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琳埃娜·法拉奇

法拉奇於1929年6月29日出生在有着文藝復興搖籃之稱的意大利北部城市佛羅倫薩。她身上似乎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戰鬥精神。二戰期間，她父親埃多奧多是意大利地下反法西斯領導人，法拉奇在10歲的時候就為游擊隊當過“哨兵”。

法拉奇有着極好的語言天賦。十幾歲時，法拉奇學習並掌握了幾門外語，苦心鑽研外國的歷史和哲學文獻。二戰後，她被任命為《晚郵報》的駐外記者，此後她的足跡遍及越南、中東、拉美等多個硝煙瀰漫的戰場，在那個時代，她幾乎是戰場上唯一的一名女記者。

1968年，墨西哥政府鎮壓了一次羣眾反政府示威活動，法拉奇身上中了三槍，並被當局的軍警拽着頭髮扔進死人堆中，但大難不死的法拉奇仍寫回了令人震撼的第一手報道。在採訪越南戰爭時，她也數次被彈片擊傷。 ^[2] 

真正使法拉奇名揚天下的是她最擅長的政治訪問，她幾乎採訪過整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世界風雲人物。在她的採訪名單中，有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等馳騁國際政治舞台的重量級人物。雖然身為女性，但法拉奇在採訪中的風格相當硬朗，甚至咄咄逼人，即使是圓滑老練如基辛格這樣的政治人物，有時也只有招架之力。在採訪基辛格時，法拉奇旁敲側擊，基辛格不得不承認越南戰爭毫無益處。後來，基辛格曾懊悔道，接受法拉奇的採訪是“他和新聞界打交道過程中最具災難性的一次談話”。

深厚的新聞和文學功底，加上犀利的提問，法拉奇的政治採訪越來越受矚目。1974，法拉奇的《風雲人物採訪記》出版，這本書確立了法拉奇“國際政治採訪之母”的地位。

中國人對法拉奇這位意大利女記者並不陌生。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1980年，這位一向好以咄咄逼人的提問採訪政治人物的著名女記者，有機會採訪了當時的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那次棋逢對手的採訪中，法拉奇接連拋出了一系列在當時看來頗為尖鋭敏感的話題，睿智的鄧小平則藉此機會明確闡述了中國在一系列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這次採訪讓西方世界對中國領導人有了全新的認識。 ^[1] 

9·11事件發生之後，她的一系列著作使她成為爭議的焦點。2001年9月11日，住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的法拉奇目睹了世貿大廈雙子塔被襲倒塌的一幕。隨後，《晚郵報》的編輯請法拉奇就此事寫一些東西，法拉奇在極端憤怒的狀態下，一口氣寫出了八萬字的題為《憤怒和自豪》的長文。

在刪除其中對伊斯蘭教過於極端的批評內容後，意大利的一家報紙破天荒地用了四個整版另加四分之一版的篇幅刊登了這篇文章。文章一經刊登，這份報紙在4小時內賣出了100萬份，打破了新聞史上的紀錄。此後，意大利一家出版社又將未經刪節的文章編輯，出版了同名書籍。

這本書中關於伊斯蘭教的猛烈批評顯然是有失偏頗的。一些人批評她是個“種族主義者”和“反伊斯蘭主義者”。在法國，一個反種族主義的團體更是試圖阻止該書的出版，就連一些資深新聞人士也認為《憤怒與自豪》是“倒行逆施”。 ^[1]  在去世前，法拉奇一直保持強硬的右翼態度，她多次讚揚小布什和託尼·布萊爾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並批評其他歐洲領導人“虛偽和膽小”。 ^[2] 

2006年9月15日，法拉奇在她家鄉佛羅倫薩的一傢俬人醫院因癌症去世，終年77歲。 ^[2]  這位“尚存一息，就要戰鬥”的女性走完了她76年的傳奇人生，將爭議留給了世界。在得知法拉奇去世的消息後，意大利總統納波利塔諾對她給予了積極評價，稱之為“積極投身文化戰鬥的鬥士”。 ^[1] 

法拉奇一生未婚，也沒有子女。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情人是她的一個採訪對象，希臘詩人兼反政府組織領導人亞歷山德羅斯·帕納古利斯（Alexandros Panagoulis）。1976年，帕納古利斯在一場車禍中喪生，法拉奇一直堅信那是一場政治暗殺。 ^[2] 

作為一名作家，法拉奇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她的小説代表作《男子漢》就是以帕納古利斯為原型進行創作的，小説中，一個集火熱的革命激情和理性的道德良知於一體的典型革命者形象令人難以忘懷，這本書被翻譯成十多種語言，在全世界發行過數千萬冊。她的另一部小説代表作《印沙安拉》也有非常大的影響。

由於長年吸煙，晚年的法拉奇患上了癌症，並漸漸脱離了主流社會，過上了“隱居”的生活。她在紐約的曼哈頓和故鄉佛羅倫薩都擁有住宅，她的妹妹葆拉是她晚年的生活伴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