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可望

公元1630年（明崇禎三年），隨從張獻忠起義，因驍勇善戰，受封為平東將軍，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為張獻忠義子，張獻忠賜姓為張可望。

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清軍大舉入川，張獻忠戰死於川西鳳鳴山，餘部由孫可望和李定國率領，進軍雲貴地區，作為抗清根據地，一路攻克遵義、貴陽，進據云南。

公元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孫可望與李定國等人一起稱王，孫可望成為國主，年號興朝。 ^[2] 

公元1651年（永曆四年、順治八年）四月，孫可望派大將馮雙禮等人率領步騎兵數萬人、戰象十餘隻，大舉進軍，由貴州入湖南。一路由銅仁、麻陽，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羅，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軍沅州守軍三營合計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圍如鐵桶”。 ^[3] 

公元1651年（永曆四年、順治八年）四月十五日，馮雙禮佔領沅州，活捉清將鄭一統、知州柴宮桂。 ^[4]  接着乘勝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總兵徐勇防守甚嚴，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掛剿撫湖南將軍印續順公沈永忠領兵二萬，竭力支撐，雙方在一段時間裏呈膠持狀態。

公元1652年（永曆五年、順治九年）四月，李定國率部由貴州進入湖南，會合馮雙禮進攻靖州。清續順公沈永忠派總兵張國柱領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重圍。經過短暫的交戰，清軍大敗，損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滿洲兵一百零三名）、戰馬八百零九匹，幾乎全軍覆沒，張國柱率殘部於二十二日踉蹌奔回。 ^[5]  明軍趁勝攻克靖州、武岡州。 ^[6] 

沈永忠求援無望，被迫帶着麾下自寶慶北遁， ^[7]  六月二日退至省會長沙，仍然立腳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戰，移師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棄長沙，一直逃到嶽州。 ^[8]  清朝在湖南設置的許多道、府、州、縣官也隨軍狼狽北竄。除嶽州、常德尚在清軍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鎮孤零零地據守辰州負隅頑抗。 ^[9] 

大西軍聯明抗清後，初試鋒芒就旗開得勝，收復了湖南大部分州縣。 ^[10] 

孫可望與李定國在聯明抗清問題上的分歧是其內訌的主要原因。張獻忠犧牲後，大西軍餘部退守雲貴，這時清朝已經建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這要求大西軍必須適應形勢變化，廣泛聯合抗清力量，反對清朝統治。

公元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二月，大西軍餘部領導人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在貴陽附近的定番開會，討論今後的戰略方針和作戰部署。孫可望在會上主張把部隊開往廣西，繼續與明軍周旋，一旦失利，就轉入南海。李定國堅決反對，他主張西進雲南，建立根據地，聯明抗清。李定國説：“當前清軍大舉進攻，闖王血濺九宮山，老萬歲中箭身亡，我們與清軍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敵當前，如果再與明軍廝殺，只會使清軍漁翁得利。當務之急在於聯明抗清，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11]  李定國的建議得到了多數與會將領的贊成。但孫可望對聯明抗清，恢復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稱藩於滇、黔、楚、蜀，故對李定國的建議無動於衷。

李定國表示孫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條，那還不如當場死去，旋即拔出寶劍，準備自刎。 ^[11]  眾將一見，忙奪下寶劍，一起跪地高呼擁護李定國的建議。孫可望見人心歸向李定國，隨即同意進兵雲南，聯明抗清，但對李定國產生了疑慮。

聯明抗清的方針雖然確定，但直到公元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孫可望才派人赴廣西與永曆朝廷談判。 ^[12]  孫可望不願聯明，在幕僚的建議下，欲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法，來壓服李定國、劉文秀等人。這與李定國聯明以恢復中原的目的仍有根本區別。孫可望對李定國實力增強的猜忌和對李定國戰功的嫉妒是孫、李內訌的重要原因。李定國能團結士卒，部下樂於效命，最初實力要超過孫可望。李定國為人強悍，與孫可望有不同意見，總是極力爭辯。

