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解放運動

人類社會歷史上，人權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歷史，但人權概念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並不包括女權。例如法國1789年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美國的《人權宣言》中，“人權”（rights of man）的含義只是男人的權利。世界婦女解放運動推動女人的做人之權從邊緣進入主流，使女權成為整個人權的重要內容。

英、法等國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迅速發展，為婦女運動的產生提供了經濟條件。19世紀30-- 40年代，英、法等國進入到機器工業大發展的階段，以大機器為主體的工廠制度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制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佔了統治地位，社會生產力得到迅速而巨大的發展。同時，在產業革命的影響下，先進女性衝破中世紀以來的封建束縛，走向社會，擁有與男子同等抗衡的社會分量。然而，新興的男權政客依然蔑視婦女，於是她們開始了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

資產階級革命在各國取得勝利，為資產階級婦女運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條件。1640-1648年，英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勝利，標誌着人類社會從封建文化時代進入新的資本主義時代。1775年，爆發了北美英屬13年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爭取獨立的革命戰爭，1861--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為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道路。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史上現代比較深刻和徹底的一次革命，它掃蕩了法國的封建勢力，推動了歐洲各國革命，動搖了歐洲其它國家的封建統治基礎。資產階級婦女積極參加了本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資產階級婦女運動伴隨着資產階級革命而開始興起。

資產階級婦女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新興獨立流派。資產階級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和資產階級啓蒙運動中的“自由”、“平等”、“天賦人權”思想為資產階級婦女運動的產生提供了思想條件，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基礎上，產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如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啓發了資產階級婦女爭取平等權利鬥爭的覺悟，是資產階級婦女運動產生的直接思想根源和理論基礎。

資產階級婦女運動首先起於啓蒙思想深入人心的法國，接着在英國引起反響，又波及北歐等國。繼而在美國得到迅猛發展，不久遍及西方社會。法國婦女運動是世界婦女運動的第一聲，它是在法國大革命中發展起來的，參加革命鬥爭的婦女人數非常可觀 ^[2]  。1789年7月14日，婦女和男子一起攻克了巴斯底獄，婦女拿起武器參加到保衞巴黎和進攻凡爾賽的鬥爭中去。這次鬥爭是法國曆史上第一次婦女大規模行動，它標誌着法國婦女運動的興起和法國婦女的覺悟。同時，貴族婦女和資產階級婦女開始舉辦沙龍，討論社會上一系列問題。1791年9月，奧蘭普·德古熱發表了《女性與女性公民權宣言》，或稱《女權宣言》，提出了17條要求，它是世界上也是法國曆史上第一份要求婦女權利的宣言，表現了一種獨特的、完整的女權思想。

法國女權運動先驅們發表的《女權宣言》，更為深刻地觸動了英國中產階級婦女，使她們開始思考女性的真正地位和權利。1792年英國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女士發表了《女權擁護論》，也稱《女權辯護》 ^[3]  ，詳細敍述了長久以來社會對婦女的不公正待遇，要求開發女子的智力，要求各方面的平等權利。她致力於為婦女謀求教育平等和社會平等權利的運動，後人稱為世界婦女運動的鼻祖，《女權擁護論》成為女權運動的理論武器。英國婦女開始組織自己的團體，進行爭取婦女權利的鬥爭。

美國女權運動 ^[4]  是在獨立戰爭時期興起的。1776年美國頒佈的《獨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賦人權思想，成為美國女權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在獨立戰爭中，美國婦女不僅為爭取民族獨立而戰，同時也為爭取女性解放而戰。同年，美國女權運動的著名人物艾比蓋爾·亞當斯和瑪麗·奧提司·華倫等人聯名上書大陸會議，以婦女參戰為理由，要求給婦女以選舉權，所以講美國婦女運動以爭取婦女參政權為出發點。

