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瑞珍

嚴瑞珍，男，漢族，1929年生。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農村發展經濟學家、教育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200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大學榮譽教授稱號。兼任中國管理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等校教授、中國農業經濟學會顧問。曾兼任中國科學院農業委員會委員，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評議委員，中國農業經濟學會秘書長兼副理事長，國際農經學家協會理事，亞洲農業經濟學家協會顧問，中國科學院石家莊農業現代化研究所顧問，《農業經濟問題》雜誌副主編等職。

1948年他高中畢業考入中央大學（後改名南京大學）的農業經濟專業。1952年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農業經濟研究生。1955年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

幾十年來，致力於農業經濟學、企業管理學、農村生產力經濟學、農村發展經濟學、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等學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嚴教授的教學工作得益於他堅持不懈的科學研究工作。他曾主持“中國農產品剪刀差研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委託課題）、“世界食物體系”（美國密執安州立大學課題）、“中日農村經濟的比較研究”（日本基金會項目）、“中國農村民間合作服務組織的比較研究”（美國福特基金會項目）、“反貧困中的市場與政府行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轉軌時期中國農民行為與政府行為軌跡”（國家教委博士點研究基金項目）、“世界經濟一體化與中國糧食問題”（福特基金會資助項目）等大型研究項目。先後出版了《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中國貧困山區的發展道路》、《反貧困中的市場與政府行為》、《世界經濟一體化與中國糧食問題》等專著十八部。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改革》、《經濟學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這些研究成果先後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國家教委第一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獎、吳玉章科研獎、中國價格學最高獎—薛暮橋價格學最高獎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良成果二等獎。1978年的農村經濟改革為實現他的畢生夙願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85年中央提出反貧困戰略部署後，他就和反貧困結下了不解之緣。1992年，他在河北省內邱縣創建了太行山脱貧與發展試驗區，親身參加了幫助貧困農民擺脱貧困的實際活動，已持續了9年。這個試驗區轄3個鄉、54個村的17000人口。通過經濟、生態、社會的綜合推進，幫助一萬多貧苦農民擺脱了貧困。2001年，他又在內蒙呼林格爾縣創建了第二個扶貧試驗區。人民日報以《太行無言鑄豐碑》，科技日報以《科技興山，五年鉅變》，河北日報以《敞開山門展宏圖》對他的事蹟作了詳細報道。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欄目、北京電視台《北京，您早》欄目以及中央廣播電台等，都對他的事蹟做了專門的廣播。內邱縣人民政府以《千秋偉業，功德永存》方碑表彰了他的業績。國家科委及河北省科委授予他“科技扶貧”獎和“創業”獎。

嚴瑞珍，1929年9月22日生於浙江省温州市一個普通城市居民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苦難深重的戰亂中度過的。中學期間曾因温州淪陷而隨家人逃往鄉下、山區避難，親眼目睹了舊中國農村經濟凋敝和農民悲慘生活情景：破屋陋室、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災荒、歉收、地主逼租，疾病和死亡……，特別是房東貧困與艱辛的生活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從此，他立志振興中國農村經濟。

1948年夏高中畢業後，嚴瑞珍同時考取了包括北京大學、中央大學在內的5所大學，其中有很好的專業，如同濟大學醫學院等，但他卻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中央大學（後改名為南京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專業。大學期間，積極參加學生運動，194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作為大學生深入江蘇省連雲港、東海、鹽城等地農村進行實地考察。1952年從南京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學專業繼續深造，攻讀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其中1956年至1985年，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副主任。

嚴瑞珍現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理事長、亞洲農業經濟學家協會顧問、國際農業經濟學會理事及其學術刊物《農業經濟》雜誌（英文）顧問。他還曾兼任中國科學院農業現代化研究委員會委員、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及評議委員、中科院石家莊農業現代化研究所顧問、《農業經濟問題》雜誌副主編等職。從1992年起，他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40多年來，嚴瑞珍一直致力於農業經濟學、農村發展經濟學、農業生產力經濟學、農業區域經濟學、農業企業經營管理學、中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國農業政策分析等多學科及題材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培養了一大批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他豐富的學識、教學內容及獨特的表達方法，受到了學生們的普遍讚賞。他除了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外，爭取一切可能機會到農村進行農村經濟變革實踐的調查研究活動。他參加過西雙版納、蘇南、山西盆地、冀中平原、中原地帶、黃土高原、沿海開放地區及貧困山區的農村經濟調查工作，有些成果還被有關部門選送中央，作為制訂政策的參考依據。此外，還受中央有關部門的委託，參加了欒城縣的區劃、現代化試點工作。

