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

張騫在大夏時，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張騫及時地報道了與西北諸國往來的可能性；他暗示了與那些地區通商的潛在價值。他還指出了與像中國那樣反匈奴的其他民族結盟的好處。漢武帝聽後十分驚喜，決心打通從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參與商業貿易，擴大疆土。武帝即封張騫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為郡（治所在宜賓西南）為據點，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頭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都遭到當地部落的阻攔未獲成功。武帝又從內地廣徵士卒，舉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國及許多部落，斬首數十萬。但由於當地夷人的頭人酋長為了壟斷豐厚的過境貿易而拼死抵抗，歷經十餘年，僅打通了從成都到洱海地區的道路。到了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人歸降、東漢王朝“始通博南山、渡瀾滄水”，並與緬甸的撣族有了經濟文化來往，又通過緬甸經印度入大夏。

在緬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下游地區，公元前後已有孟人居住。當時印度人把這一地區稱為(“蘇瓦納布米”)，意即“黃金地”。人們以為印度人進入緬甸，只限於沿海區域及緬甸中部平原地帶，唯據4世紀的華陽國志，印度人亦曾沿雷多一帶山區，越過森林山以而進入緬北之通道，深入緬北中緬邊境，因此，緬甸受印度文化之薰陶很深。

正如西方學者所説令人驚奇的是，從公元初年就與中國發生密切商業和外交聯繫的緬甸在文化方而受中國之影響卻是無足輕重的。其實這是中國和印度的文化活動對緬甸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的結果。

中國本土可以稱得上宗教的只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直接系統繼承禮樂祭祀的儒家化的儒教，儒生把儒教當寶貝只肯給不異與中華的地區或曾為中國部分的地區，堅決不隨便傳播。一種是流傳於民間祭祀的道家化的道教，以前學者認為道教建制（宗教學上指完整而又系統的宗教體系）是在王重陽時期，現在隨着敦煌出土文獻推論是六朝時期，但此時印度諸教基本已經傳遍了南亞、中亞、東亞、東南亞等地區的各部落或國家，再想傳進去就很困難，這是由於宗教滲透的方式進行文化傳播。

中南半島城邦國的發展和海上絲綢之路有關，所處城邦都在這條路線上 這樣才滋生了扶南國；緬甸的城邦國家則是在印度到中國西南蜀身毒道上形成的是為驃國。古典時代一直到中世紀初，中南半島大國尊循的是商業立國而商業離不開航線和商路。這兩條路線的疏遠導致兩個先興起的國家沒有競爭的必要，而地形和早期技術的限制的隔絕又導致了兩個國家沒有競爭的可能。

最後，中心地區(中央王朝).與邊遠地區(徼外省、屬國)的關係是一種鬆散的“曼茶羅”關係。這種政治結構是種內聚力程度很低的鬆散結構。

在對早期東南亞政治發展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模式進行考察和研究後 , 美國學者 O· W·沃爾特斯提出了一種 “王圈(Circles of Kings)理論, 或稱為 “曼荼羅(Mandalas)理論” 。沃爾特斯認為 , “王圈政治結構的存在是東南亞早期歷史的一種普遍現象”,“東南亞早期的政治版圖是從史前時期定居人羣的網狀組織發展而來的，並且在歷史記載中呈現一種部分重迭的曼荼羅或王圈的拼揍的狀況。在每一個曼荼羅內，有一個國王，具有神和宇宙的權威。他宣稱自己的權威凌駕於王國內名義上降服於他的盟友及封臣的其他統治者之上。”

“王圈理論”在內涵上有兩個基本要點：一是在宗教方面，統治者分享神的權威，通過宗教儀式使自己神聖化，吸引追隨者；二是在政治方面，“王圈”代表了在一個無固定邊界的地理區域內的一種特殊的、不穩定的政治狀況，“王圈”內眾多權力中心靠私人依附關係而結成一張“政治效忠網”。在這種情形下，最高統治者的實際角色“不是獨裁者(專制者)，而是可影響和能保持和平並能動員許多不同集團(邦國)的斡旋者”。因此，“王圈”統治者的行政控制權常常僅限於他直接影響下的領土。這使得“王圈”中央王權的政治影響很少能夠長期持續，常伴隨精神權威和政治權力的轉移而發生變化，從而引起政治空間的不斷重組。 ”

