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評傳

該書較全面評述曹操的一生，上篇對其事功進行總結，作出評價；下篇將其在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重要思想給予梳理，力求作出客觀的分析和研究。該書對於曹操總體評價的歷史定位是，肯定其事功，非難其為人。因而，他的功業及其思想大都得到了肯定，為人譎詐的一面也如實作出反映和評論。該肯定的，充分肯定，該否定的，用語也不乏尖刻。該書另附有曹丕、曹植的生平。 ^[3]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曹操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1] 

該書給曹操以準確的歷史定位：“試圖結束軍閥混戰的有功人。”作者認為：自董卓持國柄，豪雄各據一方之後，作為“時代英雄”的任務，就是止亂求治。“亂”乃歷史之必然：自劉邦建漢到靈帝，已22世，君主專制制度的伴隨物——外戚與宦官輪流掌國而相互殺戮、殃及百官特別是普通民眾的悲劇愈演愈烈，致使黃巾軍起義爆發於全國，而各地軍閥乘勢而起，董卓掌國後，又加劇了這種割據局面。顯然，止亂求治，重建一統天下，是時代之要求、歷史之使命。最有實力討伐不義進而統一中國者莫過於袁紹，但袁有力而無謀。還在起兵之初，他曾與曹操討論依據什麼來爭取勝利的問題。袁説：“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而曹則説：“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故濟北相鮑信對曹説：“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貽天之所啓。”

作者認為：曹操其實“性不信天命之事”，同時，也不慕虛名，而是通過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手段，建立實際的功業。以作者之分析，曹操有着遠大的理想，他所向往的是：“吏不呼門”，王賢明，臣忠良，民禮讓，無爭訟；三耕九儲，倉谷滿盈；卻走馬，無戰爭，上下互愛，舉國樂融融，“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當然，實現這種像《禮運篇》中的太平盛世的理想，要靠：（1）克敵致勝之兵學。“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好戰不仁者不能成事，相反，只講仁義道德而不重軍事，也將一事無成。而軍事之首計是“選將”，這是曹操人才思想的重要體現，他認為：君之務在選將而不是代將行事；將宜智信仁勇嚴五德兼備，具有必死、必生、忿速、廉潔、愛民的品質，身先卒士；治軍不可以禮，必以嚴明紀律；作戰則“兵無常形，尚奇而貴詐”；重地勢選擇，可將兵置於決死之地；重敵情，特別注意斷絕敵人的糧草補給。這些原則都是他創造性地運用《孫子兵法》之結果。（2）重天下“服”的政治觀。人們常説曹操重刑名法術，但往往忘記了刑名法術之前要有先王之道“攬”與“賅”之。全面地説，曹操的政治思想是“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這實是對“霸王道雜之”的具體運用。也正是“以禮為首”的思想在發揮作用，所以他始終是挾天子令諸侯，而非取而代之。故司馬光評之曰：“以魏武之暴戾，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3）重實效之人才觀。曹操非常重視人才，其特色是優獎獻“嘉謀”者，特別是要獎賞當面直諫者。這一思想在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求賢令》中被髮展為“惟才是舉”。惟才是舉並不是否定德才兼備：“細品‘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之文，不難發現，曹操眼中最理想的人才依然是德才兼備者，這裏只不過是強調急需用人之際不要因為在德行上有某些缺點而棄而不顧了。”當然，曹操也有“不用殺之”的惡劣行為，如迫荀彧自殺、忌殺孔融和疑殺崔琰都是不光彩的例證。 ^[2] 

張作耀，1931年生，山東平度人，1959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歷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新華文摘》主編，編審。代表作有《談太平天國革命性質》《中國農民戰爭與宗教關係》《論語新探初辨》《廖仲愷思想芻論》等，編著或主編有《中國歷史便覽》《中國歷史辭典》《大哉孔子》等。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