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亞特·霍爾

1951年享受羅氏獎學金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並取得文學碩士學位。20世紀50年代始霍爾參與創辦兩份重要左派刊物《大學和左派評論》及《新左派評論》；

1958年，擔任《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編輯。

1964- 1979年應霍加特邀請任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CCCS）代理主任，後成為主任。

1979-1997年任英國開放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97年榮休後，霍爾任英國拉尼美德委員會委員；任兩個流散文化團體“署名”和“國際視覺藝術中心”的主席，兩個文化組織所屬的“來靈屯國際視覺藝術博物館”於2007年10月3日在倫敦隆重開業。霍爾主張“文化平等、種族公正”。

霍爾的名聲不是基於他自己的哪一本書，而在於交織在熱烈論爭之中的文章和文集序言。他最廣為人知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一種有關編碼與解碼的理論，認為受眾對媒介文化產品的解釋，與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立場相對應。他提出三種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為特徵的“主導—霸權的地位”，大體上按照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進行解釋，但卻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於反映自身立場和利益的“協商的符碼”，以及與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全然相反的“對抗的符碼”。霍爾的研究成為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研究受眾接受行為的理論背景。此後，文化研究敞開了關於電視受眾主動性的研究的大門，一種新範式的受眾研究興起並迅速擴展開來。

霍爾的主要論著有：《電視討論中的編碼和譯碼》（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3）,《文化研究：兩種範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1980),《“意識形態”的再發現：媒介研究中被壓抑者的迴歸》（1982），《意識形態與傳播理論》(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1989)，《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文化、傳媒與“意識形態”效果》，《結構“大眾”筆記》等，1980年出版專著《文化、傳媒、語言》（Media , Culture and Society, Academic Press, London）。

　

霍爾在其理論中顯然寵用了符號學、結構主義和葛蘭西的霸權理論。霍爾雖然是針對電視話語提出的編碼與解碼論，但這模式可以運用於任何話語生產的分析中。

①霍爾認為，電視話語好比商品，也要經歷馬克思主義所描述的生產、流通、使用、再生產四個環節。電視話語的生產環節即信息的編碼。霍爾認為任何種類的傳播都不是自然生成的，我們在信息發送之前必須對它進行重新構建。然而，信息的構建是詮釋的、社會性的，必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可感知的因素，如制度結構，播送方式與網絡，隱性的因素，如從業者自身的技術、職業道德、職業觀念、知識結構等，甚至還有日常操作程序和歷史地界的影響。因而，同商品一樣，在編碼環節中，編碼者必須在一個有意義的話語形式內生產符碼。

②霍爾藉助符號學中索緒爾的論述説明了符號與編碼的關係。索緒爾指出語言是一個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符號系統。然而，能指和所指間的關係是隨意的，這就意味着詞的符號和聲音與其所指的對象間除了約定俗成外，並無必然的聯繫。這種主張的結果之一就是，意義是不穩定的，依賴於在話語形式中的構聯而成立。此外，霍爾還吸收了羅蘭巴特的語言學思想，即，意義有外延（denotation）和內涵（connotation）兩個層面，分別指常識與言外之意。所以，能指的各個內涵層次與文化、知識和歷史都有密切的交流，人們生活在語言和語意系統中。

③信息編碼完成後，便開始進入了流通環節，也就是信息從編碼者被傳送到受眾的過程。

④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流通的第四個環節，再生產，是與第三個環節，使用，基本上是同時進行的。霍爾認為，編碼的信息一經傳送，編碼者便對其失去了控制權。根據索緒爾和巴特的理論，編碼信息的意義僅僅會停留在語言符號的層面，受眾對信息的解讀會根據自身的語意環境進行，也就是解碼可能會是多義的。當然，電視等傳播信息有其主流解讀模式，但這並不與霍爾的理論矛盾。霍爾解釋道，對編碼信息的解讀還有更深層的社會、文化、歷史等原因，解讀的多義是由符碼之間缺乏相宜性造成的，是因為傳者與受眾之間關係與地位的差異，不對稱性造成的。意義既有一定的開放性，又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文本的意義不可能完全由文化符碼決定，在很大程度上，它還要受到社會主導話語的影響。