嚴瑞珍曾主持了“中國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研究”（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委託課題）、“中國農村民間合作服務組織研究”（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項目）、“反貧困中的市場與政府行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課題）、“轉軌時期中國農户經濟行為與政府行為的軌跡”（國家教委博士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等大型科研課題。1991年完成的美國W·K·Kellogg基金會資助項目“中國貧困山區發展的道路”，曾獲得國家教委人文社科一等獎、孫冶芳經濟學獎。其主持的“太行山反貧困試驗區研究”項目獲得國家科委1997年科技進步獎。1997年還獲得第三屆吳玉章科研獎。

他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汲取國外農村經濟學中對中國有益、可資借鑑的經驗。他先後到日本一橋大學、日本大學，美國密執安州立大學、肯塔基大學，德國的波恩大學、弗萊堡大學訪問講學；曾分別與日本國際發展中心、美國密執安州立大學、德國弗萊堡大學合作研究“中日農村經濟發展的比較研究”、“國際食物體系研究”及“農村綜合發展戰略研究”等課題。1980年參加了UNDP在上海召開的“農村綜合發展”學術討論會，在會上提交了題為《中國農業生產責任制》的論文。他先後參加了國際農業經濟學家協會第19、20、21屆國際年會，並在會上做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等報告，被選為該協會理事以及該會學術刊物《農業經濟學》雜誌的顧問。多次參加了在美國、巴西、津巴布韋、澳大利亞、泰國、印度等國召開的有關世界糧食問題的學術討論會，比較分析了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解決食物安全問題的政策。他還曾應邀考察了墨西哥、約旦、敍利亞、意大利、比利時等20多個國家的農村經濟，進行廣泛深入的學術交流。1997年，中國人民大學與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合建“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嚴瑞珍任中方執行主任。

從教以來，嚴瑞珍勤於教學，成果與著作頗豐。出版《中國產品價格剪刀差》、《中國貧困山區發展道路》等專著10餘部，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00餘篇。在40多年的教學和科研活動中，他的主要體會是六個字：充實、實踐、探索。即不斷地充實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汲取多方面的營養，包括理論與實踐方面的；積極地投身到社會實踐，實踐是科學研究的源泉；不停地探索、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新理論、新成果，決不停留，決不滿足已有的成果；只有不懈地充實、不斷地實踐、不停地探索，才能跟上時代，反映時代、服務時代。

嚴瑞珍首次把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劃分為比價和比值剪刀差，並指出只有後者才真正反映剪刀差的本質特徵。他提出並採用把工、農業勞動力摺合成標準勞動力的方法，科學地、系統地測算了中國1952-1986年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量化了解放以來幾個主要年份中國剪刀差的幅度、相對量和絕對量，明確提出了1978年以前中國剪刀差不斷擴大，1978年其相對值約佔當年農民所創造價值的25.5%，此後逐步縮小，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又有所擴大的變化動向。通過對1952-1978年剪刀差變化的追蹤分析與研究，明確了價格和勞動生產率是影響剪刀差的兩個主要經濟因素。1978年以前，價格變化有利於剪刀差的縮小，而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導致了剪刀差的擴大；1978年以後，價格和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同樣地有利於剪刀差的縮小，因而使得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明顯地縮小了。通過剪刀差從農業流走的國民收入，為發展國有大型重工業提供了資金積累，但同時也嚴重影響了中國農業的發展。

嚴瑞珍1990年在中國學術界首先提出了“先工後農”並非工業化客觀經濟規律的觀點——即用農業積累來搞工業化，然後用發展起來的現代工業積累促進農業的現代化。他指出，工農業之間的關係不應是先發展工業而後援助農業，而應是相互支援、交叉掩護、協調發展。工業依靠農業來積累現代化資金，到頭來不僅損害了農業，同時也損害了工業，工農業都得不到發展。這是中國40年國民經濟頻繁週期性波動的一個重要根源。保持工農業協調發展的根源在於：兩者應有一個合適的速度比、投資比、價格比以及城鄉居民的合理收入比。

