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義女性主義

“女性為何會成為“第二性”？她們在社會上處於從屬性地位的物質性根源何在？”這是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苦苦探尋了幾十年的問題。她們深信，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解放的知識，是可以用來解釋現實、促進變革的最好的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歷史的鑰匙，“社會生產”被看作是“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因此，要探尋女性處於從屬地位的根源，無疑也要到女性與社會生產的關係當中去尋找，這是唯物主義女性主義最基本的理論問題。 ^[3] 

但是，“什麼是社會生產？社會生產的哪一個領域或者哪一個層次對女性地位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她們所使用的“社會生產”或“生產”範疇，隨着時間的推移和關注重點的轉移也在發生着改變。最初，“生產”一詞主要用來指涉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活動。例如，英國的朱麗葉·米切爾（Juliet Mit-chell）用來分析女性地位的四個社會結構之首一一生產，即特指物質生產活動。而且，由於時代背景所限，其實她指的主要是體力勞動；加拿大的瑪格麗特·本斯頓（Margaret Benston）、法國的克里效汀·德爾菲（Christine Delphy）通過家務勞動來透視女性與“生產”之間關係，所涉及的主要是家庭領域中的“物質生產”。到了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高潮時期，人類的自身生產成為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者們關注的新熱點。例如：加拿大的佩吉·莫頓（Pe-ggy Morton）、意大利的羅莎·達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Costa）以及關國的莉絲·沃格爾（LiseV-ogel）。20世紀80、90年代，由於西方學界整體的文化轉向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一些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者開始關注女性受壓迫在精神領域的根源。如英國的米切莉·巴雷特（Michele Barrett）、唐娜·蘭德里（Donna Landry）、傑拉爾德·麥克林（Ger-ald MacLean）和美國的羅絲瑪麗·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y）等研究的“意識形態的生產”、“文化的生產”、“文學的生產”、“話語的生產”等。 ^[3] 

實際上，恩格斯曾經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序言中明確指出:“歷史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而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而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 ^[4]  因此，早期的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者主要以“兩種生產理論”為依據，在物質生產和人類自身生產領域尋找女性受壓迫的物質性根源。 ^[3] 

早在1966年，唯物主義女性主義的先驅朱麗葉·米切爾在英國出版了《婦女：最漫長的革命》這部西方女性運動的經典之作。在書中米切爾指出女性對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作出的不可磨火的貢獻：在原始社會、在古代，在東方、中世紀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女性實際完成的工作量都是非常可觀的，比人們估計的要多得多。而且，女性勞動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早期階段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米切爾並不認為女性與物質生產的關係最終決定了女性的劣勢地位，而是認為女性在生產、生育、性關係和兒童的社會化這四個結構中所扮演的多個角色一同決定了女性的地位。其中，來自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方而的經濟因素主要在生產結構中起作用；而來自男權制意識形態方而的因素則主要在以家庭為背景的生育、性生活和兒童社會化等結構中起作用。 ^[3]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西方社會爆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家務勞動爭論”。家務勞動創造什麼？家務勞動是“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人類活動？以本斯頓為首的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者嘗試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女性的家務勞動，她們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處於“第二性”的“物質性”根源就在無酬的家務勞動中。

1969年，本斯頓在加拿大發表的《婦女解放的政治經濟學》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家務勞動構成了數量巨大的使用價值的生產，而這些使用價值被她們的家庭消費掉了。在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里，由於這種勞動“不能賺錢”，所以，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無價值的”，不能算是“真正的工作”。對家務勞動的這種分配、女性這個羣體與生產之間的這種特殊的關係，正是女性處於從屬地位的物質基礎，“做着這種無價值的事情的女人幾乎無法期望像那些為賺錢而工作的男人一樣受到重視”。 ^[5]  本斯頓認為，正是女性對家務勞動所負有的責任，構成了她們受壓迫的物質基礎，只有當這樣的工作變成公共勞動的一部分時，歧視婦女的物質基礎才會消失。 ^[3] 

1970年，德爾菲在法國出版了題為《主要的敵人：女性壓迫的唯物主義分析》的小冊子，進一步討論了家務勞動的性質。她認為，本斯頓的觀點雖然認定了家務勞動是生產性的，但是她仍然承認女性對商品生產沒有結構性責任，女性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只有使用價值，沒有交換價值，且不創造任何剩餘價值，這種觀點中仍然包含着主流意識形態的殘餘。德爾菲用大量法國農場的數據證明，由女性提供的家庭消費品、家庭服務與其他由家庭生產並自己消費的產品一樣都是“生產性”的，都擁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關鍵是不但女性提供的家庭消費品和服務沒有報酬，就連女性在家庭內進行的商品生產也沒有報酬，這在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每個領域中都是事實。 ^[3] 