⑤有些符碼廣泛地分佈於特定的語言團體和文化中，人們早就習慣了它們，它們似乎不是被建構的，而是自然地出現的。例如，簡單的視覺符號看起來似乎有“近似的普遍性”，儘管有證據表明，即使是最明顯的“自然”符碼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性。

⑥受眾的解讀模式可能有，偏好解讀、協商解讀、對抗解讀。霍爾提出，這三種模式絕對不是分離的，它們之間是互相聯結的，就像標尺上可滑動的遊標刻度。

解碼與編碼理論的學術革新　

最大的啓示 — 恢復了受眾在傳播研究的本原地位，傳者和受眾的關係是平等的。

①從美國經驗學派的研究模式上看，無論是定量分析，還是刺激—反應模式，還是使用—滿足模式，都把受眾當成被動者；視信息傳遞過程為直線式的傳播模式。而霍爾認為，從信息的組成到信息被閲讀和理解，每一個環節都是多元決定的。信息在編碼過程中可能受職業標準，行業機制和規則，技術設備，個人觀念等左右；受眾在解碼的過程中依賴於文化、政治傾向，以及它們同更寬廣的權力框架。

②單波評論道，傳播學研究告別了主客體對立意義上的單一主體，轉向‘主體間性’，一是堅持主體間存在的差異性和多元性，二是強調交往。

③將符號分析方法與意識形態等概念合理合情地引入傳播研究。霍爾指出了文本的威力，在編碼解碼模式中，媒介文本被視為分析文化與更廣大的社會與政治結構關係的一個重要環節。

霍爾提醒研究者，研究的目的不僅僅要了解電視新聞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更重要的是去了解受眾意義構建的方式，調查這些信息是如何被解碼的。

同時，霍爾的理論力圖揭示導致意識形態霸權的社會結構和過程，使人們能夠批判地思考自身狀況，從不必要的傳統束縛、意識形態、權力關係中解放出來。

霍爾的初露頭角，是50年代與其他一些牛津大學的學生創辦《大學與左派評論》，這份雜誌與差不多同期誕生的由E.P. 湯普森主編的《新明理者》（由另一雜誌改名而來）一起，成為英國新左派思想最初的發源地，二者於60年代初歸併而成一種新的刊物即《新左派評論》，遂使這一流派的聲名廣佈於英倫與海外。但初期的兩份雜誌在思想傾向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明顯的差別，這也與各自的成員組成有關。不同於《新明理者》的盟員多為老式的社會主義活動家，《大學與左派評論》的編輯及追隨者則幾乎均來自於大學校園，因此也更多地試圖以大學為基點去介入社會的變革，這在雜誌的取名上就可以看出，雖然延續了30年代另一份左翼刊物《左派評論》的一些主旨，但卻特意地將自己的思想出發點定位在“大學”的概念上。霍爾在此後也一直未離大學的職位，尤其是其在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可謂開闢了學院政治的一個典範，即通過對知識場域的重構，而為社會注入一種激進思想的活力。

在70年代以前，霍爾對學院政治之建構方式的理解尚屬一種由經驗主義出發的論證，但自接受結構主義符號學尤其是後結構主義理論以後，則又轉為一種更新的解釋，始而將學院政治式的研究歸為一種文本研究，這同樣是為了與舊的社會批判與研究在另一維度上區別開來。

從某種意義上看，作為一種新的嘗試，霍爾在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所組建起來的集體共生的教學與研究模式幾乎是無法複製的，然而這一學院政治的理念與實驗方式卻隨着CCCS影響的擴散而啓發了一代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知識分子，在一定範圍內改造了知識生產的方式，激活了大學面向當代社會的介入與批判活力。 ^[1] 

