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蜀

17世紀中葉張獻忠和清軍先後攻入四川。崇禎十七年（1644年），張獻忠西進四川，建立大西政權，年號大順。在大西政權前期，雖手段強硬，但軍紀尚可。後因四川各地明朝勢力反抗強烈，張獻忠於是決定殺戮報復。其死後，清軍勢力開始介入。康熙三年（1664年）清朝集合十萬大軍圍剿農民軍餘部夔東十三家，在川地多殺戮。等待清軍平定四川大部時，鎮守雲南的吳三桂於康熙十二年（1673年）起兵反清，四川再次成為戰場，八年之後，清軍徹底平定四川。經過數十年的動亂和戰役，使得四川人口大減。 ^[12] 

順治二年（1645年）七月，汪兆麟獻策屠蜀。次日，屠城成都，先殺男子，後逼婦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計其數，《紀事略》中説“不下四五百萬，實際數不可考”。不久，又以“特科”的名義，騙四川的鄉紳、士子、醫卜僧道雜流到成都，後全部屠殺，被殺者萬餘人。

順治三年（1646年）年正月，大殺大西軍中的川籍士兵，除十四歲以下者全部盡殺。該年上半年，派兵分剿成都府屬三十二州縣，定例每殺一人，剁兩手掌、割兩耳及一鼻解驗，準一功，婦女四雙手準一功，小孩六雙準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殺部隊才全部回成都。 ^[13] 

順治三年（1646年）春，張獻忠在彭山江口大敗於明軍楊展，敗退成都。

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明總兵曾英進軍成都，張獻忠遂棄成都，向川北轉移。由於受到進剿追擊，張獻忠於是將成都劫掠一空， ^[14]  另有一説説張獻忠在撤軍時，嫌士兵太多於是大戮士兵，並殺盡軍中隨軍婦女，但此説和其他文獻相矛盾，較不可信。

當時“張賊屠蜀，民殆盡；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後，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之謠” ^[15]  。

《聖教入川記》 ^[16]  説張獻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殺人。大西的官員本有九百人。張獻忠離開成都時還有700人。到他臨死時只有25人”。

對於張獻忠“屠川”之説，清朝時的書籍中，其可信度有些值得懷疑，有一些歷史學家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嚴重的污衊、栽贓的傾向。 ^[17] 

從張獻忠的主觀意圖來看，張獻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奪取四川作為根據地，既可出漢中定西北，又可下長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對的策劃，退則可割據一方，天下有事則坐山觀虎鬥，天下無事則舉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張獻忠好不容易攻進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國家。 ^[18]  建國之後就拼命招徠四川人才，併發布“三年不徵錢糧”的政治號召。很難想象他一邊建國，一邊又大肆屠殺民眾而自毀長城。 ^[17] 

以張獻忠經營四川的第一年情況來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實的。1644年，張獻忠進軍成都時，明朝守土官員曾問張獻忠入川的意圖何在。使者回答説：“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歸誠則草木不動，抗拒即老幼不留。”。 ^[19]  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團結所有有可能團結的力量的，打擊的對象僅限於與大西政權為敵的官紳，除了抵抗者之外，並不濫殺無辜。 ^[20] 

他在攻打瀘州的檄文中説：“凡我軍士，如有藉故滋擾，株連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務須從嚴查辦，賠償損失。” ^[21] 

保存至今的大順二年（1645）《大西駁騎營都督府劉（進忠）禁約碑》鄭重聲明：“本府秉公奉法，號令森嚴，務期兵民守分相安，斷不虛假不許擅自招兵，擾害地方；不許往來差舍擅動鋪遞馬匹兵夫；不許地方武職擅受民詞；不許假借天兵名色擾害地方；不許無賴棍徒具詞詐告，妄害良民；不許文武官員擅娶本土婦女為妻妾。”違者按碑律斬殺。這是張獻忠起義軍注意紀律的鐵證。 ^[6] 

