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利哈喬夫

利哈喬夫1906年生於聖彼得堡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電機工程師。青少年時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4年進入列寧格勒大學社會科學院人類學與語言學系學習。1928年畢業後不久，因在一次學生組織的研討會上質疑了蘇聯政府簡化俄語字母表的改革。即被關入索洛韋茨基羣島上的集中營，1932年被釋放。四年的集中營生活，特別是參加白海-波羅的海運河的開鑿，使利哈喬夫得了嚴重的胃潰瘍，但正是在監獄中，利哈喬夫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他在那裏蒐集民俗材料，調查囚犯的黑話，這位未來學者的第一部著作就寫於獄中，題為《罪犯的紙牌遊戲》。

從1933年起，利哈喬夫才在俄羅斯文學研究所正式開始其充滿波折的學術生涯：因為強烈反對無視俄羅斯文化傳統，如破壞古代雕塑、花園、古建築等的行為，他的科學院通訊院士的提名三次被否決，直到1953年才獲通過，而遲至1970年才正式成為科學院院士。70年代初，他為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羣島》的寫作提供關於索洛韋茨基集中營的材料。 ^[2]  1975年時，據説又因拒絕批判蘇聯物理學家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維奇·薩哈羅夫被克格勃打斷兩根肋骨。

利哈喬夫把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對俄羅斯古代文學、文化的研究中。他的研究涉及了俄羅斯10至17世紀文學的所有重要方面，留下了1000多部著作，成為俄羅斯古代文學史、文化史當之無愧的權威。像俄羅斯每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和文化史學家一樣，利哈喬夫也對《伊戈爾遠征記》這部用古俄語書寫的12世紀的詩壇傑作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標明瞭俄羅斯“遠征記學”所達到的最新高度。利哈喬夫有關《遠征記》的學術著作有39種，專論23篇，一般評介文章32篇，而他的《伊戈爾遠征記》譯本也有多種。在這些著作中，基於對古羅斯歷史文化的全面把握，利哈喬夫深入考察了《伊戈爾遠征記》與12世紀古羅斯地方文化的發達、與當時的編年史作品的關係。他認為《遠征記》寫成於1187年，作者是“羅斯勞動人民的願望和情緒的表達者。雖然他本身大概既不是一個農民，也不是一個手工業者，而最可能還是一個武士。”利哈喬夫還特別探討了《遠征記》與俄羅斯民間口頭詩歌語言傳統的關係：這不僅表現在詩歌中大量運用的民間藝術手段，而且在於詩中突出的民間歌手褒揚的藝術形象。《遠征記》的作者從某種程度上繼承了褒揚民間贊詩的詩作風格，作者有可能是為歌唱而寫作這部作品的。利哈喬夫對《伊戈爾遠征記》的宏富、精闢的研究成果深入揭示了古羅斯文化的高水平，這就充分證明了在公元988年基督教傳入俄國之前，俄國已有了自己的文化，並發展到很高的水平。《伊戈爾遠征記》也深刻地體現了俄羅斯文化獨特的內在傳統。

深諳俄羅斯文化之根的利哈喬夫雖歷經坎坷，但並不是個故紙堆中的學者。80年代中葉，由於得到戈爾巴喬夫的支持，他發起成立了俄羅斯文化基金會，戈爾巴喬夫夫人賴莎也是成員之一。以基金會為陣地，他後來始終致力於保護和發揚俄羅斯文化傳統的實際工作。他搜尋流散於國外的俄羅斯文化財富，幫助提高小城鎮、農村和少數民族的文化水平。面對蘇聯解體後的經濟、文化危機，他強調俄羅斯文化傳統的重要性。他認為，幻想着靠武力重建原有的版圖是毫無意義的。一個民族的權威不是靠它坦克的數量和版圖的大小來確立，它依靠的是道德的尊嚴和人民的文化。走出危機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的復興，是在俄羅斯文化的發展和對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寬容。

作為俄羅斯當代知識分子象徵的利哈喬夫，他的眼光並不侷限於俄羅斯。近年來，他提出了“文化生態學”的概念，“現在人們越來越多地談到生態學，即呼籲保護環境。但是人不僅是生物的存在，更是文化的存在。人離不開文化環境就像離不開空氣一樣，沒有文化就意味着道德上的人類滅絕。文化生態事實上就是我們周圍各民族共同組成的豐富多彩的文化。整個地球就好像一個巨大的博物館，所有的人類成員都負有保衞它的責任。而最主要的一個威脅就是民族主義，缺乏團結。 ^[1]  ”

有學者概括利哈喬夫一生的四大貢獻：研究《伊戈爾遠征記》《往年紀事》等俄羅斯古典文獻；在古俄羅斯文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對古俄羅斯文學、歷史和文化出版物的編輯和出版做出了巨大貢獻；保護俄羅斯文化。 ^[2] 

利哈喬夫在1948年就擔任俄羅斯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1952年獲斯大林文學獎一等獎；1953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54年獲得蘇聯科學院主席團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