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弘

忻縣紫巖村人。從小由本村上私塾，讀四書五經，接愛傳統教育。1916年上忻縣中學，接受現代教育。1920年考入山西大學學習，萌生科學和實業救國思想。1925年留學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大學化學系，學習應用化工、專攻皮革等專業。聰慧好學，善經營，學習了許多日本人的管理辦法，1929年畢業回國，先受聘於大連化工廠任工程師。1930年去上海興辦新華皮革廠任工程師。1931年結識了閻錫山派住上海的代表賈景德，後被閻錫山器重。

1931年12月8日，日本軍艦在南京下關忽開炮攻擊，一時南京大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領國府及各院主要人士，前往洛陽辦公，蔣、汪留在南京同日本人周旋，圖謀和平解決。此段時間，閻錫山對各方面均未表明態度，只派賈景德在上海同蔣方聯繫。那時在上海設有秘密電台，由彭士弘掩護，此則彭回山西並被重用之原因。

1932年閻錫山由下野後又擔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急欲擴充實力以鞏固他在山西的統治地位，但一方面既怕蔣介石猜疑，另一方面又想防止蔣介石攫取山西的工礦企業，遂假山西人民公營方式在山西兵工廠的基礎上籌設了“西北實業公司”，調彭士弘回晉並指定為籌備委員之一。經一年有餘的調查設計，於1933年8月1日正式成立。

西北實業公司，假節省地方開支、銀行分期還本的“實業公債”以籌集資金。此項資金，作為各縣人民的公股，每縣推定股東代表若干人，並由各股東代表選出董事及監察各若干人，組成山西民營事業董監會，作為公司的最高管理機構。陳敬棠為董事之一。至公司本身組織，創設經理一人，協理一人，副理三人至五人，下設總務、工務、礦業、營業、會計五處，分別推進所屬三千餘個工礦單位的業務。抗日戰爭以前由忻縣人梁航標為經理，彭士弘為協理。1939年“新記西北實業公司”成立後，彭士弘為經理。

1932年7月山西省銀行改組後，彭士弘任省銀行監事之一。

1934年太原土貨商場成立，由晉綏財政整理處出資，經濟統治處管理，經銷本省各廠的產品，經理彭士弘，協理張文同，“七七”事變後轉移到陝西省宜川縣秋林鎮，改稱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隨營部消費社，張文同擔任經理。彭士弘是日本留學生，很注意經營作風。商場下班關門以後，他常召開職工大會，介紹日本人對顧客講禮貌的情形，説顧客買下東西，店員要抱上送出門外，臨別還説再見等。這對改善土貨商場的營業作風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土貨商場的成立，大量收購和銷售地方公私企業產品，特別是西北實業公司各廠生產的輕工業產品，都能銷出去，而且還對當時滯銷十分困難的晉生、晉華、益晉三大紡織廠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其間，彭士弘還擔任過壬申製造廠協理，特產組組長，西北皮革廠廠長等職。

1937年山西太原淪陷後，西北實業公司經理梁航標及協理彭 士弘率領極少數職員，攜帶帳簿、文卷及部分產品於1938年撤至四川灌縣，成都等地。1939年春，閻錫山電召西北實業公司技術人員回宜川籌辦小型工廠。協理彭士弘即率部分人員回宜川。經研究選定陝西涇陽魯橋鎮設廠，定名為“新記西北實業公司”，經理由彭士弘擔任，原經理梁航標在四川清理債務。

1943年秋，閻錫山曾派西北實業公司經理彭士弘為“經濟代表”到太原和日軍協商所謂“經濟合作”問題。

1945年日本投降時，西北實業公司經理彭士弘率領隨同人員多人隨閻軍於8月15日到達太原，接收敵偽手中工廠，同時，彭士弘兼任西北鍊鋼廠廠長。同年九月受命赴美考察，1946年6月返回太原，改原來的五部六處，並在上海、天津設分公司。

1947年1月閻錫山的“同記公司”籌辦成立於太原市工程師街1號楊寧史寓所。彭士弘為董事會董事。1947年西北實業公司第二發電廠一部四千瓦的發電機出了事故燒壞了，電業處處長李興傑急忙向經理彭士弘彙報，彭見李神色不對，便説：“你不要慌，老漢（指閻錫山）説理哩！你只要從從容容原原本本給他説清楚，不要哄他，他不為難你。”過了兩天，彭領李見了閻錫山，閻在坑上坐着，地下站着特務頭子楊貞吉，彭説“李興傑來了，把燒機器的事給你彙報彙報。”閻看了看彭士弘，又看了看楊貞吉，唉了一聲説：“和書呆子共事就是沒辦法”。

