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學派

浙東學派的學術思想體系龐雜，著作繁多，其重要學術取向是“經世致用”。浙東學派有“廣義浙東學派”（一稱“浙學”）和“狹義浙東學派”之説：

浙東學者(3張)

狹義浙東學派，指清初以黃宗羲、萬斯大、萬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等為代表研究經學兼史學的經史學派，因這些代表人物均系浙江東部故名。清代浙東學派主要人物均為浙東（今寧波、紹興）一帶人士，學派“影響後來最大者”多在史學，故也稱“浙東史學”派。黃宗羲是該學派的創始人和奠基者。

廣義的浙東學派，包括“狹義浙東學派” 及浙東其他地區的學術派別。如宋代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區）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區）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

清初浙江的學術研究異常繁榮，與江蘇、安徽平分秋色。清初浙江的學術以錢塘江為界，由浙東和浙西兩部分組成。杭嘉湖地區是浙西學者的主要活動地區，如桐鄉張履祥、呂留良，錢塘應撝謙，平湖陸隴其，嘉興朱彝尊等都是著名學者。浙東學術主要以餘姚、鄞縣、紹興、蕭山等縣為中心，如黃宗羲、朱之瑜、萬斯同、邵晉涵、全祖望、章學誠、毛奇齡等著名學者。

浙東、浙西學術同出明末劉宗周，以經世為目的。但浙西學術主要表現為表彰朱熹學術，尊朱以經世；而浙東學術則偏重於史學研究，治史以經史。章學誠把這兩種不同的學術取向歸納為“浙西尚博雅，浙東貴專家（精專）”。

浙東的學術研究有着悠久的歷史，南宋時的“永嘉學派”、“金華學派”，便是清代浙東學派的先驅。清代浙東學派的學術研究，論者每每肯定其研究史學的成就。如現代學者蔡尚思認為黃宗羲、萬斯大、萬斯同、全祖望等清代史學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是難以比擬的，值得大書特書。其實，浙東學者是在研究經學的基礎上，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經致用為治學宗旨的。

浙東學派的經學研究，由黃宗羲開其端。黃宗羲強調經學研究的必要，對宋儒將“河圖”、“洛書”、“先天”、“太極”等引入《易》學研究領域造成晦而不明進行了批評。他所撰《易學象數論》便是批駁邵雍、朱熹先天《易》説的，它開啓了毛奇齡、萬斯大、姚際恆等人從哲學和考證方面的《易》學研究，對乾嘉考據學的興起，也極具啓蒙意義。又如黃宗羲的《授書隨筆》雖因閻若璩之問而作，但實可視為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先導。因此，江藩推黃宗羲為清學開山，與顧炎武並列。錢穆則認為吳派惠棟對《周易》的研究，是黃宗羲《易》學的繼續。

浙東學者中，專以經學見稱的是萬斯大。萬斯大師從黃宗羲，經學研究主張“非通諳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之失”。這在清初對於致力於經文本義，衝破宋儒“傳注之重圍”，歸還儒經本來面目，具有積極的意義。萬斯大經學研究偏重《三禮》 ，被當時學者譽為“冠古今必傳之作”。蕭山毛奇齡雖學術淵源於理學，但他融末學義理於經學考據中，反對杜撰臆説，主張“説經貴有據”。他遍治羣經，引據古人，辨訛正誤，如認為《大學》無古文、今文的區別，指出宋儒圖書《易》説之非，考證周敦頤《太極圖》出於道士，證明《太極圖説》之援老入儒，成為一時定論。毛奇齡的經學研究尤以《周易》最稱專精，在清初《易》學諸家中，不惟論著述之繁富，而且表彰漢學，復原漢《易》。因此阮元認為清學的真正開創者“非檢討（指毛奇齡）開始之功則不可”。浙東學派的經學研究也為後來浙東學者所繼承，如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黃以周的《禮書通故》、孫詒讓的《周禮正義》都延續了清初浙東學者治經的傳統。

