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興衰

本書中，作者生動刻畫了200多年來大國興衰的風雲變幻：

——美國在與英國的霸主角逐中曾遭遇自由貿易的切膚之痛；

——它痛定思痛，決心轉型，卻遇到意想不到的阻礙；

——它依靠高昂的民族主義和長期的保護主義實現了邁向帝國最關鍵的一步；

——它成為霸主後發現曾經傷害自己的“自由貿易”對此時的自己而言是一把鋒利的矛；

——它富有創造力地把這矛升級成了強者恆強的全球化版本；

——它在後院拉美安裝這個版本，拉美曾經的經濟奇蹟毀於一旦；

——它在盟友日本運行這個版本，日本從一個雄赳赳的挑戰者淪為一個二流跟班；

——它也在中國推行這個版本，極端的富裕和貧困、極端的繁榮和凋敝是它創造的一對雙生子。 ^[1] 

全球化的實質：美國利益

不對稱格局：開放和保護

新自由主義的推動手段：漸變和危機

新的國際分工

國際金融體系和信用霸權

歷史性衰退

中國的機會和挑戰

公正和平等——前全球化時代的信仰

叢林法則對公平的側翼進攻

一份改變歷史的備忘錄

金融資本——全球化戰略的推手

公平之死——一種新的信仰盛行

掩蓋國家博弈的謊言

全球化體系中的權力金字塔

霸權面臨永恆憂慮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經濟戰爭

攻心為上，攻城為下

獨立自主才是崛起戰略

資本、技術和體制“三位一體”專政

受威脅的經濟安全

被肢解的經濟主權

叢林裏的自由法則

“程序控制”是少數對多數的統治

制度尋租的“鐵三角”

“普世價值”外衣下的“新殖民主義”

固守落後就是發揮優勢？

國家崛起的十大陷阱

兩個虛假的歷史命題

穿越歷史的交鋒

統治世界的權杖

海盜般的歐洲各國

無發展的增長陷阱

弱國卻有浪漫的強國之夢

奪回金融自主權！讓債務變成權力

漢密爾頓發出孤獨的保護主義訴求

傑弗遜主張“把我們的工廠留在歐洲”

路線之爭——兩種民族主義

霸權劍鋒下的繁榮

自由貿易下的不平等貿易條約

閉關自守

榮譽、夢想和民族主義

沒有輸家的博弈——第二次獨立戰爭（1812年戰爭）

戰爭、草根和崛起

商業利益和國家利益

大英帝國開闢的另類戰場

叩擊新時代的大門

推動保護主義的是曾經反對保護主義的人

理想、利益和“三執政”

貿易基礎上的二元經濟結構

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寒冷

“美國體制”和保護主義的第一次浪潮

利益綁架的政策之爭

美國的反分裂法

自由貿易再次遇到危機的挑戰

林肯、內戰與保護主義的第二次浪潮

自由貿易為拉美套上了債務咒語

土地集中導致二元經濟結構

利益集團綁架國家利益

流血的夢想

資本擁抱輸入的改革

走上新自由主義的不歸路

金融資本如何將拉美推向國際資本市場

債務泡沫下的大國戰略

美元流動的雙向記

泡沫破裂以前的狂歡

1979年美元利率的金融顛覆

格林納達效應

債務危機削弱了拉美國家的經濟主權

慘痛的後果

幾點反危機教訓

誰托起了“日本奇蹟”？

美國大戰略下的日本

日本經濟：跑在別人軌道上的火車

跪着的反抗：日本的宿命

挑戰美國的高科技

美國電子產業：風雨飄搖中的反擊

貿易和安全：霸權皇冠上的明珠

總戰略的形成：從“反傾銷”到全方位

301起訴：美國政府立場激化

“虛中求實”——“剝洋葱”戰術的妙用

日本芯片業衰退的開始

江河日下

美聯儲的第13儲備銀行？

經濟停滯的陷阱

金融改革：從工業資本主義到金融資本主義

廣場協議：金融資本的全球化

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

漫長的冬季：金融自由化和出口導向

離崩潰一步之遙：日本全球化對中國的警示

實用主義和自由主義

實用主義的對華戰略

中國經濟是如何整合進世界的?