東漢時，中國人經此道至印度者《後漢書·西域傳》記載有東離國(《魏略》作車離國)，都沙奇城（saketa），在大竺東南3000裏，列城數十，皆稱王，後為大月氏所征服。車離即喬薩羅國，在今印度科羅曼德爾（coromandel）沿岸。《魏略》説此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沛隸是古代居住在恆河三角洲北方的奔那（pundra）人。其南方為孟加(Vanga)人，漢代文獻中寫作盤起，《魏略·西戌傳》稱盤越國，“在天竺東南數千裏,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古稱高達--孟加（gauda-bengala）。高達泛指三角洲巴吉拉提河兩岸直到海濱的廣大地區，相當於孟加拉南部地區。此地除了西北絲路南道越葱嶺，經貴霜至天竺，轉向東南恆河流域入海口可至，中國西南地區的商人大概也有經緬道而至者。中亞、西亞的商人也可以從開伯爾山口進入印度河谷，越過山口後，就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以及平原之上的幾百個小邦國，之後貨物翻過中緬山區運送進入巴蜀。 ^[2] 

若從東漢的益州(東漢時治所在四川雒縣，中平中移毛綿竹，興平中又移至成都)出發，南行折西，經今大理過瀾滄江，到永昌郡(今或南保山)，西行過怒江，出高黎貢山至騰衝，再從這裏西南行到蒲甘(在今緬甸中部，伊洛瓦底江中游東岸)。由蒲甘沿親敦江而上，經胡康河谷由曼尼普爾進入阿薩密，再南下達卡地區（在今孟加拉國），由此溯恆河而西，從陸路入印度。在印度經華氏城（巴特那）、曲女城(開瑙季)到亞穆納河畔的馬士臘，北上五河流域的奢羯羅(今巴基斯坦錫亞爾科特)、塔克西拉(今錫爾卡普)，過普爾山口至大夏(今阿富汗)，與西北絲綢之路在木鹿(merv，今土庫曼斯坦境內的馬裏)匯合;除了走陸路完成與西北絲路的連接之外，從緬甸亦可走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順流而下，出孟加拉灣航行到印度。與印度洋航道連接起來。《魏略·西戎傳》記載，大秦國水道通益州永昌郡，當由緬甸海岸登陸而達永昌。《厄立特里業海航行記》關於印度東海岸以東地方的描述也可以印證這條路線。英國曆史學家哈威在《緬甸史》中説，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以緬甸為商業通道，“循伊洛瓦底江為一道、循薩爾温江為一道，尚有一道循彌諾江(chindwinr，今親敦江)經曼尼普爾(Mannipur)乘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國絲綢等名產，換取緬甸的寶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歐洲的黃金等珍品”。 ^[3] 

在正史中，大夏之名始見於《史記》，與大夏經常同時出現的國名則有大月氏。此後的《漢書》、《後漢書》等對大夏和大月氏的記載與《史記》基本相同。《三國志》中未見大夏和大月氏之名。《晉書》在“大宛國”條中提到了大月氏，但未見提到大夏。

《魏書》和《北史》中始見有吐呼羅國，同時還都列有大月氏國，但皆未見大夏之名。此外《北史》中還列有吐火羅國。《隋書》中列有吐火羅國，在“康國”條中提到了月氏之名。《舊唐書》中無大月氏國和吐火羅國，但在“罽賓國”條中提到了大月氏、在“波斯”條中提到了吐火羅。《新唐書》中列有“吐火羅”條：“吐火羅，或曰土豁羅，曰睹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按《新唐書》的説法，《魏書》和《北史》中的吐呼羅就是吐火羅。《新唐書》中還記載：“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為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市城。大夏即吐火羅也。”《新唐書》所提到的大夏，顯然是指漢時大夏，而21世紀指的是吐火羅。

觀古籍可知，大夏之名見於《史記》、《漢書》和《後漢書》中，而吐火羅之名（或同音異字）則見於《魏書》、《北史》、《隋書》、《舊唐書》和《新唐書》中。大夏和吐火羅之名分別出現在兩個時期，即漢時西域有大夏、大月氏而無吐火羅，北朝及以後的西域則有吐火羅、大月氏而無大夏。

鑑於北朝及以後的史籍中吐火羅和大月氏並列出現，所以將吐火羅對應於大月氏顯然不妥，就是對應於大月氏的一部分也是很牽強的。相反，大夏與吐火羅之名的分期出現，則為大夏即吐火羅一説帶來了較為有利的信息和旁證。

