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書院

文石書院，位於台灣澎湖馬公鎮附近。清乾隆三十一年澎湖通判胡建偉應貢生許應元等之請，捐款創建。有頭門3間，中架為樓，上祀魁星；中為講堂，祀宋代周、二程、朱、張五子；後堂中祀支昌帝君，左右兩間為山長住處，兩翼有精舍各10間。因澎湖特產文石，故名。胡親任山長，訂學規10條：“重人倫、端志向、辨理欲、勵躬行、尊師友、定課程、讀經史、正文體、惜光陰、戒好訟”，後金門舉人林豪主講時，又續擬學約8條：“經義、史學、文學、性理、制義、試帖、書法、禮法”。五十五年夏毀於風災，知府楊廷理諭通判王慶奎修葺。嘉慶四年(1799)通判韓蜚聲捐款重修，並改建魁星樓，以後堂作講堂。二十年通判彭謙就後院再建5間，以祀文昌。道光七年(1827)通判蔣鏞與協鎮孫得發、遊擊江鶴等捐俸倡修。九年改建魁星樓於東南方。後多次修葺，光緒元年(1875)董事生員蔡玉成邀請紳士重議修建。翌年後殿添兩旁精舍，左邊配胡、韓二公，並前通判蔣鏞、王廷幹祿位。其講堂中廳祀制字倉聖，外庭建惜字亭。日本佔據時期，地方人士為保護民族文化，將其改為孔子廟。年久失修，廟宇已圮。1962年拆除，僅留魁星樓及2碑2匾。

文石書院始建於清乾隆32年（西元1766年），本為澎湖通判胡建偉所創建，係為教人移民子弟，造就地方人才，乃設置官立書院，延聘教席、山長教育儒生。因書院是採用澎湖特產色澤燦爛的文石所砌成，且亦期望所培育的人才如文石般秀美，故命名為文石書院。

文石書院興建，開啓了澎湖文教的先聲，書院陳列史書極，文風鼎盛，可惜光緒11年中法戰爭爆發，法軍大肆毀壞了文石書院百餘年來的傳承，圖書、講堂俱毀。日據時期，書院經過重修，改祀孔子；1962年再度整修，拆除破損殆盡的六棟雅緻古厝，改建大成殿，即今孔廟現貌。

從〞至聖廟〞牌進入孔廟前庭，步道的右側有一座古老的閣樓，此即登瀛樓。登瀛樓為故文石書院僅存旳遺蹟，建築為前清傳統式中國風味的閣樓，上下兩層，古樸中透著些許些華麗，門牆、窗欞、檐角都修飾得極其精緻。登瀛樓因地勢較高，展望極佳，可遠眺風櫃半島及澎湖周邊的碧海青天。

從步道前行穿過白色圓形拱門，在盡頭處即可見掩映於老榕下的大成殿，因建築時間較晚，大成殿屋已不用飛檐，而是平，整端莊的黃色琉璃瓦，屋脊兩端各有一向上突起的修飾物，看來更簡單樸實。平時孔廟並不開放，只能在台階外端祥這座現代孔廟。

胡建偉：文石書院學約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古者庠序學校之教，皆所以明人倫也。是人倫者，非教者之所最重，而為學者之所必先也哉！試思人生那有一日不與五倫之人相周旋？聖賢那有一言不與五倫之理相發明？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賢，人倫之至也。”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朱子鹿洞條規，首列“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以為學者學此而已；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則所以學之也。若夫修身、處世、接物之條，皆在所後焉。蓋人倫之至理，命於天則謂性，率於性則謂道。性與天道，乃學問之大原，而其實不過於人倫日用之間，各盡其當然之實，自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如《中庸》一書，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至於無聲無臭至矣，無以復加矣。而其中之得力，則實在三達德（三達德：三種常行的美德。《中庸》：“智、仁、通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以行五達道（達道：人所共知之道。《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以馴至乎其極而已，豈有他哉？然人倫固在所重，而孝為百行之原，則又五倫之本也。人能善事父母，必篤於兄弟，和於妻子。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至性厚者，朋友亦不薄，以至明察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何一而非孝之所推暨乎？倘身列喜牆，而門內多慚，至性菲薄，以視反哺之鳥、跪乳之羊，物且不如矣，安望其忠君、信友、親親、長長也哉！清夜自思，何以為人，何以為子，更何以謂之學者，可不惕然而知所重耶？