歧視的交往：中國的WTO陷阱

在交往中去現代化：俄羅斯的教訓

“預算軟約束”、“市場換財富”和美元的“制度尋租”

貨幣、全球化和霸權

金融全球化、危機傾向和美元循環

金融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

繁榮—破裂：金融資本的危機宿命

虛擬增長和發展抑制

建立新世界貨幣的關鍵是去出口導向

貧困的繁榮

人不能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

市場依賴和安全陷阱

美國會向中國還債嗎？

以虛擬債務征服實體經濟

大國崛起和世界工廠

全球化抑制中國的技術創新

全球化下的技術封鎖

產業戰略和可替代性

自由和危機

中國面臨戰略選擇的臨界點

貨幣的選擇還是戰略的選擇？

參考文獻 ^[2] 

·中華民族選擇崛起，就是選擇了競爭，就是選擇了競爭對手。

·美國政府和智囊在許多文件中明白無誤地指出：要把中國納入能保障美國利益的格局裏。

·18世紀的美國是一個落後但充滿自豪感的民族。只有一個充滿自豪感的民族才可能崛起。

·美國實施了長達60年的保護主義，最終成為世界最先進的經濟實體。

·一大批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的畢業生進入新政府，擔任關鍵職務，指導智利開展學習美國市場經濟的改革。這場改革為智利帶來極大的災難，使智利幾十年的發展成績毀於一旦。

·美國對日本的經濟戰爭主要戰術是“剝洋葱”。先提出一個原則性意見，對關鍵問題一筆帶過。在獲得日本認可後，再在原則上就關鍵問題提出具體建議。

·“市場經濟”貌似務虛，但一旦它成為談判的原則基礎，中國的經濟體系、中國的產業保護、中國的市場保護等都成了談判的內容，中國的整個經濟體制都成了別人討價還價的對象。 ^[3] 

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國的具體表象不一樣，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命題：市場自由是好的，市場是萬能的。在實踐中追求所謂大市場、小政府。它認為只有市場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而市場之所以能有效地配置資源是因為產權明晰且有保障。所以，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目標對內毫無例外都是私有化，市場化，減少政府管制；對外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的自由化。新自由主義是對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後興起的大規模政府幹預和通過政府幹預而達成某種社會公正的“革命”。

美國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推手。新自由主義是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一項國策和持續的外交政策。新自由主義不是什麼“普世價值”，對內是強化資本效率和解放資本盈利衝動的途徑，對外是美國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國家利益、維護霸權的手段。

1981年8月31日，美國總統里根簽署了《經濟恢復税收法案》。這個條例大規模地削減個人和公司所得税，反映了里根的經濟理念，決定了美國未來近30年的經濟命運，是美國走向金融危機所邁出的第一步。史稱該條例開創了美國經濟的“新時期”。這一天被稱為“里根革命”的開始。美國從此進入一個減少政府幹預，減少社會福利，將公共職能私有化的過程。這是一個市場原則至上的時期。美國這場危機的許多根源幾乎都起源於那場“革命”。

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大力輸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在蘇聯垮台以後，美國更是力圖以新自由主義來改造世界，改造現實的對手和潛在的對手。經濟全球化和金融體系的全球化是美國改造世界的兩大手段和目的。新自由主義通過看似嚴密的理論體系向世人證明，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將使每個國家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使每個國家都能公正平等地走向繁榮。這個理論似乎為貧窮的國家解開了繁榮的密碼，讓許多人沉迷，為美國按自己的方式打造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奠定了意識形態的基礎。

在新自由主義風靡的時期，美國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個金融貿易自由開放的世界體系，資本貨物要素能在國際自由流動。在這個世界體系裏，民族國家對自己經濟的保護、各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經濟中公共產業的成分都將被壓縮到最低限度；美國在這個體系中將起主導作用，其金融體系作為世界金融體系的中心將在製造財富、分配財富的過程中起支配作用。在這個體系裏，國際分工有一個巨大的特點，那就是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源、貨物和服務，而美國則向世界各國出口美元、金融產品和不影響美國安全和競爭力的低技術。這是美國為霸權的長期存在而設計的經濟基礎。

