如有人出差在外地幾個月，家中無人，電費卻交了不少，而用電很大的用户卻交費很少。為了整頓質量，曹決定對電度表生產實行生產許可證制度。凡具備生產條件、工藝紀律好，質量檢查嚴格，產品質量達到標準的，國家發給生產許可證。反之，得不到許可證的工廠，則停產進行整頓。這項措施貫徹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大大促進了產品質量的提高，震動了整個儀表行業，推動了工廠改善生產條件，完善管理制度。促使工廠和研究所補充、改進試驗裝置，使整個儀表行業面貌一新，使產品在質量提高、新產品開發方面都前進了一大步。

同年，上海躍進電機廠出口西德的電機發生了質量事故，產品達不到國際標準。曹親臨上海檢查，與技術人員一起制訂提高電機質量、達到國際標準的69項措施。工廠領導保證兩個月內實現大部分措施。兩個月後，曹第二次突然來到工廠，檢查措施落實情況。廠領導驚訝不已，不敢拖延。經曹三天在該廠檢查促進，69項措施中解決了63項。當他第二次到上海躍進電機廠，對每道工序都親自作了質量檢查才表示滿意。這時西德專家驗收了一萬台電機，台台合格，承認躍進電機廠的電機是“可以信賴的。”事後，人民日報為他專門刊登了一篇部長三下“躍進”廠的報導。

曹認為搞好產品質量，首先必須有一個好的產品標準來規範生產。他首先在1955年提出建立電器產品的“八一”標準（即8月1日頒佈執行）。以後，又參照蘇聯的標準，修訂了我國電器產品的國家標準。1978年他在任機械部科技司司長時，面對機械工業的產品技術水平低，質量差，既“吃不飽”又“吃不了”（即既缺少任務，但有的任務又製造不了），出口出不去，進口擋不住的局面，他提出非採用國際標準不足以提高產品質量推進技術發展的觀點。認為應當將採用國際標準作為振興機械工業的一項戰略決策來對待。他更是廣泛宣傳，動員幹部認清這個形勢，並在1978年一機部全國科技大會上正式提出了機電產品首先採用國際標準的建議，從而推動了機電產品技術的不斷提高。

工作中他注重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下廠時總是徑直走向車間，察看實際情況，和工人交談，然後才聽取廠領導彙報。遇夜班必深夜到車間瞭解。對一些基礎性的工作，更注意作系統調查，如為了制訂機械工業的技術政策和發展規劃，在他推動和鼓勵下，科技司組織了上百所科研單位，動員了千名以上科技人員，歷時兩年深入調查，終於編印出機械工業歸口產品130大類，約1000個小類，5萬餘品種70萬個規格的清冊30冊，為制訂機械工業的科學發展規劃提出了重要的科學依據。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曹維廉衷心擁護黨的改革開放的方針，並身體力行，在工作中積極貫徹。當時我國的機電工業與國際先進水平有很大差距，對國外情況瞭解很少，急需與國外交往與交流。曹維廉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國際科技合作領域的開拓工作。70年代末期他親自率團赴歐洲11個國家進行技術考察，訪問了295個工廠，歷時半年多。對國外的新技術、新產品的現狀與發展，作了深入瞭解，收穫甚大，為以後大批引進新技術做了準備。在國外他注意將“文化大革命”中斷多年的對外技術交往重新恢復。回國後不久即組織我國代表團參加國際大電網會議（CIGRE）和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的年會。並在他的倡導下，組派我國技術人員深入國際電工委員會的基層工作組參加具體工作，從而獲得各種信息和第一手技術資料。

1975年曹參加國際電工委員會的年會。在理事會會議上曹對一項議案的發言語驚四座，給各國代表極深印象。那是一項關於各國投票權的議案，該議案中心意思是把一國一票改為按會費加權票。如按此修改，美、蘇、英、法、德、日將獲得比其他各國多幾倍的投票權。這無疑有損於我國和其他多數國的利益。會上辯論激烈。曹以嫺熟的英語作了即席發言，他提出各國在國際電工委員會的影響、威望，不決定於富國的地位，而決定於在電工技術上的貢獻。他對法國代表團團長説，法國在電工界的聲望，是由於法國出了個偉大的電工科學家安培，而不是法國的富有，並問他是否贊成這個觀點法代表團長連連稱是。最後這項議案終被否決。

