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東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載：“嶺南背靠五嶺而面大海，嶺東則為五嶺之東，而窮於海，蓋以五嶺為始，而訖於揭陽也。”

據明代汀州《臨汀匯考》載，地處嶺東的汀虔梅循之地，皆“揚州腹內地，據今圖在三省交界處”，“皆土田之 ”，邊境雖有高山，但數千裏“土田遼闊”。我們可以從目前出土發現的古代文物來了解遠古時嶺東地域梅州先民的情況。 ^[2] 

清乾隆《潮州府志》也雲：“江西有湖西嶺北之分，廣東則有嶺東嶺南之別。”

清嘉慶《臨汀匯考》記載：“五嶺之最東為大庾嶺，大庾嶺之最東為大庾縣之秉嶠，順循其嶺脊而一下，東至包括揭陽屬之海濱，與江西福建分阽（界），至揭陽嶺止，為《禹貢》揚州域內，而揭陽以西、今粵省在五嶺南者，皆九州域外。”

“嶺東”所處的地理位置與“嶺南”是不相同的。嶺南在五嶺之南，大庾嶺之西，嶺東則在大庾嶺之東側。嶺南不在古揚州之域，而嶺東則屬古揚州域內。地處今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區的“汀（汀洲，今龍巖、三明市部分）虔（虔州，今寧都瑞金石城）梅（今梅州市）循（循州，今惠州河源興寧五華等地）之地”，而梅州汀州等則屬嶺東地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 

從歷史記載來看，“嶺東”泛指現在的廣東省潮汕、興梅惠河及福建省閩西地區、江西省贛南地區，至近現代，主要是指潮汕地區和興梅地區。在中國台灣省亦有學校的命名包含“嶺東”，分別是嶺東科技大學、嶺東中學。兩所學校均為梅縣鄉賢蔡亞萍博士東渡台灣後所創辦，這隻能表明嶺東鄉賢不忘桑梓之情。並不能作為“嶺東”包括台灣的部分地區的證據。

惠州地處五嶺之東，故有“嶺東名郡”之稱。自隋朝設郡治開始，惠州一直是歷朝的郡、州、路、府的行政中心。惠州是鎮守嶺東、屏障省垣的重要門户，自古便是兵家必爭之地。 ^[4] 

嶺東，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活動。夏商周時期的百越族人，是這裏的主要先民。

嶺東的百越族人和嶺南的百越族，原都生活在古越國（今閩粵交界處至浙江部分地方），以會稽（今紹興）為都，地處濱海，頗得漁鹽之利，逐步發展，至勾踐時日趨強盛，春秋後期，與吳國一爭高下，圖盛霸業。但至戰國中期勢趨衰微，至公元前306年為楚國兼併。古越國餘部散居於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山區，史稱“百越”。

百越族的一支在戰國後期南徙兩廣。他們為開發中國東南地區作出了貢獻，並與北方長江、黃河流域的巴蜀人、荊楚人，秦晉人、齊魯人，一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 ^[2]  。

1983年廣東省文物考古隊在蕉嶺縣三圳鎮東嶺下等處，就發現了石斧、石錛、石刀、石鏃一大批。

1984年，省文物考古隊在五華縣獅雄山發現長樂台遺址。經過四次仔細普查發掘，面積達1400多平方米，出土文物除石造生產工具外，還有陶罐、陶盆、陶碗、陶杯、陶盂等生活器具。而在與五華相鄰的龍川坪頭嶺遺址也發現有五六千年前的古稻種，以及其它石製造工具。

從考古學研究中知道，新石器時代，相當於我國的夏商周時期，這時的歷史文化一個突出特徵，就是磨製石器增多，發明了陶器，開始穀物的種植和動物的飼養。從上述出土的石器和陶器足以研究證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即五、六千年前，古嶺東地域就有人類繁衍生息，其原始居民已過着氏族公社的生活，他們不但有了原始農業、畜牧業，而且有了手工業，經過使用犁耕和弓箭，還知道用網捕魚和紡織縫衣。

1982年、1985年夏，廣東省文物考古隊兩次到大埔縣楓朗王蘭考察，發掘古墓葬羣22座，出土的文物有石器、陶器、玉器等141件，其中陶器有砂陶紡輪，説明本地域在農業、手工業發展基礎上，紡織業已相當普及，生活水平提高。

