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觀音

1858年,喪權辱國的清政府同帝國主義者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1860年，又簽訂了另一不平等的北京條約。於是，外國傳教士在全國各地獲得“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權利。

在四川，1892年帝國主義者已建教堂161座，傳教據點1239處。其中尤以天主、耶穌二教勢力最大，他們披着宗教外衣，行侵略瓜分中國之實，不僅設有主教，而且還在成都駐有領事，以成都為中心，向各州縣遍設教堂，廣為發展教徒。為了培植教會勢力，傳教士還收羅痞棍、流氓、土豪入教，以漁肉鄉里，欺凌善良；甚至用金錢收買無賴，稱作‘吃教人’。同時，傳教士還通過種種非法手段，霸佔大批土地田產。川西主教杜昂，在任職的20多年中，與各地教堂神父在川西共佔良田30萬畝。不少的傳教士，就是大地主兼高利貸者，教堂已成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據點。另外，洋貸充斥市場，打擊了勞動者賴以餬口度日的植棉業、手工紡織業及其它手工業，使上百萬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失去了生產的手段。由於這諸種原因，四川所發生的教案為全國之最，歷年教案攤派在川民頭上的賠款，每2人每年紋銀1兩（當時1兩銀，可供5口之家一月之用）。因此，老百姓對洋人教堂積怨甚深，民族矛盾十分尖鋭。

1902年春，四川大旱，赤地生煙，人民流離失所，飢寒交迫，多以食芭蕉根、榆樹葉、觀音土等充飢，並時有割米袋、“吃大户”的現象發生。然而，在這種形勢下，各級官府卻置人民生死於不顧，仍向災民收苛捐、派重款。官逼民反，人民在走投無路的境況下，終於揭竿而起，在四川各地掀起了風起雲湧的義和團運動。在這眾多的義和團中，川西平原石板灘廖觀音領導的紅燈教便是其中最傑出的一支。

廖觀音的祖父在鴉片戰爭中是參加過廣東三元里鬥爭的義勇，因鬥爭失敗遭到清軍的抄捕。他率家人輾轉逃到四川成都的與其略微沾親的“廖剪刀”舍下寄居，才得以脱離魔掌，即後又落腳在石板灘，開設一間土布染房為生，全家大小都成為作坊工人。其父廖為圻，母薜氏，生二子一女，廖觀音行二，在同族大排行中佔老九，鄰里親友都暱稱她為廖九妹。

少年時代的廖九妹,健壯秀麗,十分逗人喜愛,洗衣漿裳來得利索,挑花繡朵一學就能。她最愛纏着祖父講鴉片戰爭中林則徐和三元里愛國羣眾抗英鬥爭的故事,由是,愛國仇洋的思想深深地烙印在她純潔幼稚的心靈上。

廖九妹自幼生性聰明伶俐、敏慧非凡，能當眾琅琅背誦諸兄塾學所教難詩繁文，常令滿座驚歎不已，在家庭及族人中深受寵愛。她母親就曾感嘆：‘九女若是男兒，恐怕廖氏門中也要出狀元了’。

石板灘為有名的“東山五場”之一。這裏地勢十分重要,丘山環抱,集市熱鬧,逢場之日,商賈雲集,貿易十分繁盛。當時附近常有土匪作亂，場鎮人家習武防盜保家之風素盛，稍殷實之人均請武師教授子女拳棒。廖九妹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自然便從小習武。由於她身手輕捷，拳腳矯健，意志堅強，練功時特別吃得苦，到十六、七歲時，武藝就出一般人之上。

同場人曾阿義（號稱曾羅漢），是個鐵匠，暗中早已參加了義和團的秘密活動，他常與外州府縣的義和團保持密切聯繫，併為“東山五場”一帶的首領。他見廖九妹武藝不凡，便主動去接近她，並給她講 “反清滅洋”的道理，鼓勵她參加紅燈教。在曾的啓發下，廖九妹勇敢地衝破封建禮教的束縛，衝破家庭和族人的阻繞，毅然加入了紅燈教。

廖九妹心地善良，對一般勞苦團眾的生活，關心備至，樂於救人之急，濟人之難，團眾都打心眼裏擁護她，稱讚她是“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下凡”，她的名望也隨之一天一天地傳播到四川內外。石板灘的紅燈教，見她膽略過人，指揮果斷，善設埋伏，便推其為首，原首領曾阿義，自已甘居偏將參謀地位，並正式向團眾宣佈：“廖九妹是觀音化身，今後團眾活動悉歸九妹指揮。”從此，廖九妹身着月白短衫，頭頂青巾，一派“觀音”裝束，與曾阿義一起帶領眾團活躍在石板灘一帶。