日本婦女運動比西方各國略晚。日本的明治維新，促進了日本婦女的解放，束縛婦女言行的舊風俗、舊道德受到了衝擊。明治政府初期實行了一些把婦女從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的政策，如鼓勵婦女受教育，解放藝娟，婦女有了離婚訴訟權等等，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經濟獨立的職業女性階層開始形成。一些爭取男女平等的勇士們，如福澤諭吉、植木枝盛等人鼓吹男女平等。一批出色的女權運動家，為爭取婦女的合法權益而鬥爭，如岸田俊子、景山英子等。 ^[5] 

興起時期的資產階級婦女運動，它的特點，一是參加人數有限，波及範圍小，只侷限於資產階級中上層婦女；二是它的運動是與本國的各種運動聯繫在一起的；三是婦女運動的內容只是處於發表宣言、成立團體，成果不顯著；四是各國政府仍然把婦女列為次等人的地位（例如法國大革命並沒有解決婦女問題，婦女運動不久也被壓制下去，1804年的《拿破倫法典》貫徹了一條男尊女卑的原則），這種對婦女的歧視，直到20世紀後才逐步得到糾正；但是婦女在鬥爭中得到了啓發和鍛鍊，這就為以後的資產階級婦女運動高潮的到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爭取參政權的運動，使資產階級婦女運動形成了第一次高潮，成為一種推動歷史前進的社會運動。”19世紀40年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科學不斷髮展，資產階級的婦女獲得了同男子一樣的知識與技能，就業人數增加，現實處境需要婦女獲得政治權利，於是一個以爭取參政權為主的婦女參政運動便在整個西方世界發展起來。

19世紀20— 30年代，由於英國工業革命的發展，更多的女性參與了產業勞動和社會活動，並且首先展開了爭取政治權利的運動，1832年，在修正選舉法時，英國婦女便開始了爭取自己社會地位的鬥爭。1960年以後，英國婦女開始了行之有效地參政運動，此時婦女參政運動的中心人物是哲學家約翰·穆勒，他認為實現男女平等，必須在法律上確立男女平等的權利。同時各種爭取參政權的婦女組織紛紛成立。1889年，富有實戰精神的女權運動領袖艾米林·潘克赫斯特夫人建立了“女權同盟”。1903年，她又同自己的兩個女兒組織起“婦女社會與政治同盟”，成為女權運動激進的核心力量。她們闖入演説會場質問首相或大臣，為了喚起社會各方人士對婦女參政運動的關注，她們還採取了激烈的手段，破壞設施、縱火、自殺等形式。與此同時，以福西特夫人領導的“婦女參政權同盟”，反對在政治運動中使用暴力手段，主張採取合法的鬥爭方式，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獲得婦女參政權的目的。1909年12月，該同盟組織了大規模的爭取婦女參政權的請願運動，簽名者達28萬多人。但英國的婦女參政運動，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婦女的參政權才被逐步的承認。

美國婦女參政運動開始於1647年，美國馬里蘭的一位婦女布倫特夫人要求給有財產的婦女一定的發言權，她是美國議會史上第一位要求承認婦女政治地位的女性。在南北戰爭期間，美國婦女將爭取女權運動與黑奴解放運動相結合，從而將美國的婦女參政運動推向一個高潮。1848年7月，由莫特夫人和斯坦頓夫人主持，召開了美國第一屆婦女權利大會，通過了《美國婦女獨立宣言》，它使美國女權運動有了比較明確的方向，將爭取婦女選舉權納入女權運動的奮鬥目標之列。19世紀未，爭取婦女選舉權已成為美國婦女運動的主要宗旨。許多資產階級婦女紛紛建立婦女參政團體，積極開展爭取婦女選舉權運動。1890年，美國婦女成立了“全美婦女參政協會”，使各自為戰的婦女參政運動擰成一股勁，使爭取選舉權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婦女運動由西向東席捲全國，鬥爭方式日益多樣化和激進化，遊行示威，糾察、潔難政治候選人、絕食等等。在婦女運動的強大壓力下，致使一些政治領導人也公開支持婦女要求選舉權的活動。1918年，美國眾議院批准了婦女的選舉權，1920年正式生效，美國成年婦女與男子一樣有了選舉權。 ^[6] 