與張獻忠接觸頻繁的西方傳教士曾統計過，張獻忠在成都建立政權之初，“在朝之官統計千人”， ^[22]  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於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識分子，在張獻忠攻克成都後，或“入學”，或“習舉業”，以至於當大順二年“開科取士”時，“應詔者不下數千”。 ^[20] 

如果張獻忠入川后發動大規模屠蜀或鎮壓官僚士子事件是真的話，上述原明官吏轉到大西政權尋求保護，或是知識分子在新朝積極考取功名的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而當時的真實情況就是大西軍佔領四川的初期，各地社會秩序比較穩定，地主豪紳既有攀龍附鳳之心，又懾於大西政權的兵威，階級衝突並不十分尖鋭。因此，大西政權採用暴力鎮壓的措施相當有限，殺人並不多。 ^[20] 

例如滿清的“七殺碑”傳説。清政府説張獻忠不僅殺人如麻，還在他殺人的地方立了個碑，碑上寫有：

但是，1934年一位英國傳教士在四川廣漢的一個公共墓地裏，找到了一塊張獻忠立下的“聖諭碑”。碑文上卻是：

説的是慈悲的上天賜萬物於人類，而人卻沒有一物可用來報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勸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沒有一點殺氣。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兩句留下，後面加上七個“殺”字，來凸顯張獻忠的殘暴，其污衊、潑糞之意，不言自明。 ^[6] 

在梓潼七曲山大廟，是中國第一座文昌帝君廟。奉祀主神自然是文昌帝君張亞子，但在大廟的風洞樓上還塑了一尊張獻忠的綠袍像，附近還有有一座張獻忠家廟。每年二、八月時，梓潼居民都要到塑像前參拜一番。當地傳説是明朝崇禎年間，官逼民反，張獻忠領兵對抗朝廷，到了梓潼後，殺貪官、開米倉，解決百姓長期的缺糧之苦，因此雖然朝廷大舉圍殺張獻忠，四川百姓對於張獻忠卻有擁戴之心。

張獻忠死後，當地人為寄託懷念之情，於七曲山風洞樓上，為他塑像，綠袍金臉，甚為威武，香火不絕三百餘年。乾隆初年，此廟曾經遭地方官砸毀，其後，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搗毀，幾經反覆。張獻忠如果屠蜀，當地百姓為何對他如此崇拜。 ^[6]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歷時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懾於法令的殘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張獻忠的真實史料，因而那些能證實張獻忠生平的翔實材料均被統治者收繳殆盡。《明史·張獻忠傳》，是根據《綏寇紀略》、《蜀碧》等野史炮製而成。《綏寇紀略》的作者吳偉業，是投誠張獻忠後又因罪被張所殺的吳繼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7）進士，官居御林院編修。他們的書有多大可信度值得懷疑。 ^[6] 

而官方編纂的《明史》這部正史都漏洞百出，先是記載蜀地有三百餘萬口，後又記載張獻忠殺了“六萬萬”蜀人。 ^[23] 

1646年，即清人入關後第三年，張獻忠在西充縣鳳凰山多寶寺前中箭身亡後，滿人即宣佈四川平定。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6] 

直到張獻忠死後十三年的1659年，清軍才攻陷重慶。也就是説，在這十三年中，張獻忠餘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軍展開了殊死戰鬥。對四川人民的這種頑強不屈的抵抗，清軍必然採用了殘酷的屠殺來征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再確鑿不過的證據。據《四川通史》，1647年清將張德勝攻入成都被殺後，相繼進攻四川的清軍有高民瞻、吳三桂、李化龍等部。直到1660年，巡撫佟鳳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軍才真正拿下重慶；直到1665年，川境戰事結束，全蜀才完全歸於清廷統治。如果張獻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將四川人幾乎殺光，何需清軍花費十多年時間去平定，千里已無人煙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軍十多年。 ^[6] 