她通過設壇、傳教、講法等形式宣傳“反清滅洋”的革命思想，她向團眾慷慨陳詞，控訴清廷勾結洋人犯下的樁樁罪行，給她們指明：唯有起來造反才是脱離苦海的道路。由於這些革命思想適應了當時困苦巔連的百姓心裏，因而大大地增強了號召力，聞訊前來拜謁的教徒、民眾絡繹不絕，其中，加入紅燈教的已達數千人。他們當中有秀才、保甲和中小地主，當然絕大部份是農民，還有不少的婦女和少年參加。甚至有一些小股義和團頭目，乾脆帶着武器人馬前來合夥，就是川西各州縣義和團首領也都紛紛派人前來與她取得聯繫。石板灘紅燈教的“紅色七星團”標誌，成為人心所向的旗幟。在廖觀音的領導下，這支武裝力量在石板灘、龍潭寺一帶得到迅速發展，日益壯大起來。

在四川義和團運動日益高漲形勢的影響下,石板灘紅燈教的活動如火如荼。盛世英有一首詩描述了這一情況,雖然他對紅燈教的評價有些地方不妥,但確如實反映了當時的情景和眾教徒對“反清滅洋”的意志。他寫道：

“撒防隊伍散歸田,五夜妖星照蜀川。狐火窗明爭倡首,龍潭靜夜飽揮拳。輟耕隴畔村農舞,説法台前少女顛,似醉如痴渾不識,連頭受戳志彌堅。”

廖、曾二人將紅燈教設棚為單位，由師父傳教：分每十一個教徒為一小棚，由棚首領領導練拳；每十個小棚為一大棚，藉以約束組織團眾；紅燈教其他首領也化名為羅漢、神仙等，依託佛法來號召民眾。廖觀音把門前的院壩、乾涸池塘等率性變成練武操場，並親自教授教徒練拳。時人有詩稱頌道：“夕陽西斜廖家莊，紅燈照見習拳忙”。

紅燈教活動情況傳到華陽縣令（當時石板灘屬華陽縣）龔子蔓耳朵裏,他坐卧不安,急派團丁前去搜捕。紅燈軍在廖觀音的率領下，奮起抗擊，打敗了團丁，又乘勝將縣衙門的公堂設施、門窗建築搗毀，並毀教堂一座。縣令逃脱，赴成都督署請兵。從此，開始了以廖觀音為首、曾阿義為副的川西義和團與清軍的武裝對抗。

四川總督奎俊得報後，感到異常吃驚，他萬萬沒有料到，在成都附近會有義和團“滋事”。現不除必有後患，於是他急派候補知縣唐致遠率清兵營百人往剿。1902年6月13日,唐趕到二台子去鎮壓.紅燈軍英勇還擊,大敗唐致遠,並毀華陽縣耶穌堂一所,懲治了作惡多端的教士。清廷為四川局勢震驚,急調馬維騏為四川提督,“酌帶勇營,配齊軍火,迅速赴任”。

6月17日，紅燈教在龍潭寺文昌宮練拳，華陽縣令探得情報後，親率練丁前往拿辦。這位縣令哪裏知道，哨官剛一躍馬進入廟門，就被埋伏在裏面的紅燈軍一刀砍死，後面的練丁嚇得調頭就跑，紅燈健兒乘機殺出，練丁大敗潰逃，龔子蔓險些喪命，逃到二台子才躲過紅燈軍的追擊。

面對形勢的急劇變化，廖觀音預料到今後必有惡鬥，但她並未退縮，而是針鋒相對地在是年6月下旬的一天夜晚，組織紅燈教在石板灘川主廟堅定地舉行“殺洋人、殺貪官、打富濟貧、抗糧抗捐、焚教常、抗官兵、圍州縣”的起義誓師大會，替受苦大眾伸冤報仇。