法國婦女參政運動是從創辦參政組織和女性報紙開始的。1869年，萊晶·裏歇和瑪麗亞·德萊斯梅創建了“婦女權利同盟”。1881年，貝爾蒂娜·奧克萊創辦了《女公民報》，這是第一家參政派報紙。1900年，在國際婦女權利大會的影響下，法國婦女採取多種形式，如張貼廣告、巡迴講演、燒燬民法典，召開爭取婦女參政的大會等，法國勞動婦女以罷工的形式，支持婦女參政運動。法國婦女的參政運動歷時幾十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並未贏得婦方的洗舉權。直到1944年，法國憲法才確認了婦女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由於挪威劇作家亨利克·易卜生的常常引起爭論的“社會劇”特別是《玩偶之家》與《海達·高布樂》，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極大，提高了人們對於婦女地位的認識，因此，北歐諸國給予婦女選舉權要早於西方其他大部分國家。芬蘭於1906年、挪威於1913年、丹麥和冰島於1915年、瑞典則於1919- 1921年實行了婦女選舉權。丹麥與芬蘭也是最早接愛婦女擔任內閣成員的國家。1924年丹麥內閣中就有了女教育大臣。

日本婦女參政運動是針對《治安警察法》中禁止婦女參加政治活動，要求修改該法的請願運動而開展的。1911年，以平緣雷鳥為代表的中上流社會的婦女組織了一個進步團體“青杯社”，並且創辦了《青杯》雜誌。1920年，平緣雷鳥、市川房枝等人，為要求婦女在憲法上應有的平等權利與義務，又組織了“新婦女協會”。經過婦女們的努力，1922年《治安警察法》被修正。1932年以後，日本大興侵略之風，把日本婦女組織管制起來，婦女參政運動停止。直到“二戰”後，1946年日本婦女才有了參政權。 ^[7] 

在資產階級婦女為爭取參政權而鬥爭的同時，世界無產階級婦女除了參加這次鬥爭之外，還開始了爭取自己地位的鬥爭。

1871年，巴黎工人舉行起義，巴黎公社誕生。在整個鬥爭中，巴黎無產階級婦女表現得很英勇，著名的女英雌路易絲·米歇爾，就是一名出色的婦女組織者，無產階級婦女在鬥爭中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每當鬥爭處於關鍵時刻，無產階級婦女直接參加戰鬥，英勇頑強。馬克思對巴黎婦女為建立無產階級紅色政權所作的英勇鬥爭給予很高的評價。巴黎公社時期婦女們創造的光輝業績，是19世紀下半葉勞動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個縮影。為世界無產階級勞動婦女鬥爭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在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日子裏，俄國婦女在前線和後方，英勇戰鬥。十月革命勝利，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誕生，立即宣佈廢除沙皇專制政府頒佈的歧視婦女的舊法律，規定了一系列保障男女平等、保護母親、兒童，鞏固家庭的法令。前蘇聯婦女地位的根本變化，為世界無產階級婦女解放事業樹立了榜樣，同時也開創了世界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新紀元。

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加深了新的階級矛盾，導致了被壓迫階級的反抗鬥爭。資本家大量僱用童工、女工，用廉價勞動力來壓低工資，延長工時，排擠成年男工。女工勞動強度大，工作時間長，激起了女工的反抗，1837年的英國憲章運動中，女工積極參加，要求改善女工待遇。各國女工還多次舉行罷工，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勞動環境。1909年3月8日，美國芝加哥女工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求增加工資，實行8小時工作制，以後宣佈這一天為“國際勞動婦女節”，這無疑是美國勞動婦女鬥爭的一大勝利。1901年在日本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開展了禁止使用童工和婦女夜間上班的制度，日本女工多次罷工，為爭取自己的權利鬥爭。

從20世紀初到“二戰”結束，這時期的世界婦女運動明顯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產生和發展，使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運動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婦女運動開始趨於低潮，其原因：一是許多國家資產階級婦女運動在獲得參政權後，以為目的已達到而放棄了鬥爭；二是資產階級婦女運動開始脱離實際，使人們對其產生反感；三是當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婦女運動觸及到資本主義制度時，出於階級利益，資產階級婦女就完全站到資產階級立場上，為本階級的利益服務，而不再向本國政府爭取婦女權利；四是在法西斯獨裁的國家，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的婦女首先成為受害者，這些國家的婦女運動處於低落狀態。 ^[8] 

