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贊臣

張贊臣(1904～1993)字繼勳，晚年自號壺叟，江蘇武進人。祖育銘、父伯熙精於

外、喉科。張氏幼承家學，16歲隨父來滬，入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後轉讀於上海中醫大學，師從謝利恆、曹穎甫等諸名家。民國15年(1926年)畢業後，懸壺滬上。精內、外、婦、兒、五官各科，尤以外、喉科見長。執教於中國醫學院、新中國醫學院,並與同學楊志一、朱振聲等創辦《醫界春秋》雜誌，擔任主編，刊行11年。還先後創辦上海國醫講習所、中國醫藥研究所等。民國18年春，國民政府衞生部中央衞生委員會通過廢止中醫案，張氏聯合上海中醫藥界奮起抗爭，3月17日全國中醫藥學界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推舉謝利恆等5人赴京請願，張氏任隨團秘書。

張氏提倡弘揚中醫傳統特點，汲取現代醫學之長，臨牀治療參用現代醫學診斷手段，總結臨牀經驗採用現代認識和方法，醫道益精。首創“舌下經脈診察法”，創制“金燈山根湯”、“養陰利喉湯”、“前胡玉屏湯”及外用“喉科牛黃散”、“銀硼嗽口液”等多種喉科驗方。

解放後，歷任上海市中醫門診部副主任，市衞生局中醫處副處長，上海市中醫文獻研究館副館長，衞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國家科委中醫專業委員會委員，上海中醫學院耳鼻喉科教研組主任、教授。被選為上海市中醫學會副理事長，上海市第五、七屆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一、二、四、六屆政協委員。晚年主編《中醫喉科集成》鉅著。撰有《中國曆代醫學史略》、《中國診斷學綱要》、《張贊臣臨牀經驗選編》、《咽喉病新鏡》等專著10餘種及醫話、養生、臨牀總結等學術論文數十篇。

年方弱冠，背井來滬，為博採眾長，先就讀於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復轉學於上海中醫學院，由於勤懇好學，頗多創見，深得當代名醫謝利恆、曹穎甫、包識生諸前輩之器重。卒業後，懸壺滬瀆，於大小方脈、內外婦兒諸科無不精通，屢起沉痾，深受病家擁戴。又應中國醫學院之聘，先後任診斷學、本草學教授，並主編《醫界春秋》雜誌，著述《中國診斷學綱要》、《中國曆代醫學史略》等書。特別是1929年舊國民政府中央衞生會議企圖通過“廢止中醫案”，張氏聞得消息後，痛心疾首，即奔波吶喊,聯合全國中醫藥界人士奮起抗爭,終於取得勝利，其對維護中醫事業之一片熱忱,於此可見。 解放後，張氏響應人民政府的號召，率先參加國家醫療單位工作，先後任上海市第五門診部（原中醫門診所）副主任、上海市衞生局中醫處副處長、上海市中醫文獻研究館副館長以及上海中醫學院曙光醫院顧問等職，撰寫了《本草概要》、《中醫外科診療學》、《張贊臣臨牀經驗選編》等書，並在有關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文。自1960年開始，張氏目擊中醫耳鼻咽喉科未能受到應有重視，以致後繼乏人，瀕將失傳，毅然決定側重於中醫耳鼻咽喉科的臨牀與科研工作，還兼任了上海中醫學院耳鼻咽喉科教研組主任，主辦全國和上海耳鼻咽喉科醫師進修班等，在培育人才、學術研究各個方面，為中醫耳鼻咽喉科的繼承和發揚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張氏為人誠篤，治學嚴謹，既重視前人根據臨牀實踐總結之理論認識，又能在自己處方遣藥的經驗基礎上，不斷提高與發展。對於中醫喉科古代文獻，他十分推崇《尤氏喉科秘書》（尤乘著）、《喉科指掌》（張宗良著）、《喉症全生紫珍集》（朱翔宇著）、《重樓玉鑰》（鄭梅澗著）等書，認為它們是喉科較為重要得參考文獻；對於疫喉方面，他又認為《白喉全生集》（李倫青著）、《白喉症治療通考》（張孟勳著）、《喉科白腐要旨》（許佐廷著）等是治療白喉的善本；《疫痧草》（陳耕道著）、《疫喉淺論》（夏春農著）、《喉痧正的》（曹心怡著）等是治療喉痧病症具有一定價值的參考書。 在強調對於中醫喉科應很好予以繼承的同時，張氏並不受前人學説的侷限，又能根據臨牀治療效應，提出自己的學術見解，不僅在發揚中醫喉科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對於後學者也具有相當的啓迪作用。