《續編綏寇紀略》和《明史》説張獻忠在四川殺了六萬萬（六億）人，這數字明顯誇大，當時的中國總人口還不到一億 ^[24]  ，這些事實説明清政府的宣傳存在明顯誇大的成分。然而也有人指出“六萬萬”的意思，其實就是六十萬。 ^[25] 

儘管歷史上農民起義有亂殺的現象，但張獻忠屠殺到四川只剩下6萬人是不可想象的。

對此，《中國斷代史系列·明史》有如下論述：

在各種各樣記載張獻忠屠蜀的史料中，最離奇的莫過於毛奇齡《後鑑錄》中所謂的“四路屠蜀”：

把毛奇齡所記錄的四路屠蜀的數字相加被屠殺的人口竟接近7億。

此外，將屠川責任全推給張獻忠一人也是不合理的，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鋭減的推手，清初張烺的《燼餘錄》説了一大半實話。《燼餘錄》記載：

“獻賊”即張獻忠，“搖黃”是另一支農民武裝勢力姚天動、黃龍的部隊，“因亂而自相殘殺者”，則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間的攻伐。當然，由於這本書是獻給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認清軍殘害川民的狀況。 ^[6] 

《聖教入川記》卻率直地寫道：

1980年3月3日至3月6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編輯部邀集有關的史學工作者和專家，舉行了“張獻忠在四川”的學術討論會。會上討論了張獻忠在四川“殺人”問題的真相，張獻忠在明末清初農民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張獻忠失敗的原因等三個問題。到會同志貫徹“雙百”方針的精神，各抒己見，發表了不少有價值的見解，為正確評價張獻忠，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到會同志一致指出，過去清廷統治階級把張獻忠誣衊為“殺人狂”、“殺人魔王”等等，流毒既廣且深，特別在四川留下的惡劣影響更不容忽視。至今無論城市、鄉村，舉凡四十歲以上的四川人，大多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過所謂八大王“剿四川”的傳説影響。 ^[8] 

清軍在四川也是亂殺。清軍平定四川2年後，清軍因鎮壓陝西、山西起義，無暇全力顧及四川，1648年四川復反，清軍又出兵圍剿。刑科給事中陳調元揭，給清廷奏章説入川的清軍將領亂殺無辜，要不屠城，要不就把男的殺光。 ^[27] 

張獻忠死後，主要餘部由李定國、劉文秀、孫可望等率領南撤，經重慶、遵義，再到雲南，於是四川本地各地軍閥割據。入川的清軍，先後在豪格、鰲拜、吳三桂、墨爾根、李國英、高民瞻的統領下，一方面鎮壓農民軍，一方面與明朝軍隊交鋒。

各軍閥名義上效忠南明永曆政權，互相之間卻征戰不休，連年征戰更加加劇了四川的慘況，後孫可望又回兵平四川征討各軍閥使四川安定下來，川地生產逐漸恢復。1652年，陝西、山西起義已定，清廷派吳三桂重徵四川，吳三桂平四川忠於明朝各軍閥，擊敗南明蜀藩劉文秀，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清軍攻陷渝城（重慶）後，才算徹底平復四川 ^[28]  ，此間多方勢力反覆爭奪使四川人口再次大規模流失。

清軍對人民的鎮壓非常殘酷。在清軍與殘明軍隊爭奪攻伐的過程中，廣大人民也頗受其害。

總的説來清軍在四川大規模的屠殺破壞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順治三年（1646年）肅親王豪格領兵進入四川，鎮壓張獻忠的大西軍及南明各地方武裝；第二次是康熙時期為了鎮壓夔東十三家農民軍；第三次是平定三藩之亂。

豪格率領清軍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將劉進忠的引導下，於西充襲殺張獻忠。有關張獻忠被襲殺後清軍的行動，王先謙在《東華錄》如是記載“復分兵四出，破賊營一百三十餘處，斬首數萬級”，依據這則史料多數治史者認為清軍殺的“數萬級”都是大西將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卻有不同的記載：“抵西充，大破之，豪格親射獻忠，殪，平其壘百三十餘所，斬首數萬級。” ^[29] 

