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

“普世”一詞源於西方基督教，基於對世界本體追問的自然哲學是西方文明“普世主義”最重要的基因。那時的“普世”，既有“全世界範圍”這個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義。“普世價值”以及用來描述“普世價值”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核心價值，孕育於古希臘羅馬文化。比如，民主一詞源於古希臘文，是由“人民”和“權利”兩個詞組合而成，其含義是“人民的權利”或者“統治歸於人民”。更準確地説，由全體人民平等地、無差別地參與國家決策和進行國家管理。對平等的系統研究，最早見於亞里士多德，他認為，建立良好政體“正當的途徑應該是分別在某些方面以數量平等，在另一些方面則以比值平等為原則”。自由具有豐富內涵。一種是外在的自由。在古希臘，是否具有公共事務的權利被看作是有沒有自由的重要標準。人們可以分為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是指擁有公民權的人，他們能夠參與公共事務；而奴隸則是不具有公民權的人，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格。另一種是精神的自由。首次闡述精神自由的是斯多葛派，該學派認為，人民因為擁有理性而獲得精神自由，完全生物意義上的人是不自由的，當人民按照理性也就是按照自然法行事時，他們就是自由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人類漫長的歲月裏，自由、民主、平等等價值理念沒有被賦予任何“普世”的意義。 ^[1] 

18世紀歐洲啓蒙運動以來，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反對封建地主和教會統治，高舉自由、平等、人權的大旗，主張用政治自由對抗專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對抗宗教壓迫，用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來摧毀天主教權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賦人權”來反對“君權神授”，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來反對封建貴族的等級特權，進而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權。但資產階級獲得政權之後，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並不是真心實意地接受自由、民主和平等；即使表面聲稱接受，也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自由、民主和平等。洛克強調個人自由和個體權利，但他認為最重要的“天賦人權”是財產權，其實質是為資產階級代言。法國思想家盧梭主張直接民主制，卻對英國議會制展開了猛烈地批判，“英國人自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時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產階級平等的虛偽性，“平等原則又由於被限制為僅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筆勾銷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範圍內的平等，簡括地説，就是簡直把不平等叫作平等。”由此可見，西方資產階級雖然高呼自由、平等、民主，但其本質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所服務的，即使是在西方資產階級內部，由於社會階層和人生經歷等不同，對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也不盡相同。 ^[1] 

二戰以後，以杜勒斯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從此“普世價值”具有了明確的政治目的，成了西方資產階級實施和平演變的思想武器。西方資產階級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將“普世價值”定義為“從全人類共同的利益出發，只要出於良知與理性，為所有或幾乎所有人認同的價值”。 在隨後的日子裏，西方資產階級把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和“普世價值”簡單等同起來。這樣的結果，“普世價值”超越於國家、民族、宗教之上，演變成為一個純粹的、意識形態的話語工具。西方國家打着“捍衞自由、追求民主、保障人權”的旗號，通過宣傳西方工業文明的輝煌成就，用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侵蝕和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特別是青少年。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其中，“普世價值”功不可沒。 ^[1] 

時至今日，在西方國家內部，“選舉”這一被西方政客標榜為公民最基本的權利，成為了“富人的遊戲”和“錢袋的民主”；美國的財政危機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陷；斯諾登事件徹底揭穿了西方自由的真實面目；“佔領華爾街”運動更是對西方社會“公正”的極大譏諷。進入21世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着民主、人權等幌子，武力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發動顏色革命，埃及、泰國和烏克蘭等國陷入“民主危機”，敍利亞走入混亂的“國內戰爭”。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普世價值”是靈丹妙藥，為何這些國家長期動盪不安？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連基本的生存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何談自由、民主和人權？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難道與其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相一致嗎？西方社會在價值觀上為何自相矛盾，奉行雙重標準？儘管“普世價值”頭頂着自由、平等、人權等耀眼的光環，但西方國家用自己的行為戳穿了“普世價值”的謊言。 ^[1] 

為了實現其獨霸全球的政治野心和經濟利益，西方國家不僅重視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建設，而且高度重視以價值觀為主要內容的軟實力建設。他們一方面給“普世價值”戴上美麗的光環，另一方面巧妙地設計話語陷阱，使對手束手就擒。