1991年他又提出了農業處境自然惡化的規律。認為由於存在人地比不斷惡化、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必須快於農業產值增長速度、生物技術進步慢於物理化學技術進步以及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自然擴大等因素，結果使得農業處境自然惡化。如果沒有外來因素的投入與扶持，農業按其自身發展的結果，就會從發展、停滯走向衰落，這為國家必須加大扶持農業力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中國傳統的經濟學只注重生產關係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而對生產力的研究較少。在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業生產力經濟學的地位就愈來愈突出。嚴瑞珍對推動中國農業生產力經濟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並對幾乎所有農業生產力經濟學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

他對農業與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做了系統、深入的經濟分析，通過對糧食生產與多種經營的內在聯繫的研究，提出了農業非糧部門經營發展的規模及速度取決於糧食生產水平的論點，還進一步揭示：當人均擁有糧食小於200千克時，糧食排擠多種經營；人均擁有200～400千克時，多部門經濟能有所發展，但餘地仍不大；人均擁有400千克以上時，多部門經濟才有大規模、快速發展的可能性。從而提出了中國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三階段模式，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

嚴瑞珍特別強調在進行農業生產結構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時，要注重發揮比較利益。在不放鬆糧食生產的前提下，要側重發展多種經營，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經濟作物及其他高附加值的農產品，發展優質高效農業。並積極倡導發展農產品國際貿易，推進中國農業經濟的國際化。

級差土地收入是農業經濟科學中極其重要的範疇，但在中國一直沒能解決其量化問題，因而只有理論上的意義而無實踐上的價值。嚴瑞珍首先引進了“產量比”評定土地的經濟質量的方法。從此，土地的經濟評價及土地級差收入的量化成為可能。這個方法不僅為農用地的分等估價及土地承包時確定承包額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同時也為針對級差土地收入而制訂的經濟政策（例如差別農業税、地區補償及差別貸款利率等）的具體實施開闢了道路。

他針對中國農村農業勞動力大量過剩以及農業機械、化肥在全國各地投放嚴重不合理而產生的消極作用（邊際效益下降以及生態環境惡化），為農業制訂出農業機械使用及化肥投放的具體經濟界限。他還研究了不同的複種指數與投入要素在數量上相關關係，從而為不同地區優化輪作制、作物安排、確定複種指數、生產要素的合理投入量，設計了適宜的數量界線。

他通過農業產值增長速度和產值資金佔有係數的增長速度的內在聯繫的研究，首先提出了農業資金投放的加速原理，並進一步據此設計了獨特的農業現代化資金需要量的計算方法，為確定農業投資的最低限提供了數量依據。

根據土地是農業最基本生產資料的論點，他提出以土地肥力的恢復和增強的方式的不同，作為劃分農業發展歷史階段的標誌的新論點。他還十分重視中國傳統農業中高複種、集約經營、間作套作混作、種養結合、有機肥及綠肥的廣泛施用、農林牧結合、種羣間良好物質能量循環、旱作農業等優秀遺產，極力主張在引進現代農業技術時要把外來現代技術與傳統優秀農業技術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技術新體系。

通過觀察土地生產率與勞動生產率兩個指標隨規模擴大而變化的軌跡，他得出了在中國熱心於擴大經營規模，首先要熱心於推進生物技術進步的合乎邏輯的結論。

嚴瑞珍對相對發達地區及貧困地區的地域經濟都作過定點調查研究，特別是傾注極大熱情和時間於貧困地區的研究，指出啓動貧困地區經濟開發的關鍵在於調動內在動力，而調動內在動力的核心，有賴於深化經濟改革，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着重從資源開發、產業結構轉化、資金、技術、智力引進及經濟政策轉軌等方面，指明瞭貧困地區經濟開發的道路。

