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愛源

楊愛源，字星如，別號革非，山西五台人，1887年1月(清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出生在一農民家庭。少年時在家鄉入塾，因聰明好學，經親友資助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第二期學習。1911年考取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4年冬在該校步兵科第一期畢業。先由陸軍部分發至段祺瑞部見習，後應山西都督閻錫山之邀返回山西，在閻屬下陸軍第一混成旅步兵第二團充當排、連長。楊處世謹慎，辦事勤奮，略具韜略，善於隨機應變，好臨池、飲酒。1917年遞升該團第三營營長。是年5月，陝西郭堅率部二千餘人渡河進攻晉南，防守臨晉的楊愛源營依城應戰，奮力拼殺，多次擊退郭部強攻，殲其主力五百餘人。旅長商震為之請功，楊開始見重於閻錫山，8月升任該旅第一團團長。1924年，升任第六旅少將旅長，下轄第十一團(團長趙承綬)、第十二團(團長孫楚)。

1925年8月，樊鍾秀率建國豫軍以凌厲攻勢從河南進入晉地，直趨遼縣(今左權縣)，與商震部激戰。楊愛源奉調增援，在八伏嶺一帶頑強堵截，擊敗豫軍，再建戰功。1926年春，閻錫山為擴展地盤，附奉、直討伐馮玉祥國民軍，派第一師師長商震率部進攻駐在直隸順德的國民軍第二軍鄭思成部，調楊愛源旅作為後續部隊。是年夏，楊旅奉調參加擔負正面防守大同的任務。此時國民軍在奉、直、晉聯合“討赤”的攻擊下，退至西北地區，閻錫山的地盤擴展到綏遠一帶，晉軍改編為晉綏軍，楊愛源升為第六師中將師長。是年冬，閻錫山整頓晉綏軍，委楊兼任訓練總監，負責管理軍事訓練。楊在訓練中強調《孫子兵法》中的“節短勢險”，要求距敵二百米外不放槍。由於訓練嚴格，晉綏軍在北伐戰爭中戰鬥力甚強。1927年春，閻錫山再次擴軍，楊愛源就任第二軍軍長，與老上司第一軍軍長商震並列。但他在閻、商面前，仍是恭謙備至。

1927年6月，閻錫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楊愛源為第二軍軍長。9月，閻錫山與奉系張作霖作戰，徐永昌、楊愛源分任右路軍總、副指揮，與商震指揮的左路軍相配合夾擊奉軍。楊指揮所部出擊新樂，後因左路軍戰敗，受牽動而退回娘子關。奉軍大舉圍攻，楊率部憑險堅守，使奉軍失利退去，受到閻錫山的嘉獎。1928年初，蔣介石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發動對張作霖奉軍的北伐戰爭，楊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所屬的第三軍團總指揮。楊率部進佔石家莊，在定縣擊敗奉軍，5月沿京漢線北進，下旬攻克保定，6月8日進佔北京，隨後又佔據天津，為北伐立下戰功，受到褒獎。不久，察哈爾、綏遠改為行省，11月，楊愛源兼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但省政實權統掌在閻錫山手中，凡事皆得聽命於閻。

1930年5月，閻錫山聯合馮玉祥發起了反對蔣介石的中原大戰。閻布重兵於隴海線上，任楊愛源為該線副指揮。楊率四個軍的兵力，奮力督戰，成為反蔣聯軍中的主力。但在張學良率兵入關擁蔣後戰局急轉直下，中原大戰終以閻、馮全線潰敗而告終。閻錫山將晉綏軍政託付徐永昌、楊愛源後，潛往大連。晉綏殘軍由徐、楊率領退入山西境內。張學良主持辦理晉綏善後事宜，將晉綏十四個軍縮編為四個軍，楊改任第三十四軍軍長，察省主席一職由東北軍劉翼飛取代。楊在山西具有實力地位，蔣介石兩次匯款九十萬元擬於收買，但楊召集晉綏軍各將領公議分配額，具條領取；然後楊將領據函蔣，並無一謝字，拒絕了蔣的籠絡。

1931年8月，閻錫山回到大同，旋即轉赴五台縣，召見楊愛源、孫楚等人，商議成立“晉綏軍事整理委員會”，楊、孫分任正副主任委員，組訓考核部隊。楊秉承閻的意旨，委派過去曾任軍、師、旅長的二十餘人為督練員，分赴各地募集部隊，使該會成為閻錫山再度直接控制晉綏軍的得力工具。9月初，張學良調遣直屬部隊準備分兩路入晉，並電召楊赴平商議。楊到北平後住進德國醫院治病。數日後，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忙於應變，取消入晉打算。楊返晉後即與徐永昌、傅作義等十五名將領聯名通電要求抗日。不久楊愛源出任山西清鄉督辦。11月，太原成立抗日義勇軍訓練所，楊兼主任，組織太原大中學生六百多人集訓三個月，傳授基本軍事知識。12月18日，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槍殺要求抗日的太原請願學生，製造流血慘案。楊愛源在閻錫山授意下，關閉省黨部，扣押肇事的黨部人員(後以“移地羈押”為名，予以開釋)，一石二鳥，既乘機剷除了國民黨的反閻勢力，又平息了民憤。1932年2月，蔣介石委閻錫山為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蔣、閻重新合流，閻與楊愛源、徐永昌等共同策劃，將各地“客軍”逐步調出晉綏省境。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閻錫山懼怕陝北蘇區對晉的影響，召開“防共委員會議”，將全省劃為十二個“防共保衞區”，分別成立“防共保衞團”，統歸“軍事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愛源負責指揮，並對全省公務人員及中學校師生實行軍訓。楊按閻的指示，在各縣修建營房，抽派軍官任教練，雖受到各校師生的反對，但堅持強制執行。