張獻忠曾在遼西抗擊過清軍，並任小旗，故仿照明軍建立五軍都督府，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為四將軍。張獻忠在鳳凰山之戰被八旗箭狙，事後大西軍的軍事活動主要由四義子商議行事。眾人推孫可望為四王首，四王中艾能奇和孫可望交好，劉文秀當和事佬隨大流，李定國不服孫可望。孫艾劉三王曾商議在校場尋機將定國暴打一頓，立可望軍威。誰成想雖然此次表面上孫李和解了，但是二人嫌恨卻越來越大。時艾能奇中毒戰死，艾能奇部將馮雙禮雖繼續效忠孫可望，但級別太低無法參與四王議事。四王議政中孫可望失去壓倒優勢。為此孫可望藉故南征把李定國調離雲南，南下征討小西天，為確保計劃順利進行，雲南開始為李定國籌備南征糧草，故長江戰役前李定國沒能參與大西與南明的高層會晤。但李定國為了參加雲南北伐的計劃，在南征勝利後就帶兵折返。 ^[13] 

公元1652年（永曆五年、順治九年），李定國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敗自焚，一時聲威大震，捷報傳到貴陽後，孫可望大為不快，表面上奏請封李定國為西寧王，背地裏卻令李定國副手馮雙禮對其暗中監視，另派一支人馬尾隨其後，妄圖藉機除掉李定國。次年，李定國率部在衡州殺死清軍悍將敬謹親王尼堪。李定國兩蹶名王，接連收復了幾十個州縣，天下震動。孫可望見李定國戰功赫赫，非常嫉妒。

公元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孫可望率軍到沅州，立即派人召李定國到沅州議事，準備藉機逮捕李定國奪其兵權。李定國接到命令後，正整理行裝，準備出發時，突然接到劉文秀之子自稱探聽到孫可望要對其“收而殺之”的消息。這一密報令他左右為難。如果不去，孫可望極有可能以違抗軍令之名興師問罪，如果去了，必有一番鬥爭。孫可望三天中下了七道命令，李定國無奈，率部向沅州進發。途中遇到劉文秀之子派人來勸阻，李定國退回廣西，繼續籌劃北伐。

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很快就自食惡果。當時孫可望正親統大軍由靖州（今湖南靖縣）經武岡進至寶慶（今湖南邵陽），部下有大將白文選、馮雙禮等，總兵力據清方記載為十萬，史稱岔路口之戰。

公元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三月初六日，清定遠大將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由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於岔路口，距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營地周家鋪三十里。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於明軍營于山頂，地勢險要，又遇上天雨，雙方列陣相峙。這天晚上孫可望率親軍由寶慶府來增援。 ^[16] 

公元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十七日，明軍下山向清軍發起全面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激戰。結果孫可望所統明軍戰敗，頗有傷亡，被清軍繳獲馬七百餘匹，象一頭，清軍趁勝佔領寶慶府 ^[17]  。但是，清軍在這次戰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正黃旗兩名蒙古梅勒章京韋徵、武京都在激戰中陣亡 ^[18]  ，次年清廷下發的衡州、岔路口兩戰陣亡清軍撫卹銀高達十一萬八千餘兩。

公元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李定國在新會與清軍作戰，隊伍受到瘟疫傳染，清軍又大舉增援，李定國派人向孫可望求援。孫可望不發一兵一卒，坐視李定國兵敗。當李定國敗退回南寧府時，孫可望下令凡李定國部隊經過之地，都要將糧草燒燬，以絕其歸路，同時派出四萬多人阻攔李定國向貴州靠攏。

南明朝廷及官員的推波助瀾也是孫李內訌的重要原因。公元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春，明雲南副使楊長知被迫歸順孫可望，受到孫可望的格外信任。楊長知看出孫可望在佔領雲南後，日益驕縱自大，想繼承張獻忠秦王封號，又怕李定國等人不服，於是楊長知就經常在孫可望面前煽風點火：“將軍若能討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壓服李、劉兩王，何等威風!”他在李定國、劉文秀等人面前，又數落孫可望狂妄自大，獨斷專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們要當心兩王府換上“孫”字大旗。