紅燈教貼在川主廟門上的起義誓師對聯是：“打鐵打鋼打江山都是鐵羅漢 救苦救難救黎民爭效觀世音”，橫幅為：“掃清滅洋”。

廖觀音誓師起義後，賡即制定了圍攻成都的戰略計劃。當時的情況是：東路簡陽李永洪的義和團在柏合寺一帶活動；南路仁壽熊青禾的這支義和團勢力發展很快，並與彭山義和團配合，形成一支較強的武裝力量；西路温、郫、崇、灌都有義和團在活動。另外，負責四川軍事指揮的提督軍門丁鴻臣，已調到川北安嶽魚龍山堵截另一支義和團劉精忠部。廖觀音認為，此時若能實現南、北、東路合擊圍攻成都，則成都可取，於是，她決定從北路石板灘增兵龍潭寺，兵伐成都。

7月下旬，廖觀音在石板灘擊敗清軍後，揮師西下駐院山寺（距龍潭寺2公里），並同二台子、院山寺一帶的義和團會合，又東聯李永洪，南聯熊青禾“於二十二、三日會攻省城”。龍灘寺對成都至關重要，廖觀音破龍灘寺防線，則兩小時可直抵成都，於是清軍也向龍灘寺節節增兵，龍灘寺大戰迫在眉睫。

7月23日，廖觀音率領義和團數路進攻龍灘寺，這是起義以來的第一場血戰。經過一天戰鬥，廖觀音的義和團“晚間破場，焚去場尾、場首草房數十間”，把清軍趕出龍灘寺，初戰告捷。

廖觀音奪取龍灘寺的勝利，使四川統治者震驚，當時成都“深夜火城明到曉，巡街大字是燈籠。”王增琪在《親督師》一詩中寫到：“拳民兵郭，聲打教堂，人言嘖嘖，官心惶惶。羣聚督署，弘顏籌商，不聞謀路，惟餘恐慌。”

這些貪官暴吏，平時飛揚跋扈，現卻狼狽不堪，武將不敢督師，清兵不敢出城。奎俊迫不得已，最後只好決定由76歲的文官按察史陳橘（王旁）領兵出戰，企圖儘早拔掉廖觀音這個眼中釘。

7月24日，陳橘領兵前往龍灘寺督戰。當他們到達龍灘寺時，猶入無人之境，陳橘心中疑惑，派勇丁二人去偵察。這二人剛行至田邊，埋伏在高梁地中的義和團一躍而出，他們還未回過神來，便成為義和團的刀下鬼。原來，廖觀音得知清兵進攻的情況後，決定佈下一個口袋陣，便將義和團撤出龍灘寺，埋伏在附近山丘竹林裏，準備夜間發動進攻，消滅這支守衞成都的主力。陳橘中計，他以為廖觀音已聞風而逃，便將清軍駐紮在龍灘寺。

傍晚,各路義和團向龍灘寺發起猛攻.陳橘始料不及,慌忙命清軍死守場口,憑藉洋槍洋炮瘋狂的射擊.義和團非常英勇,在清軍強大的火力下,不斷的向清軍陣地發起攻擊,他們“皆前既倒,後者踵進,舞刀唸咒,若痴若迷,毫不畏死……”.由於力量懸殊太大,是夜義和團未攻下龍灘寺,但毀附近教堂一所。

7月26日，廖觀音向陳橘下戰書，“約明日大戰”。陳橘一怒，殺了傳戰書人，並向奎俊求援。奎俊當即“飛調新都團練四百，星夜入扎各隘口助戰”，又調“雅安清兵二哨前進”，增援龍灘寺。在這緊要關頭，可憾的是廖觀音派人給南路熊青禾相約圍攻成都的密信，在龍泉山下不幸被清軍截留，熊此時還在彭山徘徊，正在等待消息；東路簡陽李永洪的義和團，被清軍阻於龍泉山上，無法增援。形勢對廖觀音十分不利，使她陷入孤軍作戰的境地。

次日天明，廖觀音親自督戰。她手拿三角小旗，包紅帕，坐花轎，由四個壯漢抬着衝向龍灘寺場口，率領義和團鋪天蓋地殺向清軍陣地。戰場上炮火轟鳴，硝煙瀰漫，紅旗凌空招展，馬隊輪番衝擊，喊殺之聲如雷貫耳，“活捉陳老狗”的口號響徹雲霄。清軍被義和團的氣勢震懾了，眼看陣腳要亂，防線行將崩潰，陳橘急了，狂叫：“誰敢敗下，就砍誰頭！”命清兵抵住，死守場口，用抬炮和九子步槍密射。這場血戰“至酉刻不分勝負”。後來，在義和團又發起強攻時，清威遠中軍炮兵劉統帶命清軍“以開花炮擊之”，給義和團造成了巨大傷亡。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廖觀音同曾阿義商量後決定，暫時放棄圍攻成都的計劃，撤回石板灘，保存實力。陳橘率領清軍追擊，所到之處，見人就殺，血流成河。廖觀音目睹清兵亂殺無辜的暴行，強忍着心中的悲憤，為了使家鄉人民不再遭劫難，她又率義和團撤出石板灘，向金堂、廣漢方向轉移。