浙東學者在研究經學的同時，對史學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梁啓超則認為清代史學開拓於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人，並自成系統，堪稱清代史學界的楷模。浙東學者的史學研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黃宗羲撰有《弘光實錄》、 《行朝錄》，選編卷帙浩繁的《明史案》、《明文案》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明文海》。前者一部分在當時屬現代史，很多史實是他的親身經歷所載，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後一部分是他為編修明代通史所選的有關資料。如《明文海》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為“其蒐羅極富，所閲明人文集幾至二千餘家”，“其他散失零落，賴此以傳者，尚復不少，亦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之著作，當必以是篇為極備矣。”萬斯同獨力完成的《明史稿》五百卷，被譽為“（司馬）遷、（班）固以後一人而已”。今傳《明史》即以此為藍本。又仿照《通鑑》作《明通鑑》，對明清鼎革之交的歷史作了詳盡的描述。此外如邵廷采的《東南紀事》、《西南紀事》、萬言的《崇禎長編》等都是有關明代歷史的學術專著。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是綜述明代學術思想史的專書。在《明儒學案》以前，原有周汝登的《聖學宗傳》和孫奇逢的《理學宗傳》等書，對宋明理學（包括王學）的傳授和見解，先後進行了整理。黃宗羲以這些書駁雜不純，且多遺漏，乃蒐集各家文集語錄，本着“一本萬殊”的精神，客觀地對待明朝一代儒學的各家各派，無論其學術傾向如何，皆兼容幷包，分別予以立案。《明儒學案》揭示了明代二百餘年學術思想發展的脈絡，條分縷析，珠聯壁合，渾然一體。黃宗羲還草創了《宋元學案》，此書經過其子黃百家和全祖望、王梓材先後續補才告完成，此外尚有萬斯同的《儒林宗派》十六卷，以圖表的形式列出“紀孔子以下迄於明末諸儒”，所載人物之多實屬空前，時間跨度超越了萬斯同以前的整個中國封建時代，這種對中國學術思想的大規模清理，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創。邵廷采所撰《陽明王子及王門弟子傳》、《蕺山劉子及劉門弟子傳》也是有關明代學術思想的專著。

浙東學者對史學理論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如黃宗羲認為歷史研究必須經世致用，萬斯同強調“生之謂變”，全祖望主張“旁羅博綜”和“推原其故”。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提出的“六經皆史”，將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研究，再次推向高峯。章學誠認為六經只是先王施政的歷史記錄，六經皆史的“史”，專指史學，而不是指歷史資料。六經所以皆史，是因為其中有“史意”存在，他認為編撰歷史，必須具有史意，併兼及“經世”之用，反對那種泥古不化，墨守師説，言古必勝今的論調。正是基於這種認識，章學誠從“六經皆史”、史學是“經史”之學立論出發，探討古今學術源流的演變，從而提出了一整套對史學的看法，如他認為修史“必知史德”、“事溯已往，理闡方來”等。“六經皆史”這一命題的提出，不僅是針對當時脱離實際的考據學和空洞説教的理學的批評，而且繼承了黃宗羲等人經世致用的思想，改鑄了傳統史學理論，具有創立新時代文化的時代課題的意義。

萬經、全祖望參與編修的《乾隆寧波府志》，章學誠的《乾隆和州志》、《永清志》、《亳州志》等均當時的名作。尤其是章學誠對方誌學理論的構建。他認為，“方州之志，考定成編，可以領諸家之總，而務國史之要刪”，方誌不僅具有為撰修國史提供史料的功能，而且還有澄清史料真偽的作用。因此章學誠視“方誌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將方誌作為地理專著，是中國封建社會史學家的正統觀點，從阮孝緒的《七錄》到清代《四庫全書總目》，都持此論。但章學誠將方誌作為史學的一部分，這意味着方誌具有史的性質。也正因此，他對地方誌的史料採集、修纂方式和體例內容，都有系統的建議，對中國的方誌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而他的方誌學理論對現代方誌的編纂具有典範的意義。

