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我軍

1902年10月7日，張我軍原名張清榮。出生於台灣台北板橋鎮（現板橋巿）一個佃户家庭，祖籍福建漳州南靖，少時家貧。

1914年，板橋公學校畢業。1916年，學習製鞋；同年，經林木土介紹，入新高銀行當工友。1918年，升任新高銀行僱員。1920年，隨前清秀才趙一山讀書學漢詩。

1921年，由新高銀行調往廈門鼓浪嶼分行，因此接觸中國白話文文學，他一方面赴廈門同文書院接受中國新式教育，接觸中國白話文文學，同時也跟着一位當地的老秀才接續古典文學的學習；在泰賢次的考察中，張我軍正是在此時將原名張清榮改為張我軍，而“我軍”正是這位老秀才的筆名，張我軍經由老秀才的推薦，在文社當文書，專事記錄文社同人吟唱的詩文、互相品評的文字，對於古典文學的學習精進更易，在1920年代發表的二首古典詩《寄懷台灣議會請願諸公》、《詠時事》（均刊在《台灣》雜誌），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

1922年，因父親去世，回台奔喪。

1923年7月，新高應行結束營業，被遣散；同年初冬，由廈門搭船到上海尋找新的工作。

1924年，加入“上海台灣青年會”，一月十二日，出席該會召開的“上海台灣人大會”。後由上海轉赴北京。3月25日，在北京寫下第一首新詩《沉寂》送給未來夫人羅心鄉。4月21日，短評《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七號。5月11日，新詩《對月狂歌》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八號。7月11日，新詩《無情的雨》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十三號。8月16日，新詩《遊中央公園雜誌》（共六首）發表於《北京晨報》副刊。10月14日，新詩《煩悶》發表於《北京晨報》副刊。10月下旬，回到台灣，擔任《台灣民報》編輯。11月21日，短評《糟糕的台灣文學界》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二十四號。12月1日，短評《駁稻江建醮與政府和三新聞的態度》於《台灣民報》二卷二十五號。12月11日，短評《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歡送韋博士》發表於《台灣民報》二卷二十六號。12月28日，詩集《亂都之戀》自費在台北出版印行。

1925年，加入蔣渭水、楊朝華、翁澤生、鄭石蛋等人發起的“台北青年體育會”與“台北青年讀書會”。1月1日，短評《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櫼中的破舊殿堂》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一號；1月11日，短論《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二號；1月21日，短評《揭破悶葫蘆》、《田川先生與台灣議會》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三號；2月1日，短論《聘金廢止的根本解決辦法》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四號；2月21日，短評《復鄭軍我書》、短論《文學革命運動以來》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六號；3月1號，短論《詩體的解放》、雜感《研究新文學應該讀什麼書》、新詩《煩悶》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七號；4月1號，短論《生命在，什麼事都做不成？》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十號；4月21日，雜感《隨感錄》發表於《台灣民報》三卷十二號；6月，後記《“親愛的姊妹們押分歧努力”後記》發表於《台灣民報》第六十七號；7月19日，新詩《弱者的悲鳴》發表於《台灣民報》第六十一號；8月26日，短論《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發表於《台灣民報》第六十一號；9月1日，與羅文淑（後改名心鄉）在台北江山樓結婚，證婚人林獻堂、介紹人王敏川；10月18日，短論《至上最高道德——戀愛》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七十五號；10月25日，短論《中國國語文做法導言》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七十六號；11月至1926年1月，論文《文藝上的諸主意》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七十七、七十八、八十一、八十三、八十七、八十九號。

1925年1月1日，擔任《台灣民報》編輯，並加入蔣渭水、翁澤生成立的“台北青年體育會”與“台北青年讀書會”。同年，考入北平中國大學文學系，次年轉入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曾任北京師大、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院校教師。台灣光復後返台灣，先後任茶葉公會秘書、金庫研究室主任。同年，他的新詩集《亂都之戀》在台灣出版，是台灣第一部新詩集。

1926年1月，短論《危哉台灣的前途》發表於《台灣民報》第九十至九十六號；6月，張我軍夫婦再度前往北京，準備求學深造；7月25日，雜感《“弱小民族的悲哀”的譯者附記》發表於《台灣民報》第105—115號；8月11日，拜訪魯迅寓所，贈送四本剛出版的《台灣民報》（第113—116號）；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國大學國學系，就讀一年；9月19日，小説《買彩票》發表於《台灣民報》第123—125號；12月13日，雜感《看了警察展覽會之後》發表於《台灣民報》第八十三號；12月27日，序文《“亂都之戀”的序文》發表於《台灣民報》第八十五號。

