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山文化

貴州文化在秦漢以前，史乏記載。自東漢章、桓年間（76-149），毋斂人尹珍（字道珍）北上求學，先後師從許慎、應奉，回鄉設館傳授許、應之學，後曾官尚書丞郎、荊州刺史等，開創了南疆教育之風。至此，貴州文化始有可述。尹珍是貴州教育的拓荒人。莫與儔的《毋斂先賢考》，對尹珍事蹟，考證尤精。

追溯影山文化的淵源，得從東漢以來毋斂縣的史地文化敍述起。東漢時,毋斂縣轄今都勻南部、獨山、平塘、荔波、三都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南丹、思恩一帶，治所在獨山。獨山地處交通要道，秦五尺道由北到南，貫穿轄境，直達象郡（今廣西桂林）；水道北有紫水（獨山江），流經三腳屯（今三都縣）匯合都柳江至粵流入珠江，今番禺（今廣州市）入海；南有剛水（打然河），流經荔波與打狗江匯合入柳江。毋斂縣氣候温和，土地肥沃，多民族聚居，民風樸實。由於交通便利，三蜀（漢初郡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郡，合稱三蜀）的尹、謝、龍、傅等姓氏早有名聲，時稱"一方豪強"（范文瀾：《中國通史·二輯》）。其時，士人讀書雖無庠序（官學），但私塾已漸興起。以尹、謝二氏最為知名。尹氏以經術稱，謝氏以武功顯，尤以尹珍對開拓南中（川、滇、黔）文化，功績顯著，影響最深，成為一代經學大師，震古鑠今，貴州境內多立"尹子祠"祀之。這是影山文化最早淵源。

