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辯護：關於政治和道德問題的批評

《女權辯護：關於政治和道德問題的批評》（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1792年），是18世紀的英國女權主義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是女權主義哲學最早的一批作品之一。在這本書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對18世紀的那些試圖否認女性教育的教育和政治理論家進行了回擊。她認為女性的教育程度應當相稱於她們的社會地位。她主張國家必須要有女性，因為女性教育了她們的子女，且因為她們能夠成為丈夫們的“伴侶”，而不僅僅是妻子。沃斯通克拉夫特還主張：作為人類的女性應當享有與男性相同的基本權利，而不應被視作是社會的裝飾品或是婚姻交易中的財產。 ^[3] 

《女權辯護》一書是在法國大革命的動盪背景下寫成的。大革命在英國引發了諸多論爭：在現今多稱為《革命論戰（英語：Revolution Controversy）》的這本小冊子中，英國的政治評論家們從代議式的政府討論到了人權，討論到了政教分離。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首次加入這場論戰是她在1790年發表的《人權辯護（英語：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該書是為了回擊埃德蒙·伯克《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英語：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而作的。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一書出版六週後，沃斯通克拉夫特發表了《人權辯護》：其中的一個關鍵論點是權力不能基於傳統；她認為，權力的賦予是出於合理與公正的理由，而不應考慮它們在傳統中的基礎。

1791年，塔列朗在法國制憲議會上發表了《公共教育報告》一文，沃斯通克拉夫特因而受到激勵，決意對塔列朗進行反擊。在塔列朗關於國民教育系統的提議中，他這樣寫道：我們要教育女性，而不是去謀求在憲法中否認她們的優勢，是去了解與欣賞那些確保她們……。男性註定是世界舞台上的表演者。適合他們的公共教育：應發生在他們看盡人生世態之前：僅是在比例上有所不同而已。父系家庭會更適合於女性的教育；她們不太需要去學習如何處理與他人之間的利益關係，而更需要去習慣安靜與隱秘的生活。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權辯護》中這樣題獻（英語：Dedication）給塔列朗：“很高興地讀完了您最近發表的小冊子，我將本書題獻給閣下：以勸誘您重新考慮這個議題，並充分地衡量我進一步提到的女權與國民教育。”在同一年，法國女權主義者奧蘭普·德古熱發表了她的《女權與女公民權宣言（英語：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the Female Citizen）或稱（女權宣言）》，自此，女權這一問題分別成為了法國與英國的政治辯論的中心。

《女權辯護》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人權辯護》一書中論點的延伸。在《人權辯護》中，顧名思義，沃斯通克拉夫特將關注的焦點集中於特定男性羣體（18世紀的英國男性）的權力上，而在《女權辯護》裏，她則關注於向“女性”這一抽象類所提供的權利。她並沒有將她的論點限制於18世紀的女性或英國的女性。《女權辯護》的第一章中提出了自然權利的問題。因此，《女權辯護》一書不僅討論了發生於英法兩國的特定事件，還觸及到了同時代的政治哲學家洛克與盧梭提出的許多更大的問題。 ^[4] 

為了對塔列朗的演講以及當時的一些事件進行回駁，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迫在匆忙中完成了《女權辯護》的創作。在《女權辯護》即將完成時，她在給她的朋友威廉·羅斯科（William Roscoe）寫的信中談到：“我對自己沒有充分地來評判這個主題感到不滿意——別以為我是假裝謙虛——我的意思是説，如果我能有更多的時間來寫作的話，我會寫出一本從各方面來説更好的書來……我打算在完成下一卷後便付印成書，因為讓出版人在我完成最後一頁前便來提稿是件令人很不愉快的事。”當沃斯通克拉夫特為《女權辯護》的第二版進行修訂時，她抓住了這個機會：不僅修正了一些小的拼寫和語法錯誤，還對她關於女權主義的論證進行了鞏固。

沃斯通克拉夫特沒有完成《女權辯護》的第二部，儘管她的丈夫威廉·戈德温在她的《遺稿集》中發表了她生前寫好的“心得”，其中的內容“絕大部分都已經打算納入《女權辯護》的第二部”。不過，絕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她的最後一部小説《瑪麗亞：女人的受罪（英語：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是《女權辯護》一書的小説化續章。而這部在她生前同樣沒有完成的小説，亦包含在了後來出版的《遺稿集》裏。 ^[1] 