表面上看兩則史料並無太大不同，區別只是《東華錄》中説清軍“破賊營一百三十餘處”而《清史稿》中則是“平其壘百三十餘所”。但仔細分析其中卻有爭議：張獻忠是在完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被清軍偷襲，而且張獻忠率軍北上目的地是陝西，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識的針對清軍修築大量的堡壘和清軍打陣地戰。

按照《清史稿》的記載，清軍平的“壘百三十餘”並不是大西軍隊所修築的，而是那些在川北與張獻忠對抗的鄉紳地主所領導的堡壘。清軍為了糧食而進攻這些堡壘，張獻忠放棄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戰亂災荒而缺糧，入川的清軍同樣面臨這一問題，那些堡壘裏恰恰囤積着大量的糧食。這一點從清軍在簡陽地區的擄掠可以得到印證“將地方不分晝夜搜尋要糧，將人吊燒，有糧即放，無糧燒死。”“韃子將彭玉峯燒得叫喚，竟燒死。” ^[30] 

順治三年（1646年），張獻忠戰死，清軍“斬首數萬計”。 ^[31]  清軍打敗大西軍之後，即將主力調到川東與“搖黃”武裝和南明殘軍作戰，“四年八月，遵義、夔州、茂州、榮昌、隆昌、富順、內江、寶陽諸郡縣悉定。” ^[29]  ，如前所述川東並沒有受到所謂張獻忠“屠蜀”的影響，社會經濟狀況遠較川西為優，然而在這次清軍與“搖黃”武裝和南明殘軍作戰之後，這裏卻發生了鉅變。

順治四年（1647年）春，李國英率清軍入成都，後留其將張德勝守之，發生內訌。明降將齊聯芳殺張德勝，張的部下“多遁回川北”，而齊聯芳及其部下一千多人，亦遭清軍邀擊被殺。於是，“成都空，殘民無主，強者為盜，聚眾掠男女屠為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後虎出為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凡五、六年乃定。” ^[32]  不僅如此，清軍還因糧食缺乏，用殘酷刑罰，強迫人民納糧，如順治四年清兵為南明軍隊打敗，敗退過簡州時，清軍“將地方不分晝夜搜尋要糧，將人吊燒，有糧即放，無糧燒死。”“韃子將彭玉峯燒得叫喚，竟燒死。” ^[33] 

順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軍因孤軍深入，不得不撤出成都，“清將梁一訓驅殘民數千北走，至綿州，又盡殺之。成都人殆盡。” ^[34]  由於四川軍民的反抗及糧荒，同年年底，清軍不得不放棄四川的大部分控制區，向保寧集結，在撤退過程中清軍竟大開殺戒，大肆屠殺平民百姓，“十一月，（南明軍）遂覆成都。清將梁一訓驅殘民數千，北走至綿州，又盡殺之。成都人殆盡。”， ^[35]  而後，清軍在與南明軍的長期相持拉鋸中也常常使用類似的屠城手段。 ^[27] 

清軍甚至還大量地以人為糧，順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總兵馬化豹的《塘報》中説，他帶領的清兵攻打樊一蘅、楊展等部明軍，“戰守敍府（宜賓）已八個月，敍屬府縣止傕（催）稻穀四十八石、粗米九石，何以聊生？嗷嗷待哺。所部官兵俱將騾馬宰吃，日逐稟泣，難堪度日。凡捉獲賊徒，未奉職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本職若敢妄言，難泯官兵之口。” ^[36]  這是清軍將領的軍情報告。地主階級誣説農民起義軍以人為糧，原來，以人為糧的正是他們自己。

順治六年（1649年），清軍進攻中江、潼川（三台）、射洪，“斬獲無算”。 ^[37] 