一、重視整體，着重肺胃。

認為咽喉病症雖屬局部又是人身整體的一部分，因此，一旦咽喉發生病患，勢必影響及於全身，在治療上務必根據具體病症考慮到整體的變化，採取相應的療法；如果只看到局部症狀的表現，而不照顧全身的變化，要想在治療上取得理想的效果是很難實現的。但是，張氏又認為：既然咽喉病症發生於局部，無論是何種病因、何種病症，在診察病情時都不容忽視局部病變。而對局部病症的治療，又應着重於肺、胃二經。因為“喉主天氣，咽主地氣”，分別為呼吸之要道，飲食之關隘,故與肺、胃兩經有着比較密切的關係。為此，凡諸咽喉病症屬於熱毒為患者，則以清瀉肺胃熱毒為法，創“金燈山根湯”（掛金燈4.5～9g、山豆根4.5～9g、白桔梗3～4.5g、牛蒡子4.5～9g、射干3～4.5g、生甘草1.5～3g）為主方：凡屬陰虛火旺之症，則以養肺胃之陰為法，創“養陰利咽湯”（南北沙蔘各10～20g、百合10g、白芍9g、天花粉9g、射干5g、枯梗4.5g、生甘草2.5g）為主方以治之。以上兩方臨牀應用，屢建殊功，充分證實了張氏理論的正確性。

張氏雖治重肺胃，但又十分重視中醫“辨證求因，審因論治”的原則，如對某些咽喉症屬於“肝火鬱遏”者，則施以清泄肝火之法，屬於“心火上炎”者，則投以清降心火之藥。咽喉諸症,昔有三十六候、七十二症之説。張氏認為“咽喉之症，其證雖繁，總歸於火”。其所以作如此斷言者，主要依據乃是咽喉諸證多有色紅之候。由於咽喉色紅又有深、淺之別，故其火亦應有虛、實之分。張氏認為：“咽喉紅腫脹疼痛者，多屬熱毒壅盛；其色暗紅、痛而不劇者，多屬陰虛火旺之症。”在咽喉色紅之處，張氏對出現紅點者，稱為“小瘰”；出現絲狀赤脈交叉者，稱為“哥窯紋”。他並認為“哥窯紋”粗而鮮紅者，為虛火與實火相參；紋細而色暗紅者，屬虛火。“小瘰”生於咽前及底壁，有結節而色紅高突者，為火盛；細而色紅者，為虛火上炎；若其形大，斜視之有如水晶泡狀而透明者，大都為挾濕之症。在咽喉色紅之處，熱毒熾盛、咽喉紅腫疼痛者，往往兼有痰涎壅滯，出現痰熱之症，在治療上通常以清熱化痰為法，而張氏則認為多系熱熾火炎、結於大腸所致，在治療上務必抓住時機，運用攻裏通腑之法。因為如能及時通利大便，往往能取得上病下取、引熱下行以及釜底抽薪之效；否則，應通而遲疑不決，而邪火不得下泄，咽喉紅腫之勢終難消除。至於在具體運用通下法方面，張氏又每因病症各異而採取不同措施，約而言之，有如下四種：（1）通下泄熱法，主要用於發熱熾盛而大便乾結之症；（2）通下滌痰法，主要用於肺胃火升、痰熱壅盛而大便乾結之症；（3）通下平肝法，主要用於肝火鬱結、腑失宣通之症；（4）滋陰通下法，主要用於陰虛火旺，咽痛、腸燥之症。由上可見，張氏所用通下法均直接或間接與瀉火泄熱有一定聯繫。特別是張氏在運用中能靈活掌握、通常達變，故能得心應手、效如桴鼓。

二、瀉而防弊，務護正氣

正氣為人之根本。張氏對之極為重視，在治療過程中特別強調要注重維護正氣。他對熱毒熾盛、咽喉腫痛之症，固然主張必須選用清熱解毒、瀉火利咽之劑，但又同時指出應予顧及脾胃。即使平素脾胃健運功能正常者，張氏也認為使用苦寒泄熱之品，必須中病即止、不宜過服；若是脾胃虛弱者，更勿純用苦寒，唯恐邪熱尚未根除，而中焦已先受損，胃氣一敗，後天失調，從而有礙康復。對於通下法之運用，張氏認為雖可盪滌邪熱、克奏捷效，但如應用不當，諸如藥不對證、病輕藥重等，則每能損傷正氣、消耗陰液；其為陰虛喉痹者，尤應注意，即實熱結於陽明，易於化燥傷陰，亦不容忽視。蓋陰液之存亡，對於病情之轉歸，至關重要，所謂“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機”，雖為治療温熱病症之格言，在治療咽喉病症方面，亦應視為重要的原則。此外，對於陰虛喉痹而兼有脾胃虛弱者，張氏既避免使用辛燥傷津之品，而且還須“益氣不可昇陽，健脾不可温燥”，選用之藥多為甘寒清潤、酸甘斂陰、養胃生津之類，以緩圖治效，其用意亦在於護正也。