尹珍卒後，其族已漸沒落，惟謝氏後裔武功歷漢、三國、晉、唐不衰，直延至宋、元、明、清，仍見其餘緒。其間毋斂人謝恕更值得一提。據《華陽國志》載："晉懷帝永壽初年（約307年），李雄據蜀，毋斂謝恕獨保 ，官曆寧州（益州郡味縣）刺史。""後謝氏勢力西擴，直到唐初，諸謝入朝，置莊（獨山地區）、□、應、矩、充、琰六州，皆以謝氏為刺史。武后聖歷元年（698），莊州繼黔州置都督府，自領石牛（莊州首府，治在今獨山麻萬鄉）等七縣，兼督黔、播等經制州及羈縻州五十一個"（萬大章：《漢晉毋斂縣及謝、尹二氏略述》）。在此期間，文教方面雖亦不乏傳人，因歷年戰亂，文獻資料亡逸，已無考證。貴陽陳矩説：晉後雖有傳人，兵燹屢興，著述散逸，寂寞風流千有餘載（陳矩《翰林院檢討萬公民欽墓表》）。明初，南中平定，地方稍趨安定，工農業生產逐漸恢復，讀書之風漸起，但仍多限於私塾。永樂十一年（1413），置貴州布政使，僅播州（今遵義地區），矩州（今貴陽地區）兩宣慰司設有司學；思州（今銅仁地區）則將舊宣慰司學改為府學，其餘均未建學。至宣德八年（1433），都勻府建學，獨山州附之。後，其他各府亦陸續相繼建學。因此，"貴州自宣德以來，名臣如張孟弼，黃用章；名儒如孫淮海、李桐野；敢諫如詹秀實、陳見羲；忠貞如申天錫、何騰蛟；文學如謝君採，吳滋大諸先生聯袂而起，指不勝屈，較之初省，亦可謂盛極也矣"（莫與儔：《貴州置以來建學記》），弘治末年至萬曆初年（1504--1575），著名的三位學者王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卒諡文成）、張（羽中）（字鶴樓，卒諡忠簡）、鄒元標（字爾瞻，號南臬，卒諡忠介），都因得罪權貴，先後被貶謫到貴州。王守仁移居修文龍場驛，承陸九淵餘緒，倡導"知行合一"説：張（羽中）、鄒元標遷戍都勻衞，以經學為主，講學授徒，對貴州文化的發展和影山文化的形成都有影響。尤其是鄒元標，萬曆三年（1575）在都勻衞所（後改名南臬書院）講學，培養一批人才。獨山州人餘顯鳳（字德翥）赴都勻求學，拜元標為師，同時拜師求學於元標的還有都勻陳尚象（字見羲）、吳解元鋌（字金廷），當時在教育界稱"鄒門三先生"。餘顯鳳舉於萬曆七年（1579）鄉試，成為獨山州鄉舉第一人，官教諭，升鞏縣知縣。莫友芝在《黔詩紀略》中説："州人講正學，有科名，並自鞏令始。"後又有歲貢餘顯祖、袁懋奇、黃金鼎、黃恩寵等寄學都勻。其中黃金鼎善文學，曾著有梅花詩120首，頗受稱道。這些學人，對發展地方文化都起到一定作用。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獨山知州趙元壁出資建義學一所，址於學宮旁，經常親臨館學主講，並造田20畝，以解決館員用糧。趙完壁卸任後，義學改稱"趙公書院"，同時聘師講學。康熙三十八年（1699），王燕任貴州籍赴省鄉試，選拔舉貢。於是獨山人才輩出，一代勝一代。康、雍之際，共出翰林1人，舉貢19人，其中"蔡希端長於治易，其子暄（雍正癸卯拔貢）能傳家學，著有《周易撮要》2卷，叩河圖奧秘者，門無虛日"（《貴州通志.人物誌》）。最突出的是萬民欽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中舉後，次年連捷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6年後改官檢討，與族兄萬經（字授一）同入史館。民欽因羨萬經得父萬斯大（字充宗）、叔萬斯同（字季野）之學及所承戢山（劉宗周）、黎洲（黃宗羲）之學，而成為浙東學派的主要傳人。於是，決心和他窮力探究。後又與長洲何焯、南昌萬承蒼等以文學交友，互相砥礪。居館13年，經術日深，著述日富。主張治學必須窮經，而後求證於史。注重史料和通經致用的學風。康熙五十四年（1715）民欽還鄉教學。時萬經已簡任貴州督學，仍與函共商學業，並主講於獨山趙公書院，傳浙東學派萬氏之學。"遊其門，接其傳者，如從春風，鼓之舞之，不能自已，多成名儒，不啻首膺館選，開邊疆風氣之先，致後起甲第蟬聯，科名鼎盛"（陳鉅：《翰林院檢討萬民欽墓表》）。執教23年，桃李遍全州，對黔南學術開拓最多，影山文化亦深受其直接影響。乾隆二年（1737），民欽卒後，獨山廩生黃捐資擴建趙公書院，歷時3年建成，改名"紫泉書院"。聘請名師如易學專家蔡暄、太史艾茂等主講，為當時州之最高學府。二十一年（1756），城鄉求入學者日益增多，州城一所書院已容納不下，知州小格（滿族）捐建義學一所，以暫解當時入學者讀書之難。在此期間，萬民欽子豫及州人劉師基等聯翩中舉。二十七年（1762）後，萬民欽之孫邦英、蔡希端之孫其發和州人黃瓊、都其忠又先後舉於鄉，萬邦英和蔡發又同科中進士。三十年到六十年間（1765--1795）州人楊鳳台、袁學中舉於鄉。後楊鳳台又同莫與儔聯袂中嘉慶四年（1799）進士。而蔡氏一家兆清、兆新、兆盛、兆馨均先後中舉或選拔貢；萬民欽曾孫全善及州人黃泰儒同舉於鄉，為名儒洪亮吉拔識之士。獨山萬、蔡兩家，又多長期教學於鄉里，對地方學術文化的發展頗多貢獻。數十年間，萬、蔡文風盛極一時，對後來影山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促進作用。