順治七年（1650年），清軍在川北進攻民寨打糧時還是如此殘酷“上寨斬殺逆賊百十餘人，跳崖跌死者無數，……所獲婦女，小子，牛隻，器械，分賞有功。” ^[38] 

順治九年（1652年），清軍在保寧“擒斬（王）復臣及偽將等二百餘員、賊兵四萬餘級”。 ^[39] 

順治十五年（1658年），清軍攻開州（開縣），“陣斬賊二千有餘”。 ^[40] 

順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高民瞻攻成都，起義軍南撤，清軍“追至新津河，陣斬及溺死無算”。 ^[41]  吳三桂軍駐川南時，也是“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 ^[42]  至此清軍才佔領四川大部分地區。

從順治四年至此的十多年裏，滿、漢地主在四川大量殘害人民，使社會生產遭到極大的破壞。清將李國英入四川后，接納閬州生員劉達為其幕僚，並派他到西北去辦買戰馬，這時，他離開了閬中。順治十五年，劉達返川交差、回到閬中故里後，給李國英的一封信中，對比了離川和回川前後目睹的情況。他寫道：“返乎三巴，見乎屍骸遍野，荊棘塞塗。昔之亭台樓閣，今之狐兔蓬篙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礫鳥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煙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頓非，里黨故舊，百存一二，握手驚疑，宛如再世。” ^[43]  這些變化，都是在張獻忠去世之後，都是滿、漢地主在四川的殘暴罪行不能算在農民起義軍頭。

十年後，當吳三桂率軍從保寧向重慶進軍是看到的是這樣一幅景象：“枳棘叢生，箐林密佈，雖鄉導莫知所從。惟描蹤伐木，伐一程木，進一程兵”。 ^[44] 

康熙三年（1664年），清軍鎮壓夔東十三家義軍是對四川平民的第二次大規模殺戮。夔東十三家義軍大多是原大順軍餘部，自順治八年（1651年）離開廣西后在川東鄂西建立一塊穩固的根據地。義軍領袖們在根據地內“招徠撫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賦而民減租，革鹽法之弊而税課豁。” ^[45]  使以夔州為中心的社會經濟得到恢復，人民安居樂業。

然而康熙三年（1664年），二十萬清軍的大圍剿改變了這一切，清軍在擊敗四川起義軍後，竟採取類似後來日軍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説就是“掃穴無遺類” ^[46]  。事後清朝四川總督李國英上疏説“數萬巨寇，……無一漏網” ^[47]  。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三藩之亂是四川百姓的第三次大劫難。先是吳三桂軍攻入四川大肆破壞，如譚宏部“宏兵絡繹不絕，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靈塗炭，怨聲滿路。” ^[48]  又如何德部“徵調煩苛，怨愁之氣，釀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眾。” ^[49]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軍王屏藩部的北路將軍、後被吳三桂封為國公的譚宏就是軍紀甚差。整個四川“農苦於徭役，商苦於暴税，兵苦於戰陣” ^[50]  。整個四川已是“民不堪命” ^[51]  的局面。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軍的入川，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川民而言，這並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難。清軍入川時即遇到了極大的糧食困難，主將趙良棟，王進寶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這時被很多人稱為“仁君”的康熙酋長卻下了一道“就地打糧”的上諭：“惟蜀路運糧，最為重要，宜於所復城池，村落，遍訪賊積米穀，悉行察收。” ^[52]  實際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軍，可以隨便搜掠財物，荼毒百姓。