德爾菲認為，不是女性家務勞動的性質解釋她們的生產關係，而是她們的生產關係解釋她們的勞動為什麼被排斥在價值領域之外。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兩種生產方式，一種是工業生產方式，大部分商品是由這種生產方式生產的；另外一種是家庭生產方式，家庭服務、兒童培育和一些特定的物品由家庭生產方式來生產。第一種生產方式引起資本主義剝削，第二種生產方式引起家庭剝削。在婚姻框架內供給無酬的勞動，形成了一種奴隸關係，這就是女性所介入的生產關係的獨特之處。家庭是女性受剝削的場所，家庭生產方式是婦女受壓迫的物質基礎。當女性介入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時，她們又承受了第二種剝削。而女性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中所受的剝削又因她們在家庭中所承受的剝削而加劇，因此，女性在工人階級內部形成一個超級受剝削的階級。女性要獲得解放，須從總體上摧毀男權制。令人惋惜的是，德爾菲的分析本來己經很接近揭露出事實的真相，但因其試圖在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批判的、來自激進女性主義的“男權制”概念基礎上把所有婦女團結起來共同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意圖，使手段與目的未能統一起來。 ^[3] 

本斯頓和德爾菲雖然都強調婦女通過家務勞動在人類物質生產領域中的貢獻，但她們所使用的“家務勞動”概念是不相同的。本斯頓的“家務勞動”指的是縫補漿洗、兒童培育、炊事等“狹義”的家務勞動；而德爾菲的“家務勞動”範圍則要廣泛得多，除了這種“狹義”的家務勞動之外，還包括在家中進行的商品生產、直接用於自身消費的產品的生產等項目。 ^[6]  這種區別主要來自於本斯頓作為北美的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身份和作為德爾菲研究對象的法國農場婦女生存境況的不同。 ^[3] 

與這種在人類物質生產領域尋找女性受壓迫根源的努力不同，有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這種根源主要存在於人類自身生產領域中。加拿大佩吉·莫頓（Peggy Morton）的《婦女的工作從沒有完成》比本斯頓的文章晚一年，它將家庭看作是一個進行工人階級勞動力的維持和再生產的單位，家庭的作用是“維持現有的勞動大軍，並提供下一代工人，使他們擁有必要的技術和價值觀，成為有生產力的勞動人口”。 ^[7]  莫頓特別指出，女性作為勞動力的後備大軍，是經濟的中心而非邊緣，因為她們的存在使製造業、服務業以及國有部門的運轉成為可能。 ^[3] 

1972年，意大利的科斯塔與謝爾瑪·詹姆斯（Selma James）合著的《婦女與社區的顛覆》在意大利和美國同時發表。她們認為，家務勞動僅僅是在表而上看來似乎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之外，實際上，它不僅為家庭直接消費生產使用價值，而且還生產非常重要的商品一一勞動力。家庭就好像社會工廠，在其中進行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的生產活動，對資本主義社會來説是另外的、隱藏的、剩餘價值的源泉。婦女的家務勞動為其他一切形式的勞動創造了前提條件，因此，由婦女進行的家務勞動是生產性的勞動，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它不但生產使用價值，而且還創造剩餘價值。資本家通過向作為丈夫的工人階級男性成員支付工資來佔有這種剩餘價值，“婦女是工資奴隸的奴隸，對主婦的奴役保證了對她丈夫的奴役”。 ^[8]  因此，她們提出了家務勞動工資化的主張，認為應當由政府代表僱主而不是由個人以丈夫、父親或男朋友的身份為婦女的家務勞動支付工資，因為資本最終是靠剝削婦女來贏利的。 ^[3] 

既然婦女對人類的“兩種生產”有如此巨大的貢獻又不受重視，那麼是誰把女性派往這樣的角色呢？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有些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者開始關注精神領域的女性受壓迫問題。

1980年巴雷特在《今日婦女所受的壓迫：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分析中的問題》一書中重點考察了女性壓迫的意識形態問題。巴雷特指出，一方而應該承認性別分工先於資本主義而存在的事實，確認女性受壓迫現象是前資本主義特定的性別意識形態的產物;另一方而，也應該看到對婦女的壓迫滿足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某種需求。為此，她援引了大量當時最新的數據，深入分析了性別意識形態與性實踐、文化生產、教育體制、家庭制度等方而的關係，揭示了在這些制度和實踐中壓迫婦女的性別意識形態得以生產的過程。 ^[3] 