其實早在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之前，婦女已經在太平天國掀起的浪潮中顯示過自己的力量。但太平天國的婦女多來自底層，難以擺脱被利用的命運。到了清末，聞風而起的多為知識女性，在爭取女權方面就主動多了。安徽才女呂碧城，起先是拿筆做刀槍，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抨擊時政、提倡女子教育。她繼而受到翻譯大家嚴復的栽培、直隸總督袁世凱的賞識，年紀輕輕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的監督（相當於校長）；居住在杭州的滿族女子惠興，自己動手籌款興辦女子學堂，當看到辦學的錢遠遠不夠，就自殺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動婦女教育。

這批首先覺悟的中國知識婦女，創辦了很多期刊雜誌，宣傳婦女解放、性別平權等新思想，以啓迪同胞姊妹們共同鬥爭。1899年，著名女宣傳家陳擷芬在上海創辦了《女報》，這是中國最早的婦女刊物。繼之又有丁初我、陳志羣1904年創辦的《女子世界》，這個雜誌延續了3年，是宣傳革命思想最持久、最有力量和最有影響的婦女刊物；還有著名女革命家秋瑾1907年創辦的《中國女報》，留日學生燕斌同年創辦的《中國新女界雜誌》、何震同年創辦的《天義報》，以及隨後在東京創刊的《二十世紀之中國女子》、《神州女報》、《女論》，陳以益、謝震在上海主編的《女報》，上海城東女學社創刊的《女學生》，唐羣英在東京創辦的《留日女學會雜誌》、在上海創辦的《婦女時報》等等。這是以“女”字命名或登載婦女問題較多的報刊。此外，留日青年辦的革命刊物《江蘇》、《浙江潮》、《湖北學生界》以及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等，對婦女解放問題均有不少論述。

這些婦女刊物積極為女權運動吶喊。《中國女報》曾編一首《勉女權》的歌詞：“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後。”類似的歌詞還有《常熟競化女校開學歌》：“組織新社會，女權恢復是英雄。改革舊社會，解脱奴隸有幾重。”通過短短的歌詞，唱出了廣大婦女的心聲，激勵她們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這些婦女報刊還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興辦女子學校，讓廣大婦女有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國民教育者，進化之母也。女子教育者，國民教育之母也”。“今世界各文明國，首重女學，故其國強如此也，故其種強如此也。”“近世以來，男子視女子為玩物，女子亦自居於玩物，纏其足，洞其耳，塗其面，錮其身，無智識，無學問，無權利，無義務，昏天黑地，夢死醉生。嗚呼，優勝劣敗，不進則退，女學淪亡，國勢衰頹，堂堂中國帝國退化至今，乃未開化國。”

這些報刊還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興辦女子學校，讓廣大女性有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在這種進步思潮的宣傳鼓勵下，中國開始辦起了一批女子學校，婦女留學生也迅速增多，這對提高女性的覺悟，對女權的解放，都有重大作用。

興辦女學，需要女教師。對女教師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生留學事業的發展。當時去歐美留學殊為不易，一大批人就近去了日本。清末的留日學生當中，女生佔了1%。她們大部分是自費，很多是跟着父親和兄弟一起去的日本，也有極少數是官派。別小看這區區的1%，她們當中充滿了“不安分”的人物。在留學高峯的那幾年，她們先後發起了6個組織，創辦了7份出版刊物，討論婦女問題，批判舊觀念、舊習俗，提倡天足、女學、婚姻自主等。

