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四賢

中國宋代金石學家。字與叔。京兆藍田（今西安市藍田縣）人。曾學於程頤，與遊酢、楊時、謝良佐並稱程門四先生。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後範祖禹薦其充任講官，未及用而卒。呂通六經，尤精於禮，與兄大防等同居時即切磋古禮，自謂所施冠昏喪祭諸禮一本於古，當時有“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之稱。範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講官，未及用而卒”[1]。著有《考古圖》10卷，《易章句》、《大學説》、《中庸説》各1卷，《禮記傳》16卷，《論語解》10卷，《孟子講義》14卷，《玉溪先生集》28卷。又與其兄大防合著《家祭儀》1卷。

呂大臨雖然拜張載為師，但對二程也十分推崇。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張載應長安京兆尹（西北的最高行政長官）王樂道之邀到長安講學。在講學期間，著名理學家“洛學派”程穎、程頤兄弟來也關中講學，呂大臨聽後覺得他們的學説很有見地，大為歎服。張載去逝之後，他便奔洛陽拜程頤為師。在此期間，他記錄彙集二程語錄，著成《東見錄》，對後世學者研究“洛學”提供了很多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張載逝世後，呂大臨雖轉師二程，併成為程門高足，卻不放棄關學的基本思想宗旨，不背其師，成為關學最有力的捍衞者。對此，二程就一再申明：“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説處皆相從，才有説了，便不肯回。”二程還説：“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背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正因為關中學者不背叛其師之教、之説，所以，張載死後，關學雖不“復講”，但仍然流傳，擁有眾多私淑弟子。從宋至元、明、清，都有許多關學的信仰者、傳播者，在捍衞、傳播、弘揚、踐行關學，使關學不斷髮展，關學精神不斷髮揚。

無論是師從張載，還是後來改隨二程，呂大臨均享有極高的聲譽。作為張載門下的高足弟子，因其學識文采出眾，張載之弟張戩將女兒嫁給呂大臨，其妻對人説“吾得顏回為婿矣”，足見其對呂大臨的器重。改隨二程後，在當時眾多的二程門徒中，呂大臨因其淵博的學識與謝良佐、遊酢 、楊時三人一起被時人稱為“程門四先生”。二程贊其為學“深潛縝密”、“涵養深醇，妙達義理”。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認為呂大臨的學術成就高於當時與他並稱的諸家，“於程子門人中最取呂大臨”，並把他與程頤相比而論。朱熹非常看重呂大臨，認為自己假如“只如呂年”，即指活倒呂大臨那樣的歲數，也不見得能達到爾後那樣高的學術成就。由於呂大臨的德行、學問、才能均為上乘，所以他逝世後，許多人都哀悼其不幸早逝。蘇軾晚年遊藍田時，有《挽呂與叔學士》詩曰：“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議論凋零三並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來尚有憂思嘆，此淚今從何處傾。”呂大臨的早逝，其師程頤更是十分悲痛，直到大臨逝世後三年，程頤“因閲故編”《雍行錄》，回憶往昔“關西學者相從”的情景，乃“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泣下”，這既反映了程頤的真情，也説明了呂大臨在當時學界的聲名和地位。像呂大臨這樣，先後師從理學兩個重要學派的創始人、被兩個學派均視為代表性人物、同時還得到當時及後世著名理學家一致高度評價的學者，在宋明理學史上還是極其少見的。因此，稱其為理學家是絲毫不為過的。

程頤稱：“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皇佑進士，初為陝西華陰縣尉，後任山西晉城縣令。升秘書丞，兼任定國軍的軍事判官。遷河北轉運判官、陝西轉運副使，官至寶文閣直學士，元祐二年（1087年），任陝西運轉副使期間，將《石台孝經》、《開成石經》及碑石移至西安碑林。晚年與章敦等不合，徙知同州（今陝西大荔縣）。又降待制，後致仕，不久卒。着有輞川集五卷，及奏議十卷。