1927年3月，與蘇維霖、洪炎秋、宋斐如、吳敦禮等人共同創辦《少年台灣》；5月1日，小説《白太太的哀史》發表於《台灣民報》第150—55號；10月，以日該國學院大學高等師範科畢業之學歷，插班轉入北師大國文系三年級肄業。被推為“北京台灣青年會”主席。

1929年4月7日，小説《誘惑》發表於《台灣民報》第255—258號。

1930年，自北師大畢業，與何秉彝、葉鳳梧、俞安斌等人籌組文學社團“星星社”，後易名“新野社”。9月15日，《新野月刊》創刊，僅一期。

1931年，被北師大延攬為日文講師，後又在北平、中國兩大學兼教日文。1932年，《日本語法十二講》《日語基礎漢本》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1934年，《高級日文進修叢書》《現代日本語法大全》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1935年，《日語基礎讀本自修教授參考書》、《高級日文星期講座》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1936年11月上旬，擔任北平社會局秘書。同年，《日文自修講座》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1939年，《日語模範讀本》由北京人文書店出版。9月，散文《秋在古都》、雜文《關於“中國文藝”的出現及其它》《京劇偶談》《代皰者語及編後記》《評菊池寬的“日本文學案內”》，發表於《中國文藝》創刊號至一卷三期。

1940年，短評《須多發表與民眾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作品》發表於《中國文藝》一卷五期。同年，雜文《病房雜技》發表於《中國文藝》二卷一期至三期。

1942年，由北平前往東京參加由“日本文學報國會”主辦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同年，短論《日本文學介紹與翻譯》發表於《中國文學》創刊號。同年，《關於島崎藤村》發表於《日本研究》一卷二期。

1943年8月25日，自北平參加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同年，短論《日本文化的再認識》發表於《日本研究》二卷二期。同年，《武者小路寶篤印象記》發表於《雜文》一卷二期。同年，《關於德田秋聲》發表於《藝文》三卷一期。

1945年8月，旅平台灣同胞組織“北平台灣同鄉會”，張我軍擔任一個服務隊隊長，協助台胞返鄉。

1946年夏秋間，攜眷返台。7月1日，擔任“台灣省教育會”編纂組主任。

1948年春，回台北擔任“台灣省茶業商業同業公會”秘書，主編《台灣茶業》季刊，雜感《採茶風景偶寫》即發表於該刊第一期。

1949年8月，擔任“台灣省合作金庫”業務部專員。12月，調研究室專員，主編《合作界》季刊，雜感《山歌十首》、《在台島西北角看採茶比賽後記》、《埔里之行》發表於該刊第二、三期。

1952年，雜感《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發表於《合作界》第三號。

1955年11月3日，因肝癌逝世於寓所，享年五十三歲。

1928年參加北師大國文系文學團體“新野社”，1929年留校任日文講師，且於北京大學兼課。

1927年，張我軍與北京大學台灣學生宋斐如（原名宋文瑞）創辦《少年台灣》雜誌，由宋文瑞主編，張我軍執筆，共出刊819期，並於同年插班轉入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1927年於北平察院衚衕自宅開設日文補習班，並先後在北平師範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北京大學法學院以及中國大學任教，任職日文講師。1935年任北平市社會局秘書，為北平市長泰德純辦理對日交涉事宜。

張我軍在北京時受到周作人許多指導和提攜，周作人親自給他的日本文學譯作寫序（序文收進周的文集）。1937年相繼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王克敏傀儡政權統轄的北京大學文學院日本文學系，北京大學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文學系擔任教授，並於1942及1943年以中國華北作家代表身分往東京參加第一、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戰後曾被質疑為漢奸。他後來申辯，他是台灣人，所以是日該國民，這不能叫漢奸，最終被國民黨政府免以追究問罪。1946年初應邀到北平與上海與人合作經商，6月返台並任職於台灣省教育編纂匯會教育組主任，1948年主編《台灣茶葉》季刊，1949年應謝東閔之邀任台灣省合作金庫業務部專員，後任合作金庫研究室主任並編撰《日華字典》，1950年主編《合作界》季刊。但因赴台後懷才不遇，鬱鬱寡歡，整天以酒澆愁，加上煙癮極大，結果患上肝癌，1955年因罹患肝癌退休，同年11月3日病逝於台北市。