孫可望受封為秦王后，儼然以皇帝自居，甚至規定一切衙署的稱謂前都要加“秦“字，對永曆帝也極盡侮辱之能事。永曆帝實在難以忍受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詔讓與孫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國前來護駕， ^[14]  最終發生了“十八先生之獄”。 ^[15] 

公元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國進入安龍，迎接永曆帝到昆明。

公元1657年（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八月，駐紮在貴陽的孫可望親自率十萬大軍向駐於雲南的大西軍二號人物李定國發動進攻。當時李定國、劉文秀合兵僅三萬人，雙方力量對比十分懸殊，李定國採取誘敵深入之法，使孫可望一路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就攻到了雲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這時，李、劉兩軍已經在河對岸擺好陣勢，以逸待勞。孫可望軍從正面強行渡河，雙方展開混戰，不久劉文秀驍將崇信伯李本高馬蹶被殺，前鋒失利。可望立於高阜觀戰，見已挫定國鋭氣，即命諸營乘勝前進。在孫軍後陣的白文選見李、劉兩軍戰局不利，親自躍馬率所部5000鐵騎從後方衝向孫可望軍隊。 ^[19]  孫可望部將馬唯興率部臨陣倒戈，與白文選聯兵抄出孫可望陣後，連破數營，許多士兵脱掉號衣，跪地高喊：“迎晉王!”，孫軍大亂。孫可望見大勢已去，不敢戀戰，拔馬便逃，最後十萬大軍僅剩50餘騎隨其逃走。

這時孫可望仍可與李定國重歸於好，聯手抗清，或承認失敗，退出軍政舞台，隱居以終，但孫可望卻壓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長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復仇。

公元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二月在長沙舉行了冊封典禮，旋即召他進京見駕。五月初二，孫可望到達北京。清廷命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嶽樂帶領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面相當隆重。次日，順治親自在太和殿接見孫可望。十天之內，皇帝賜宴就達三次，賜銀兩次共—萬二千兩，另外賜給府第、解袍、朝衣、緞匹等，孫可望成了清廷紅極一時的人物。

孫可望降清，出賣西南軍情虛實，使李定國和西南抗清武裝最後失利。清廷封他為義王。

公元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七月，孫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孫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勝。他忙向清廷打報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驛傳把他那個當小兵的窮弟弟一家運來北京與自己團驟。 ^[20]  殊不料，這麼一個微渺的請求，引來清廷御史一陣猛轟。參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據：

“（孫可望）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繼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眾叛親離，計無復之，方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 ^[21] 

御史又稱，孫可望之弟只是一個食糧兵丁，白身無官，這樣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國家驛傳？ ^[21] 

看到劾奏後，孫可望五雷轟頂，趕忙上疏謝罪。

公元1659年（ 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順治皇帝雖然明知這種事情在滿洲八旗中本是習以為常的現象 ^[22]  ，卻不願放過這個機會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內閣學士馬邇吉來到孫可望的住宅宣讀諭旨，先訓斥一番，然後宣佈寬假其罪。孫可望於驚懼之餘，連忙上奏本解釋自己放債的經過，並接着向順治皇帝搖尾乞憐。 ^[23]  此後，孫可望的處境益發難堪了，正如古語所説“神龍失勢，與蚯蚓同”。

公元1660年（ 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六月，孫可望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這時，南明永曆皇帝雖然已經逃入緬甸，西南大勢已定，但以李定國為首的明軍殘部仍在邊境地區堅持鬥爭。清廷認為把孫可望虛有其名的義王封號撤掉並不符合當時的策略，因此，順治皇帝特地發佈了一件措辭大有講究的聖旨。公元1660年（ 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11月20日，孫可望死了。官方的説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頗有疑義。清初史家就説孫可望是“隨出獵被射死” ^[24]  ；或者説“封為義王，尋被酖” ^[25]  。

公元1667年（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書明珠等前往福建，會同靖南王耿繼茂、總督祖澤沛合議招撫據守台灣的鄭經。鄭經回信中不無諷刺地説：“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所聞見之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鑑，足為寒心。” ^[26]  可見，孫可望之死並非善終在當時一定流傳得很廣。孫可望死後，清廷賜諡恪順，“祭葬加隆” ^[27]  ；同時命其子孫徵淇襲封義王。幾個月後孫徵淇病死，弟徵淳承襲。