20世紀90年代初，英國的唐娜·蘭德里和傑拉爾德·麥克林合著的《唯物主義女性主義》一書，進一步探討了應該如何對待那些使廣大女性扮演“婦女”角色的性別意識形態問題。一方而她們提出應該看到文化領域女性壓迫的客觀性，強調語言、文化產品的生產本身就是物質性的、生產性的活動，另一方而倡導“要批判性的研究或閲讀文化和社會歷史的人工產品，包括文學和藝術的文本、檔案文件和理論作品，我們把這些看作是潛在的通過批判而不是通過對深刻真理的不斷重複進行政治論爭的場所。 ^[9]  她們認為，閲讀社會和文化實踐中涉及的文學問題對於女性主義政治來説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對複雜的文本的閲讀。但關於閲讀的方法，她們則特別推崇“解構式閲讀”對唯物主義女性主義的用處。 ^[3] 

美國的亨尼西於1993年出版了《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與話語的政治學》，該書探討了由於後現代主義對“婦女”概念的解構，使廣大女性在注意到了彼此的差異卻喪失了團結起來的基礎的條件下，如何使女性重建主體性、重獲話語權的問題。亨尼西認為，應當把建構意義的實踐作為意識形態來理解，因為這些活動是爭奪資源和權力的鬥一爭的結果，並通過文化的話語及其允許的閲讀模式發揮作用。閲讀是理解文本的意識形態實踐，一個必不可少的通過處理人的生存現實的、話語的物質性來進行意義建構的過程，這個過程與女性的主體性在話語中的生產密切相關。關於“社會”的理解，亨尼西贊同歷史唯物主義，但關於語言、主體性與物質生活的其他方而之間的關係需要“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因此，她將福柯、克里斯蒂娃、拉克勞和墨菲等後馬克思主義話語理論中關於主體性在話語中生產方式的分析、女性主義立場論對社會地位和認知方式之間關係的物質力量的肯定、身份政治中“不認同”的身份觀點和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的理解等理論進行“接合”（artjculation），“生產”出了唯物主義女性主義的新主體即“新婦女”。 ^[10]  “新婦女”與女性主義原來的主體“（舊）婦女”不同，它是在多元差異中的主體，是各種立場糾結在一起的主體，是能夠進行系統分析的主體，因而也是能夠讓各種反資本主義、反父權制的政治話語結盟的主體……説到底，這正是後現代語境中的唯物主義女性主義所需要的主體！ ^[3] 

總之，當巴雷特、蘭德里、麥克林和亨尼西等後期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者探討“精神”領域中的女性壓迫問題時，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己經變得若隱若現，某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甚至福柯、德里達等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她們彷彿認為，在意識形態、精神文化領域，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力在減弱，需要與某種時髦的理論進行“接合”才能有效。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人類精神領域的權力關係有相關的論述，雖然由於歷史條件所限，他們的論述還停留在綱領性、原則性研究的層而上，但這並不能妨礙處在信息時代的我們，在精神生產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的歷史時刻，看到這些綱領性和原則性的論述對於解釋女性壓迫問題的重大理論意義。

例如，“精神生產”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範疇之一，指的是科學、藝術等意識的高級形式的生產，就可以用來進行這方而的分析。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因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着，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裏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 ^[4]  “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脱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 ^[4]  因此，馬克思認為，人類通過精神生產者創造、生產出精神產品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精神生產與社會意識有密切聯繫，科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社會意識形式都是精神生產的產物；它與社會存在也有密切聯繫，社會意識諸高級形式對社會存在的“反映”是通過“生產”實現的。 ^[3] 

總而言之，女性成為“第二性”的秘密是什麼？唯物主義女性主義就是要尋找女性受壓迫的物質性根源，而這個根源要到女性與生產的關係當中去找，這是來源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只有在生產關係當中找到了女性的位置，才能確定她們的身份，而她們只有具備了明確的身份，女性主義才能為其制定正確的政治鬥爭策略。對這個基本問題的回答，或者説她們在女性與生產的關係這個基本問題上的立場，關乎她們在理論上的成敗得失，因此，女性與生產的關係是唯物主義女性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當然，她們的理論究競在多大程度上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則一方而取決於個人的理論修養和興趣，另一方而受到西方社會和學術界政治氛圍的影響。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