1997年，台北縣政府“為鄉里人傑塑像”，在其母校板橋國小立張我軍石像，表彰他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貢獻。

2006年5月4日，台灣國民黨黨史館舉行“五四新文化運動紀念活動”，在黨部大廳展出“五四名人書札”，並在風水牆懸掛五四名人胡適、張我軍的巨幅照片。

五四運動爆發時，張我軍在廈門鼓浪嶼高新銀行工作，由於受到祖國新文學、新思潮影響，眼界頓時大開。1922年到北平求學，他認識了同班同學羅心鄉，並與之相戀，但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撓。經過北平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後的張我軍，為此痛感摧毀舊制度、舊思想、舊文化的必要。1924年10月，他回到台灣任《台灣民報》漢文編輯。他以筆為武器，開始了對舊文學、舊道德的討伐。由此引發了一場新舊文學的論戰，為新文學的誕生和發展掃除了障礙，因而獲得了文壇“清道夫”的美稱。他陸續在《台灣民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擊當時依附於殖民當局，維護封建傳統，專寫古體漢詩，酬唱成風的舊文學界。他揭開舊文學的面罩，層層剝批舊詩界帶來的種種危害和弊端，認為最嚴重的毒害是讓青年養成了“偷懶好名的惡習”，因此他向青年發出警告：“諸君若長此以往，後來觸於突發的事，或是激於義氣，想出來協力改造社會也就無從改造了。”顯然，張我軍對新文學的鼎力提倡，是基於對台灣社會命運的深刻關注。當然，這種對舊文學全盤否定的做法未免失之偏頗。但矯枉有時必須過正，張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加速了基本上淪為殖民者強權附庸的舊文學的滅亡，從而為新文學的登場鋪平了道路。

在批判、摧毀舊文學的過程中，張我軍也着手新的文學理論的建設。在《文學革命運動以來》、《詩體的解放》、《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文藝上的諸主義》等文章中，他對新文學運動的一系列問題如：台灣新文學的屬性，文學的內容與形式，語言建設，東西文化的關係等作了比較深入和細緻的闡述。他的主張緊密地結合台灣文壇的實際，着力解決具體問題，從而使新文學理論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推動了台灣新文學創作的發生與發展。

台灣第一位白話詩人張我軍1924年3月25日於第一首新詩《沉寂》 。

“五四”運動以後，台灣文藝界受祖國大陸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面貌為之一新。20年代，以張我軍、賴和為代表的一批知名作家，大力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他們結成團體，用白話文創作了許多新文學作品，產生了很大影響。台灣新文學發難期的張我軍，在北京求學，身受五四運動的洗禮，於1924年9月寄回《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發表在《台灣民報》2卷7期上。呼籲台灣青年以“團結、毅力、犧牲”為武器改造台灣的舊文化。同年11月，張我軍又在《台灣民報》2卷24期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介紹師姐文學的發展趨勢，呼籲台灣把“陳腐頹喪的文學界洗刷一新”；針對台灣文界的擊缽吟，抨擊舊詩人如守墓之犬，在那時守着幾百年以前的古典主義之墓。張我軍對舊文壇的尖鋭抨擊，擊中了舊文學的要害，也打響了新舊文學論戰的第一槍，一場新舊文學論戰不可避免的到來了。

張我軍就學和教書的北京師範大學

面對舊詩人連雅堂對新文學的發難，張我軍連發三篇文章：《為台灣文學界一哭》、《請合理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嬉笑怒罵，如匕首投槍，將台灣舊文學陣營攪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他以決絕的姿態表示，為要“從根本上掃除清掃”“台灣的文學”，他願“站在文學道上當個清道夫”。

在新舊文學論戰中，再次掀起了介紹中國新文學的熱潮。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第3卷6期上發表了《文學革命運動以來》一文，介紹五四新文學革命，並將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一節全文轉載。張我軍將內地的優秀作品、理論介紹到台灣。他對台灣的新文學作了定向和定位。他較為準確的闡釋了台灣新文學與祖國內地文學之間的血緣關係：“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的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