在這個體系中，美國為中國設計了一個什麼位置呢？美國政府和智囊在許多文件中明白無誤地指出，要把中國納入能保障美國利益的格局裏。要把中國納入這樣一個經濟框架中，必須做到三點：第一，使中國經濟依賴美國，至少是依賴美國市場；第二，必須使中國經濟走上低技術水平擴張的道路；第三，必須在金融上控制中國。美國認識到，鑑於中國巨大的經濟潛力，不把中國納入這個體系，中國就有可能成為競爭對手。

為了達成這一戰略目的，美國做了四件事：一是在中國入世文件中，迫使中國承諾開放銀行、金融和資本市場；二是作為交換，美國開放了自己的低端市場，通過市場力量將中國經濟引導到低水平擴張的軌道上；三是通過中國承諾的產業開放，打擊乃至摧毀中國的自主技術；四是嚴格限制具有競爭力的技術向中國的轉移，完善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只要觀察一下美國對中國經濟政策的走向，就會看出，美國對中國經濟關注的重點從產品市場，到技術知識產權，到金融體系，到經濟體制的軌跡。金融體系的開放和經濟體制的改革是現階段美國對華經濟政策的重點。雖然這一重點為美國經濟危機所打斷，但可以這樣預測，它將是中美間下一輪經濟糾紛的焦點。

美國在尋求危機出路時，有可能加劇中美兩國經濟糾紛。而在未來的糾紛中，中國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中國金融的開放將成為美國重要的籌碼。中國在WTO的承諾將成為美國的有力武器。

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另一個更具有戰略意義的目的，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的全面市場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義不是普世法則。甚至在美國也不是。把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當做普世法則的人大概不瞭解美國發展的歷史。

美國立國以後，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奉行經濟上的保守主義和外交上的孤立主義。從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部長，到“美國體制”，到林肯，到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這100多年裏，保護主義是美國貿易政策的主線。為了保護美國的民族工業，美國的關税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高達49%！

在自由貿易體系裏，商人是主人而生產者是奴隸主。保護主義不是別的，是自然的法則，是自我保存的法則，是自我發展的法則，是人類得以保全最高和最好的前景的法則……為什麼？如果保護主義能有益和增進6 300萬人民的利益，這6 300萬人民的影響將會增進世界上其他人口的利益。我們不能在前進的道路上不考慮整個人類的利益。是的，那些人士説“在你能買到最便宜的地方去買”。當然，這一原則(在那些人士看來)也適用於勞動力。讓我給你一條比那些人士所説的好一千倍的信條，那就是保護主義的信條：“在你能獲得最高支付力的地方去買”。而且，那個地方就是勞動者的報酬最高的地方。

這不是什麼“左派”人士對自由貿易的牢騷，而是美國第25屆總統麥金利1892年在波士頓的講演中的一段話。這段話概括了美國共和黨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共和黨在從內戰到1912年的幾十年裏，幾乎贏得了每屆總統選舉。

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為了打開海外市場，才把自由貿易作為長期外交政策。這種變化反映了美國實力的變化。這種變化背後的推動力還是美國利益。 ^[4] 

把全球化當成國家發展的道路，既不符合國家利益博弈的現實，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國家間的利益矛盾註定了一個大國的崛起只能建立在自己的基礎上。想通過貿易走向崛起的國家，最終都要掉入崛起的陷阱。國家利益矛盾決定了完全的融合是沒有出路的融合。

中國的崛起必須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既要在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承認霸權的利益，又要堅持獨立自主；既要在核心利益不受挑戰的條件下承認現存的世界體系，又要避免不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融合。任何融合必須符合國家利益，符合發展階段，符合獨立自主。這種選擇性的融合避免了與霸權利益的全面交集。全面的利益交集必然導致全面的利益衝突。在一定程度上關上大門走內向型發展道路，還是避免廣泛利益衝突的有效方式。

獨立自主的崛起，必然是內向發展為主的崛起。外向發展、海外市場、開放等不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中國經濟發展不能寄託在別人的市場上，不能以別人的市場為中心。中國不能讓別人的市場支配中國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了中國人自己的福利，不是為了別人的市場需求。中華民族要走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一條把希望和未來寄託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別人身上的發展道路。在這種戰略中霸權雖然依然是國家博弈的重點，但是與外向型的發展戰略相比其重要性已經遠遠降低，因為內向型發展降低了與霸權的利益交集和這種交集可能帶來的衝突和摩擦。全球化不是歷史的必然，中國需要保護主義，需要用關税或非關税的手段把國門相對關起來，全心全意發展自己的經濟。中華民族的崛起，呼喚保護中國經濟、產業和財富的萬里長城。