與18世紀哲學家們常見的做法不同，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創作她的作品時並沒有採用正式的論證或符合邏輯的雜文風格。《女權辯護》是一篇很長的評論文，它所有的主要話題都出現在開篇的第一章裏，然後，再通過從不同的角度切入的方式，來對這些話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另外，《女權辯護》採用的語氣還混合着理性的辯論與感性的熱情修辭 。

在《女權辯護》一書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箇中心論點是：女性應該受到理性教育，以給予她們向社會作出貢獻的機會。在18世紀，無論是教育哲學家還是行為手冊（英語：conduct book）的作者，都認為女性不具備理性或抽象的思維。他們認為女性太易受到感性的影響，並太難達致清晰的思維。沃斯通克拉夫特與凱瑟琳·麥考利（英語：Catharine Macaulay）和赫斯特·沙蓬（英語：Hester Chapone）這些女性改革家們一道，主張女性毫無疑問地具備理性思維的能力，並從而應當受到教育。在她的行為手冊《女教論》（1787年）中，在童書《真實生活的原創故事（英語：Original Stories from Real Life）》（1788年）中，以及後來的《女權辯護》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均指出了這一點。

她在序言中這樣寫道：“我的主要論點建基於這樣的一個簡單原理，即如果女性沒有通過教育作好成為男性伴侶的準備時，她的知識與美德便會停止進步；真理必然對所有的人都有效”，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當一個社會缺乏受過教育的女性時，那麼這個社會便會退化：這主要是因為年幼子女啓蒙教師的這一社會角色大都由母親擔任。她將未受教育女性的問題歸因於男性，是“一套錯誤的教育體系；而這套錯誤的教育體系，來源於一些討論教育問題的書籍，這些書籍的著述者們與其説是把女性當作人來看待，還不如説是當作女人來看待更準確些”。女性具有理性思維的能力；只有當男性拒絕為她們提供教育，並鼓勵她們輕薄時（沃斯通克拉夫特將愚蠢的女性稱作是“哈巴狗”和“玩具”），她們才會看上去不具備此種能力。

詹姆斯·福代斯（英語：James Fordyce）和約翰·格雷戈裏（英語：John Gregory (moralist)）等行為手冊作者以及盧梭等教育哲學家認為，女性不需要理性教育；沃斯通克拉夫特針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抨擊。盧梭的這一著名論點出現在1762年的《愛彌兒》一書中，他認為：為了取悦於男性，女性應該受到教育。這一觀點激怒了沃斯通克拉夫特，讓她不僅針對該觀點，還針對盧梭本人進行了抨擊。

為了説明在當時的教育理論中，女性地位所受到的限制，沃斯通克拉夫特這樣寫道：“女人從幼年時代開始就被教導：美貌是女人的權杖，因而心靈要為身體塑造自己；心靈只能在它的鍍金鳥籠裏徜徉漫步，並且只能努力去讚美它的牢籠”，其言下之意便是，如果沒有這種破壞性的思想，如果沒有去鼓勵年輕女性把注意力集中於美麗與外表的成就上，她們將會取得更多的成就。妻子能夠成為她們丈夫的理性的“伴侶”，甚至還能從事她們所選擇的事業：“女人當然可以去研究醫學技能，並且可以去做醫生或者是護士。分派她們去做助產士似乎比較合適……女人也可以去研究政治……同樣也可以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

對沃斯通克拉夫特來説，“最理想的教育”是“為增強體質和培養精神而精心籌劃的理性鍛鍊。或者換句話説，就是要使個人獲得獨立自強的品德習慣。”除了進行廣泛的哲學辯論外，沃斯通克拉夫特還為國民教育勾勒出了具體的計劃，以向塔列朗的計劃進行反擊。在第十二章“論國民教育”中，她呼籲所有的兒童都應在“鄉下的走讀學校”進行學習，同時“為了激發他們熱愛家庭和家庭樂趣”還應該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她還主張學校教育應該男女同校，認為成年男女的婚姻是“社會的紐帶”，他們也應“依照同一模式接受教育”。