有了康熙的縱容，入川的清軍便更加肆無忌憚的搶掠財物屠殺四川平民百姓。據康熙十九年（1680年）富順新任縣令錢紹隆《詳請禁病害文》中所載：“……路無行人，道惟荊棘，空城不閉，……裏甲胥役具皆潛逃不知去向。職隨出告示招撫，無如一路逃兵來牽宰耕牛，攫取雞豚，稻米豆谷，悉皆拋散……即至極幽極深之地，無處不到。如相近內江一路，……兵丁經過，沿村擾害，人民盡逃。近瀘州一路，……兵丁駕船搶掠，……一路人見此輩帶刀前來，無不骨拆心驚魂膽俱喪也。又瀘州，富順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間，庶幾可持無恐。無如兵之所過，遍山搜尋。其婦女望見驚走，媳棄其姑，母棄其子，童稚不能相隨者棄置山谷,越日走視，為虎所傷而死。……（婦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屍在草野，經月不收……此皆歷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帶地方，兵馬往來日於此焉託處，其灶民皆遁。至威遠，榮縣數十里之外，牀幾悉為火薪，稻穀罄於馬料，灶民停煎者蓋五月矣。種種毒害，慘目傷心，莫可名狀。” ^[53] 

這場浩劫一直持續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還未停止，清軍“敗兵奔駐雅州，名山兩地，民間谷豆蕎麥盡掠，雞鴨牛羊盡殺，瓦屋茅舍盡毀。人民無依，悉赴川西謀生。” ^[54]  這對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損害都是空前的。 ^[55] 

四年之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官方統計四川人口降到只“一萬八千零九十丁”這一歷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56] 

其實南明只有楊展是真正為了四川人着想，只可惜楊展因為他管轄的地盤逐漸富裕，在1648年被袁韜和武大定殺害。

早在張獻忠去世以前，南明官軍對農民起義進行了拼命的反撲，殘酷屠殺人民。史載明軍“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劫殺，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 ^[57-58]  ”

順治三年（1646年）底，張獻忠去世後，四川大部分地區為殘明官軍佔有。他們變本加厲，鎮（審核）壓革命，搜殺人民，並且，互相攻伐，爭權奪利，擴充地盤，擁兵自雄，給四川人民帶來了很大的苦難。

順治四年（1647年）六月，南明官軍王祥部總兵王命佔領順慶，“其始也，每家給免死牌一張，需銀若干兩。其繼也，每牛給牛票一張，需銀若干兩。未幾，而牽其牛，掠其人，掘其糧，焚其室，胥西南之民而兵之。 ^[59]  ”

順治六年（1649年），南明官軍曹勳部駐雅州，“其兵亦不易得食，於是糾合焦英等隊外掠西道，內掠雅邊，豆、麥、高粱蒐括無一粒。遺黎草根、木皮充腹，迨盡，殭屍滿路，城鄉至顯設賣人肉湯鍋。 ^[60]  ”故當時亦有“寧遇惡虎，不遇曹部” ^[61]  之諺。

至於殘明官軍之間互相爭奪中，對於人民的擾害，清初楊鴻基的《蜀難紀實》中説得相當具體。它寫道：“（殘明官軍）聞賊北去，相與倡言恢復，牽率而西。凡賊殺戮之餘，恣其拷掠。方至簡（簡陽）、漢（廣漢）間，不虞尚有餘賊，回兵一擊，大潰而奔，不敢復西。而惟盤踞於資、內、富、隆、滬、合之間，日以撻糧為名，四出搶掠，其難更酷於賊。……每得一人，榜刺炮烙，必得財物而後已，……故民雖免於兵刃而死於拷掠者十常八九也。時蜀土不耕已二年餘，糧罄盡，民惟拾穭谷、採野蔌以充腹，已有人相食者。而諸兵搜劫無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於兵則死於餓。”又説：“時蜀疆無寇，向之仗言恢復者皆出而據土自雄。於是，楊展據嘉定，省東州縣、上下川南皆其屬，惟永、瀘不與焉；王祥據遵義，以津、合、彭、黔為邊境，而時擾於境外，侯天錫據永寧（敍永），馬應試據瀘衞，而時往來於瀘、富之間，曾英部將餘（於）大海、李佔春據涪州之平西壩，上而長墊，下止醴都，川北則以近清，而不敢問，其忠、萬，則忠州世弁譚文、譚宏及譚詣號三譚所有。其他聚一鄉、保一砦，或孤立自守，或臣附於他人者，固難僕數也。使其各保境安民，積糧養士，以待時清，則蜀難從此亦可止矣。無如此曹貪亂樂禍，不肯少悛，日尋干戈，忍相吞噬。當此千里無煙之日，孑遺落落，值其蹂躪，呼天罔應，入地無門。” ^[62]  楊鴻基，是順治、康熙時四川富順縣人，他的這一段概括的描述，正是當時殘明官軍在四川殘害人民的真實縮影。