內向發展是美國自1812年戰爭後的發展戰略。美國的這個戰略有兩個方面：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外交上的門羅主義。這套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就是告訴歐洲的霸權：我不管你們歐洲的事，不管你們誰稱霸誰做盟主，你也不要干涉美國和美洲的事務。在經濟上我不融入大英帝國主導的自由貿易的經濟體系，要用保護主義來保護和扶持我自己的產業。由於沒有進入大英帝國的國際分工體系，這條發展戰略就意味着美國必須建立完整的經濟體系，必須建立那些它幾乎沒有能力建立的產業，必須在“買比造便宜”的情況下堅持自己製造。意味着它必須為了實現經濟獨立，而“不按經濟規則辦事”。美國的這條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戰略延續了100多年，直到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實，這條戰略包含在我們中國的一句最樸素的話裏：我惹不起，總躲得起。

這也是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實施的經濟發展戰略，也是我們在1949—1978年間實施的戰略。

沒有堅決的意志是不可能走保護主義的道路的。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的一個差別就是一切要自己做起，要走一條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不完整到完整的產業和經濟現代化的道路。國民經濟的每一個部門、每一個產業都要一個一個建立，每一項技術都要一個一個攻克。這是一條比買技術，比僅僅追求GDP數量增長要艱難得多的道路。用非經濟學術語講，自由貿易如同做生意，而保護主義如同創業。做生意在許多時候是一條比創業更容易更能迅速致富的道路。在保護主義下從事現代化建設時，一個國家最常用的詞彙是攻關、創業、攀登，是苦戰；而一旦走上自由貿易追求單一經濟指標的道路上時，人們的口頭語是學習、引進、接軌，是發財。

在保護主義下自主地追求經濟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窮二白，什麼都要自己動手，自己創建。全球化認為，買技術和引進技術能更迅速地縮短技術差距。實踐證明這只是一種全球化的幻想。在強權主導的自由貿易裏面，技術涉及國家安全，技術涉及知識產權。你有想通過買而實現崛起的自由，別人就有不賣給你的自由。實施自由貿易“走出去”的戰略，其最後結果就是經濟在低水平上增長。

文化上的崛起是經濟崛起的條件。文化上崛起的核心是民族價值體系的崛起，民族主義的崛起。走新自由主義的道路、強調世界性、淡化民族性等是自主發展的價值障礙。世界上那些徹底走向新自由主義道路的人們，都是在別人的價值體系後面亦步亦趨的人們。在價值體系上依附他人、崇拜他人，必然導致心理上的萎靡、意志上的軟弱、民族自尊的喪失。崛起本身是一種進取的戰略，所以，照搬別人價值體系的做法與崛起戰略格格不入。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是在自己的歷史中為自己尋求價值的座標，來界定今天和未來的現實。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沒有什麼歷史，而且美國獨立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它的經濟政治價值有很深的英國烙印。即使是這樣，美國沒有把它的發展歸結為向英國價值體系學習的結果。它從自己短暫的歷史中去尋求自己價值的民族起源，從自己與歐洲其他民族的差異中來解釋自己的價值體系。

經濟崛起的核心是經濟獨立。經濟獨立是一個國家戰略安全的基礎，沒有經濟獨立，就沒有國家的戰略安全，沒有國家的獨立。一個經濟上不能獨立的國家，缺少一雙托起崛起的翅膀。希望崛起的民族，一定要眼睛向內，走一條獨立自主、建立完整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的道路，把對外的依賴降低到最低限度，在數量和質量上迅速提高國家的實力資源。

