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斐如

在軍閥橫行的日子，他們的言論觸犯了賣國統治者的利益。為躲避敵人的追捕，宋斐如常常搬家。每到一地，他總是伏案疾書，為《京報》《成報》寫稿，對帝國主義侵略行徑作無情揭露。與親朋一起他亦多縱論國事，傾談革命道理。

1929年，被迫解甲歸田的馮玉祥將軍“隱居”泰山。宋斐如敬佩富有正義感和愛國心的馮將軍，而馮將軍有強烈的讀書願望。經陳豹隱推薦，宋斐如來到了泰山，一直到1935年，為馮將軍組織了泰山的兩次讀書活動。在此期間，宋斐如先後邀請著名進步學者為馮將軍授課。宋斐如和賴亞力先後擔任了馮將軍的社會科學研究室主任。他們有計劃地安排了馮將軍的讀書活動。當時開設的課程有“經濟學原理”、“政治學概論”、“辯證唯物主義”、“國際政治”、“古典文學”及數理化、史地等。宋斐如親自為馮將軍講授經濟學、日語及介紹日本國情。馮將軍是每課必到，馮夫人李德全及一些部屬也都是課堂上的“學生”。在宋斐如和大家的努力下，泰山的讀書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學習氣氛十分濃厚。正像他們所説：“立原祠下人才濟濟，普照寺旁是學府。”幾年的讀書活動，對日後馮將軍傾向革命、積極抗日作用甚大。

1935年，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劉思慕（劉燧元）因把有關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的絕密計劃交給共產國際而遭到特務追捕。他從上海、蘇州到太原、天津、濟南，最後來到泰山腳下，找到了宋斐如。宋斐如深知馮將軍尊敬有學問的人，對抗日進步人士更是關懷備至。於是他毅然把自己摯友的情況告訴了馮將軍，請求他相助。馮將軍欣然應允。果然馮、劉二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洽。但不久，風聲越來越緊，宋斐如、劉思慕考慮再三，認為長留泰山終非上策，對馮將軍亦無好處。馮將軍聽取了倆人的意見，作了妥善的安排，派馮夫人的弟弟李連海化裝護送劉思慕下山。

“九·一八”事變後，宋斐如毅然辭去了北大的教職，到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處任職。他隨同馮將軍一道赴張家口，與抗日誌士討論抗日形勢，商談抗日大計，主辦《抗日救國》刊物，喚起民眾，奮起抗日。1933年，馮玉祥與吉鴻昌、方振武等在共產黨支持下，聯合抗日救國軍、東北義勇軍、蒙漢進步力量、平津愛國學生，在張家口組成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抗日軍民同仇敵愾，一舉收復了沽源、多倫等4個縣，軍威大振，民心大慰。

1932年，帝國主義操縱下的“國聯”派出所謂調查團來調查“九·一八”事變真相。出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醜惡目的，由李頓所率領的調查團歪曲日本強盜侵佔中國國土的事實真相，反而污衊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要中國人民承認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合法地位。這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慨。宋斐如和張勃川針對李頓的所謂調查報告書，與馮將軍多次分析、討論，書寫了《國際調查團李頓爵士報告書批判》，逐一駁斥了報告書的歪理，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行徑。

宋斐如跟隨馮玉祥將軍多年，1938年，馮將軍在任軍委副委員長時，宋斐如、張鐵生、張凌青、賴亞力、老舍、劉思慕等經常聚會福膏堂，為馮將軍籌劃、草擬宣傳文字，組織時事座談會，分析抗日形勢。為了抗日，他們不辭辛苦，竭盡全力。

抗戰前夕，宋斐如東渡日本在東京帝大研究院深造，更清楚地瞭解了日本國情。在八年抗戰期間，宋斐如滿腔熱情，為發動民眾，宣傳抗日，而四處奔忙。宋斐如在漢口創辦《日本》半月刊，後遷。淪陷後，全國各地的文化界、知識界人士雲集桂林。宋斐如也離開到桂林，暫時中斷了他主辦的《日本》的出版工作。《廣西日報》社社長仰慕宋斐如的才能，尤其欽佩他致力於抗日救國的熱忱，遂聘請他當了《廣西日報》社的總主筆。宋斐如走到哪裏，就宣傳抗日到哪裏。在桂林，他的筆鋒直戳日寇，宣傳抗戰必勝，深得同仁的信賴與好評。

1941年，宋斐如又隨着逃難的人羣到了重慶。他臨時在中蘇友好協會工作，但仍念念不忘抗日宣傳。幾經曲折，《日本》終於復刊，對宣傳抗日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宋斐如離台近20載，如今歸心似箭，恨不得馬上飛回故鄉。當時，他那剛出生的孩子還未滿月，但他全然不顧，自己先走，妻兒隨後。臨走前，他還特意交代區嚴華別忘了帶上他倆結婚時朋友同事送的禮物。這不是什麼金銀珠寶，而是一塊40釐米見方的白綢布，上面畫着一枝梅花，書有：“勿忘台南開元寺的古梅。”這是朋友同事對他倆的鼓勵、期望與囑託。

宋斐如決心致力於家鄉的文教事業，儘快恢復民族教育。1945年11月，他擔任了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教育體系。

宋斐如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當局殺害。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