當1936年2月中國共產黨組織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入晉時，閻錫山派楊愛源等率軍沿河阻擊未成，急電蔣介石求援，蔣調五個師入晉，在太原成立晉、陝、綏、寧四省“剿匪總指揮部”，由陳誠任總指揮，楊愛源任前敵總指揮。紅軍在攻克吉縣、襄陵後，為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於5月初回師陝北。

1937年抗戰軍興，楊愛源任第二戰區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防守晉北靈丘一帶。9月，八路軍一一五師取得平型關大捷時，楊部作為友鄰部隊在附近與敵連續激戰，起了協同作戰的作用。10月，楊部參加由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衞立煌指揮的忻口戰役，戰況激烈，血戰二十三天，斃傷日軍精鋭板垣師團二萬餘人，大挫敵鋒。1938年初，盤踞華北的日軍集結十萬兵力，分三路進攻晉南，楊愛源指揮所部配合第十八集團軍在隰縣、永和、大寧一帶，抗擊日軍六次進犯，鞏固了晉西根據地。

早在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後，閻錫山感到原有的統治組織已渙散無力，遂於1938年2月在襄陵另行組成“民族革命同志會”，作為其新的統治核心組織，由楊愛源等十三人組成高級幹部委員會，閻為會長。此時晉省大半已被敵佔，閻侷處晉西一角，楊愛源繼續輔佐閻錫山，維持其統治。其間楊曾到延安訪問中共毛澤東主席。回晉後對同僚談及“延安的一些進步作法，我們是應該學習的”。

1939年，楊愛源升任第二戰區上將副司令長官兼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是年秋，閻錫山製造“十二月事變”，進攻抗日的山西新軍；同時在軍隊中建立“鐵軍”組織，委楊愛源為鐵軍的領導機構——特別委員會的主任特委，擔任傳見、監誓和代閻行使各種手續等任務。1942年5月，日軍進攻晉西，閻與楊愛源多次商議後，決以重兵對抗，使一貫輕視晉軍的日軍，猝不及防而受挫。1945年5月，楊愛源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閻錫山充當挑起內戰的急先鋒。1945年8月，閻召開軍事會議策劃進犯解放區上黨，會上意見分歧，大多畏懼與八路軍作戰，楊愛源亦有此意，但未敢在會上表態。會後向閻陳述，未被接受。

1946年，楊愛源改任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成為閻錫山統治山西的第二號人物，但閻唯我獨尊，大權獨攬，楊無調動一兵一卒之權。楊長期跟隨閻錫山，受閻的信用，除了同鄉關係外，還因為他對閻一貫忠順，善用韜晦之術。此時楊雖已身為副主任，但見閻時猶行九十度鞠躬禮，高呼司令長官。為了迎合閻的“存在哲學”，曾多次在大會、小會上講：“會長(指閻錫山)説啥，你就贊成啥，你才能存在住。”“要學會聽會長的話。”“我是無我，我以會長的意志為意志，會長叫我幹啥我就幹啥，會長叫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我從來沒有什麼意見和建議。”以此表示對閻的絕對忠心，博得閻的信任。

蔣介石挑起全面內戰後，閻錫山傾其全力向解放區進犯，受到人民解放軍的反擊。1947年2月，人民解放軍攻克孝義，繼續向介休推進，晉軍潰退，閻親至平遙指揮頑抗，太原軍政大權暫交楊愛源代理。解放軍乘虛猛攻太原，楊大為恐慌，急電請閻趕回太原主持全局。

至1948年底，閻錫山眼看大勢已去，為了準備攜帶歷年搜刮所得逃跑，一面責令省內外他所辦的官僚資本企業一律結束，貨物變賣，款交楊愛源經手彙集;一面命楊愛源以交涉給養為名，去南京並轉赴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催收各地企業變賣後的價款，共計摺合黃金約四萬五千兩，由楊代閻存儲保管。翌年2月，閻錫山指使楊愛源赴南京向李宗仁運動，謀劃由閻接任行政院院長，以便逃離太原，而晉局則命楊以綏署副主任代理。楊未能説動，也沒有應命回晉。3月，太原被圍，閻已成為甕中之鱉，楊愛源、徐永昌再次向李宗仁疏通，以邀閻赴南京商討“國是”為名，派專機接閻逃出太原。4月21日，閻到上海，召集在滬的晉籍官僚政客“國大”代表及立法、監察委員等，交由楊愛源帶領撤往台灣。

1950年4月，楊愛源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顧問委員會顧問。1952年10月退伍。1959年1月2日病歿於台北。 ^[2] 

位於南華門13號院的歷史民居——楊愛源故居修繕工程啓動，楊愛源故居將改建成展覽館。這是太原市繼趙樹理故居後，第二處被改建為展覽館的民居。

2009年，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間，文物專家發現了楊愛源故居，將其列為不可移動文物，同年故居被評為太原市歷史民居。故居建於上世紀20年代，院落坐北朝南，四合院佈局，佔地面積約750平方米，現保存有南房、北房、東、西側房，房屋均為磚木結構。南房現保存有木製窗欞，屋門兩側刻有精美磚雕。4座房屋均為上世紀20年代建成，是民國時期太原民居的代表，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

杏花嶺區文物旅遊局局長宋建偉介紹，修繕工程將按“修舊如舊”的原則進行施工，保持原構造、原面積、原風格。拆卸過程中的每一個步驟都用攝像機記錄下來，可繼續使用的每個建築構件已被編號，改建時根據編號放歸原位。修繕工程10月完工。

故居修繕工程由市政府投資，預算約130萬元。工程完成後，楊愛源故居將成為展覽館，向遊人免費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