志者，心之所至也。凡人心之此之彼，志必先為之向道，而後心乃從之而往也。如行路者，欲往東，志必先向東而志；欲往西，志必先往西而行。是志之有向，正如射者之有鵠也。故學者之志，未有所向不端而可以有為也。《禮》曰“一年離經辨志。”蓋言童稚就傅之年，必先使之志向先端，而後可以漸進，以至於智慮通達，而為大成之候也。即如孔子，至聖也，亦必自十五志學，而後能從心所欲不逾矩。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之不立，直是無着處。”世人讀書，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況所稱功名，亦只是科第耳，官爵耳，非真欲建功立名以垂不朽也。以富貴為功名，富貴之外，復有何求？趨向不端，宜所學者皆非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正在於此。今生童中盡有穎異之資，止是志向不專，為習俗所染，未能捭脱。即勉強從學，或作或輟，口身之功且難，更何有於心性之學？光陰坐廢，卒無成就，殊可惜也！試觀漢儒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三載不一窺家園；宋范文正公斷齏劃粥，勤學勵學，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此何等志向也，爾諸生可不勉哉？

凡人莫不有性，性即理也。性發而為情，情動而欲生焉。此危微之介，聖狂之分也，而可不辨乎哉？劉子云：“煙生於火而煙□火，冰生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明而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又曰：“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耳、目、口、鼻、身，謂之五關。）。”蓋言五關不破，五德（五德：指人的五種品質，儒家以温、良、恭、儉、讓為士人修身五德。）不得而入也。即如孔子論人，必先從富貴貧賤説起者。夫人必能富貴不處，貧賤不去，則取捨之分明；取捨之分明，斯存養之功密，庶可漸至終食不遺仁，而造次顛沛必於是也。學者果能於此間辨得明，守得定，壁立千仞之上，何難與聖人同歸也哉！《東莊學約》有云：“米鹽妻子，庶事應酬，以道心處之，無非道者。苟使縈懷豪傑，志氣不難因以捐盡。彼如應舉一事，在明理者入場赴考，認題作文，不過將平日之學養，發聖賢之道理，至於取中與否，則聽其在天，毫無僥倖之想。”今人則一團欲心，入場必思詭遇；擬題濫本，無所不至。朱子曰：“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科舉耳。”又云：“居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亦必應舉，豈能累孔子耶？”天理人慾，同行異情，有如此者，可不辨乎？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得一字。”伊川程子亦嘗曰：“讀書一尺，不知行得一寸。”蓋讀書不力行，只是説話也。今人生聖賢之後，凡我身之所未行者，皆古人之所已行，而筆之於書者也。故誦讀時，不可看作書是書，我是我，書與我兩不相干。必如朱子所云，“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察，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為有益。又如顏子所云：“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軟，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為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重義輕財，少思寡慾，忌盈惡滿，周貧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引而申之，推而廣之，事事皆本古人之成法做去。即讀得一句、行得一句矣，不亦躬行實踐之君子也哉！

傳道解惑，莫過於師；勸善規過，必資於友。是師友者，乃人生德業之所藉以成就者也。《書》曰：“主善為師。”又曰：“師道立，則善人多。”《禮》曰：“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師友願不重哉！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蓋言子賤能尊師友，以成其德，故夫子稱之也。考之古人，未有不尊師友者也。即如宋賢楊龜山、遊定夫，侍伊川程子之側，程子偶瞑坐，楊、遊二子侍立不去。程子既覺，門外已雪深三尺矣。古人之尊師重道，有如此者。至於朋友，朱子所謂五倫之綱紀者是也。人或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中，有難言之隱、不白之情，積成嫌怨。得一良友，為我排釋，為我解紛，委曲周旋，維持調護，俾得相好如初，其有益於人者，更為不淺。況乎勵行勤學，質疑問難、讀書作文，無一不取證於友。其所繫之重，又有如此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信然乎？乃世之人，無遵師之誠心、取友之實意，視師友如過客路人，豈不哀哉！極其所謂尊師者，亦不過厚脩脯、隆禮儀，以此為敬而已。其於尊德樂道，則概乎未之有講也。待朋友雖極深情厚貌，亦僅以酒食往來為親密，笑言通脱為莫逆而已。求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者，則又安在也！爾諸生當以古人自待，以今人為鑑也。

