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教

四句教，指明代著名哲學家王陽明（王守仁）用來表述自己思想精華的四句話，即“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這是王陽明全部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練總結，他明確指出：心的本體晶瑩純潔、無善無惡；但意念一經產生，善惡也隨之而來；能區分何為善、何為惡這種能力，就是孟子所説的“良知”；而儒學理論的重點之一---格物，在這裏就是“為善去惡”。真是畫龍點睛，簡易直接，不偏有，不着空，直趨中道。

陽明在流放地---貴州龍場悟道，深刻明瞭“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陽明三十八歲在貴陽首倡“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等於不知，行而不知是為盲行。以對治”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的弊病。

陽明五十歲以後專弘“致良知”一説，他慨嘆道：”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某於此良知之説，從百死千生中得來。“”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足矣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

陽明五十六歲時將自己的思想歸納為四句，被稱為”四句教“，因此可以説四句教準確地代表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

若將四句教加以擴展，那就要讀王陽明的《大學問》。

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奉命將出徵廣西，他的學生錢德洪與王畿對理解王守仁這四句話，發生了分歧。錢德洪認為這是教人的定本，王畿則認為這只是權宜之法，若心是無善無惡的心，那麼意、知與物也皆是無善無惡的了。兩人在天泉橋問王守仁，王守仁解釋説，他的教法，本來有兩種：“四無説”一悟本體，即是功夫，是為上根人立教，但世間上根人不易得，若輕易用此教法，恐只養成一個虛寂；“四有説”則為中根以下人立教，因這類人有習心在,故要求在意念上用為善去惡的功夫,如果都用“四有説”，則上根人兼修中下，自無流弊。這次談話，又被稱為“天泉證道”。沒有直接參與這次談話的鄒守益也有類似的記載,但其中“無善無噁心之體”一句卻記為“至善無惡者心”。他們當時認為，用“無善無惡”與“至善至惡”來描述心之作，意義是一致的。

萬曆二十年(1592)，周汝登在南京的講學會上提出四句教來討論。許孚遠寫了一篇《九諦》，主張性體至善無惡,反對以無善無惡為宗。周汝登寫《九解》,發揮了四無説。明末顧憲成直接反對王守仁的“無善無噁心之體”。他説以心之體無善無惡，合下便成一個空。空則一切解脱，無復掛礙，何善非惡？以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着於有，究竟且成一個混。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何惡非善？這個批抨揭露了王守仁思想的矛盾，通過東林書院的傳播而影響很大。明末的劉宗周明確指出，四句教本身存在矛盾。王夫之則批評王守仁“天泉付法，止依北秀（指神秀）南能（指惠能）一轉語作葫蘆樣”，認為王守仁的説法是模仿禪宗。以後四句教的論爭就逐漸沉寂了。

而四句教之間的內在關係，被後世這些所謂大儒所肢解，而斷章取義。這四句話是連續的四句話，整體的四句話，而不是獨立成義的四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