影山文化的創始人為獨山翰林莫與儔，形成於清嘉、道年間（1823---1874）。與儔1763年生於獨山，自幼苗敏捷好學，4歲隨其父莫強和兄與班讀書，理解力強，成績出眾。9歲時，獨山知州、山東名進士肖旃年選童試，收為弟子，學習進步，成績優秀，歲科屢取冠軍。弱冠補廩後，遠近慕名，相爭來請教學，曾執教於州屬的三腳屯(今三都縣)、上道、兔場等地。與儔因屢應鄉試不第，常年執教於鄉里。在此期間，刻苦鑽研經史，博覽羣書，積數年之努力，學識豐富，博古通今。乾隆五十八年(1793)，當代著名學者，時任貴州學政之洪亮吉按試都勻，召見與儔論學時，侃侃辨答，博得亮吉器重，稱讚與儔"理直氣壯，必以名節著"（見《莫與儔行狀》）。與儔自幼胸懷大志，對先賢君珍十分景仰。當地設館於上道鄉支谷村時，曾作《登獨山》詩云："山水先生窗案物，登臨初與故人同；長松浩浩通元氣，傑閣蕭蕭倚烈風。毋斂一隨剛水沒，葛蠻空付長官雄；只今漢縣皆州府，經緯才誰嗣尹公。"詩意寄託了他追隨尹珍業績的胸懷。

嘉慶三年（1798），莫與儔舉於鄉，次年又與邑人楊風台同榜連捷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鳳台則選任遵義府學教授。是科以巨儒朱 （字石君），阮元（字芸台）為會試總裁，得士最多，如“姚言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皋聞）、郝懿行（蘭皋）等，皆以樸學傳播（《曾國藩：〈莫與儔墓表〉》）。此時的莫與儔仍無所知名。入翰林院後，得與同年樸學大家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時又得到大學士紀昀（字曉嵐）、編修洪亮吉（字稚存，號北江）等講六書、明漢學。通過考據、訓詁，窮經治史，去人偽存真，實事求是地去發掘和宏揚祖國曆代學術的精華。居館3年後，學業大進，熟知本朝經學大師潛庵（名湯斌，順治進士）和稼書（陸隴其，康熙進士）治學門徑，並對浙東學派宗師戢山（劉宗周）之學很有研究，遂奠定了莫氏家的基礎，在學術界享有較高的聲譽。館散後，跟隨浙東學派名家章學誠（實齋）同車出京時，同被譽為"有求實精神的學者"（胡適之《章學誠譜》）。後被委任四川鹽源知縣，為官3年，雖政績顯耀，但未能繼續倡導樸學，仍為一憾事。十一年（1806），與儔辭去四川鹽源縣之職，還鄉葬父奉回鄉後，深感貴州文化落後，教育不振，學子讀書，唯知讀經做官，不明治學之道。於是絕意仕途，決心從事地方教育，以實現他少壯時立志效法尹珍的願望。先在八寨廳（丹寨縣）王宅設館教學，開八寨讀書之風（八寨舊尚武，嘉慶十八年始設廳學）。次年返故里，在兔場家宅後新建草堂（後經其幼子友芝提議，名為"影山草堂"），設館教育家鄉子弟，講六書，明漢學開貴州樸學之先聲，一掃過去只重俗學讀書做官的偏向。十三年（1809），與儔受聘主講於獨山紫泉書院，更有機會大力提倡實事求是的漢學學風，每教人必舉閻徵君（名若璩，清初經學大師）"六經宗伏、鄭，百行法程、朱之榜，以樹依舊"（莫友芝：《答萬錦之全書》）。與儔重視品德教育，推行漢儒樸實學風，不空談義理，強調"讀書當求實用"、"苟徒從事章句，雖讀書仍與未學等也"（《莫與儔行狀》）。與儔治經，無所偏主，採漢學（經學時）之長，擷宋學（理學）之英，並集各家學術思想之精華為已所用。論詩文，也是漢、唐、宋無所偏主，要求"學者貴能自道所得，華、實、工、鈍才分也，佳惡不在是。"指出"人論詩，皆以王、孟、韋、柳似淵明，吾觀韓昌黎真得淵明氣象，學者知此，可與言詩"（《行狀》）。