《大學與左派評論》的創刊為英國新左派的集結提供了最初的活動舞台，霍爾由此也被推入了戰後左翼運動的新軌道，並被無可爭議地列入左翼思想的譜系中，直到2012年出刊的《衞報》所載一篇由佐伊·威廉斯撰寫的文章，仍將霍爾稱為是“左翼地景上的一位神座”（上帝，a God on the landscape of the left）。提及左翼或新左派，我們一定不可取中國的一些習慣的定想去套應之，同時也切不可將英國新左派看做是一密無裂隙的單面體，或一種在思想上鎖定不變的政治潮流，或以一種界線明晰的左與右的區分去嚴格類別之。從霍爾的身上，我們所能見到的更是一種遠為複雜得多的情況。

80年代後期開始，霍爾的思想變化也包括在另一層次上的移位。在“新時代”的討論到達之前，霍爾領導了在20世紀左翼歷史上可謂最有影響的事件之一，這就是對撒切爾主義的批判，而霍爾本人的思想也處於一種新的裂變中，一方面他從左翼的立場激烈地批評撒切爾政府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然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撒切爾的“威權民眾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所具的強大整合力。關於後者，既可將之視為是右翼曾於50年代施行的“人民資本主義”（People’s Capitalism）的進一步的推演，而且也更有過之，即其試圖將所有的社會分離要素都組合進一種由資本的消費邏輯所組成的共同體結構中，為此而使左翼理念的社會生存基礎再遭重創。 ^[2] 

後期霍爾思想的另一個聚焦點是“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從某種意義上可喻為其思想的一枚定海神針。從早期的《大學與左派評論》中透露出的信息，到差異政治，再及於對後現代消費政治的闡述，似可窺得一種內在延宕的曲線。多元主義之於霍爾，既是用以詮釋歷史的方法，以便將對社會型構的考察置於一種多元決定的論述場域中，也是其對一般主體潛能（即agency）之可為性的一種價值倡言，以為可憑之消解移動中的霸權模式與各種舊的觀念屏障。在霍爾看來，“雖然每個人的內部空間是不同的，但是我卻處身於與他人的一些關係與對話中”，也就是社會仍然是始終在場的，這也是一種內部與外部的辯證法，因此我們依然可以通過“接合”的方式與他人結成儘管不是終極性的，但卻帶有某種“臨時性”的身份聯盟，將自我與羣體重新置於一種語境所構成的疊合狀態之中，在重新發現“自我”及重新定義“認同”之後，構建出一種新的身份政治標識。此也可稱之為是“接合的政治”，或理論上的“後馬克思主義”。從中可見，霍爾在與自由主義的理念猛烈觸身之後，又再次離去而回到了其羣體性抵抗的範疇中。

然而這還不是終結，在因受及病魘的折磨而沉默多年之後，我們又有幸在2012年見到霍爾在公眾媒體上的露面。在經歷了新自由主義的強勁風暴及英國2011年發生的大規模騷亂事件之後，霍爾的思想又有了一個新的蜕變，在佐伊·威廉斯女士的採訪錄中，霍爾明確地告之，與三十年前相比，他對當代政治的悲觀不是減少了，而是更有遞增。盛行了約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似乎已經牢固地紮根在了人們的意識中，甚至影響到年輕一代看待事物、看待貧窮的方式，而他們對政治家的表達又顯得愈益地無能為力，同時也缺乏表達的渠道。霍爾也談及消費主義，但卻不再帶有當年“新時代”言述中曾有的樂觀，而是將之視為一種市場幻覺，作為一把雙刃劍，它不僅刺向了那些底層的人羣，也隨着騷亂的發生而刺向了這一觀念的製造者。毫無疑問，騷亂事件幾乎可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70年代CCCS中心所標示的“儀式的抵抗”的一種當代翻版，這也自然會強烈地觸動了霍爾的心靈，因此而使他再一次將反思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新自由主義及與其結盟的霸權政治模式，並重新意識到一種經濟不平等帶來的巨大社會反差與顛蕩。這等於是説，無論霍爾對自己創建的文化政治路徑抱有怎樣的信念，然也不得不重新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去詮釋這一遷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似又窺見了霍爾向左轉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