1902年7月下旬,廖觀音的隊伍進入金堂肖家坪,同時,熊青禾、李永洪等義和團，也紛紛向金堂開來。金堂義和團首領是唐順之，人稱為“元帥”，系著名的書香門第出身。他熟讀史書，深知韜略，為人正派，愛濟貧困，他所領導的義和團在這一帶很有勢力。眼下，各路義和團會師於清江鎮火盆山，分住于山上火盆寺，鎮上火神廟，金堂西部成了義和團的天下。

廖觀音這次同唐、熊、李等會合後，如虎添翼。他們商定：採取先取廣漢，向西北進軍，擊綿劍，據平原，南下直取成都的大包抄戰略。奎俊看到義和團將要北上，廣漢的三水關將是下一個攻擊目標，手中不免捏了把汗。有“天塹雄關”之稱的三水關，會綿、雒、湔三水（俗稱北河、中河、南河）於關前，居高監下，易守難攻，是水陸交通要道，是廣漢之咽喉。若三水關先守，廖觀音就等於掌握了打開省城北門的鑰匙。於是，他急調記名總兵孫烈全，“專剿漢州、金堂教寇”。

這裏有一個人物須得一提，他乃漢州知州高維寅。此人是個靠鎮壓四川義和團起家的劊子手，心狠手辣，一直是四川“主剿派”的悍將，深得總督奎俊的器重。目前，廖觀音等數路義和團聚集金堂，他急欲建功討賞，便親帶捕廳人役和團丁練勇百餘人，抵金堂金水碾，意欲堵截義和團北上。

8月初，他探得有義和團在黑神廟練武，便下令圍攻，妄圖一舉消滅。廖觀音聞迅後，決定來個調虎離山之計，陽以示弱，暗設埋伏。高維寅得意洋洋地領兵抵達黑神廟，看見義和團正在吃飯，被發現後，臉色十分“驚慌”，丟下餐具越牆就逃。高維寅哪知是計，又見義和團人數不多，便令左右追殺。待他追到清江鎮時，忽聞一聲“殺！”，就見廖觀音率領義和團從兩翼殺出，頓時，他被義和團重重包圍。兵丁亂作一團，高維寅驚得險些摔下馬來。經過一陣激戰，義和團大獲全勝，將清同知銜團總傅嶽齡、蘭翎六品軍功陳青雲、康松年等19名官吏當場擊斃，高維寅單騎狼狽逃回三水關。慘敗的清兵“屍填巨港”，湔水都為之色變。義和團又乘勝搗毀了蘇家山、七堆瓦兩處教堂。

廖觀音於清江鎮計挫高維寅後，即刻會同各路義和團，分三路包抄三水關，直逼廣漢。高維寅吃了廖觀音的虧，不敢在三水關久留，又逃回廣漢，龜縮在城中，不敢出來。其弟高俊英有一首詩記敍了當時高維寅逃回廣漢的窘態：

“三水風潮勢不平，入關戎馬出關迎。紅燈滿地跳鄰匪，碧血千年認賊營。毒焰愈張兵愈潰，團民無死我無生。人憐悍將高司馬，四面歌聲盡楚聲。”

消息傳到成都，省城為之震動，奎俊更是為此震驚。他立即調陳橘向三水關火速進兵。三水關的地頭蛇同八大會館的商幫所組成的五大團防，除一般槍炮外，此時又備數門“冬瓜大炮”，幫兇清軍，頑守關口東西兩面，又將西面的闆闆橋燒燬，以解除後院起火之憂。他們用“冬瓜大炮”向攻關的義和和團瘋狂地發射“開花炮彈 ”，使義和團攻關受阻，傷亡慘重。在久攻不下的情況下，為避免義和團前受團練之阻，後受清軍尾擊的不利處境，廖觀音等義和團首領決定將義和團撤回清江鎮，把隊伍駐紮在火盆山上，與湔水南岸焚音寺一帶的清軍相持對壘