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女性的首要追求是實現她們的美德，正是出於這一目的，她才尋求她們的解放。 在《女權辯護》一書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性別平等的觀點，與十九世後期至二十世紀的女權主義者不盡相同。舉例而言，她並不強調男女平等，而是指出在上帝眼中，無男女之別，因此不論男女，都應遵從相同的道德準則。對沃斯通克拉夫特來説，男女在最重要的生活領域上是平等的。雖然對21世紀的讀者而言，這樣的觀點並不具備什麼革命性，但在18世紀的那個時代，它卻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動力。譬如，它指出了無論男女——而不僅僅是女性——都應該謙遜端莊，都應該注重婚姻的神聖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説法，暴露出了18世紀後期的性別雙重標準，並對男性作出了相同於女性的德行要求。

此外，沃斯通克拉夫特還呼籲男性——而不是女性——採納她在《女權辯護》中所提出的社會與政治變革。她認為未受過教育的女性不能夠改變自身的境遇，而必須要依靠於男性的幫助。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第九章“社會不合理差別的有害後果”的結尾這樣寫道：因而我願意勸服那些富有理性的人相信我的某些看法的重要性，並且説服他們冷靜地盤算一下我這些觀點的整體意旨。我要向他們的理智呼籲；既然作為同胞，我要以一個女性的名義，要求他們的內心具備一點點同情心。我懇求他們去解放自己的伴侶，從而使女人成為他們真正的配偶！男人只要慷慨地打碎我們身上的枷鎖，並且滿意於跟一個有理性的夥伴共處，而不是滿足於她們奴性的屈從，那麼他們就一定會發現我們是更規矩的女兒，更深情的姐妹，更忠實的妻子，更有理性的母親——總而言之一句話：更好的公民。在她的最後一部小説《瑪麗亞：女人的受罪（英語：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1798）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用小説的筆調續寫了《女權》一書。一般都認為《瑪麗亞》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為徹底的女權主義作品。

在《女權辯護》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針對虛偽氾濫的感性（特別是當時的女性帶有的）進行了十分嚴厲的批評。她認為屈從於感性的女性“就連瞬息而逝的情感也會使得她們的內心波動不已”；因為這樣的女性是“她們的感官的犧牲品”，她們便不能理性地進行思考。實際上，她們不但對自己造成了傷害，她們還對整個文明造成了傷害：她們不能讓文明走向高雅，而會讓文明走向毀滅。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與感性並不獨立；她認為它們應相輔相成。對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18世紀的重要哲學家休謨來説，激情是其所有理性的基礎。這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整個寫作生涯中都反覆提到的一個主題，特別是在小説《瑪麗：一篇小説（英語：Mary: A Fiction）》（1788）與《瑪麗亞：女人的受罪（英語：Maria: or, The Wrongs of Woman）》中。

作為女性不應受感情過度影響的論點的一部分，沃斯通克拉夫特強調説，女性不應屈服於她們的身體或情慾。這個論點導致了許多的現代女權主義者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刻意迴避對女性性慾望的承認。科拉·卡普蘭認為，“對女性性慾一慣的消極攻擊”，是《女權辯護》一書的“主導思想”。例如，沃斯通克拉夫特建議她的讀者在理想和睦的婚姻中“冷靜地把激情平息為友情”。她寫道，“兩個品行優秀的青年人結婚，如果有某種情況阻礙了他們的情慾”是值得慶幸的。沃斯通克拉夫特還認為“愛情和友情不可能在同一個人的內心存在”就像瑪麗·普維解釋的那樣，“沃斯通克拉夫特暴露了她的恐懼，她對女性的情慾會招致男人的好色與下流注意力的恐懼……（認為）除非女性能夠超越她們肉體的慾望和形態，她們才不會被其身體所控制。”如果女性不對性慾感興趣，她們便不會被男人所支配。沃斯通克拉夫特擔心女性會被“不切實際的、飄忽不定的感情”所毀滅，即擔心她們只會對滿足其色慾感興趣。由於《女權辯護》一書將女人生活中的性慾排除在外，卡普蘭對此總結道：“表現出了對性的極端排斥”，同時還“誇大了性在女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沃斯通克拉夫特太執著於將性慾從她描繪的理想女性身上擦除，以致於在最後，堅持性慾缺席的她反而將其推向了前席。但就像卡普蘭和其他人評論的那樣，沃斯通克拉夫特有可能是被迫做出這種犧牲的：“需要注意的是，（十八世紀時的）女性在政治權利和個體獨立上的主張被接受與否，不可避免地取決於她是否有着節制而純潔的性經歷。” ^[3] 