公元1661年（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吳三桂等領兵進入緬甸，永曆帝被俘回昆明縊殺。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國也病歿於邊境。孫可望家族已經沒有多大利用價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

公元1666年（康熙七年）朝廷下令將義王孫徵淳的年俸由五千兩減為三千兩。十一年，孫徵淳病死，其弟孫徵灝請求襲封。經議政王、大臣會議，降封為慕義公 ^[28]  。孫徵灝死後，其子孫宏相再降襲一等輕車都尉。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清廷終於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 ^[29]  從此，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後的痕跡 ^[30]  。

孫可望於順治六年，“浚海口，省耕省斂，凡有利於民者無不備舉”，滇池地區因而連年豐收。順治七年前後，修建了可以“灌溉澄郡田疇千萬畝計”的西宕泉水利工程，“耕田鑿井之民日苛戈於黔粵楚蜀之界”，在維持進攻的同時，還要興修如此之多的大規模水利工程，困難可想而知。在這裏除了羣眾的熱情外，農民軍積極參與建設也起了很大作用，如《重修法明寺碑記》提到了“不妨農務，借力新兵”，當年生產就迅速恢復，獲得豐收，還有餘力“賊見是歲秋成有望，開倉賑濟寒生，每人谷一斗”。“一年土產財賦，足供養兵之需”。大西軍政權就進入了它的全盛期。雲南軍民“揮汗如雨，民富庶兵精強”，耕者有其田、戰者有其食，使雲南成為了當時全國經濟狀況最好的地方之一。甚至於孫可望在雲南的成功治理，還對清廷統治下的地區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影響和吸引力。順治十年清軍偏沅巡撫的幕僚丁大任在湖南就聽説“滇中人民樂業，雲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連遠離雲南且富甲天下的江南也流傳“滇南，天下饒樂土也，其人隔絕山海，今猶襲冠帶以居”。但出賣南明永曆朝的孫可望之作用不亞於鄭芝龍。孫可望兵敗交水（今沾益）後，於是徹底拋棄大西軍的抗清事業，十月，僅率二十幾員將領及數百名兵卒赴長沙降清。他盡吐永曆朝虛實 ^[31]  ，“以雪望深仇” ^[32]  ，並奏請發兵進取西南，願“偕諸將進討”，以“效奉國初心” ^[33]  。由於孫可望的叛賣，永曆朝的底細全部暴露，而最終被清朝消滅。 ^[34] 

顧誠：在1657年反兵內向進攻昆明以前，處理內部事務雖有不妥之處，總的説來功大於過。接管和改造南明永曆朝廷，創造一個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的是他，而且除他以外沒有任何人做到過。孫可望的缺點在於個人野心太大，特別是在對待永曆帝和原來平起平坐的李定國、劉文秀的關係上舉措失當。迫使李定國率軍由湖廣南下兩廣，雖然在客觀上開闢了抗清的新局面，但已經顯示出孫可望“國主”的權威運轉不靈。1654年他決策部署長江戰役是頗具戰略眼光的，如果能以大局為重，不論是由他親自率領大軍東下，還是委託劉文秀為前線總指揮，戰役的進程必有可觀，明、清雙方的勝負尚難預料。可是，在這關鍵時刻孫可望利令智昏，妄圖推倒毫無防範能力的永曆朝廷，結果激起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抵制，蹉跎歲月，事機全失。張名振、張煌言和錢謙益、姚志卓等人翹首以待的會合上游“秦藩”之師奪取江南的恢復大計就此化為泡影。 ^[35] 

郭影秋：定國性仿直與人無私曲，回旗播可望失，事上盡禮進奉極豐，不以威豪士類，人以此多之，然需計慮籌劃不及可望。 ^[36] 