浙東學派認為，“公天下”就是能使老百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天下。崇公滅私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導觀念，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公”是以政權來體現的，政權又以君主為代表，因此，“公”到最後就歸帝王一人所有。幾千年來，這種公私觀念在中國社會一直佔據着正統地位。只是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到明後期，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浙東地區，這種傳統的公私觀念才開始動搖。這從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端倪。

浙東學者畫像(3張)

第一，黃宗羲認為：“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也。”“民買田而自養，猶賦税以擾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躋之，曰君父君父”。他從秦漢以來田產私有的土地關係中得出了天下是百姓的天下的結論，指出君王把天下當作自己的私產無疑是世上最大的盜賊。

第二，他從人生來就自私自利立論，認為天下百姓和君主一樣，生來就有自私自利的權利，因此君主和天下人具有平等的權利。君主的所謂“公天下”也只是他自己的私，“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

第三，他祭起上古三代的大旗，稱“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有公的天下就是統治者能全心全意為百姓服務的天下，就是能使百姓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天下。

浙東學派以“切於民用”為標準，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把“重本（農業）抑末（工商業）”作為基本國策。明清時期，統治者更是變本加厲地推行這一國策，規定“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嚴禁棄農從商。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以黃宗羲為代表的浙東學派從反對“重本抑末”的傳統經濟倫理觀念着手，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經濟思想。黃宗羲説：“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同時，他對那些為奢侈迷信服務的商業又主張加以禁止，認為“有為佛而貨者，有為巫而貨者，有為娼優而貨者，有為奇技淫巧而貨者，皆不切於民用，一概痛絕之。”黃宗羲以是否“切於民用”為標準，對關乎國計民生的所謂“本”和“末”作了新的界定，在理論上説明了“工商皆本”經濟觀念的正確性，從而為發展商品經濟提供了思想武器。

浙東學派主張民富先於國富。儒家的民本思想植根於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強調國家應以“保民”、“養民”為最高職責。在為何富民和怎樣富民的問題上，儒家主張：

一是要以農為本，致富的辦法是“強本”、“務本”；二是在富民的目的上把強國放在第一位，認為富民是為了強國；三是在富民的原則上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倡“均富”論。

而浙東學派的富民思想立足於發展商品經濟的要求，反映了新的時代氣息。首先，他們所重視的富已不是“本富”而主要是“末富”，認定“商賈”與“力田”一樣都是致富的正途；其次，他們認為只有民富才能國富，“夫富在編户，而不在府庫。”富國和富民，富民是第一位的。再次，他們反對國家打着抑兼併的旗號來壓制、侵奪富民的財產。黃宗羲一再強調，解決土地問題不能“奪富民之田”，主張對富民也進行授田，“聽富民之所佔”，反對均富。這種富民觀念顯然是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

浙東學派反對空談義理，主張義利統一。儒家義利觀的基本觀點是重義輕利。“浙東之學”被朱熹指斥為“專事功利”。這説明浙東之學的“義利觀”是與發達的商品經濟要適應的，是與重實利講功效的社會要求聯繫在一起的。黃宗羲對孟子的“何必曰利”作了新的解釋，他認為：其一，孟子所説““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正言仁義功用，因此是義藴含利，義利統一的。其二，事功與仁義並未分別，“後世儒者，事功與仁義分途”，非孟子所説仁義。其三，他還認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是人的生存需要。人應盡其所能為社會服務，但社會對個體的地位和權利也不應漠視。這就基本上確立了與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相一致的義利觀。

值得一提的是，浙東學派的這種公私觀、經濟觀、富民觀、義利觀，由於切合商品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因而從明清以來一直對浙東社會有深刻的影響，世代相傳，庶幾已成浙江人的文化自覺，而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注重實際也成為浙江人文精神的重要表徵。