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電工科技界的許多專家、學者迫切要求組織起來開展學術交流活動。曹維廉以他對我國電工科技界的深厚感情和充分理解，積極熱情支持發起和成立中國電工技術學會，向中國科協請示彙報，爭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在他親自策劃和組織推動下，中國電工技術學會於1981年7月在天津成立。會上許多代表都提議曹維廉擔任學會的理事長。曹維廉逐一説服了這些同志，並以大會主席團主席的身份，誠意而堅定地推薦在電工科技界德高望重、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高景德教授為理事長。最後他的意見得到了大會的一致贊同。他的這種處處以事業為重，不考慮個人榮譽地位的高風亮節，給全體代表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在發言中，諄諄告誡大家，“要組織起來，就要打破部門、行業地區的界限，要搞五湖四海，不可有門户之見。要把各個學校、研究單位和機關、工廠的電工科技人員團結得更好。”他的這些意見，成為學會工作中的重要指導思想。學會成立後，儘管他當時行政工作十分繁忙，們每當學會找他彙報請示工作時，他總是要百忙中抽出時間耐心聽彙報和解決實際問題。當他調到香港新華分社擔任副社長以後，還密切關注着學會的發展。學會秘書處給他寄出的信件，他每次都一批閲。他知道學會開展學術活動需要一台較好的幻燈放映機，便立即派人在香港買了一台送給學會使用。他通過多種渠道，幫助學會溝通與國外電工科技界的聯繫。1982年國際電工委員會（IEC）主席亞當姆斯來我國訪問。曹維廉接見後特地安排由電工技術學會秘書長陪同到各地參觀訪問，並多次批准學會派人到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使學會逐步打開了國際學術活動的局面。在他的精心培育、愛護和扶植下，中國電工技術學會這棵幼苗終於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茁壯成長，迅速發展，現在已經成為我國科技學術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國內外都有定影響的學術團體。

1982年曹調任香港新華分社副社長。在全新的工作面前，他又以“拚命”的精神為貫徹黨中央的方針路線，為促進香港與內地的經濟交往，為實現祖國的大統一做了大量工作，直到1984年9月28日，他68歲時，終因心臟病發作，走完他光輝的一生。

（一）嘔心瀝血幾十年，推動電器工業發展。建國初期電器工業從修修配配，經過多年發展，已形成發電設備、輸變電設備、用電設備及電工材料四大類、36個行業、二百餘家大、中型骨幹企業，成為一個體系比較完整、品種比較齊全，佈局比較合理、技術力量比較雄厚、具有相當規模的製造工業。在他多年領導的生產技術工作以及歷年建設的成果下，為80年代後期生產60萬千瓦的大型火電機組、32．5萬千瓦大型水電機組、高壓50萬伏的成套輸變電設備打下了基礎。我國發電設備年生產量1992年為1187萬千瓦，我國電網裝機擁有量1992年達1億6千瓦，排列世界的第四位。而其中約80%的機組是我國製造的。電器工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與曹維廉幾十年的勤奮工作分不開，這裏有他重重的份功勞。

（二）在領導電器工業科研基地的建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從50年代至今，電器工業已建立起35個不同行業的研究所、一批測試基地及符合國際水準的“認證”基地。這些研究所都具備了較完善的研究試驗條件，對推進電器工業的發展、提高製造水平、不斷開發新產品，提高產品質量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如西安高壓電器研究所的高壓大容量試驗室、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的低壓電器大容量試驗站、防無線電干擾試驗室的試驗裝置，至今仍屬亞洲前列。其他如上海發電設備成套設計研究所、上海電纜所、廣州電器科學研究所、天津電氣傳動設計研究所、桂林電器科學研究所等的建立、發展都和曹維廉的參與規劃、決策、關懷以及親自檢查實施分不開的。

（三）在機械工業率先提出採用國際標準，推動了產品質量提高和增強了出口的競爭力。

70年代前期，曹已認識到採用國際標準的重要性。他不畏“洋奴哲學”、“崇洋媚外”的大帽子，明確提出電工產品必須採用國際通用的IEC標準。他形象地説：“抓住了這，就是牽住了牛鼻子。”並積極、堅決組織貫徹實施，動員各行業的技術人員，對照國際標準，分析我國電工產品在質量上、試驗設備、試驗方法上的差距，推動企業和研究所改裝、試製和引進了一批符合國際標準要求的試驗裝置和測量儀器，改善了管理工作，進一步促進產品質量提高，為加速電工設備進入國際市場的競爭起了良好的作用。他提出的這一方針為以後國家標準局正式確定為全國性的指導方針。

他還很早認識到電工產品國際認證的重要性。80年代初，由於他的努力，我國得到聯合國的同意，由其派遣了二名國際電工標準界的專家，到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的低壓電器試驗站考察，就該站試驗結果如何能獲得國際承認提出了諮詢報告。這對我國80年代後期取得參加國際電工產品認證體系，起到了先導作用。

電機

（四）推動電工界的廣大科技人員經過艱苦努力，克服重重障礙，終於創建起“中國電工技術學會”。為電工技術的長遠發展增添了一支力量；為加強國際交流；為電工界科技人員創建了一片學術活動園地。 他還明確提出辦學會應堅持“團結五湖四海”和跨行業，跨地區的大電工的辦會方針，克服行業中狹隘、封閉的情緒，為學會發展奠定了長遠的思想基礎。

曹維廉不僅是一位有高度領導藝術、通曉電工技術的領導者，也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他為人剛直不阿、光明磊落、清正廉潔、嚴於律己。他身為副部長，年過六旬，但看病、上班、會友都是擠公共汽車，以至某次在醫院門前被一騎自行車的青年撞倒在地，得了腦震盪。他下工廠吃食堂和職工一起排隊，如果那裏為他特別加了菜，他拔腿就走，還説：“不是我不吃，是你們不讓我吃。”

30餘年來，他的工作變換，提升多次，但1953年分配的四間普通住房卻從未變動。他曾多次謝絕了行政部門為他調換一座較寬裕住房的安排。

曹維廉一生為我國電器工業的創建、機械工業的發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雖然走了，但他留在人們心中高大的形象，光輝的業績卻是永不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