嚴瑞珍長期從事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理論研究，並積極投入到中國扶貧事業中去，摒棄傳統人文科學只注重著書立説而忽略實踐的弊端，把自然科學重視解決實際問題通過創建實驗室的研究方法引進人文科學研究中。1994年，建立了“太行山扶貧與發展試驗區”。試驗區位於內邱深山區，轄3個鄉、34個行政村，12000多人口。1993年人均擁有糧食僅僅140千克，年缺糧5個月，人均收入只有337元。在這麼一個十分落後貧窮地區，嚴瑞珍帶領一批教授、研究生們精心設計了扶貧工程。通過生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綜合推進，在萬年頑石上開墾出1470多公頃梯田，種植板栗等果樹百萬株，引水上山，實行灌溉；發展養兔、養牛，培訓農業技術員、村醫生、婦女骨幹，以及發放獎學金幫助失學兒童繼續上學等措施，改善了試驗區生態環境，提高了貧困地區的農民素質。1997年人均糧食擁有量已上升到249 千克，人均收入上升到844元，基本上解決了當地一萬多人口的温飽問題，正走向小康。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欄目）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都對嚴瑞珍的事蹟作過專題報道。

嚴瑞珍除了親身參加反貧困實際工作外，還進行了大量的定點跟蹤調查研究，建立了基礎數據庫，開創了社科研究的一條新路子。在反貧困的研究中，嚴瑞珍針對處在邊遠貧困地區存在的邊緣效應，重點研究了這些地區所遭受的級差土地收入的損失，提出了地域補償政策。他還針對扶貧資源使用效率不高問題，主張把反貧困治理總體結構及時轉移到市場機制運作的軌道上來的對策建議。他特別強調經濟、社會、環境的綜合發展，強調人力資源開發、發揮婦女在脱貧致富中的作用。

嚴瑞珍對農業產業化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農業產業化是今後農村經濟發展的道路，解決了農户小規模家庭經營的侷限性，推進農業粗放型增長方式為集約型所代替，傳統農業技術為現代農業技術所替代，深化社會勞動分工，進一步推進了規模經營。加速農業產業化建設要從加速各地支柱產業的興起、繼續推進並培育專業農户、向專業農户積極提供社會化服務、重視發展農民社會化服務合作組織等方面着手。

通過對1987-1992年中國投入產出分析，他分析了中國農業與其他產業的相互依存關係的變化趨勢。提出了通過農業投入中農業自身生產的生產資料比重的下降、農業投入中工業生產的生產資料比重的上升和農業產出中用於工業原料的比重的上升等來測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水平的新方法。

他還探討了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貢獻率，提出了測定社會化服務貢獻率的三種方法，並應用其測算了中國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增長的貢獻率。這不僅量化了社會化服務在農業生產值增殖中的份額，提出了當前產業化服務的發展水平以及進一步深化的潛力。同時，還對中國農村民間合作組織發展模式、現狀與趨勢以及如何促進民間合作組織健康發展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研究。

1929年9月22日 出生於浙江省温州市。

1942-1948年 在温州第二中學學習。

1948-1952年 在南京大學農業經濟系學習。

1952-1955年 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攻讀研究生。

1955年至今 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副主任。

[1]《<社會主義農業企業經營管理學>教學工作的初步檢查與初步改革計劃》，《教學與研究》，1958（8）。（與周誠合寫） ^[1] 

[2]《建立一縣一社後，城鄉差價的變化》，《教學與研究》，1959（3）。（與李遠岑合寫）

[3]《人民公社是目前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好形式》，《光明日報》，1960。（與張象樞合寫）

[4]《論種植計劃安排中的全局與局部關係》，《前線》，1962（8）。

[5]《一業為主、多種經營是發展農業生產的客觀要求》，《前線》，1962（12）。

[6]《試論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前線》，1963（3）。

[7]《以糧食生產為主的農業企業農牧關係的初步探討》，《經濟研究》，1963（4）。

[8]《試論經濟效果比較法在農業生產管理中的運用》，《前線》，1963（7）。

[8]《民主辦社是人民公社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前線》，1963（20）。

[10]《關於提高肥料經濟效益的幾個問題》，《經濟研究》，1964（6）。

[11]《充分合理利用土地在發展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前線》，1964（4）。

[12]《堅持勤儉辦社的方針，發展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前線》，1964（20）。

[13]《多種經營的一面紅旗》，《經濟研究》，1966（2）。（與周誠、李遠岑等合寫）

[14]《要尊重生產隊的自決權》，《北京日報》，1979年3月26日。

[15]《關於肥料投放與產量變動的關係和施肥經濟效益指標的探討》，《農業經濟論文集》，農業出版社，1979.