楊海英：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洪承疇得到了上映崗土目報告的李定國動向：“逆賊李定國差偽總兵吳之鳳齎偽敕令旨到鎮安，稱偽永曆已移駐雲南省，李定國錫封偽晉王，即領賊眾復圖犯兩粵等情，並抄錄偽敕書到職。職細釋來文，似孫、李二逆又有複合之勢。”於孫、李矛盾這種有關“招撫機括”核心內容的情報，洪承疇是絕對重視的。也正因為如此，這一錯誤的估計，給他致命一擊，使他陷入絕望的深淵，導致他第一次借病乞去。 ^[37] 

公元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孫可望迎永明王朱由榔(即永曆帝)入貴州安隆所，改安隆所為安龍府。此為永明入安龍之始。

公元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三月初六，南明將領孫可望殺害了明桂王朝廷的18個大臣，史稱“十八先生之獄”。 ^[43] 

“十八先生之獄”這一事件還得從公元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冬説起。孫可望派人把永曆皇帝朱由榔接到他自己的勢力範圍——貴州安隆所，改名安龍府，作為南明的行在，以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目的。

孫可望在貴陽設立了內閣六部，建立太廟和社稷，制訂朝儀。他名義上是建立南明永曆王朝的秩序，實質上是為將來的篡位做準備。

公元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初，永曆皇帝懾於孫可望的威逼，在大學士吳貞毓等人的支持下，秘密寫信給出徵在外的李定國，請求回來護駕。

這個消息被宦官馬吉祥報告給孫可望，他在盛怒之下，嚴刑拷掠諸臣，並脅迫永曆帝下詔處死吳貞毓等18位大臣。

孫可望在用刑時十分殘忍，充分表現了他作為流寇的本性。 ^[39] 

十八先生墓區裏有“忠泉”一方。據傳，當時天色突變，風雨交作，天榜山麓忽有泉水湧出，百姓説是天公流淚，因此，將此泉名為“忠泉”。 ^[40] 

在學者們看來，歷史是公平的。把持南明政權的大軍閥孫可望最終還是投降了滿清，而十八先生最終千古流芳，為人們所銘記。十八先生之獄是南明桂王政府內部激烈的秦晉黨爭白熱化的結果，究其根本是明朝腐敗官僚體制的產物。南明沿襲了北京朝廷的腐朽氣息和文官集團無休無止的黨爭，加速了風雨飄搖的永曆朝廷的覆滅。

“興朝通寶”是孫可望入滇以後，於公元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稱東平王時的鑄幣。“興朝通寶”是農民起義軍的鑄幣。鑄行量大，鑄行時間長，開創了一派自己的風格——“滇派”，其影響十分深遠。“滇派”錢幣與眾不同，錢文多出自匠人之手，因此字體古拙樸素；內郭、外郭都較其他錢幣為寬，錢好打磨不甚精整；用材單一，多為銅幣；鑄工較粗糙，但錢體分量十足。這種風格對後世吳三桂的“利用”、“昭武”及其孫吳世璠的“洪化”諸錢都有較為明顯的影響。而直到清朝咸豐、同治朝，滇貴兩省所鑄大錢亦隱約可見其蹤影。

公元1660年（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十一月孫可望突然死去。對於死因，清朝官修史書《清史列傳》及徐鼒《小腆紀年附考》説他是病死。但自清初以來有些野史就對此表示了懷疑，如戴笠的《行在陽秋》和吳偉業的《鹿樵紀聞》説他隨從出獵時，被人用箭射死。林時對《荷牐叢談》更是説孫可望被賜毒酒而死的。孫可望究竟是怎樣死的，已難以確定，但孫可望非正常死亡的消息在當時流傳很廣。

公元1669年（康熙八年），清廷派人招撫台灣的鄭經，鄭經還以孫可望的結局為例來駁斥清政府的種種許諾。鄭經在回信中不無諷刺地説：“貴朝寬仁無比，遠的不説，拿我見到的來説，像方國安、孫可望等人，哪一個不是竭誠降順貴朝，現 在都怎樣了？往事可鑑，足以令人寒心。”無論孫可望死於自己的鬱積，還是死於別人的妒害，或清廷的有意安排，都逃脱不了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可憐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