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

什麼是“帝王學”？要説清帝王學的涵義是什麼首先要認清什麼是帝王之道，作為一個帝王，其要做的是怎樣統治好一個國家，怎樣統治？這涵括的範圍太寬泛了，那麼帝王要掌握好那些要點呢？對此，集法家之大成的《韓非子》有很透徹的論述。《韓非子》將統治之法劃分三個層面，即“法”、“術”、“勢”。“法”者，治民之法典；“術”者，馭吏之權術；“勢”者，鞏己之權勢。由此引申出帝王學應包括權謀學、運籌學、管理學、閲人術、用人術、縱橫術等等諸多內容。

帝王君道，是作為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乃至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所必須通曉、掌握的根本原則。把我們審視的目光投回古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帝王也是一個管理者，只不過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團體，而是一個龐大的國家。

綜觀五帝的治國之道，都能善用無為而治的法則，並在運用中使之體現為最高的和諧，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實惠卻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行為合乎道義卻好像生來就有這種修養。這就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仁德的具體表現。

權謀之術無所不在，大人物深入研究卻閉口不説，從不將心得秘密輕易示人……。這就是幾千年來權謀術盛行而權謀著述卻極少的秘密。

中國戰國時期的陰陽家、法家、縱橫家以及儒家等的思想都可以視作帝王學的起源，唐朝趙蕤著的《長短經》是第一次對帝王學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國外主要以意大利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為集大成者。

“帝王術”一詞大約最早出現在《史記·商鞅列傳》的讚語之中。司馬遷在評價商鞅的為人時説他是“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説，非其質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從這些話中可知，司馬遷心目中的“帝王術”的內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諸方面：一，進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學説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挾持浮説）。三，重術不重德。四，刻薄寡恩。這些描述説明“帝王術”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沒有終極關懷，因而把它定位為“術”是很恰當的。因為它只是個“術”因此就缺少規範，目的就是一切。傳統文化的非規範性的一面在“帝王術”上表現得特別強烈。

有些人認為《易經》就是帝王之學，這種觀點是謬誤的。《易經》闡述的是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發展規律，是後世各類學科的理論源泉。它是基本理論，是各門類具體學科理論之根基，它包羅萬象、無所不括，是一切道理之根源，可應用到任何學術上，追根溯源任何學問都跟《易經》沾上邊。不能將具體的學問直接套到基本理論上去，就好比不能將《黃帝內經》説成是醫治感冒之學。具體學科應對應具體理論。

帝王學：經國之道，用人之術，包納百家，集成中外，雄視古今，引領未來，以成帝業。

《呂氏春秋》認為，“有道之主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意思是一個懂得領導藝術的君主要經常把“不知道”和“怎麼辦”掛在嘴上，裝出一副糊塗的樣子。這樣才符合老子所説的“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宗旨。

既然帝王學強調君王要少説話，少做事，那麼君王有什麼事可做呢？古代智者認為，君王可以什麼事都不做，但有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求賢。《荀子·大略篇》説：“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子説：“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呂氏春秋》也説：“賢主勞於求人，逸於治事”。

帝王學的核心內容是“清靜”和“無為”，所謂“清靜”就是清心寡慾，謙虛禮讓，遇事以卑弱自處。所謂“無為”並非什麼事都不幹，什麼是無為？從字面上看，無為似乎是無所作為、消極無為的意思，其實這是望文生義。老子所説的無為，決不是什麼也不做。他説過：“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這裏的“必作”利‘為’嗚“治”都是有為的意思。“無為”並非是無所作為，而是以無為而有為。

《道德經》的思想核心是“道”，“道”是無為的，但“道”有規律，以規律約束宇宙間萬事萬物運行，萬事萬物均遵循規律。引申到治國，“無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理解為“道”中的規律）治國，以制度約束臣民的行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老子所説的“無為而治”是以法治國，而非人治；人過多的干預社會秩序則亂，法治則井然有序。“無為而治”對於帝王個人準則而言，即是清心洞察、知人善任，將合適的人才擺在合適的崗位上，具體事情分攤給臣下去做，不必事必躬親。

謀國用兵，拓疆富土，海陸空天，政經教民，精全求備，趨時更進，徐圖外張，八荒六合，蠶食吞併；料敵於先，籌算於前，鉅細詳察，百業精益，奇才怪傑，廣育博收，蓄力積勢，仰如泰山，望而卻步，聞風而降，不戰屈兵，帝王之業。

《韓非子》的版本自宋以後略分二系。第一系的祖本是南宋乾道元年福建刻本，這一宋刻本今已不存，但尚有幾部明清時期據此影抄本的本子傳世。從這一系出的略分兩支，第一支是明萬曆間趙用賢《管韓合刻》系統，趙本據以宋本為底本並據他本改正，且本身有初印本與後印挖改本的區別，這一支還有萬曆間周孔教黃策刊本、吳勉學刊本、凌濛初刊本、沈景麟刊本、趙如源王道焜校刻本、葛鼎刻本，但這些翻刻本都受到下面第二系《韓子迂評》本的“干擾”；另一支則是清代吳鼒仿宋刻本，此本直接據宋乾道本影刻。並有據吳鼒本校勘翻刻的《二十二子》本。

第二系祖本也應該是一個宋本，這個本子在元代櫱分成兩支，第一支現存最早的是據宋代道藏翻刻的明正統《道藏》本，此後有明嘉靖張鼎文刻本、明正德嚴時泰刻本。第二支和第一支的差別是刪去第一支所有的小注，最初是元代何犿校本，但元刻本已片紙不存，從這一支出的是明萬曆七年《韓子迂評》本和萬曆十一年的修補本以及這兩本的翻刻本數種。

清代以來盧文弨、顧廣圻、王念孫、俞樾、孫詒讓都整理過此書，清末王先慎著《韓非子集解》總結清代成果，20年代陳啓天著《韓非子校釋》（50年代以後在台灣兩次增訂，後出轉精），此外陳奇猷有《韓非子集釋》（近年改《韓非子新校注》，但從前人舊説彙集到己下斷語多襲用陳啓天的成果而不加説明）梁啓雄有《韓非淺解》，2009年張覺出版《韓非子校疏》。

【簡介】該書集中國古代帝王的領導學、謀略學、管理學以及識人術、用人術、縱橫術等為一體，縱覽帝王將相興亡得失的歷史，總結英雄豪傑成敗盛衰的教訓，點評歷代帝王興亡霸業及諸子百家經邦濟世之術的長短優劣，廣泛涉及帝王之學的方方面面，堪稱集中國人最高智慧的大成之作。《長短經》一書自問世以來，受到歷代帝王和政治家的高度重視和推崇。其特點有三：一是全面。作者在前人相關著作的基礎上，博採眾長，從六個大的角度和多個側面全面解析帝王學；二是深刻。作者不是泛泛空論，而是在每個側面和細節問題上都做深入的剖析和論證，旁徵博引，層層遞進；三是實用性極強。乾隆皇帝一生多次閲讀此書，還親自題詩，向皇子和大臣們推薦。

趙蕤，唐代著名的權謀學家，他自幼好帝王之學，“博學韜衿，長於經世”，並且“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因此聞名於當世。唐玄宗多次徵召，他都辭而不就，過着隱居的生活。大詩人李白對他極為推崇，曾經跟隨他學習帝王學和縱橫術，時稱“趙蕤術數，李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