張我軍始終反對運用方言於白話文寫作，曾指出：“我們日常所用的話，十分差不多佔九分沒有相當的文字。那是因為我們的話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是大多數佔了不合理的話啦。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可疑的了。”事實證明：張我軍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一位關鍵性人物。他將"五四"文學火種引入台灣，與日本奴役下的台灣舊文壇激烈交戰；他最早明確指出台灣新文學與祖國大陸新文學的支流與主流關係，並且從文化歸屬與統一的角度提出台灣語言建設的主張。無論在理論倡導還是創作實踐方面，他都是一位當之無愧的先驅者。作家龍瑛宗讚譽張我軍為“高舉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覺者”。

1925年12月張我軍自費在台北出版《戀都之戀》，1987年6月瀋陽遼寧大學出版部重刊，是張我軍的處女作，也是台灣新文學史的第一部新詩集，作者標為“抒情詩集”。書寬9.5公分，長17公分，計56頁（1987年重刊本增加3個附錄，增為80頁），除詩集序文1首外，收12篇55首新詩（《沉寂》1首、《對月狂歌》1首、《無情的雨》10首、《遊中央公園雜詩》6首、《煩悶》4首、《秋風又起了》6首、《前途》1首、《我願》3首、《危難的前途》1首、《亂都之戀》15首、《哥德又來勾引我苦惱》6首、《春意》1首），其中33首寫於北京，15首寫於回台的海上途程中，7首寫於台北，部份曾發表於北京的《晨報副刊》、台北的《人人》雜誌、《台灣民報》上，定價金30錢。除詩序作於1925年12月，其他55篇的創作時間為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詩作記錄張我軍戀情的心路歷程，以當時軍閥混戰、人心惶惶的北京“亂都”為背景，抒發熱戀、相思、惜別、懷念和結合種種情思，表現對純潔愛情的執著、對人生的熱愛、對黑暗現實的憎恨、對美好未來的憧憬。步趨中國五四運動以後的自然風格，感情細膩真摯，語言鮮明活潑，格調清新流暢，白描多於隱喻與暗示，表現出新文學草創期的單純、素樸風格，不過詩作多數是散文句子的分行，詩的想像較為貧弱，表達的直露也使詩作缺乏耐讀性。

張我軍於詩集《亂都之戀》中所行吟的故事，就是作者來到北平求學時發生的。剛到北平時，張我軍寄居在後孫公園的泉郡會館，上課就在廠甸的高等師範所辦的升學補習班。當年補習班的夜班部是男女共學，班上有兩朵班花，一位17歲的少女叫羅文淑，肄業於北京尚義女子師範學校，為提高學業才到這所補習班補習功課，結果被少年英俊的張我軍一追就追上了。開頭的那首詩，就是詩人偷偷寫給心上人羅文淑的。不過，那時候雖説風氣剛開，但中國畢竟還是一個保守封閉的社會，男女戀愛，不僅要避人耳目，更要向家長隱瞞，所以這一對青年男女的私約，對羅家沒透半點口風。後來張我軍手邊的錢花完了，在北平無法生存，就暫時回到台北，在日本統治下的獨家漢文報紙《台灣民報》當編輯。張我軍連着給羅文淑去了好幾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原來女方的家長察覺此事，將男方的情書悉數沒收，女方也不知道張我軍的聯繫地址，弄得只有男女雙方關山阻隔，夢縈魂牽。此時，有一個高等師範四年級學生莊某，對羅文淑心儀已久，見張我軍返台遲遲未歸，就通過媒妁向羅家求婚，除去説了不少張我軍的壞話外，還説自己是大富商的弟弟，可以養活羅文淑的寡母幼弟。羅母正愁“女大不中留”，看到莊某即將畢業，家境也不錯，於是就應允了這樁婚事。羅文淑雖説心中早有他人，但拘於舊禮教約束，也不敢公開表示反對，只能暗暗着急。緊急關頭，張我軍的摯友洪炎秋得聞此事，立即給張我軍發去一封急電。張我軍接到電報後，當即趕來北平，託付另一個女友將羅文淑約出家門，倆人決定離傢俬奔，共奔台灣，來爭取自己的幸福。自此，羅文淑為自己心愛的人改名為羅心香。