1984年，省文物考古隊對興寧新圩鎮發掘出土的6個編鐘進行鑑定，認定為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藝術珍品文物。

青銅編鐘的出土不但説明此時期嶺東地域與長江流域的荊楚、吳越人已有相當的交往和聯繫，而且亦可説明至春秋戰國時期，而且亦可説明這一時期楚國或吳國的統治勢力已經深入到嶺東這邊遠山叢地域，嶺東地域的經濟已進一步發展。

綜上所述，古嶺東地域的先民在六七千年前，與黃河、長江流域的先民是差不多同時進入母系氏族社會的。但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則比較緩慢，不但比中原地區慢，而且比嶺南地區也稍慢。因此出土反映這一時期的古文物不多，也不繫統。但是，絕不能因此而藐視或否定這一地域悠久的歷史 ^[2]  。

近年來，潮汕、興梅兩地多有爭奪“嶺東”的文字糾紛，具體表現在嶺東地域是否包括潮汕、嶺東文化是否就是客家文化問題上的爭論。

“嶺東”一詞最早見諸《水經注》：“嶺東則為五嶺之東，而窮於海，蓋以五嶺為始，而訖於揭陽也”。雙方爭論的焦點就在這句“而訖於揭陽也”的表述上，客家人認為句中“揭陽”是指揭陽嶺，説明嶺東地域即“汀虔梅循之地”，與潮汕地區無關。有潮汕學者認為，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建制揭陽縣，《水經注》所指“訖於揭陽”應指最早建制的揭陽縣，當然也就包括了現在的潮汕地區 ^[1]  。“嶺東”之爭不僅僅源於一字之差，還是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之間的眾多差異所造成。

《水經注》既然是一部地理學著作，那麼“揭陽”一詞所指接近於地理學意義的“揭陽嶺”的可能性更大，而非行政區劃的“揭陽縣”。

但嶺東是一個地域概念，而不是單純的以地理分區。地域指的是自然要素與人文因素作用形成的綜合體，即使《水經注》和《臨汀匯考》提供了支持嶺東不包括潮汕的證據，那也只能在地理學意義中成立。實際上，嶺東地域歷經了一個泛化的過程，最終形成人文性的定義。

首先，潮汕、興梅兩個地區在行政區域的劃分上，很長時間內都歸屬於潮州府，後來又曾同屬汕頭專區，而且在人文、風俗等方面相近之處甚多，堪稱同氣連枝。

其次，潮梅統稱嶺東還有許多史料可資證明。明代，被稱為嶺東先賢的有李士淳、羅萬傑等；在清代中期以前，梅州一帶就出了被稱為嶺東才子的宋湘、温訓、楊纘緒、饒曼唐等；清末嘉應州的丘逢甲、黃遵憲、胡曉岑（胡曦），潮州府的丁乃潛，因詩文別具一格，被稱為“嶺東四大詩人”，是“嶺東詩派”的開創者；丘逢甲、黃遵憲、丁日昌、何如璋，又被稱為清末“嶺東四先生”；範荑香、黎玉貞、葉璧華被稱為“嶺東三大女詩人”；另外，嶺東文派的代表人物還有温仲和、温廷敬、丘晉昕、吳世驥等；1899年秋，丘逢甲在潮州鎮平會館開辦“東文學堂”，後來他將“東文學堂”遷至汕頭並將學堂改名為“嶺東同文學堂”。三十年代初，潮汕畫家由孫裴谷、範昌乾、高振之牽頭，在汕頭組織“藝濤畫社”，並於1931年將作品彙集，由汕頭文華圖書公司出版了《嶺東名畫集》一書，潮汕報業先驅吳子壽在畫集序中寫道“他日嶺東畫家作品，抗衡於域中”。此外，嶺東前輩名家孫裴谷的別號之一就叫“嶺東畫痴”。可知早在上世紀初期，“嶺東”這一特指的地域名詞就廣為社會各界所接受 ^[1]  。

由此可見，至近現代，“嶺東”主要是指潮汕地區和興梅地區，這是一個不容爭辯的人文事實。因此，嶺東文化的實質是一個包括了潮汕文化與客家文化的綜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