贊臣先生認為喉疳之病因主要是以濕熱為患，因脾失健運而痰濕阻滯，日久鬱而化熱，並津液內耗；肝失疏泄，經絡不通，木鬱犯土，虛火、實火相兼，燻蒸咽喉至粘膜腐潰，腐肉脱落，疊若蝦皮。 贊臣先生在辯證施治上主張化濕清熱，益陰利咽。選方以赤芍、白芍、黃芩、澤瀉、玄蔘、射干、桔梗、牡丹皮為主。其中，赤芍與牡丹皮相須為用，涼血散瘀，既能清血分分實熱，又能治陰虛發熱，澤瀉配合黃芩清化泄熱，是針對濕熱的主要矛盾而設；白芍既有平肝斂陰之功，又有緩急止痛之效，與赤芍共用，一散一收，相得益彰，玄蔘瀉火解毒而利咽，養陰生津，去上浮之虛火；射干清熱利咽消痰；桔梗祛痰排膿，宣肺利咽，且起引經作用。如見脾胃濕重去玄蔘，酌加薏米、淮山藥、炒白朮、炙黃芪；胃火熾盛酌加梔子、知母、掛金燈、牛蒡子。

喉痹在《內經》中早已有所記載：“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痹。”臨牀症狀主要為咽喉色紅作痛，痹塞吞嚥不利等，一般有急、慢性之分。急性者多為風熱喉痹、痰火喉痹等；慢性者多為陰虛火旺引起的“陰虛喉痹”。在治療上，前者以疏散風熱、化痰瀉火為主，易於治癒，而後者則以養陰利咽為主，症情纏綿，臨牀尤為多見。陰虛喉痹大都得病時間較久，症狀有輕有重，故務須根據具體症狀分別論治。現就本病症的發生原因和辨證以及治療方藥分述如下：

本病的病因主要有二：一是由急性喉證失治，遷延日久而成；二是由於身體其他部分病變，致陰分內虧所致。日久不治導致陰虛，陰虛則火旺，形成喉痹，彼此相互為因。在誘因方面，往往由於多言語（或歌唱）、吸受塵埃、高熱工作、長期失眠、嗜食辛辣之品等，而以多言誘發者為最多，故本病常與職業、工作性質、生活習慣等有關。

喉痹有咽部紅腫（腫）乾燥作痛、痰結、胸悶、咽喉堵塞感（或梗塞感）、聲音嘶啞等五個基本症狀，而其中以咽部如由物梗塞腫紅乾燥作痛為主症。這些症狀輕重程度不一，故在詳細詢問病史之後，必須從這幾個方面來辨證，考慮治療法則。

1、咽紅乾燥作痛

喉痹患者的咽部常為隱紅（即暗紅色），新感風熱或胃腸積熱者，亦可見鮮紅而腫。無論其色隱紅或鮮紅總屬於火。不過隱紅色屬虛火，鮮紅色屬實火，不能等同視之。凡咽喉隱紅屬於陰虛火旺者，治宜益陰清火法，藥用玄蔘、麥冬、細生地、白芍、天花粉、石斛之類；若兼有便艱者，加用桑椹子、制首烏之品。咽喉鮮紅往往只是喉痹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本着“急則治其標”的原則，可先用掛金燈、山豆根、丹皮、赤芍等藥；暴感風熱者，酌加薄荷、蟬衣、牛蒡子；鮮紅甚者，用黃芩、知母、黃連等苦寒泄熱；便秘者加芒硝，與治急性喉症的方法相仿，一俟鮮紅消退，急性症狀過去之後，仍用益陰清火之法治療。在觀察咽紅的同時，還須注意觀察分辨咽喉、上齶哥窖紋和小瘰之色澤。一般説來，紋粗而色鮮紅者，往往虛火與實火相參；紋細而色暗者，為虛火無疑。小瘰細而色紅，密佈上齶及咽喉者，屬虛火上炎；小瘰形大，斜視如水晶泡狀，又屬痰濕互阻。此外，在喉痹日久之後，往往出現咽底壁結節和舌下經脈顯露。結節有大有小，色有紅有淡。色紅而腫者為火盛，色淡而肥厚者有痰濕；形高突者屬實，形扁平者多虛。舌下經脈色紫而暴露者為瘀熱。