火盆山(又稱銅盤山),距清江鎮一公里。它左依綿雒，右枕彌牟，地理位置非常險要。8月4日，四川記名總兵孫烈全率領的清軍水師炮船抵達雙江渡，欲強攻火盆山。他沿湔水北上，剛抵彭家大院，天還未亮，就進入廖觀音等義和團首領設置的伏擊圈。廖觀音手執的三角紅旗一揮，各路義和團一齊殺出，清軍被團團包圍起來。短兵相接，槍炮失去優勢，在肉搏戰中，清兵哪裏是義和團勇士的對手，紛紛被義和團擊斃。這次戰鬥“自辰至午”，清軍“全師覆沒”，清從二品大員孫烈全被殺。廖觀音叫部下割下他的首級，以祭壯烈犧牲的義和團戰友。

廖觀音擊斃孫烈全的消息，使全川文武官吏異常震驚，總督奎俊更是如坐針氈。他急忙調兵遣將，令陳橘血洗火盆山。陳橘親自上陣，率領大兵將火盆山圍得水泄不通；高維寅又收拾殘兵敗將，從廣漢前來助戰；地主武裝也氣焰囂張，將山下關隘全部封鎖。義和團被清軍重兵包圍，形勢十分危急。

8月26日,清軍主力使用火炮火珠向義和團陣地猛烈轟擊，古廟森林着火，遍山成了熊熊火海。清軍乘山上義和團奮力救火之機，不斷增兵強攻。此時，廖觀音臨危不懼，親自上陣勇猛抗敵，指揮義和團勇士在不利的情況下頑強堅持戰鬥。終因寡不敵眾，最後一道營寨火盆寺也被清軍攻破，義和團壯烈犧牲了900多人，團首領之一的張仙戰死疆場。

廖觀音在營寨失守後，奮力組織義和團突圍，在她的率領下，他們從清軍的包圍圈中殺出了一條血路，順利突圍出來，為了擺脱清軍的追殺，他們向北轉移。當他們抵達北河時，恰遇綿水暴漲，路途被阻，而陳橘帶領清兵在後窮追不捨,使義和團再度陷入絕境。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眼看義和團有全軍覆沒的危險，廖觀音等義和團首領果斷地組織團眾一邊同追趕而來的清兵激戰，一邊立即強渡北河，擺脱險境。在激戰中，義和團損失很大，熊青禾被俘，金堂義和團首領之一唐玉龍犧牲，但義和團主力仍有二、三千人泅過了北河，經趙家渡、蘇家灣，朝淮口鎮而去。

為了瓦解清軍重兵圍剿的策略，廖觀音等義和團首領決定暫時放棄向西北進軍的計劃，化整為零，分散活動。於是，他們便各自率隊穿越清軍封鎖線，回到了本地，與清軍周旋，轉入小規模的戰鬥。

陳橘在金堂獲手後，班師回到成都。在官吏為之慶賀之際，他躊躇滿志，得意忘形地作了首《勝了歌》：“本司六月統軍，攻破匪巢勝了.…..爾等士農工商,安居樂業是了……秋田現將豐收,共享太平是了。”

正當這位按察史大人高唱着他的“勝了歌”時，一支廖觀音的紅燈軍小分隊猶如神兵天降般地突然出現在省城成都，嚇得這些滿清官吏們鬼哭狼嚎似地連忙躲藏逃命。這支小分隊大約二十餘人，在9月14日夜，神不知鬼不覺地摸到西門外的青羊宮，趁第二天清晨的一場傾盆大雨，於雨淋淋、霧濛濛之中，借竹木長梯攀緣而上，翻越南門城牆而入，再由南大街直奔府城中心，偷襲總督府。途中如入無人之境，少量的巡邏清兵被他們擊斃或擊潰。由於紅燈軍突然出現在城中守軍面前，也弄不懂殺進城來的究竟有多少人，這些清軍亂着一團，兵不見官，邊奔邊呼：“廖觀音殺進城了！”一時間，成都城內秩序大亂。奎俊得知消息，喪魂落魄，急忙命衞隊緊閉轅門，等待援兵。當城中守軍回過神來，齊向走馬街奔來時，這支紅燈軍小分隊已機智地邊戰邊撤，最後，順利地由南門撤出。