[16]《加強農業生產力經濟學的研究為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服務》，《農業經濟問題》，1980（3）。

[17]《農業機械化是農業現代化的中心環節》，《農村工作通訊》，1980（1）.

[18]《對農業機械化經濟條件的探討》，《經濟研究》，1980（2）。（與劉天福合寫）

[19]《黑龍江省畜牧業經濟的幾個問題》，《學習與探索》，1980（5）。

[20]《也談農業現代化的基本任務》，《經濟研究》，1980（9）。

[21]《論我國的農業生產結構》，《農業經濟問題》，1981（3）。（與周志祥合寫）

[22]《試論我國農業機械化的道路》，《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981（4）。

[23]《農業技術經濟學是研究農業技術措施實施中走出的經濟規律的科學》，《農業技術經濟學文選》，農業出版社，1981（12）。

[24]《試論糧食與多種經濟的相關關係》，《經濟研究》，1981（6）。

[25]《日本與中國農業發展的比較分析》 1982（3）。

[26]《日本農業現代化的特殊道路》，《世界農業》，1982（11）。

[27]《試論日本的工農業關係》，《世界農業》，1982（12）。

[28]《日本農業的技術改造》，《世界農業》，1983（2）。

[29]《日本集約農業技術體系的建立和發展》，《世界農業》，1983（3）。

[30]《日本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多部門經營》，《世界農業》，1983（4）。

[31]《日本農户的小規模經營》，《世界農業》，1983（5）。

[32]《日本農業的合作組織》，《世界農業》，1983（6）。

[33]《日本農產品的運銷和價格》，《世界農業》，1983（7）。

[34]《日本政府對農業的干預》，《世界農業》，1983（8）。

[35]《日本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世界農業》，1983（9）。

[36]《日本農業現代化中幾個值得重視的問題》，《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983（4）。

[37]《我國糧食主產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戰略的探討》，《農業現代化研究》，1984（2）&《河北學刊》，1984(3)。

[38]《論中國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984(3)。

[39]《關於農業生產單位規模的幾個理論問題》，《經濟研究》，1984（4）。

[40]《土地定義估價的理論與方法》，《農村問題論壇》，1984（48）&《農村工作通訊》，1984（7）。

[41]《當前我國農村流通領域改革中的三個基本問題》，《農業經濟問題》，1984（7）。

[42]《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農業技術體系》，《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1985（1）。

[43]《我國農村產業結構發展模式的研究》，《理論月刊》，1985（2）。

[44]《對當前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方向的經濟分析》，《農業經濟問題》，1985（2）。

[45]《意大利的農業合作社》，《外國經濟管理》，1985（3）。

[46]《農業現代化應從哪裏起步》，《河北日報》，1980年3月21日。

[47]《原陽縣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戰略設想》，《農業技術經濟》，1985（5）。

[48]《中國農村的產業結構調整》，《山西農經》，1985（1）。

[49]《在宏觀調節中實現糧食的穩定增長和結構調整》，《湖南日報》，1985年12月5日。

[50]《論中國的經濟改革》，《農業現代化研究》，1986（1）。

[51]《當代中國》，《農業經濟管理》（第六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52]《當前世界農業經濟問題》，《農業經濟問題》，1986（2）&1986（3）。

[53]《正確處理好當前扶貧工作中的幾個關係問題》，《農業經濟問題》，1987（12）。

[54]《中國農村所有制的變革及其前景》，《理論月刊》，1988（3）。

[55]《農業發展速度與農業投資的相關關係》，《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7（5）。

[57]《論農業的處境在自然地不斷惡化的規律》，《農村經濟研究》（山東），1990（1）。

[58]《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對策》，《經濟研究》，1990（2）。

[59]《認清農業生產趨勢，協調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中國計劃管理》，1990（4）。

[60]《中國貧困山區發展的道路》，《農業經濟問題》，1990（8）。

[61]《關於保持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國家計劃委員會幹部培訓中心編《專題報告選編》，1990（5）。

[62]《試論農業處境自然惡化的規律》，《農業經濟問題》，1991（1）。

[63]《“先工後農”並非工業化的客觀規律》，《經濟研究》，1991（5）。

[64]《農業機械化是農業現代化的極其重要組成的部分》，《農業現代化通俗講話》，農業出版社，1981（1）。（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農村部）