莫與儔在家鄉各地先後執教27年，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思想和學術主張。他在《示諸生教》篇中要求"端趨向，黜浮華，薄榮利，固窮約"以激勵生徒，並指出："為學不正趨向，雖胸貫古今，望絕當世亦小人耳"（見《行狀》）。要求學者首先要樹立高尚的品德，明確讀書的方向。教育方法上，與儔還提出了循循善誘，因材施教，根據諸生的程度高低，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在學童教育方面，接受王陽明的教法，"反對鞭打、繩縛、若待拘囚"，主張"必使其趨向喜舞，中心喜悦，以達到自然日長日化"。學術上則主張不標新立異，但也不盲從古人，敢於質疑並通過訓詁、考證，正確分析古籍之正誤。此外，又和本地萬氏浙東學派鑽經治史，通經致用的學風和蔡氏易學"福禍相依"，"好醜相需"的樸素的辯證觀點相結合，充實了莫氏家學。在此期間，與儔還考察貴州史地和建學情況，寫成《貴州置省以來建學記》、《都勻府自南齊以上地理考》、《毋斂先賢考》、《示諸生教》以及不少的詩文、紀事，對保存貴州歷史文獻和發展貴州學術文化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使影山文化得以發展和形成。

莫與儔的著作，傳世的雖僅有《貞定先生遺集》四卷，但各方面的評價是很高的。當代著名學者張舜徽教授評價説："觀是集卷二《示諸生教》四篇：所以端趨向，黜浮華，薄榮利，固窮約，叮嚀周至，不厭其詳，知與儔施教之始，尤以尚志為亟，不徒以講求章名訓詁開西南樸學之先也"。卷三《記墜馬》一篇：申禍福相依之理。

清代社會發展到乾、嘉年間（1736--1820）已達鼎盛時期。社會基本穩定，政治、經濟、文化都有所發展。學術上重考據的乾嘉學派形成主要流派。"海內矜言考據，宗尚實事求是之説，號曰漢學"（曾國藩：《莫與儔墓表》）。因貴州地處西南邊陲，交通閉塞，經濟落後，學術界尚不知有漢學（亦叫樸學）。雖早在東漢章、桓年間（76--149），尹珍（治在今獨山人）（字道珍），青年時北上求學，先後拜汝南（今河南郾城）許慎（字叔重）、應奉（字世叔）為師，學五經、圖緯。後回郡設館教學，開創西南之學風。但晉後，由於歷年政局多變，戰事頻仍，學術文獻資料蕩然無存，千多年來的學績已不可考。明代以後，貴州建學，也只知讀經、應試、做官，學術上的成就卻少見。明弘治十七年至萬曆三年（1504--1575），黔中、黔南地區雖有被貶謫來黔地的學者王陽明、張鶴樓、鄒元標等傳授王門理學和古文經學，因時間短，僅囿於局部範圍的影響。清康、雍年間（1715--1736）翰林院檢討獨山州人萬民欽回鄉傳授浙江學派萬氏（萬斯大、萬斯同）之學，雖曾盛極一時，培育出不少人才，但萬民欽歿後，仍未形成學風。直到嘉慶初年（1806），獨山翰林莫與儔崛起西南，才"以樸學倡導士林，洗南中之陋"（黎庶昌：《莫芷升墓誌》）。莫與儔在貴州南北各地，前後執教達46年，在教學實踐中，融合了歷代大師學術之精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書、育人、精研蒼雅，詁訓，鑽經治史，學以致用的莫氏家學，留下不少有價值的學術和文學著作。與儔歿後，其子友芝、庭芝、祥芝和後輩子、侄及門人等前後相繼，傳莫氏家學，經歷了道、鹹、同、光近百多年的政局多變時期。其間尤以莫友芝不畏艱苦危難，漂泊異鄉，除教書育人外，還鍥而不捨地鑽研祖國曆代經、史、子、集、詩詞、文字 、音韻，旁及農技、金石、書畫、目錄、版本之學，還整理、校勘和保存了大量古籍、文物，並以精湛的考據，訓詁成書數10餘種，在眾多學術領域上，取得了優異成績，對發展祖國文化做出卓越貢獻。清末民初的教育家嚴修（天津人，字範孫）曾説："自友芝兄弟以樸學名天下，獨山一邑，遂為西南名區，餘少時心嚮往之（見嚴著《胡氏三世述略序》）。"因莫氏一家在教學和學術研究活動以及藏書、著述等的地方，包括友芝在江南各地的住所，均始終以"影山草堂"為榜額，故後人稱莫氏家學為"影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