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在古都

張我軍在淪陷時期最早的文學活動也是從創作舊體詩開始的。這一時期，張我軍的新文學作品多發表於張深切主編的大型文藝月刊《中國文藝》上。張深切是台灣南投人，青年時期曾經參加“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從事反帝抗日運動。1934年被推選為“台灣文藝聯盟”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於1938年3月初來到已經淪陷的北京，曾經擔任過一段時間的教師。張深切到北京很快和張我軍見面，由於二人早有文字之交，見面之後馬上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1939年9月張深切開始主編《中國文藝》月刊，張我軍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三篇文章，分別是《秋在古都》、《京劇偶談》、《關於中國文藝的出現及其他——隨便談談》。前兩篇文章寫的是張我軍這個居住在北京多年的老住户對北京的一些具體感受，是兩篇集抒情和議論為一體的優美散文。後一篇文章則是為張深切的《中國文藝》進行了熱情的鼓吹，他首先指出當時北京的文藝界的荒涼狀況，説明文藝刊物對於繁榮文藝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後盛讚《中國文藝》的出現，“希望其成為文壇的一支生力軍，使這個久已消沉的北方的文壇復興起來”張我軍：《關於中國文藝的出現及其他——隨便談談》，見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62頁。，熱切呼喚作家們尤其是尚未成名的新作家向《中國文藝》努力投稿。此後張我軍還在《中國文藝》上發表過《答〈中國文藝〉三問題》、《病房雜記》等文章，也曾經在其他刊物上發表過一些文學作品，如在《藝文》雜誌第3卷第1期上發表了《元旦的一場小風波》，追憶了自己與祖母的一段童年往事。此外，當張深切因為親人去世回台灣奔喪時，張我軍還代替他編輯了《中國文藝》的第1卷第3期，並寫了卷頭語《代庖者言》和編後記。雖然張我軍十分謙虛，在卷頭語和編後記中只是對各位作者進行感謝，介紹了這期刊物中的一些文章，説明自己編輯這期刊物的過程，聲明自己只是盡力而為，至於編得好不好則要請讀者多多原諒；但是我們還是能夠從中看出張我軍的多才多藝，能夠勝任多方面的工作。 ^[1] 

1924年初(民國13年)，台灣青年張我軍從上海來到“十丈風塵”的北京，投奔在廈門相識的鄉親、正在北京世界語專科學校讀書的張鍾玲。那一年他22歲。在那一年他接連投書《台灣民報》，向當時盤踞台灣文壇的舊文學拋出力作《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和《糟糕的台灣文學界》，由此引發台灣文學新舊大辯論。也在那一年他寫了名為《亂都之戀》新詩。

從1924年到1946年，張我軍在北京生活，工作了22年。這22年他同這座城結下了緣，在這座城中生活、在這座城中寫作、在這座城中娶妻生子。在他的散文《秋在古都》中，他寫到這座城的秋：“我在古都住了十多年，一向也知道秋是好的，卻從未思索過好處在哪兒。這兩三年來，倒是偶爾加以思索，但總是得不到什麼結論。秋風秋雨愁煞人——古都的秋也不盡是那麼爽快；到了暮秋時節，那冷颼颼的秋風，的嗒嗒的秋雨，世上能有幾人不為愁煞哉?如果説‘春雨如膏’，‘秋雨’便是‘如淚’；你説‘春風似笑’，我便説‘秋雨似哭’。這要説是秋在古都的一個特色，也似乎沒有不可以的。我們凡夫俗子，雖然不反對這暮秋的氣候，卻禁不起她那種景味，不過若在詩人，也許反而是最好的詩材罷。”

張我軍，原名張清榮，筆名一郎、速生、野馬、以齋等。台灣台北縣人。中國台灣作家，文藝理論家。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拓、奠基者。1926年始陸續發表小説《買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誘惑》。作品有力地揭露與批判了黑暗時代，有“台灣文學清道夫”、“台灣的胡適”盛稱。

眾所周知，早在北平淪陷以前，張我軍就已經是華北地區名重一時的日語教授和日文翻譯家了。他翻譯出版了大量的日文譯著，對於人們瞭解日本，學習新的知識有很大的幫助。在北平淪陷期間他也一直沒有放棄譯介活動，這一方面是由於生活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從事日文翻譯是他鐘愛的事業。

張我軍在批判台灣舊文學、引介大陸新文學運動實績和經驗的同時，一方面努力於新文學的創作，另一方面還積極引介兩岸新文學的優秀作品，致力於兩岸文學實績的交流。可以説，張我軍在使兩岸新文學實績得以交流和溝通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