[65]《我國經濟地區的經濟界定及梯度發展戰略》，《農業經濟問題》，1992（6）。

[66]《再論“農業處境自然惡化的規律”------兼答劉新榮同志》，《農業經濟問題》，1992（8）。

[67]《鄉鎮企業離農現象的經濟根源及對策》，《鄉鎮企業研究》，1992（3）。

[68]《建設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農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問題》，1993（1）。

[69]《關於發展市場經濟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若干建議》，《農業經濟問題》，1993（11）。

[70]《當前農業發展的問題與對策》，《羣言》，1994（4）。

[71]《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筆談會――我國農村經濟面臨一個更大規模結構改革新形勢》，《管理世界》，1994（1）。

[72]《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是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的最根本任務》，《管理世界》，1995（1）。

[73]《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若干建議》，《農業經濟問題》，1993（11）。

[74]《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也要上新台階》，《管理世界》，1996（1）。

[75]《級差土地收入與扶貧力度----對山西中陽縣殷家莊、岔溝莊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1996（4）。

[76]《農村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改革》，1996（5）。

[77]《中國農村民間合作服務組織的現狀、問題及未來》，《農業經濟問題》，1996（10）。

[78]《堅持正確扶貧戰略加大農村扶貧力度》，《中國軟科學》，1996（12）。

[79]《台灣農業發展中的問題和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台灣農業》，1995。

[80]《China: Poverty 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Poverty A Global Review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search》，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1996。

[81]《構築我國農業發展道路的新思路》，《管理世界》，1997（1）。

[82]《堅持正確扶貧戰略加大農村扶貧力度》，《農業經濟問題》，1997（2）。

[83]《發展中國家的扶貧小額貸款》，《世界農業》，1997（7）。

[84]《產業化開闢了我國農業發展的新道路》，《雲南農村經濟》，1997（4）。

[85]《產業化開闢了我國農業發展的新道路》，《新疆農墾經濟》，1997（4）。

[86]《家庭承包制與農業產業化》，《農村研究》，1997（4）。

[87]《中國人眼中的中國糧食問題》，《經濟經緯》，1997（5）。

[88]《解決我國糧食問題的兩種途徑》，《羣言》，1997（8）。

[89]《中國社會大問題-----民工潮》，《中國透視》，1995（1）。

[90]《轉軌時期農民行為與政府行為的軌跡》，《經濟學家》，1997（5）。

[91]《產業化開闢了我國農業發展的新道路》，《教學與研究》，1997（10）。

[92]《農業產業化是我國農村經濟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經濟研究》，1997(10)。

[93]《完善集體所有制的探索》，《管理世界》，1998（1）。

[94]《可持續發展：生態·經濟·社會的擴大再生產》，《農業機械化報》，1998（2）。

[95]《當前反貧困的緊迫任務是向市場經濟機制的轉換》，《改革》，1998（4）。

[96]《一部對我國反貧困戰略作出紮實評估的力作》，《中國農村觀察》，1998（4）。

[97]《農業的持續發展是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管理世界》，1999（1）。

[98]《農業產業化是農業走向現代化的具體途徑》，《羣言》，1999（1）。

[99]《農村家庭承包經營與農業現代化》，《調研世界》，1999（2）。

[100]《產業化是農村經濟的又一次偉大變革》，《學習與探索》，1999（3）。

[101]《市場經濟與反貧困效率》，《理論與視野》，1999（6）。

[102]《50年來中國減輕農村貧困的措施與成就》，《世界農業》，1999（9）。

[103]《反貧困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新疆農墾經濟》，1999（5）。

[104] 《糧食政策的放開結構及糧食需求關係的影響分析》，《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對中國農業的生產力結構和糧食供給力的計算》研究成果報告書，1999年12月3日。（日文）

[105]《China：Poverty 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Poverty：A Global Review》,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1996.