清代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富有創造精神的學者。他們不僅具有淵博的學識，熟諳傳統文化，而且善於獨立思考，敢於超越傳統，質疑辨異，開創新説。黃宗羲自稱：“予注律呂、象數、周髀、歷算、勾股、開方、地理之書，頗得前人所未發。”（《黃宗羲全集》第10冊第509頁）章學誠則説：“學誠從事於文字校讎，蓋將有所發明。”（《文史通義.外篇三》）職是之故，清代浙東學人在褒貶臧否學界、文壇各色人物時，也多以是否富於獨創精神作為重要的評判標準。例如，黃宗羲就對瀰漫於明代詩壇的擬古主義深表不滿，他尖鋭地指出，一味仿效古人，附和“一時習氣”，就“不可謂之詩人”（《景洲詩集序》）。而對敢於創新的作家、詩人則倍加讚賞，如讚揚李杲堂的詩：“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跡”（黃宗羲：《李杲堂文鈔序》）。他還盛稱金介山之詩語必己出，獨具風韻：“昔人不欲作唐以後一語，吾謂介山莫不欲作明以前一語也。”（黃宗羲：《金介山詩序》）。

清代浙東學派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巨大的包容性。該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力倡導並切實奉行兼容幷蓄、廣採博取的治學風格，反對墨守一家、好同惡異的狹隘學風。黃宗羲十分欽佩其師劉宗周的治學風格，指出：“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惟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黃宗羲：《陳乾初先生墓誌銘》）這種治學精神為黃宗羲所繼承和發揚，並影響其後繼者，成為整個學派的優良傳統。黃宗羲指出：“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因而，對於學術上的“一偏之見”、“相反之論”，應兼容並舉。

他還對那種“同者標為珠玉，異者訾為土炭”（黃宗羲：《董巽子墓誌銘》）的惡劣學風予以猛烈抨擊。此誠如全祖望所言：“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溢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説以集其成。”（全祖望：《大理悔廬陳公神道碑銘》）無怪乎梁啓超對浙東學派推崇備至，稱之為“科學的古典學派。”（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浙東學派兼容幷蓄的治學風格在文學思想上有充分的體現。例如，關於文學流派、風格問題：明代文壇的一些頭面人物，長期以來，“高自標緻，分門別户”，各派之間，互相“虛張喜怒”，“罵詈相高”，致使文壇“風氣每變而愈下”（黃宗羲：《李杲堂文鈔序》）。壁壘森嚴的門户之見，冰炭難容的派別之爭，實為導致明末清初文壇不振的一個重要病根。浙東學派對此痛心疾首，抨擊不遺餘力。本着藝術寬容精神，他們竭力主張打破門户之見，主張不同流派、風格共存同榮，“並行而不悖”，“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黃宗羲：《錢退山詩文序》）。

浙東學者雕像(2張)

在中華文化發展的漫長途程中，文史之間一直存在着互相交織、滲透、融通的密切關係。但也有兩種傾向是很不足取的。一種是無視文史之間的密切聯繫，將兩者截然分割；另一種是將兩者混淆不清，不予區別。清代浙東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兼擅史學和文學，既是史學巨擘，又是文學高手。他們不僅深知文學與史學的不同特徵，尤為重要的是，對文史會通有十分深刻的認識。他們以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深邃的歷史眼光去考察文學問題，深入發掘文史的會通之處，提出了許多精深獨到的見解。在文史會通的考察和探究上，章學誠堪稱佼佼者。