《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智慮通達，謂之大成。”此古人為學次第法程也。矧今人慾學古人，而可無法也哉！孟子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課程者，即匠之規矩也。欲讀書也，課程可不定乎？而課程之法，則莫有善於程畏齋分年月日程之一法也。其法本末兼該，體用具備。陸清獻雲：“此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來教人讀書之法也。”其尊信有如此者。今院內仿依此法，令諸生各置一簿，以為每日課程記。本日讀何書，何處起止，或生書，或温書，並先生所講何書，午間何課，夜間何課，一一登記簿內，從實檢點，不得虛張濫記；積日而月，積月而歲，歷歷可考。工夫有常，自然長進。每五日，又於已熟之書，按簿抽背一次；或餘於公事之暇到院，亦安簿抽背，以驗其如有從頭至尾背念一字不忘者，即給送紙寫之資，以獎其勤能；倘有妄自開寫簿內，背念不熟者，即由飭示罰，以為怠惰者儆。至於作文，每十日作文一篇，五言排律詩一首，夏日則策一道。務須盡一日之功，以完此課，不許繼燭給燭。平日用功，以看書、讀書為急，不比場前，要多作時文，以熟其機也。每日講書後，要看書，先將白文理會一遍，次看本注，次看大全等講章；如此做工夫，則書理自可漸明；四書既明，則經學便勢如破竹矣。

經，經也；史，緯也。學者必讀經，然後可以考聖賢之成法，則亦未有不讀史而後可以知人論世者也。是十三經、二十二史，非學者所以必讀之書而為學問之根底者哉？今國家取士，鄉會第二場，試經義四篇，所以重經學也。至於第三場，多有以史事策試者。史學亦何嘗不重？是經之與史，有不容以偏廢者也。自世之學者，以讀書為作文而設，如薛文清雲：“學舉業者，讀經書只安排作時文科用，與己原無相干，故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與不學者何異？”然此等讀書，雖無心性之益，猶有記誦之功也。惟近來場中擬題一件，最為惡陋，其不出題者，勿而不講；即出題之處，亦不過略曉大意，僅能敷衍成文而已。更有剽竊雷同，即章句亦多，茫茫然也。本經如此，他經可知，又安望其兼讀諸史以為淹通之儒耶？但人之質性不同、敏鈍各異，概今其服習熟讀經史，亦非易事。然亦有法焉，可以序漸進也。則莫如仿歐陽文忠公限字讀書之法，淮以中人之性，日約讀三百字，四年可讀畢《四書》、《五經》、《周禮》、《左傳》諸書。依此法做去，則史亦可盡讀也。亦惟勤者能自得耳。學者苟能如朱子所云：“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如此着力去讀，則又何書不可盡讀耶？寧第經史史而已哉？

文所以載道也。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莫不有體焉。是體也者，文之規矩準繩也，而可不正乎！今朝廷取士，重科舉之業，文取清真雅正。上以是求，下以是應，固已文無不約，禮無不正矣。平淡濃奇，各具一體，均堪入彀。至於膚淺卑弱之文，雖不中程式，然此等文字，如人生質微弱，病在標末，元氣未曾傷損，服以湯劑，餉以粱肉，自然日就強壯，猶可為完人也。惟有一種艱深怪僻者，以妄誕為新，以判道為超脱，何異病人入膏肓，外強中乾，縱有扁禾（扁禾：又作禾扁，是古代名醫扁鵲與禾二人的合稱。），亦豈能為救藥也哉！凡此者，皆託名江西派（宋詩流派之一，以黃庭堅為首，次為陳師道等二十五人，皆江西人氏，影響很大，故稱江西詩派。）一説以誤之，逐日復一日，沉溺而不知返也。夫江西五子之文，或意在筆先，或神遊題外，自成一家機抒，然按之題位、題理，依照一絲不亂。此文之所以可貴而可傳也。今人既無此本領，但剽竊險怪字句，以塗飾耳目，牛鬼蛇神，欲以欺人，適以自欺而已。然餘以為欲正文體，更當先正題目，如欲出搭題以試學人之靈思妙緒，亦不得過為割裂，以致首尾不貫，上下無情。近見坊本，率多牽如兩馬之力與齊飢等題。學者遇此，亦安得不無中生有、支離附會耶！是何異策泛駕之馬，而欲其範我馳驅，按轡和鈴，以遊於康衢九達以上，豈可得哉？