當地地主武裝也是這樣，如雅州“黎神武等所為，殘忍妄誕，凡有俘獲及挾仇相害者，但云從賊，無不手刃之。 ^[63]  ”這些地主武裝，在其轄區內大肆掠殺人民，如順治二年十一月，南明監建黎軍範文光“駐節雅州”，“分兵劫掠”，以致“雅民剝牀見膚，各星散逃去”，“又縱兵擄掠，雅安民遭害甚慘” ^[64]  ，所以當時有“寧逢赤眉，不逢文師，寧遇惡虎,不遇曹部。”之謠。在人民看來，農民起農民軍（“赤眉”）比地主武裝好。

為了爭搶糧食，一切仁義道德都已經不存在了。有個馮氏家族寫了本《馮氏歷亂錄》，在書裏對當地搖黃土軍任意肆虐和清軍開道殺人都有描寫。清軍攻周時縫草便殺，據歐陽直的《蜀亂》記載，搖黃土軍殺人，吃人之事也幹不少，在一座廟裏，他們抓大頭的小孩，將其四肢綁住，用頭撞鐘，看其被撞得腦漿迸裂以此來取樂，是“更甚於獻忠”。張獻忠的軍隊是支有軍紀的軍隊，所幹之事都是有目的的，而搖黃土軍就是毫無紀律的土匪了。 由此可以看出，張獻忠所毒害的主要在川西一帶，川南是南明和搖黃的地盤。隨着清軍入川，他們之間互相爭奪，為了地盤和糧食，導致川南“孑遺者百無一二” ^[65]  。

而其他一些農民軍殘餘力量例如搖黃軍也在四川各地屠城。 ^[66]  劫掠婦女，殘害老幼，使得滿地屍體。 ^[67] 

戰亂的同時還有天災，而實際上四川發生的自然災害無論涉及的區域面積，嚴重程度還是持續時間同樣遠遠低於陝西、河南。 ^[68] 

清同治十年的《儀隴縣誌》載：“儀邑自明季之亂，幾至靡有孑遺，其逃在山谷者，又值饑饉頻仍，人相食，繼以虎災，道無行人，晝常扃户。”

《蜀碧》：“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髮腫赤，大幾如鬥；有馬眼睛，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死者朽卧牀榻，無人掩葬”。順治五年（1648年），內江“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數百里無人煙”。同年，川北又遭大旱，餓死者日無計。

《銅梁縣志》載1868年，該地“瘟疫四起，染者嘔吐交作，腰疼如斷，兩腳麻木愈二三時之斃”。

歐陽直的《蜀亂（蜀警錄）》記四川虎患，“蜀中昇平時從無虎患，自獻賊起營後三四年間，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羣，或七八隻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內江奔潰，餘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於前。又於敍南舟中見沙際羣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瀘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前。一虎渾身純白，頭面長毛，頸上披須，長徑尺。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飢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虎之口，而蜀人幾無噍類矣。嗟乎！死於賊與飢也，猶曰人死於虎也，非天乎！。”

彭遵泗《蜀碧》載：順治初年四川“遭亂既久，城中雜樹蓊鬱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頂逾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為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 ^[69] 

順治七年四川地方官員向朝廷奏稱，順慶府“查報户口，業已百無二、三矣！方圖培養生聚漸望安康。奈頻年以來，城市鞠為茂草，村疃盡變叢林，虎種滋生，日肆吞 噬。……據順慶府附廓南充縣知縣黃夢卜申稱：原報招徠户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現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現存32 名。” ^[70] 