中國古代史書上的大夏，一説為希臘族移民建立的巴克特里亞王國，位於興都庫什山北麓及阿姆河上游一帶。這裏先後曾經歷古波斯帝國（前550～前330）、亞歷山大帝國及塞琉古王國（前312～前64）的統治。公元前3世紀中葉，塞琉古王國在大夏的總督狄奧多特實行獨立。獨立後的大夏統治者們仍然是古希臘族移民出身的人，所以史書上又稱之為希臘—大夏王國。在狄奧多特之子狄奧多特二世時，大夏北部地區的一個總督歐提德摩斯奪取了狄奧多特家族的政權，自立為王。公元前208年，塞琉古國王安條克三世向東進軍，打敗大夏軍隊，圍攻大夏首都，但不能攻下。公元前206年，雙方取得協議：歐提德摩斯仍保留大夏王號，但必須和安息王一樣對塞琉古王國納貢稱臣。

歐提德摩斯的兒子地米特留斯（約公元前190—167年）繼位後，大舉向南擴張，將大約相當於今阿富汗斯坦和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區納入大夏版圖。這是大夏王國的極盛時代。地米特留斯又將首都遷至怛叉始羅，使國家的重心移入古印度的西北部，並重視希臘文化與古印度文化的交融。但是大夏的希臘人對他的這種政策頗有不贊成者。約公元前168年，一個希臘人貴族歐克拉提德佔據大夏，自立為王。於是希臘人統治的大夏國家一分為二：一在大夏本土，一在印度。以後兩國各分為若干小國。希臘-大夏王國作為統一國家存在的時間，總共還不到一個世紀。

按大夏自古是吐火羅的觀點，大夏又譯作“吐火羅”﹑“者（代用字）貨羅”﹑“吐火羅斯坦”，“大夏”即巴克特里亞之漢譯，是雅利安人的故鄉，曾流行伊朗瑣羅亞斯德教，最早見於《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張騫李廣列傳》。按史書記載：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裏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裏。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裏，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

身毒即印度，當時身毒許多地區皆屬“月氏人”，即早期貴霜帝國（即貴霜）。而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已經陷入分裂和戰亂。

如果大夏是吐火羅人，那麼大夏故地在中國西北地區，大夏人生活中心大致在今新疆和田一帶，屬東伊朗人種，是斯基泰人和塞種人的近親。大夏很早就與中原地區有交往，古籍中對其多有記載。公元前174～前161年，伊塞克湖東岸和伊犁河上游流域的塞種人部落受大月氏人第一次西遷的衝擊，向南遷徙。途中與大夏發生衝突。戰敗的大夏人除一部分傍南山（今阿爾金山﹑祁連山山脈）東逃，進入隴西洮河流域外（漢時曾在此置大夏縣），大部向西遷徙，翻越葱嶺（今帕米爾高原）後進入中亞阿姆河以北地區，與同樣受大月氏衝擊而從伊塞克湖以西遷徙至此的塞種人部落匯合，約在公元前145年，他們同一部分塞人衝過阿姆河，佔據巴克特里亞（今阿姆河與興都庫什山之間的地區），將盤踞此地兩百餘年的中亞希臘人逐往興都庫什山以南的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地區。公元前128年，張騫出使大月氏至阿姆河時，見大夏人定居巴克特里亞，遂以“大夏”之名稱呼之，後來的西方史家和阿拉伯人則稱之為“吐火羅斯坦”。大夏人在巴克特里亞脱離希臘人統治後不久，就被第二次西遷而來的大月氏人征服。

大夏人為半農半牧者，有自己的語言，大夏語屬於印歐語系的伊朗語族，最初用阿拉米字母書寫，在月氏人統治下開始用希臘字母書寫。不過吐火羅語卻不屬於伊朗語族。20世紀初，在新疆庫車﹑龜茲發現一種古語言，曾一度被認為是吐火羅語。在巴克特里亞發現一種屬中古波斯語的地方方言，書寫時採用希臘字母。一些學者認為這才是大夏人的語言，故稱之為“真正吐火羅語”。

大夏主要指阿姆河（古希臘稱Oxus）以南，興都庫什山（古希臘稱Paropamisus）以北地區，繼承了被稱為納馬茲加（Namazga）的阿姆河文明，現存考古文物有一些不超過15釐米高的距今4000多年的小頭大身女性雕像。大夏地區被希臘人征服以後成為一箇中亞古國。

另有一説主張大夏人為巴克特里亞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