人生百歲三萬六千日，光陰盛矣。而其中可以讀書，則自七八歲至三十歲，僅有二十二三年而已。即陸槎亭分年讀書之法所言，自五歲至十五，十年誦讀；十五至二十五講卷；二十五至三十五涉獵，亦總不出三十年之外也。讀書之日，寧有幾乎？孔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人至四十、五十，血氣漸衰，精神日滅，眼目近花，記性亦絀。禮言：“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未聞此時而向學者也。餘觀今人讀書，暴棄者固多，姑待者亦復不少。謂今日不讀有明日，今年不讀有明年。不知眼前一刻，即百歲中之一刻也。日月其除，揮戈難返，嗟何及矣。今幸書院落成，爾諸生萃處其中，晝則明窗淨几，夜則熱灼焚膏，真有讀書之樂矣。正宜勵志潛修，及時勉學，斷不可羣居燕坐，三五閒談，以致耗費精神，荒度時日也，若遇芳辰令節，放假一日者，亦是玩物適情，所以暢發其天機之一。如樊遲從遊於舞雲，不忘崇德之間，則遊亦豈能廢學也哉？至家中有事，或日久歸省，亦人情之常，不能免也。但必回明先生，告假登記簿內，限日回銷，總不得有逾五日之期。昔樂羊子遠學來歸，其妻乃斷機相戒。婦人尚且知學如此，倘無故頻頻告假思家，不惟見怪於師友，亦且有愧於婦女，安可以有限之光陰而漫不加珍惜也歟？

昔人有言：“餓殺莫做賊，氣殺莫告狀。”夫賊者，害人之名。人而為賊，鄉評之所不齒，國法之所不容，賤惡極矣。而告狀者似之，亦以告狀之人，虛辭架陷，敗人名節，傾人身家，與賊無別。事異情同，所以深著其害，而重以為戒也。即如易以天水名訟，赴義外剛內險，或前剛而後險，或彼剛而此險，兩不相下，而訟以興焉。是好訟之人，未有不剛險者也。人而好訟，大抵其人必貪暴而尚氣，機械而詭詐。率其剛險之性，明則舞文弄墨，暗則射影含沙。或恃己之健訟，而顛倒是非，或唆人之爭訟，而混淆曲直，深文以期其巧中，構□以圖其重酬。無知者稱為訟師，有知者鄙為訟棍。此等人品，實鄉黨之鬼蜮，而名教之罪人也。縱或法網偶疏，時有吞舟之漏，即天地神明，亦斷不為之少寬也已。試以訟事言之，告狀時，每日衙前伺候或官府出署，攔路下跪，或坐堂放告，則階前俯伏。官呼役叱，靦顏忍受，其苦一也。如或不準，又須再告。幸而準理，出票時承書抑勒，萬狀刁難，乃下氣怡色，委婉順從，過於孝子之事父母。及至差役到家，則有接風酒、下馬錢，恭迎款待，甚於賢賓嘉客。一有不當之處，則飲爾酒，發爾風，無所不至，其苦二也。及至臨審，一切保鄰詞證又需供養；酒樓茶館任其燕遊，百計逢迎，總欲藉其左袒。又有派堂雜堂，一班衙頭皂快，如餓虎逢羊，必無生理。非遇廉察之官，身家必至立破。且俟候聽審，自辰至酉，寸步不敢遠離，驚心吊膽，忘飢失食。若遇衝繁地方，職官因公他出，又須收牌別示，十旬一月，未有定期，其苦三也。至於審後，水落石出，輕則戒飭，重則問擬，有何好處而樂為此耶？爾諸生讀書明理，心氣和平，既無剛險之性，倘有非禮之加、橫逆之投，情遣理恕，何難漁然冰釋。即或萬不得已，務要申訴官長，而據事直書，仍不失忠厚之道。則有中惕之吉，而無終兇之訟，慎毋恃官府待我厚而奔走公庭，毋恃衙門為我熟而鑽謀蠹吏。守卧碑之訓，而一意詩書，品端行潔，誰不受敬之。苟其不然，即使爾諸生身為職官，見此等好訟之人，有不疾而惡之者幾希矣。 ^[1] 