咽部乾燥作痛之症，輕者飲水之後略有減輕，重者即使多飲亦不能改善，每於午後及夜間為甚。此為津液不足之故，多用生津之品。這類藥物固然不可確少，但尚須結合以上咽部鮮紅或隱紅的情況參用清熱、瀉火、益陰之品；還須進一步研究其所致之由。蓋津液之生成，影響津液耗損的原因，均與臟腑功能有關。津液來自水谷，水谷入胃，化為精微，經脾氣之輸布，上行於肺而灌溉全身；腎受五藏六腑之精而藏之，以供人體生命活動之需。這樣不斷貯藏、不斷給養，循環往復，以維持臟腑生理功能之正常活動。倘若脾、胃、肺、腎有病或功能失常，即會影響到津液的盈虧。又心肝火旺，亦可消爍津液。因此，治療喉痹咽喉乾燥作痛之症，除用一般的益陰生津藥物外，並宜隨症加減而治之。如兼見飲食不馨，食後脘腹滿悶或大便溏泄等脾胃不健的症狀時，即參用土炒白朮、淮山藥、孩兒參、茯苓、採芸曲、扁豆衣、蓮肉、芡實等，以悦脾和胃，使之輸化功能恢復正常，津液得以上承，則咽乾自除。對陰虛脾胃虛弱的病例，宜用甘寒益陰的藥物，不宜用滋膩和苦寒之品，以免礙胃。如語聲無力，動輒氣喘的肺氣不足的病例，可加太子參、百合、玉竹以益其肺氣；如腰背痠楚、遺精、小便餘瀝不盡，甚則遺尿的甚虧病例，則用制狗脊、山茱萸肉、益智仁、菟絲子以益腎固本；如頭目暈眩，兩目紅絲繚繞的肝旺病例，則佐以白芍、櫓豆衣、白蒺藜、天麻等柔肝益陰；兼有心悸忡、自汗、夜寐不寧等心氣不足的病例，可配用五味子、浮小麥、北沙蔘、麥冬等以養心氣。總之，治咽乾不能單用益陰生津藥物，以見症治症為事，必須溯本尋源而治其本，才能使津液的生化輸運恢復正常，根本改善咽乾症狀。

2、痰粘

脾為生痰之源，肺為貯痰之器，故痰多常責之於脾陽不足，脾氣失運。但在喉症方面，並不盡然。喉症見痰粘者，總不外肺中熱鬱；同時尚須結合觀察咽部色紅程度來判斷鬱熱之輕重或屬虛實。在用化痰藥時，温燥藥必須慎用。若川貝母、象貝母、杏仁、地骷髏、海蛤粉、橘白絡、黛蛤散等可作常用之品；如屬暴感風熱，咽部紅腫而痰涎多者，則用蟬衣、殭蠶、牛蒡子之類，以祛風清熱而化瘀；若見舌苔粘膩，咽燥不甚者，則酌用二陳湯（但仙半夏用量不過6g）。當然，屬於脾陽不足的病例，亦須顧及脾陽，不可一概而論。

乳蛾，又稱喉蛾，因喉核（即扁桃體）紅腫，形如乳頭或蠶蛾而名。張氏認為主要由肺胃之火上升所致，故臨牀以“金燈山根湯”為主方，加減施治而獲卓效。由於案一寒發熱之症，故診為復感風熱所致，而配以荊芥、薄荷、銀花、連翹以疏肝散風熱、透表清熱；案二見有頭暈、兩目紅絲攀晴等症，故診為兼有肝火亢盛，而佐以龍膽、菊花、黃芩、山梔之屬以清肝瀉火。其病雖同，其症各異，故藥隨症轉，而皆能桴應也。此外，張氏還認為乳蛾發於咽關前者易治，如延及咽關後者則較難治。本病務必及早治療，否則遷延日久，非但喉核腫脹不能退盡，且每遇外感或勞累之後，易於復發。至於乳蛾轉為化膿者，在診斷上務必仔細，而採用相應得治療措施。如未化膿前，宜着重清解，促其消退；化膿已潰者，則排膿務盡；膿泄已清，應再度清熱利咽，以杜後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