廖觀音二次圍攻成都，連斃清將，尤其是這次小分隊神奇般地大鬧成都，使得中外反動派驚慌失措，帝國主義者急慌調兵2000餘人前往成都，以絨被裹着大炮，借增援城防為名赤博上陣，進行鎮壓；奎俊更是氣得咬牙切齒，“懸千金重賞”務必捉拿廖觀音，以解心頭之恨。於是，清軍在成都附近進行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一時，清軍演出“陷民冒功賞”，藉以敲詐勒索的鬧劇，搞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

清人汪如海的筆記中記載：“都司王某於北郭外捕四人到，指為賊目，臨行鳴冤不置，猶背荷敗絮，腰插鐮刀，蓋農民也。”“東關外蓮花池為歷來決囚地，一夜連決十九人。”

成都東門外一孕婦，長得美麗，因拒絕清兵調戲，被指為義和團慘遭殺害，且“半月無收葬者。”

漢州高維寅，詭稱已捉到廖觀音，怕義和團劫獄，已秘密處死在獄中。督府杯疑，派人前去驗屍，，結果是一個30多歲的小腳女人， 受到“矇蔽上峯，圖謀功利”的斥責。

陳橘五少爺陳大浩，是個有名的花花公子，平時一慣為非作歹，現聽説捉拿廖觀音有重賞，就把一個少婦鍾吳氏捉到，誑言是廖觀音，使得奎俊也一時高興，不久揭穿，又垂頭喪氣。

這些例子舉不勝舉，如，簡陽又傳出“於金龍寺擊斃廖觀音”等等，全都是清軍貪圖功利，濫殺無辜的結果。雖然是絞盡腦汁，費盡心機，但他始終沒法拿獲廖觀音。由於他“剿匪”無能，被迫下台，灰溜溜地離川赴京擔任一個閒職--理藩院尚書。

9月下旬，清政府調山西巡撫岑春煊率晉軍三營入川鎮壓義和團，並取代前任奎俊成為川督。他“剿撫”並施，實施“攻心”為主的策略，分化瓦解義和團。1903年1月，廖觀音被叛徒出賣，押解至成都。堂審之日，廖觀音昂首怒目，對着岑春煊罵道：“大奴才慈禧，小奴才岑老四，都是喪權辱國的東西！是英雄的，在戰場上來取你姑娘的頭！”，廖觀音正氣凜然，“臨戮而不饒，罵長官不絕口”。岑春煊急奏請朝廷：“該女匪名震一時，若獲而不誅，恐未靖之人心復因而蠢動，凡恐外人藉口，當飭正法””(《清檔·硃批奏摺》)。

1903年1月15日， 年輕的義和團女首領廖觀音被下令正式處以斬首刑。正午時分，廖觀音被剝光了衣服，赤裸着上身遊街示眾(清代死刑犯不論男女，依律都要去衣裸刑，所以1907年秋瑾就義之時，只提出不得去衣的要求)，但卻毫無怯色，英姿依舊，步履堂噠，慷慨引頸就義，令觀者唏噓一片。行刑路上她依然神色自如，昂首大罵：“慈禧是洋人的大奴才，岑老四（岑春煊）是小奴才，紅燈教是滅清剿洋的天兵天將！”一路經過走馬街、督院街後，廖才被押至位於錦江下蓮池的刑場。廖觀音雖被按跪在地，但依然昂首挺胸，毫無懼色。圍觀眾人無不暗暗稱讚。直至劊子手的鬼頭刀一揮，廖觀音那堅強不屈的身軀才因失去首級而慢慢地倒下，鮮紅的熱血染紅了刑場，圍觀眾人無不唏噓嘆息，廖觀音短暫而輝煌的一生就此畫上句號，就義時年僅十七歲。 ^[1] 

《新都縣石板灘鄉志》資料中有關於廖觀音被捕的記載：

“（廖觀音）是年（光緒二十八年）臘月，於簡陽鎮子場不幸被捕，於臘月十七日（1903年1月15日）被岑春煊斬首於督院街督署大門前。”

“《清檔·硃批奏摺》農民運動類793號，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折。”這個摺子看來是岑春煊先斬殺了廖觀音後立即給清朝朝廷的一個先斬後奏的交代，這個摺子標明的時間是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也就是1903年1月16日。這可看着是一個廖觀音被捕時間的下限，即廖觀音被捕時間不會晚於1903年1月16日。