1947年9月11日至1948年1月3日，西北實業公司經理彭士弘率領劉篤恭、秦曉峯一行三人，由太原出發，經北平、上海，於23日由上海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飛機到美國，從9月26日起，在芝加哥參觀機械展覽會，併到美國各大工業城市參觀訪問。其間訂購了部分所需工業機械，着重學習了美國工業生產製度。至翌年元月3日止，共看了六十餘廠，經過地方50餘處，自東海岸之紐約，至西海岸三藩市，歷經百餘天，學習取經。回程時途經日本，在短暫逗留中看到日本戰後為全力恢復經濟，連東京公交電車、汽車上被炸震碎的玻璃都顧不及安裝，這使他感慨萬分。回國後便在公司召集全體大會，提出忍受飢餓、爭取輸出的口號。除此之外，他把在美國所學到的先進經驗立即作出反映，寫出考察報告，對太原工業進行了革新，即倡導工作責任化運動。主要作法就是將公司全體職員職務做一個精密的劃分，劃分後即舉行授權典禮。表示公司已將某一職權正式授予受權者。日後這一部工作計劃的完成，就由受權者完全負責任。“人人負責，個個是公司的經理”這是他們當時貼在公司的標語，也就是這一運動的真實精神。按此種做法實為一般工廠在制度上的一大革命。蓋過去一般工廠處理全廠事務多由上而下，今則由縱的關係變為橫的關係，工作全權分由工作者擔任，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很清楚地劃分開責任。這樣一來，清除了職責混淆或上級事無鉅細一手包辦的不民主作風。

1948年夏，西北實業公司青島辦事處給經理彭士弘拍來一份電報，大意是：美國第七艦隊給了傅作義五個師的武器，將在青島交貨。彭將此事向閻錫山彙報後，閻認為這是要求美國援助軍火的好機會，遂決定派彭士弘為代表，以陰紉齋（地下黨員）為翻譯，至青島向第七艦隊司領白吉爾當面交涉。

這時，正是趙宗復同志的交通員送情報走錯了道路而被特務頭子楊貞吉扣捕的時候，趙宗復同志為了減少損失，立即通知陰紉齋和趙中樞（地下黨員，解放後當任省工業廳處長）設法早日離開太原，經過活動，趙中樞同志隨彭士弘飛離太原去了青島。經過交涉，第七艦隊白吉爾司令沒答應給山西武器，更不想出售新武器的樣品。於是彭士弘離開青島去天津視察，在天津見到西北實業公司協理閻的表侄曲憲治，曲是辦理把西北實業公司在太原以外的財產向台灣轉移的事的。彭士弘感到形勢不妙，不想回太原覆命，便用電報向閻彙報了青島交涉的經過和計劃，並準備到南京繼續活動的打算，閻覆電同意。

到南京後，彭士弘通過關係見到了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説“我和閻先生是老朋友，閻先生要求美援軍火，我可以向南京政府提出。但是太原已是陷入重圍的孤城，沒有堅守的必要。閻先生雖有堅守太原的決心，但太原失守是時間問題。為閻先生計，他最好來南京共圖國是，希望諸位轉達我對閻先生的關心，願他早日離開太原。”彭將會見司徒雷登的情況用電報告知閻錫山，同時勸閻錫山早日離開太原，彭發動賈景德、徐永昌勸閻離開太原。

彭不願返太原，設法拖延時日，忽然想到了美國善後救濟總署。於是他決定到上海同美善後救濟總署拉關係，要求以美援麪粉救濟太原。到了上海後，才發現閻錫山派楊愛源和王懷明清理公私企業的資財並向台灣轉移，同時閻的夫人、兒子及家屬都在上海，孩子們趕學英語，準備去美國居住。彭士弘看到這些後更堅定了藉詞不回太原的思想準備，每隔三兩天到救濟總署跑一趟，經反覆説明，救濟總署才答應把救濟山東的一部分麪粉給了太原，又與美國飛虎隊陳納德交涉，陳只答應適當增加空投次數。

從此，彭士弘就住在上海辦理西北實業公司向台灣轉移財產和在台灣設廠的事宜。

1949年3月，閻錫山從太原飛到上海僅留半日，下午即飛南京。彭士弘等連夜乘車赴南京向閻彙報工作，數日後，彭士弘返回上海説“閻老總住在南京某飯店，某夜半十二時尚未睡覺，等候會見同住該飯店的章士釗先生。”

閻錫山家的私產，數目不詳。當時他多委託西北實業公司經理彭士弘、協理曲憲治承辦經營。1949年閻錫山逃南京後，安排彭士弘將西北實業公司在太原的金錢，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物資，一律變成黃金，儘量外運，歸入自己的私囊。一次西北實業公司在上海匯寄閻錫山四千三百條黃金，作為赴美作寓公的費用。

1949年4月，彭士弘去了台灣，在台北市懷寧街34號，推出山西西北實業公司台灣分公司的招牌，主持開創業務，主要業務是和日本方面的貿易。同時，接待安置山西去台的有關人員。

閻錫山寫的《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一書，抗戰時期曾請留美、留英的幾位學者、教授譯成英文精印，扉頁並有閻任督軍時的照片，託西北實業公司經理彭士弘帶到美國分送政治、經濟界人士。

工業在山西抗戰前即為外界所注意，日軍投降、西北實業公司很快地從後方遷回，接收敵偽時代所經營的各大廠，在彭士弘經理的領導下，一致於埋頭苦幹中。二年來（1945年~1947年），慘淡經營，獲得長足的發展和進步……所屬工廠絲毫不加過問，在“分工合作”，與“羣策羣力”的大原則下，他們競賽式的突飛猛進，一日千里向前發展（天津《國民日報》1947年12月31日）。

有的報道中對彭士弘經理與曹煥文處長得苦心經營領導西北實業公司做出的成績，給予肯定是公允的，他們對太原市的工業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是載入史冊為民眾不能忘記的。

彭士弘二十世紀60年代末在台灣退休，70年代初去美國定居，1973年病逝於美國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