經濟獨立是幾乎所有強權崛起的歷史經驗。大英帝國為了建立和維護完整和獨立的經濟體系，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前後實施了漫長的貿易保護。在推行自由貿易時期，大英帝國在剝奪其他國家經濟獨立的同時，卻捍衞着自己的經濟獨立。後來大英帝國由於多種原因部分放棄了經濟獨立，帝國也就無可奈何地衰退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由於法西斯的海上圍困，經濟上的這種對海外資源和市場的依賴，使英國經濟幾乎崩潰。昔日的帝國居然面臨糧食短缺、裝備不足的困境。假如沒有美國的支援，那場戰爭的進程和長短也許會不一樣。美國在獨立後經過短暫的內部爭論，把經濟獨立作為國家的長期國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基於其經濟體系的完整性和獨立性，美國才得以迅速轉化為戰時經濟。巨大獨立的經濟體系不僅為美國提供了巨大的戰爭資源，還為盟國提供了巨大的戰爭裝備。蘇聯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迅速工業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動員巨大的戰爭資源而打贏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能成為兩霸之一，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獨立。假如沒有這種經濟獨立，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德國法西斯的打擊下，其對外依賴的經濟必將崩潰。而一個經濟崩潰的國家很難想象能打贏那場比拼先進裝備的戰爭。

相反的例子也有。拉丁美洲在20世紀70—80年代率先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放棄經濟的完整和獨立，追求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戰略，最後在拉美危機中，幾十年的發展成果毀於一旦，隨後經濟進入了“失去的十年”，經濟從此一蹶不振，直至今日。

經濟崛起不只是數量的簡單擴張。不能用經濟增長取代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是有絕大差別的。增長是量，發展是量和質的統一，是一個現代化的過程，是經濟體系總體質量提升的過程。一國經濟可以在低水平上高速增長而沒有發展。一個落後而軟弱的國家，同樣可以擁有規模龐大的GDP，例如中國在鴉片戰爭時期的GDP總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犧牲經濟完整和經濟獨立，依賴別人市場換來的GDP，是脆弱的GDP，是建立在霸權仁慈上的GDP。現代化雖然包含GDP增長，但是GDP不是現代化，現代化是比GDP更全面更深刻的發展概念。在世界上有許多國家曾經經歷過沒有現代化的GDP增長。現代化和GDP代表兩種不同的發展觀。現代化要全面推動中國經濟產業的現代化。現代化戰略不會讓我們滿足於低端產業環節的國際分工；現代化戰略不會讓我們接受民族產業被肢解的現實；現代化戰略不會讓我們容忍外國高技術壟斷中國市場的現實；現代化戰略不會導致我們放棄對民族產業的保護，現代化戰略不會讓我們接受對高科技產品進口實行零關税的不平等要求；現代化戰略不認為全球化是歷史必然。中國崛起需要現代化。GDP增長可以通過出口導向實現，可以通過依賴海外市場實現，可以通過抑制內部發展實現，可以通過所謂歧視性的國際分工實現。GDP的增長不是現代化。我們需要重新舉起現代化的旗幟。只有現代化才是中國崛起的道路。

建立完整的、現代化的、獨立的、有創新活力的經濟體系是經濟崛起的關鍵。建立一個全方位的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是經濟崛起的目標。要想實現這個目標必須避免陷入強權佈下的經濟戰爭，在經濟上要避免陷入對方設下的重圍。建立完整獨立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道路是保護主義。雖然保護主義並不是一個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充分必要條件，但是一個民族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對此我們將在後面討論。

一個民族在崛起過程中要堅定地捍衞國家利益。只有那些敢於堅定捍衞國家利益的民族才可能在國家博弈中勝出。對於一個小國而言，由於市場和資源的限制，在全球化中依賴某個大國，成為某個大國在經濟政治上的附庸，也許是一種無法避免的選擇。但是對於一個大國，一個有數千年文明歷史的民族，對一個力圖對世界有所貢獻的民族，全球化也許能帶來短期的某種商業繁榮，但是，從長遠看，全球化將使這個民族崛起的雄心失落在別人精心發動的被稱為“全球化”的經濟戰爭裏。 ^[5] 

黃樹東，上山下鄉的知青一代，後赴美留學。90年代中期以來，就職於美國頂級金融機構，從事金融投資和資產管理，成績斐然。期間同許多投資家和金融領域的學者有大量深入交流，包括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對投資和金融市場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親歷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危機以來，基於親身感受和長時間的觀察思考，寫作了《中國，你要警惕》和《大國興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線之爭》，探討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發展戰略和社會經濟問題。其中，《中國，你要警惕》版權已輸出到香港等地。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