由上面引用的資料可以看出，《石板灘鄉志》與《四川通史》和《四川近代史》所記載廖觀音的被殺日期都是一樣的，都記載廖觀音是在1903年1月15日在成都被清政府所斬殺的；且《石板灘鄉志》明確記載廖觀音被捕的時間上限是在光緒二十八年的臘月，而這個臘月的上限就只能是臘月初一，也即是1902年12月30號，換句話説，根據《石板灘鄉志》的記載，廖觀音被捕的時間不會早於1902年12月30號。

《新都縣誌》的記載中沒有寫明廖觀音被殺的具體時間，但是指出了廖觀音在1月5日已經在被岑春煊審堂了，那麼其被捕日期應該就在1903年1月5日的前幾天之內，結合石板灘志的記載，其被捕日期不會早於1902年12月30號。或者説，廖觀音被捕日期就是1902年12月30號至1903年1月5號之間這四、五天之內。《四川通史》和《四川近代史》這兩部著作裏記載的是廖觀音在1902年底被捕後：“當即押送成都”和“急急解送成都”，而被捕之地龍泉驛區洛帶鎮距離成都市中區的直線距離才僅僅25公里，步行都用不了一天的時間的。

《成都市青白江區志》與《新都縣誌》很類似的關於廖觀音的記載。

《簡陽縣續志》卷二十二《災異篇·兵災》一節中的記載有：

八月十六日，永洪又率黨千餘焚掠街市，督標中營同達字營兵至，殺匪數十人、擒二人，餘匪散去，至八月廿四日捕獲李永洪及黨，戮之，又於金龍寺擊斃廖觀音等。

對於廖觀音在簡陽金龍寺被擊斃説法，傳統研究廖觀音起義的大多認為這是當時的各地的清朝官兵為了邀功受賞，虛報的捕獲、擊斃廖觀音的戰績的一個假事件而已。這被稱之為“簡陽説”，此外還有“廣漢説”，還有曾經在龍潭寺打敗廖觀音的陳璚的兒子陳大浩也説自己捕獲了廖觀音等説法。

《續志》中指出擊斃“廖觀音”是在光緒二十八廿八月二十四日捕獲了簡陽（清末是稱簡州）的義和拳領袖李永洪後，又在金龍寺擊斃了“廖觀音”的。那麼，這個“廖觀音”被擊斃的日期應該就在八月二十四日後的幾天內，而八月二十四日，正是新任四川總督岑春煊到成都的日子，那這個被擊斃的“廖觀音”就不是被岑春煊所殺的，因為岑春煊剛剛同一天才到成都，他第三天才在北門外的昭覺寺斬殺了百餘名過去被俘的義和拳戰士。如果岑春煊剛到成都就斬殺了廖觀音，那岑春煊四個月後給清庭寫那個 “當飭正法”的邀功奏摺也就是假的了，或者岑春煊會這樣去犯欺君之罪嗎？回答當然都是否定的。所以，金龍寺被擊斃的廖觀音顯然不是那個在1903年1月15日被岑春暄所斬殺的那個叱吒風雲的石板灘少女廖觀音。

綜上所述，可知：

第一，廖觀音是在1903年1月15日被四川總督岑春煊捕獲後在成都斬殺的，而其被捕時間不會早於1902年12月30號，也不會晚於1903年1 月5 日。

第二，四川義和拳起義的高潮時期是1902年的7月份和9月份，標誌是廖觀音、曾阿義號召及組織全省義和拳軍隊兩次圍攻成都的戰役。第二次圍攻成都失敗後，在清政府的“剿撫兼施”的鎮壓下漸趨瓦解、逐漸走向低潮，紅燈教只能分散活動的低潮時期。所以岑春煊9月25日到成都後至1903年1月15日斬殺廖觀音之間這段三個多月的時間應該算是義和拳由盛到衰的轉折期和瓦解期。

第三，岑春煊是1902年9月25日來到成都的，斬殺廖觀音是1903年1月15日，而他在1903年3月便離開成都升任兩廣總督了，岑春煊升任兩廣總督前肯定是基本平定了四川義和拳才能夠離去的；再從《四川通史》和《四川近代史》的記載上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廖觀音英勇就義後，四川的義和拳運動在兩本歷史書中就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可寫了，由此可以斷定， 1903年1月15日紅燈教首領少女廖觀音被斬殺之後，這次以嶄新的“滅清剿洋興漢”為口號的轟轟烈烈的義和拳運動就被鎮壓下去了，其後的活動大多是在離成都很遠的一些秘密地方在秘密的傳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