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舉進士第，調馮翎主簿。歷監察御史裏行。英宗時，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議濮王稱考，是顧私恩，違公議，章累十數上。元豐初，知永興軍。神宗議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説九宜，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調度百出，有不方便者，轍上聞，務在寬民。元祐初，（公元一〇八六年）封汲郡公，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與範純仁同心輔政。進退百官，不可幹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八年始終如一。後為章惇等所構，貶死。追諡正愍。大防著有文錄二十卷，文錄掇遺一卷，《文獻通考》並傳於世。

呂大鈞（1029-1080），字和叔，呂大忠二弟，陝西藍田縣人，呂大鈞出身在一個宦官和書香門之家，他從小就膽識過人，文才兼備。北宋嘉佑二年（1059年）中進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肅天水）司裏參軍，後任延州（今陝西延安）監折博務、三原知縣、後供（今福建福州）知縣等職。當被薦知涇陽時，父呂齎病逝，他趕回奔喪。三年喪期滿後，呂大鈞自以為學識尚淺，於是他邊辭官回到藍田，開始傳授張載學説，以“教化人才，變化風俗”為己任。經過呂大鈞多年努力，“關中風俗為之一變”。後來許多大臣都推舉呂大鈞為王宮教宮，呂大鈞不負重望，特寫了《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獻上，文中描繪了建立“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御，無閭里可親”的共和大家庭的構思。被即任以鳳翔尋監船務官和制改宣議郎等職。元豐年間（1078-1080），時值宋朝用兵西夏，呂大鈞是富廷（今陝西富縣至延安一帶）轉運司副使。一次，種諤率兵己出塞外，可軍需還沒有接上，轉運使李稷恐受軍法，打算回安定（今陝北王家堡一帶）取糧草，就派呂大鈞向種諤請示，種諤得知後，怒道：“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呂大鈞替李稷求情，種諤聽了呂大鈞的解釋，表示解釋，表示理解，但嘴上卻説：“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呂大鈞不禁不怒，反譏笑説：“你以為這些話就能嚇倒我嗎？我奉命前來向你請示，你把我殺了，我毫無怨言，惟恐你會因此而受過。”種諤見呂大鈞剛直不阿，只好同意呂大鈞的意見，這才允許李稷免受處置。時間不長，呂大鈞在任上病逝，時年五十二歲。

呂大鈞一生為樸實厚道。他和張載為同科進士，得知張載學識淵博，便第一個拜張載為師，隨之帶動關中學者趨向張載求學，一時橫渠聞名於世，形成“關學之盛，不下洛學，就是遠落在後，很少有人能將張載所授的融會貫通，唯有呂大鈞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愛“禮教，以先生法度為準繩，並能將所學知識用到日常生活中。其父呂齎的喪事，呂大鈞等活動中。堅決拋棄陳規陋習。呂大鈞還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編寫了《呂氏鄉約》、《鄉義》等。《鄉約》主要提出“德業相勵，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大章。經過推行，對改化關中風俗起到了實際功效，扭轉了漢魏以來佛學盛行，造成儒家禮教衰敗的混亂局面，起了決定性積極作用。張載高興地説：“秦俗之好化，和叔有力”。程頤也稱：“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朱熹稱《呂氏鄉約》“今為令申”。

呂大鈞死後，範育給他寫了墓誌銘，稱呂大鈞“是誠德君子”，説呂大鈞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剛強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學必有遠大理想來激勵自己，以孟子積德行善為榜樣，以顏子克求仁義來自勉，力圖由誠學的精神達到明白事理，且為此目標奮鬥不止。他不因別人都停止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為少數人的看法而順從。他不隨着時勢的變化而動搖自己的觀點，而為能夠“繼承孔孟之絕學，闡物儒家禮治”這個宗旨而奮鬥不息，力求使自己成為鴻儒。連呂大鈞之妻種氏也效仿他為其父辦理喪事的作法，不用鄉風野俗，而是嚴格依照儒家禮制將其安葬。其子呂義山也深得父傳，後來也成了大學者。

呂大鈞主要著作有《四書注》、《誠德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