林豪：文石書院續擬學約八條 清光緒年間

士君子窮經，將以致用。必能明其義藴，斯識見定，理解精，持論有本有末，以之用世，自無難處之事。如漢儒以經義決獄，以《洪範傳》推度時事，均能吻合。故先哲謂：《論語》半部可以治天下。非危言也。治經者，必先讀註疏，擇精語詳而歸於一是。若場屋與考經解，則以眾説為波瀾，而以御纂及朱子之説為主腦。朱注雖為時所尚，要當分別觀之。如《周易》宜習漢學。其尤著也，若《虞氏義》一書，為國朝惠定宇、張皋文諸家所闡發，尤為漢《易》入門之徑。大都以六爻之變動，陰陽之錯綜，先明其數。故治《易》者，必有圖畫，猶《春秋大事表》、輿地，皆有圖説，以明其方向，於天下大勢、遠近強弱，方瞭如指掌。他如《毛詩小序》，必不可廢。若能會萃眾説而自抒新義，亦可以參備一解。大抵六經註疏，經御纂折衷，固已燦然大備；然聖賢理道，本屬無窮，如近世江慎修之《鄉黨圖考》、閻百詩之《四書釋地》，皆足以專門名家，補前賢所未備。學者會而通焉，可也。

三史之學，一曰正史，若馬、班之書是也；一曰編年，若《通鑑綱目》是也；一曰紀事，若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是也。其他三通（三通：唐杜祐《通典》、宋鄭樵《通志》、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皆政典之書。）、地誌等書，皆史家之支流，涉獵焉可也。夫史書浩如淵海，苦難遍讀，故治史者，必自朱子《綱目》始。其法每閲一代之史，則設一簿，擇其事之要者，論之精者，字句之典雅者，自抄一本。或計一年所閲，擇其辭尤浹意者隨手摘錄，粘於壁上，以便朝夕熟覽。至歲終，揭起分類，抄成一本。年年如是，有三益焉：一可知古今之事變，人品之賢否：一可識史家筆法，與義例之異同；一則典雅字句，隨意摘出，可為行文之取資挹注，更覺靡盡。凡此，皆讀子、史百家之良法也。然讀書尚友，必能知人論世，故有時讀至疑難之事，該掩卷思之，設身處地，當如何處分？而後觀古人究如何處分。其增長知識，尤不少焉。

《昭明文選》一書，為古學之總彙、詞賦之津樑。自唐以來，如老杜猶教兒熟精選理，豈得以難讀而置之？即如“京都”、“江海”等賦，字多奇僻難通，無妨節取。他若屈子之騷，武侯之表，《春秋》、《毛詩》之序，蘇、李、陶、謝之詩，皆出其中，宜擇其明白易曉數十篇，自抄一過，朝夕吟詠，以為根柢，則出筆自可免俗矣。昔人謂做秀才者，胸中目中無《綱目》、《文選》二書，何得謂秀才哉？蓋惟習此二書，則胸中乃有古人，而筆下方能超出時人耳。

我朝儒臣所輯《性理精義》，皆採擇有宋先賢五子之學，若《通書》、《西銘》及《太極圖説》，詞旨深遠，皆理學之至精者也。而湘鄉羅忠節公澤南，即本週子主靜之學，衍為兵法，故生平戰功彪炳。其門下弟子，類能起而捍大難，踣大憝，亦皆本其師説。蓋是書所賅甚廣，苟能明其一義，推而出之，亦足以開物成務。學者但本其性之所近，擇其辭義可通者讀之，當有領會，亦無庸纏死句下，瑣瑣較論心性，致與膠柱刻舟者等誚也。

昔人謂制藝之佳者，不從制藝來；試帖之佳者，不自試帖來。若但能就制藝、試帖以求，則詩文未必能工。蓋胸中無數千卷書，安能獨出手眼，下筆沛然？雖復極力摹擬時墨、鋪排塗附、學其套數，初閲雖有機調，細按之不過合掌雷同，無一語從本心中流出，奚貴其為文哉？至於題有層次，前後不可凌躐也；題有神理，一字不放過也。曲題用經義，貴能融化；理題靠朱注，貴有洗髮手法。題尤要聊貫有情，補側得宜。能如是，是亦足矣。先儒雲：“文以載道”。又云：“時文代聖賢主言。”雖不敢執此以律時賢，亦安敢不力求實學，而取法於上哉？