沈荀蔚《蜀難敍略》載：順治八年春“川南虎豹大為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順治五年）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 虎亦入之；或自屋頂穿重樓而下，齧人以盡為度，亦不食。若取水，則悉眾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終有死者。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於刀 兵飢謹疫癘者，又盡於虎矣。雖營陣中亦不能免其一、二。”

乾隆《富順縣誌·卷5》記載，清初“數年斷絕人煙，虎豹生殖轉盛，晝夜羣遊城郭村圩之內，不見一人馳逐之。其膽亦張，遇人即攖，甚至突牆排户，人不能御焉。殘黎之多死於虎”。

道光《綦江縣誌·卷10》記載，綦江“羣虎白日出沒，下城樓窺破殘人户。……行者雖五、七同羣，執器械，前後中間必有一失。”

《明史》記載是六億人被害，而《後鑑錄》記載是七億人。 ^[71] 

曹樹基的《中國人口史》裏説從崇禎初年開始，四川全省陷入無休止的戰亂當中。在這一過程中，大約有685萬人口死亡，殘存的居民僅50萬左右。 ^[72] 

其實除了《後鑑錄》之外，其他的資料很多都並沒有將全部責任推給到張獻忠身上，如《蜀龜鑑》記載：痛乎，明季屠川之慘也。四川南部死於張獻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於瘟疫、虎災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遺之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於獻者十三四，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一二，而遺民千不存一矣。川東死於獻者十二三，死於搖黃者十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萬不遺一矣。川西死於獻者十七八，死於瘟、虎者十二三，而遺民十萬不存一矣。 ^[73] 

明朝軍閥的屠戮平民、清軍的濫殺無辜，南明，張獻忠，搖黃土軍和各路強盜土匪，再加上災荒，瘟疫，虎患，人吃人，逃離等天災人禍，才是導致川人減少的真正原因。 ^{[7]  [74-75]} 

明末清初在中國各地發生的動亂之中，尤屬四川遭受的損失最為嚴重。蜀這一詞就很清楚的説明了當時四川在人力、物力方面所遭受的慘重損失。 ^[12] 

連年兵荒馬亂導致的生產大面積停頓，人民大批量地逃亡，都是導致四川許多地方荒無人煙、人口鋭減的原因，按顧誠説法，“直到張獻忠去世，大西軍轉入雲貴時，四川遭受的破壞還是比較有限的”。 ^[20] 

屠蜀使四川的經濟與文化遭到摧毀，到底有多少人死於戰亂，永遠無法準確統計，長年的戰亂使物力豐饒的天府之國，變為百里人煙俱滅，莽林叢生、狼奔豕突之地。百姓棄田舍逃亡，十來年間，稼穡不生，顆粒無收，川人死於饑饉、瘟疫又倍於刀兵。 ^[76] 

屠川事件幾乎從根本上徹底摧毀了四川的文化與生產力。尤其是對四萬貢生——中國文明與文化傳承者的屠殺，給後人留下了可以從多種角度理解的空白——從此再無四川人。 ^[77] 

為了恢復四川經濟，清初鼓勵全國各地向四川移民，於是開始了長達100餘年的“湖廣填四川”。不過也有人指出湖廣填川是假的。 ^[76] 

孫祚民：統治階級把這一事件稱做“蜀禍”，以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詆譭不遺 餘力，直至很久以後，在人民中間還存留着某些影響。 ^[2] 

馮廣宏：四川的兵禍之始，追到源頭總與張獻忠脱不了干係。 ^[78] 

黃位東：明末清初期間各方勢力在四川進行瘋狂屠殺，將天府之國變為人間地獄，給時人帶來了難以抹去的傷痛。 ^[79] 

胡昭曦：所謂張獻忠“屠蜀”對四川造成的破壞是有限的，清軍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萬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禍首，也正是為了掩蓋這一罪惡，清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編造種種謊言，將責任全部推給張獻忠。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