第一，其思想對呼籲關注女性的平等、自由和理性的人類歷史做出了新的闡述。

第二，它的思想是那樣的發人深省並廣受歡迎最終推動了婦女的解放。隨着女權運動的出現，沃斯頓克拉夫特關於女性平等和批判傳統女性的主張被付諸實踐。

第三，沃斯頓克拉夫特的思想被後人廣為接受，以至於她許多開創性的想法即使被同時代人忽略或批評過，如今都變成了現實。

在《女權辯護》裏，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追求的，是一種消滅包括君權在內的所有特權的共和主義。她還簡要地提到，政府應該代表所有男女公民的意見。但她大部分的“政治批評”，就像另一位沃斯通克拉夫特學者克里斯·瓊斯所闡述的那樣，“是用道德的措辭來表達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美德定義關注於個人的愉悦，而不是整個社會的利益。這表現在了她對天賦人權的解釋上：因為權利源自上帝，她主張義務應與權利相連，而每個人都應負有義務。不過，對沃斯通克拉夫特來説，由於家庭向個人灌輸了共和主義與仁愛的思想，因而在她對社會團結與愛國主義的理解中，家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與前作《人權辯護（英語：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一樣，《女權辯護》在許多方面反映出了中產階級的世界觀。沃斯通克拉夫特將處於中間階層的中產階級稱作是“最能表現出（其）本來面目”的人。她亦頻繁地讚美謙遜與勤奮，以及在當時與中產階級相聯繫的美德。除了站在中產階級的立場上呼籲中產階級的精神外，沃斯通克拉夫特還對富有階層進行了抨擊，批評他們用她使用的相同論點去反對女性。她指出，富人是“浮華、邪惡和虛榮的”稱“那些懦弱而虛偽的人們超出了她們同胞的正常需求和情感，她們以早熟的矯揉造作的方式摧毀了惟一的道德基礎，並且在整個社會中傳佈了腐化墮落的不良風氣”。

不過，沃斯通克拉夫特對富人的批判，並不代表着她同時表現出了對窮人的同情心。對她來説，窮人是幸運的，因為他們不會受到財富的羈絆：“為了生活的必需而努力奮鬥的人，是幸福的；因為，這些奮鬥將會避免使他們僅僅由於懶惰而成為耗費精力的惡行的犧牲品”此外，她認為慈善只會帶來消極的結果，因為，就像瓊斯總結的那樣，她認為“如果讓富人們都披上了道德的外套，那麼社會的不平等將會持續下去。”

在她對國民教育提出的方案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保持了對階級的劃分（這是智力訓練的一個例外），她認為：“在9歲以後打算學做家務活的女孩子以及準備學習技工專業的男孩子，應該轉到其它學校去接受在某種程度上適合於每一個人目的的教育……才能出眾或者是富有的青年人，現在可以到另外一所學校學習古代語言和現代語言以及科學原理，並且在一個更為廣泛的範圍內繼續歷史和政治學的研究，純文學也不應該排除在外。”

為了不負文化上對女性作家的期望，並遵守政治和哲學論文的一般慣例，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女權辯護》中構造出了一種由男性陽剛與女性陰柔相結合的獨特風格。她用哲學化的語言寫出了這一篇由論點與原理所構成的論文；不過，她亦在《女權辯護》中展現出了她的個人風格，例如採用“我”和“你”的人稱代詞，使用破折號與感嘆號來表達情感，並利用了自傳式的來源引用，因而在其字裏行間體現出了鮮明的女性特點。另外，《女權辯護》的文學體裁是行為手冊、短篇雜文及小説的混合體；同時，這亦證明了該體裁的文字也能用於評論諸如權利這樣的哲學話題。

儘管沃斯通克拉夫特反對氾濫的感性，但為了引起讀者的興趣，她在《女權辯護》中間或地使用了不少修辭手法。在書中，許多富有情緒化的評論針對的都是盧梭。舉例而言，在摘錄了一大段《愛彌兒》（1762）的文字後，沃斯通克拉夫特簡潔地評價道：“對於這一天才的文章，我除了説它是色情哲學之外，沒有別的什麼話可説。”另外，在對盧梭關於女性教育的方案進行指責之後，她調侃道：“我必須描述一幅不同的畫面，以緩和一下自己的情緒。”