[106]《Reformen und Entwicklung in Der Landwirts Chaft》, 《Ordnungsreform und Entwicklung Der Clunesischen Wirtschaft in Den 90er Jahren》, Duncker und Humflot ,1996。（德文）

[107]《轉型時期中國農户經濟行為與政府行為的軌跡》，《經濟學家》，1997（5）。

[108]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KH and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Region in China，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owth,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Mountain Areas of South Asia, January 31—February 4,2000

[109]《加入WTO後中國農產品國際貿易之展望》，《調研世界》，2000（4）。

[110] 《Economic Reforms in Rural Areas and Access to Food: The Chinese Experience》，《Increasing Access to Food: the Asian experience》，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1990)。ISBN:0—8039—9668—3(U.S.—hbk.),81—7036—211—3(India—hbk.)

[111]《“狼”來了抑或機遇來了？！》，《台灣中山大學投資學刊》，2000（1）。

[112]《西部大開發中的農業和農村市場經濟問題》，《管理世界》，2000（5）。

[113]《日本的農用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與農地產權法》，《走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遲福林著），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6）。

[114]《農村經濟如何走出困境》，《內部文稿》（求是雜誌社），2001（1）。

[115]《Strategies and Experien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HKH and Qinghai-Tibetan Plateau Region in China》，《Growth,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Mountain Areas of South Asia》，DSE, ZEL, ICIMOD, 2000. DEC. ISBN 3-934068-36-7, P. 247-258, 2000, 12.

[116]《WTO與中國經濟》，《河北月刊》，2001（4）。

[117]《靠改革、靠市場經濟、靠制度創新，叩開新世紀山區開發繁榮的大門》，《管理世界》，2001（5）。

[118]《經濟社會、生態綜合發展是西部山區開發的必由之路》，《中國農業綜合開發》，2003。

[119]《中國農村金融體系現狀分析與改革建議》，《農業經濟問題》，2003（7）。

[120]《海峽兩岸農業合作形勢與前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提升農業競爭力——海峽兩岸農業高級論壇論文集》，中國農業出版社，2003（3）。

[121]《我國西部地區農業的地位與城市化》，《以改革開放加快西部大開發進程》，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2003（3）。

[1]《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農業出版社，1959年。（參編）。

[2]《人民公社優越性》，農業出版社，1960年。（主編）。

[3]《農業生產管理學》，人民大學油印講義，1964年。（主編）。

[4]《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講話》，農業出版社，1978年。（主編）。

[5]《中國的農業產業結構》，中國農業出版社，1986年。（與周志祥、嚴厚錚合著）。

[6]《農業企業經營管理與決策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與張象樞合著）。

[7]《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與周志祥等合著）。

[8]《中國貧困山區開發的道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與王沅合著）。

[9]《Poverty and Development》，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92.

[10]《農業企業管理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與洪金合著）。

[11]《中國農村經濟學》，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主編）。

[12]《反貧困中的市場與政府行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1997年。（專著）。

[13]《糧食主產區的農業產業化……漯河農村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年。（主編）。

[14]《中國特色的農村經濟學》，韓國東北國際情報書店出版，2000年。（朝鮮文）。（專著）。

[15]《中國貧困山區的經濟開發與技術引進》，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1990年。（專著）。

[16]《轉型時期中國農户經濟行為與政府行為的軌跡》，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1997年。（專著）。

[17]《中國農村民間合作服務組織的現狀、問題及未來》，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1997年。（專著）。

[18]《貧困地區重大支柱產業發展研究》，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2000年。

[19]《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糧食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與程漱蘭等合著）。

[1] 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1988）國務院農村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委託課題

[2] 中國貧困山區發展的道路（1990）美國KELLOGG基金會課題資助

[3] 中國農村民間合作服務組織研究（1992）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

[4] 太行山區扶貧與經濟發展（1994）德國EZE合作項目

[5] 級差地租與反貧困力度（1995）農業部軟科學資助

[6] 反貧困中的市場與政府行為（199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

[7] 轉軌時期中國農户經濟行為與政府行為的軌跡（1997）國家教委資助

[8] 舟山海島農業資源開發與規劃（1998）國家計委資助

[9] 我國糧食主產區的農業產業化（1999）河南騾河市政府資助

[10] 中國貧困山區的農業產業化（2000）國家科委資助

[11] 太行山發展的道路（2001）河北省科委資助

[12] 制度創新在中國山區發展中的作用（2001）國家教育部資助

[13]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糧食問題（2002）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

[14] WTO與我國先進農業生產力組織形式創新（200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