西方國家首先利用強大的輿論工具，將其“普世價值”宣稱為全人類應當共同遵守的；然後，罔顧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將近現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取得的成就簡單歸結為遵循“普世價值”的結果；最後，宣稱“普世價值”及其背後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所有國家和地區擺脱貧困落後、實現文明進步的唯一選擇，最後推導出“歷史終結於資本主義”的結論。從而為世界量身定製一整套符合西方利益的價值座標和話語體系。 ^[1] 

冷戰結束之後，西方社會以“普世價值”為思想利器，利用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佈設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迷魂陣”：如果你默認或者接受“普世價值”，則正中其下懷；如果你反對“普世價值”，他就直接給你帶上獨裁、反自由、反人權等帽子，説你愚昧落後，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如果你懷疑“普世價值”，他就用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來忽悠，普通老百姓被這些耳熟能詳的名詞搞得暈頭轉向！ ^[1] 

西方國家早已習慣用這樣的思維方式和話語形式：評價非西方的國家、地區和民族，只要這個國家和民族取得了成績和進步，直接來一個“萬法歸一”，説成是遵循“普世價值”的結果；如果這個國家和民族停滯不前或者陷入困境，不問青紅皂白，全都歸結於沒能有效踐行“普世價值”；假如不按西方的要求和意願行事，就被貼上“極權統治”和“違反人權”等負面標籤，成為人類社會的共同敵人，實施各種制裁，並利用一切機會打壓其生存和發展空間；如果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主張從自己的國情出發，他就高呼“人權高於主權”，用抽象的價值觀代替自主理性的選擇。總而言之，在西方國家眼裏，只有“普世價值”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1] 

西方社會在全世界宣傳和推行“普世價值”，花樣不斷翻新。例如，以指導發展為名，大肆輸出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使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幫助轉型為名，實施休克療法，使俄羅斯大傷元氣；“9·11”之後，以反恐為名，武力入侵阿富汗；進入新世紀，借民主之名，策劃“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普世價值”不僅沒給這些國家和人民帶來福音，反而引發社會持續動盪，並被貼上“失敗國家”的標籤。歷史充分説明，“普世價值”不是非西方國家走出貧窮落後的靈丹妙藥。 ^[1]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人民羣眾是歷史創造者和真正英雄的根本立場，字裏行間貫穿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追求。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強調的是沒有國就沒有家，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是人民幸福之源；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強調的是建設一個秩序井然、富有活力的社會，是人民幸福的條件；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強調的是每個人都是目的和手段的統一，只有人人胸懷報國理想、堅持道德操守、激揚蓬勃朝氣，從自己做起，才能積小我為大我，將人生帶入更高的幸福境界。不難看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價值觀，就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根本目的的價值觀。這是中國共產黨性質宗旨的體現，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成功的保證，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相區別的一個鮮明特色。 ^[2] 

資本主義所謂“普世價值”，儘管把“自由、民主、人權、博愛”標榜為全人類的普遍利益，但由於其以抽象人性論為基礎，無法掩蓋少數人佔有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去盤剝大多數社會成員的事實。美國著名學者威廉·格雷德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瘋狂邏輯》一書中講了這樣一個現象：“在美國，35％的土地、房屋、股票、債券等淨資產被1％的家庭所擁有；80％的社會財富被1/5的人所擁有。……這種現象愈演愈烈，超過了20世紀20年代災難性的財富聚斂程度。”所以，資本主義所謂“普世價值”本質上是為“少數人”謀利益，是維護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意識形態和重要工具。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西方所謂“普世價值”作為兩個思想概念，它們之間的原則界限涇渭分明，性質目的根本不同。企圖混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所謂“普世價值”，就是妄想通過“偷樑換柱”，抽空我們的精神支柱，銷蝕我們的共同理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向邪路，最終達到改旗易幟、西化中國、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目的。這樣説，絕非危言聳聽。當年，戈爾巴喬夫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推崇“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即“普世價值”，無視階級利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的客觀存在，無視國際範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複雜而尖鋭的鬥爭，逐步放棄了共產黨的領導，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結果使蘇聯走上了一條亡黨亡國的不歸路。教訓啓示我們，西方“普世價值”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毒劑，必須高度警惕，決不能任由西方“普世價值”來轉化我們的精神基因，消解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