章學誠的史學造詣是人所共知的，其所著《文史通義》與唐劉知幾所著《史通》被後人稱為中國古代史學的雙璧。章學誠力主學術貫通，指出：“通者，所以通天下之所不通也。”（《文史通義·釋通》）他認為古今各類專業，在尊重其個性的同時，更須顧及共性，觸類旁通，由此及彼。章學誠深諳文史會通的奧秘，指出：“史遷發憤，義或近於風人；杜甫懷忠，人又稱其詩史。由斯而論，文之與史，為緇為澠。”（《文史通義·湖北文徵序列》）他以史學家的獨特視角考察文學問題，提出了流別論、文德論等富有創見的文學理論，為豐富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寶庫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有的學者認為清代浙東學派沒有類似李漁《閒情偶寄》、葉燮《原詩》這樣的專著，因而斷言其文學思想不成體系。這種以有無專著作為衡定體系的唯一標準顯然不夠全面。清代浙東學派雖無文學思想方面的專著，但他們對文學一系列基本問題有成體系的思考，諸如文學的本原和起源、文學的演進規律、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的審美特性、文學的內容和形式、文學的流派和風格、文學創作和文學賞評等重要問題，他們均作了具有內在邏輯聯繫的深入思考和精闢論析，形成了自己學派獨特的文學思想體系。由於篇幅所限，這裏不可能對清代浙東學派文學思想體系的豐富內涵作出具體而微的詳論，只想指出一點：儘管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發展史上，名家輩出，卷帙浩繁，然而真正具有體系規模的文學思想並不多見，因而我們對清代浙東學派的文學思想應引起足夠的重視，並賦予其恰當的歷史定位。

清代浙東學派的發祥地——白雲莊(3張)

位於寧波市海曙區白雲街道管江岸，始建於明代。它原為明末户部主事萬泰的莊園，因其子萬斯選著有《白雲集》，人稱白雲先生，卒後葬於此地，故名“白雲莊”。

清康熙七年（1668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黃宗羲應萬泰等邀請，先在萬泰的廣濟街宅，後遷至延慶寺，康熙九年（1670年），遷至白雲莊授徒講學，開“證人書院”。清乾隆年間，黃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為了區別於黃宗羲在紹興的“證人書院”，特冠以“甬上”兩字，稱“甬上證人書院”。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世稱梨州先生，餘姚黃竹浦人。他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倡導以經學為本，以史學為輔，獨創 “經世致用”為宗旨的學風，形成了我國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史學派別——浙東學派，培養了一大批學術人才，其中就包括“布衣史家”萬斯同，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全祖望。

清朝末年，書院廢圮。1934年甬人楊菊庭（貽誠）等訪得書院和故居舊址，集資恢復。現白雲莊佔地面積約4000平方米，由甬上證人書院、萬氏故居和萬氏墓地組成，有建築四幢約650平方米，其中坐西朝東和坐北朝南的人字坡硬山頂建築各二進，明代台門一座，當代書法家沙孟海先生為台門題寫“白雲莊”，正廳廊檐掛全祖望書白雲莊楹聯雲：“倜儻指揮天下事，風騷驅使古人書”。莊內闢“浙江學術文化陳列”和“萬氏史蹟陳列”。書院西側有萬邦孚、萬斯選、萬斯昌、萬世標墓。萬邦孚墓道前立有明代石牌坊一座，題“明都督萬公貞藏”，墓前設華表，墓道立石馬一對和黃宗羲撰萬斯選墓誌銘等。

白雲莊不僅是黃宗羲的講學處、浙東學派的發祥地，而且是浙東學派主要代表人物萬斯同、萬斯大等人的故居。

黃宗羲墓，位於化安山剡湖岙龍山東南麓。

康熙二十七年，黃宗羲（梨洲）79歲時，在化安山下的龍山東南麓自覓墓地，營築生壙，墓穴與龍山山脈連成一體，並作《梨洲末命》，《葬制或問》篇告誡兒孫。梨洲先生長逝後，兒孫遵照遺囑辦理葬事，並由清初著名史學家全祖望撰寫神道碑文，蕭山毛奇齡撰墓誌銘。原墓在“文革”期間被毀。1981年，文物部門在原址根據原貌修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又遵照梨洲先生遺願，在墓左側開闢梅園，植梅二百多株；在墓拜壇下開掘荷花池三個，種上荷花；墓道上建石亭一座。墓地四周叢山巍巍，綠廕庇日，給人一種肅穆幽靜之感。墓南山坡有其父黃尊素墓，兩墓遙遙相對，象徵着黃氏父子兩代浩然正氣、抗爭不屈的一生。