自乾隆二十二年，文場始加試帖一首，排比聲韻，法至嚴密。一字不葉（葉：“協”的古文，不葉即不協。此處指叶韻。叶韻起於南北朝時，文字讀音，因古今不同，故古韻和今韻不同，當時強調合韻，強改古韻為今韻。為求壓韻，甚至不惜擅改原文，其弊甚深。至宋代，提出古韻通轉，不必改字之説，形成一字多讀，隨處可葉之勢，多音字增加，其害亦大。清人深究古音，叶韻之説漸廢。），則前功盡棄，可不慎歟？即如結韻、抬頭、頌揚，系應制之體，不得已而用之。若全篇頌揚，澎士每喜用之，尤不可解。此體無足討好，而最易惹厭，似不必輕用為當也。能為古近體詩者，其試帖雖不甚工，亦不致有塵俗氣。大抵試帖之上者，莫如有正味齋，而九家詩次之，七家次之。要必汰其不合時式之作，而選其尤佳者數十首，以便揣摩可也。古學則以唐律的根柢，而行以館閣格式。古學經解，在小試軍中，易於偏師制勝，況平時能為古學，則試帖遊刃有餘，在闈中尤有裨益。宜講律賦及賦學指南二書，以資講習，為入門之徑。

場中作字，譬如善膏沐者，同此資質，而膏沐稍整亦足動目。故制藝俱佳則較其詩，詩律俱佳則較其字，而去取以分。其大凡也臨帖之法，非徒濡毫摹寫，以求其形似而已。必取古今名跡，懸掛壁間，或斜置几上，細玩其用筆起止，配搭疏密長短之法，隊伏整列，筆氣聯貫而下，無錯綜不勻之弊，務期意在筆先，神與俱化。故未有楷法不工，而能工草者。至用墨濡筆，皆有程式。墨要去膠，筆要洗淨，試卷雖澀，必不宜磨使光滑，所謂善事利器是也。我期功令，凡殿試、朝考，尤重楷法。鼎甲館選，鹹出其中，而可苟乎哉？先儒雲：“作字端楷，亦主敬之一事”，則又不特場屋宜謹也。乃澎士書法，尚多未勻，即系注塗改，又多違式。查磨勘條例，每科學政，多有頒發。即鄉闈，題紙後已臚列，為師者亦宜以教其弟子，每誤則隨時指正，必平日習慣自然，場中方無錯誤。若以為無關文字之佳否，而任意塗抹，是真與科名為仇也。大抵得失雖有定數，而人事要必先盡，故瑣瑣及此。古人云：三年心血，只爭一刻眼光耳。有志者，幸勿河漢斯言。

《紀略》原載《學約》，於人倫、師友、立志、戒訟之説，再三致意，茲特舉其意所未備者，推而言之。夫吾人既從事於學之一途，不能不以舌耕為業；舍此，則別無謀生之術。蓋防禮自恃，有如處女；懷刑畏法，懼入小人，其力守大閒，亦僅僅可以免禍而已。要之，訓誨有法，自不患事畜無資，而或欲於公門中上下其手以沾利益，此大誤也。蓋自來清正之官，必能循理。故凡理之直者，可無煩託我；其曲者，始欲藉重一言，為可緩頰。而既視為謀生之資，又不能擇事而預，在有司則已窺我之後，謂是固非理相干者也。無論從與不從，而我且以一言見輕，他日雖有至言，轉不易入矣。至於墨吏，亦有別才，其經手固自有人，本不欲與正士相接，而反借非公不至之説，謂禮義由賢者出，而以澹台子羽相待，則吾亦何能不以自待耶？雖然，俗事非盡不可與也。設有至親為人傾陷，則當極力為雪其誣；又或親朋兩相爭競，則必苦口為平其怨；他如保固桑梓，興利除害之大端，則士為四民之首，又安可不身肩其任。此雖仁義，未嘗不利，而吾之坐言起行者動於禮，非動於利也。則仍不害其為禮法自守也。夫禮法之所賅，亦甚廣矣。由勉亭之所言，所謂倫之明、志之篤、理欲之必辯、師友之是尊，以至勵躬行、戒詞訟，皆範圍曲成於禮法中，而率履勿越者也。必能守如處女之固，而後免為小人之歸，可不嘆歟？古人云：做士子時，當如閨女，要畏人也；既入仕途，如健婦，要養人也；及退休林下，如老嫗，要教人也。所願士子，識此數端，為讀書之根柢，而復以通經、學古、課文、作字各條，互相淬勵，從此日就月將，相觀而善，士氣蒸蒸日上，以與中土代興，是又區區者所樂觀其後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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