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彧

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嶽，就訪隱逸。彧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 ^[2]  。至元二十年為刑部尚書，言十八事。二十三年為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甘肅行省右丞，召為中書右丞，彈劾 ^[1]  。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改任御史中丞，崔彧的奏請和彈劾大都被忽必烈所接受，中書省要求讓他回任中書右丞，再任相職，但是忽必烈説崔彧不吝惜説話，還是負責擔任言官吧。這也體現了忽必烈瞭解崔彧為人正派，剛直不阿、疾惡如仇、見惡必糾的品行，敢於批判、指責錯誤，不避權貴的處世態度。元成宗即位，依然信任崔彧，因為他剛正不阿，被人誣陷，成宗依然信任他，不同意他離開御史台，同時兼任侍儀司。大德二年崔彧升任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崔彧去世後追封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崔彧是忽必烈朝著名的直臣，雖然他也擔任過宰相，可是人們對他更多地是看重他擔任御史中丞十年，敢説敢言，剛直不阿的作為。他也有傑出的才能，對國家事務有深刻的認識。同時也有寬懷之心，李淦彈劾葉李，忽必烈信任葉李，把李淦召來有治罪的意圖，也是崔彧勸説讓李淦教授，以開言路。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卒。 ^[3]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迴，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

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彧言於世祖，謂：“阿合馬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孰何之者；及既誅，乃各自以為潔，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為守門卒隸亦不可留。如參知政事阿里，請以阿散襲父職，倘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惡十餘事，乞召阿里廷辯。”帝曰：“已敕中書，凡阿合馬所用，皆罷之，窮治黨與，纖悉無遺。事竟之時，朕與汝別有言也。”又請以郝禎剖棺戮屍，從之。尋奉旨鈎考樞密文牘，遂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彧言：“台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慼，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為台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台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台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皆從其言。二十年，復以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台臣莫敢糾其非，迨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長貳，庶幾號令明而賞罰當。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遊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為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員，並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眾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户。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產即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户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者，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凡丞相安童遷轉民臣，悉為阿合馬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三曰簿錄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為橫得，遂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馬以此位置私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壓者，奸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曰阿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侄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理算，其黨雖無污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議行之。

又言：“江南盜賊，相挻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為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彧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併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于軍民諸色人户，通行核實。又因取勘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為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

二十一年，彧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為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麥術丁奏曰：“近者桑哥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考核，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仍追宣敕，除名為民。”又奏：“桑哥所設衙門，其閒冗不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貲户，多為桑哥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不問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人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户，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税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學，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論如法。又，忽都忽那顏籍户之後，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為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為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彧奏：“太醫院使劉嶽臣，嘗仕宋，練達政事，比者命其參議機務，眾皆稱善。乞以為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行御史台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搒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百五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令行台詰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台監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忙兀帶、教化的、納速剌丁滅裏奸贓；納速剌丁滅裏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省告桑哥。桑哥曖昧以聞，流祚於憨答孫，妻子家財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哥又遣詣雲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閲其伏詞，為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彧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幹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為，中書、樞密，宜早為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剌丁滅裏、忻都、王巨濟，黨比桑哥，恣為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税，無不更張變亂之；銜命江南，理算積久逋賦，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近者闍裏按問，悉皆首實請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兇黨之為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其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台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薛闍幹，領兵為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僉事簿問。而薛闍幹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台選御史往按問薛闍幹，仍先奪其職。”又言：“行台官言：去歲桑哥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偽莫辨。臣等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台、院諸司，必給印信文書，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咬剌也奴、伯顏察兒，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奏：“松州達魯花赤長孫，自言不願為錢穀官，願備員廉訪司，令木八剌沙上聞。傳旨至台，特令委用，台臣所宜奉行。但徑自陳獻，又且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愆，被旨赴京以辯，今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辨者。李淦本儒人，請授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要束木惡其害己，令桑哥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台舊治揚州，今揚州隸南京，而行台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今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台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賕者不赴憲台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旨，惟於本台、行台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人教化的，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闍裏鐵木兒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處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

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彧為右丞，世祖曰：“崔彧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月，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奏：“近耿熙告：河間鹽運司官吏盜官庫錢，省台遣人同告者雜問，凡負二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百餘錠。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阿合馬，有寵；阿合馬既沒，以官婢事桑哥，復有寵。故庸夤緣戚屬，得久居漕司，獨盜三千一百錠。臣等議：宜命台省遣官，同廉訪司倍徵之。”又言：“月林伯察江西廉訪司官術兒赤帶、河東廉訪司官忽兒赤，擅縱盜賊，抑奪民田，貪污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鹽運司受財，多付商賈鹽，計直該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等以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贓以歸台，斟酌定罪，以清蠹源。”並從之。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桑哥持國，遣其掊核江西學糧，貪酷暴橫，學校大廢。近與臣言：撒裏蠻、答失蠻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乘傳往鞫；明日，訪知為禿速忽、香山欺罔奏遣。玉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亟禽以來。”三十年，彧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為便。”從之。

寶泉提舉張簡及子乃蠻帶，告彧嘗受鄒道源、許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訟彧不法十餘事。有旨就辯中書。彧已書簡等所告與己宜對者為牘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瘐死，仍籍其家一女入官；乃蠻帶、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彧得玉璽於故臣扎剌氏之家，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皇后手以授於成宗。彧以久任憲台，乞遷他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彧言：“肅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知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彧又條陳台憲諸事，皆見於施行。

於是彧居御史台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斡羅失剌，劾奏“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十一月，御史台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準律當杖百七，不敍，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權停其職，彧與御史大夫只而合郎執不可。已而御史又奏：“彧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彧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為朕少留之。”閏十二月，兼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歲常習儀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兀都帶以雪故來後，今而復然。諸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察御史同糾之。”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禿赤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之，命彧與不忽木、阿里渾撒裏同翰林、集賢議，特降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彧以是歲九月卒。至大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諡忠肅。 ^[1] 

獻可替否，治獲佐於明時。崇德報功，禮宜加於防典。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崔彧，山川間氣，簪紱名家。俾司綿蕝之儀，繼彼瀛洲之選。靡繇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知。遂擢置於秋卿，俄紀綱於柏寺。奏請宮嬪之議，罷徵日本之師。章疏可方之古人，搢紳無出其右者。擅生殺之柄，忍容義甫之奸。抑聚斂之臣，力止延齡之相。兩過文昌之府，嘗僉宥密之司。於琴瑟更張之初，贊匕鬯主器之決。屬元貞方大有為之日，適先帝重中執法之官。視左右何以易趙堯，在朝廷何可無汲黯。薦耆儒而備顧問，崇名教以渙絲綸。活人命於頃刻之間，迴天威於雷霆之下。以去留系憲台之輕重，辨邪正公天下之是非。凡可以尊主而庇民，曾不避犯顏而直諫。慨話言之尚在，想風采之如存。永孚於休，以昌厥後。可贈推誠履正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諡忠肅。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