墓地旁的龍虎草堂位於化安山的龍山虎山的谷地間，原系丙舍，建於明崇禎年間，是黃宗羲父黃尊素從隱鶴橋遷於化安山下葬前停放靈柩之所。抗清鬥爭失敗後的清順治三年（1646年），黃宗羲潛居於此，在這樸素簡陋的草堂裏，他面對抗清無望的現實，潛心著述。雖然身居深山，處境窘迫，但他仍在草堂發奮撰寫千古名篇《明夷待訪錄》、《易學象數論》，編輯了卷帙浩繁的《明文海》。他的學生、友人中有不少人曾來此造訪、問學，這裏一度成為浙東學子的嚮往之地。但不幸的是，龍虎草堂於清康熙元年（1662年）遭火災毀圮。1995年撥款在原址重建“龍虎草堂”，佈置了《黃梨洲先生史蹟陳列》。

萬斯同墓，位於奉化市蓴湖鎮烏陽觀山南麓。

萬斯同（1638－1702年），字季野，號石園，浙江鄞縣人，是黃宗羲的學生，博通諸史，著作很多，為人重氣節，輕名利，康熙十七年，被薦博學鴻儒科，力辭不就。次年受邀到北京，不署銜，不受俸，以布衣身份參加史局《明史》修撰工作。先後十九年，手訂《明史稿》五百卷，創修史之特例，啓浙東之史派，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

他的墓曾長期湮沒無聞，清末才被當地人發現，於1937年大修，並在蓴湖建“鄉賢祠”一所。墓朝南偏西，直徑7米，從墓後壁到拜壇前沿深17.7米，拜壇呈方形。墓前有清大學士王頊齡題“鄞儒理學季野萬先生暨配莊氏傅氏墓”的墓碣，兩邊有翰林裘璉題“班馬三椽筆，乾坤一布衣”的對聯。拜壇上有祭桌一、石凳二，墓前100餘米處有牌坊一座，上有“萬季野先生墓道”六字暨時人題的對聯，墓道口有華表一，上書“萬鄉賢墓”四字。墓三面皆山，前離象山港不遠，風景優美，“文革”中該墓遭破壞，現墓與拜壇已修復。

鄉賢祠在蓴湖街，分前後兩進，前進為大門及廂房，後進三間，正廳中間設先生像及神主，左右兩邊掛有先生手跡數幅，後為蓴湖小學大禮堂，1997年，小學擴建校舍時拆除。

全祖望，位於南郊王家橋苗圃南端。

全祖望（1706－1755年）浙江鄞縣人，是浙東史學派的重要人物，乾隆元年（1736年）會試中進士，入為翰林院庶吉士，因不願充任低等的知縣，次年歸家鄉，此後且不復出仕。他學問淵博，尤好蒐集古典文獻及金石舊拓。家居後，成《固學紀聞》三，修《南雷黃氏宋元學案》，七校《水經注》，繼選《甬上耆舊詩》，撰有《經史問答》，《漢書地理志稽疑》等著作，為中國文化寶庫增添了許多珍貴的遺產。

該墓地原為全氏墓地，是祖關山墓葬羣的一個組成部分。墓坐東偏北，朝西偏南，坐落於一片綠草叢中。墓平面呈長方形，面闊730釐米，進深420釐米，四周用條形石塊堆砌，高122釐米，墓碑系原物，高122 釐米，長 釐米，上書“謝山全太史之墓”，祭台兩側豎有兩方“全祖望先生傳”的碑刻和兩根方形石柱，柱上刻有兩隻形態可掬的獅子。此為鎮墓獸。

墓的東北方向不遠處是全祖望六世祖全少微墓。墓的規制基本與全祖望墓差不多，呈長方形，面闊進淺。

5月14日，入選首批“浙江文化印記”名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