這些簡潔扼要的激烈言辭，其意在將讀者引導站在她的一方（假若讀者同意她的觀點的話）：儘管沃斯通克拉夫特宣稱將使用平實的習作風格，以讓她的思想影響到更大範圍內的可能讀者；但是，她實際上混合了平實理性的政論風格與激情感性的浪漫風格，以達到證明一個人可以集理性與感性於一身的目的。由此，她用理性的論證與感性的修辭共同捍衞了自己的立場。 ^[1] 

當《女權辯護》在1792年出版第一版後，《分析評論（英語：Analytical Review）》、《綜合雜誌》、《文學雜誌》、《紐約雜誌》與《每月評論》這些當時的雜誌都給予了其正面的評價。

在出版第一版後沒隔多久，第二版也於同一年付印出版。另外，《女權辯護》當時在美國也出現有幾個版本，而且還被翻譯成了法文。泰勒將其稱讚為“一場直接的成功”。

在這部重要的女權主義經典文獻中，瑪麗對當時的教育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認為這種教育使得女性處於一種“無知和奴隸式依附”狀態，是造成女性卑下的社會地位的罪魁禍首；她把婚姻視為一種“合法的賣淫”，對女性自甘沉淪於依附甚至奴性狀態深感痛心；她主張女性的權利同男性的權利應該是平等的，呼籲給予女性同男性一樣的教育權、工作權和政治權；她認為要想從根本上改善女性的社會地位，就必須消滅教會，廢除軍階制，而其中為根本的則是革除君主專制。瑪麗的這些見解不僅在當時是前衞大膽的，即便在當代看來也稱得上是驚世駭俗的。 ^[5]  但是，這也導致沃斯通克拉夫特成為了眾人辱罵的對象。直至今日，《女權辯護》亦不能免於惡評。針對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負面看法持續了一個世紀。直到19世紀中葉，《女權辯護》一書才以重印版的面貌出現在市面上——但其惡名卻依然存在。 ^[1] 

在女性主義思想史中，被列為女性主義奠基作品的共有七部，《女權辯護》名列其一。 ^[6]  《女權辯護》思想還影響了19世紀女權運動第一次浪潮的主要目標。

《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為“英美女權主義歷史上的奠基之作”。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與理論具有明顯的超時代性，在她所生活的那個“厭女主義”（misogynist）社會背景之下，她為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社會權利所付出的努力屢屢被社會主流所誤解，然而她的女權主義理論卻深深影響了包括埃瑪·戈爾德曼（Enema Goldman，1869一1940）與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1882- 1941）在內的後世作家，以及諸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一1986）與凱特·米利特（Kale Millett 1934一）等當代思想家，奠定了女權主義的論辯傳統與理論基礎。 ^[7] 

克蘭姆·尼克（Miriam Kramnick）稱它為“女權主義的獨立宣言”。該書被認為是英國曆史上第一本呼籲女性行為改革、喚起女性意識的女權主義鉅著。作者沃斯頓克拉夫特也因她對平等和理性的追求而被視為女權主義的先驅。《女權辯護》表達的具有開創性的思想使其超越了那個時代。 ^[8] 

在2005年英國著名作家梅爾文·布拉格評選出的12部影響世界的作品中，《女權辯護》與《聖經》、《物種起源》、莎士比亞戲劇等一同入選，這部著作在人類進程當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5] 

2015年11月，《女權辯護》被評為“最具影響力的20本學術書”之一。 ^[2]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年4月27日－1797年9月10日）是一位18世紀的英國作家、哲學家和女權主義者。在她短暫的寫作生涯中，她寫就了多篇小説和論文、一本旅行書簡、一本法國大革命史、一本行為手冊以及一本童書。《女權辯護》（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這本書裏，她提出：女性並非天生地低賤於男性，只有當她們缺乏足夠的教育時才會顯露出這一點。她認為男性和女性都應被視為有理性的生命，並還繼而設想了建立基於理性之上的社會秩序。在現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視作是女權主義哲學家的鼻祖之一，而女權主義者們也經常會提到她的生活與作品。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