1986年，已經是耄耋老人的羅心香在美國紐約寓所回憶這段戀情時，依舊是那樣甜蜜繾綣，令人回味：“一天我開箱找衣服，突然從箱子上掉下一封信和一張照片，信上只是寫了一首莫名其妙的白話詩。有—天，這個寫詩的青年主動來找我攀談，才知道他叫張我軍。他説自己不是來這裏補習功課，而是來學北京話的。就這樣，我們彼此相識了。我在一個姊姊的陪同下，每星期到他住的泉郡會館去一次，説些話，借幾本雜誌回來看。當時社會上青年男女還不能公開交往，我們只能保持這樣的接觸，他要求同我通信，我告訴他我家是封建舊家庭，不允許同男孩子來往。他説可以用女人的名字寫信，於是就用‘娥君’的名字，每週給我來一兩封信。還經常約我去公園，來去都各走各的路，躲躲藏藏地到沒人的地方才説話。這樣來往了大半年，他忽然不辭而別，接到信後才知道他回台灣了。就在這時家人要包辦我的婚事。正當愁雲密佈之時，有人把這消息電告我軍，他立即從台灣趕回北京，約我見面説，事至如此，只有一起去台灣避難，否則前途將遭厄運。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只穿了一身學生服，沒有攜帶任何證件，同我軍一同坐火車到上海，再乘船到廈門鼓浪嶼，然後寫信給家人。他們接到信後，立即寄錢和衣物給我，並要我們儘快正式結婚。得到這個消息，我們非常高興，遂一同乘船去台灣，在台北江山樓擺了兩桌酒席，舉行了婚禮。”1925年12月28日，張我軍把自己與妻子的這段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戀愛經歷寫成新詩集《亂都之戀》，自費出版，成為台灣島的第一部白話新詩集。這本詩集出版之際，正是日本殖民主義在台灣實行嚴厲的思想鉗制、推行“皇民化”文化、禁止漢語傳習的時期。《亂都之戀》出版後，台灣不少讀書人才知道世間除了文言的舊體詩外，還有白話的新詩體，於是紛紛起而仿效，給寶島的白話文運動以及詩體的解放，帶來了一陣清新的漣漪。張我軍還甘冒大不韙，毅然宣稱：“台灣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指出台灣文學與大陸文學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因此，張我軍被人譽為是“代表了台灣作家不畏強權的道德良心。”

張我軍育有4子：張光正、張光直、張光誠、張光樸。大兒張光正參加中國共產革命沒有回台灣，其他3個兒子在台灣讀完書都留學美國，次子張光直（1931-2001），考古學家，生前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榮膺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後二者皆為百年來華人之首任。

張我軍文學的主要成就在於評論戰及新詩創作和小説創作。

他關於新文學理論的批判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第一，對舊文學的批判。第二，關於文學的內容與形式。第三，對待台灣文學與祖國大陸新文學的關係上。第四，關於東西方文化的關係。第五，關於“國語”與“方言”的關係。

張我軍的詩作曾結集出版，名為《亂都之戀》，這是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新詩集。至於張我軍的小説，雖是其文學創作的副產品，但在台灣新文學的草創期中，實具有不可忽視的代表意義。其小説語言，不用台灣語文，完全以中國白話文來創作，以後並影響了鄭登山，廖漢臣及朱點人等人，與賴和、郭秋生的台灣語文流派不同，也與楊雲萍諸人帶有日本風味的白話文流派截然有別，是草創期中小説語言的“三大派別”之一。

張我軍主編的《日文與日語》雜誌作為“民國以來國人創辦的第一份有影響的日語研究期刊”，對日語語言文學學科而言，具有重大的學科史意義；張氏日語系列教材大大推進了日語在中國各階層普及；作為一位師者，他不僅以有中國特色的日語教學法培養了一批精英之才，更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為將日語教育引入正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研究者、編者、著者、師者"四重身份的重合、互動使張我軍成為中國日語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教育家。

台灣的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首推張我軍。（台灣小説家黃武忠評） ^[2] 

如提起本省的新文化運動，誰也不能忘記了張我軍，曾向舊文學陣營橫衝直撞，盤腸大戰。（台灣詩人春暉評） ^[2] 

他雖然不能説是新文學的創始人，卻可以説是最有力的開拓者之一。他雖然不能説是台灣白話文的發起人，卻可以説是最有力的領導者之一。在台灣文學史上，他應該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台灣作家張深切評）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