基於上述“合羣”的心理認知，辛亥知識女性共組織了約35個婦女團體，大體上可以分為五類：1、與政治運動有關的組織，如“共愛會”、“女界協贊會”、“女子參政同盟會”等；2、與教育有關的組織，如“女子興學保險會”、“留日女學生會”、“湖北女子教育會”等；3、與謀職有關的組織，如“女界自立會”、女界合羣求進會”、 “女子手工傳習所”等；4、與福利有關的組織，如“衞生講習會”、“女子進行社”、“中華民國家庭改良會”等；5、與社會運動有關的組織，如“女子後援會”、“女子勸捐會”、“勸募手工禦寒品會”等。上述婦女團體遍佈全國8省4市及日本東京，形成了廣泛的社會效應。

雖説當時留日的女生基本上都是抱着學成後回國教書的目的去學習，但日本後來漸漸成了反清革命黨的大本營，很多女留學生非但不迴避革命，反而應聲而起，表現出不讓鬚眉的風采。1905年孫中山與黃興攜手組建了同盟會，吸引了將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羣英、張漢英、何香凝、吳木蘭等人。敢於參加革命的女性，其激烈程度絕不亞於男子。

據不完全統計，在辛亥革命時期有名可查的女同盟會員54人，箇中尤以何香凝、秋瑾、林宗素等為著。這些女性或不畏艱險，苦學技術，試製炸彈；或機智勇敢，偽飾結婚嫁娶，為起義隊伍運送武器；或秘密組設機關，掩護革命黨人；或參與暗殺活動，實踐反清志向等。譬如，為掩護同盟會在東京籌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為通訊聯絡點和集會場所，並肩負守衞工作及收發信件；為謀刺清政要員，以方君瑛為首的同盟會暗殺部多次冒險行動；為準備反清起義，秋瑾主持大通學堂，以培養革命力量，並組建了皖浙一帶的“光復軍”以為起事。此類事件，不勝枚舉。

武昌起義爆發後，各地革命黨人紛紛響應。11月4日，上海光復後，薛素貞代表革命婦女向滬軍都督府陳其美上書，要求成立婦女軍事團體。在陳其美支持下，女民國軍當即成立，上千名婦女報名參加。辛亥革命期間，女界組織了多支軍事組織，除了上面提到的外，還有女子軍、女子軍事團、女子光復軍、女子決死隊、女子暗殺隊等等。她們有的開赴南京作戰，有的投身北伐向煙台進軍。上海一帶由於婦女新式教育起步較早，女子革命隊伍尤較北方活躍，在武昌起義後，組織了5個北伐軍事團體， 即薛素貞發起的“女國民軍”、陳婉衍發起的“女子北伐光復軍”、葛敬華等發起的“女子軍事團”、吳木蘭發起的“同盟女子經武練習隊”及沈佩貞發起的“女子尚武會”，武裝力量約佔上海的四分之一強。革命女性已經很自然地發揮起女性的優勢，尤其在醫療、後勤、偵探情報等方面擔起責任。

她們勇猛異常，一洗柔弱之習，有的開赴南京作戰，有的投身北伐向煙台進軍。這些英雌女傑，馳騁疆場，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1911年11月初，江、浙兩省組織聯軍北伐。唐羣英便將她率領的有400名隊員的女子北伐隊列入江浙聯軍編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圍時，聯軍主力擔負攻城主戰，女子北伐隊和何奇伍團奉命在玄武門助攻。南京城久攻不下，唐羣英挑選8名精兵組成小分隊，殺死守門清兵，親自挎着雙槍帶領女兵攻陷城門，兩江總督倉皇出逃，南京光復。此役耗時近一月，既是革命軍對清廷的致命一擊，更堪稱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戰。

隨着革命形勢的日漸好轉，女子參政問題凸顯出來。一些知識女性深信婦女參政是解決婦女問題的先導：“欲弭社會革命之慘劇，必先求社會之平等；欲求社會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權；欲求男女之平權，非先與女子以參政權不可。” ^[9]  在她們看來：“女子之有參政權， 為人類進化必至之階級，今日不實行，必有它日；則與其留日後之爭端，不若乘此時機立完全民權之模範。” ^[10]  於是，她們高舉“天賦人權”、“男女平等”、“婦女參政”的旗幟，以婦女參政團體為依託，掀起了勇爭參政的女權運動。

1912年2月初，臨時參議院在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時，約法草案中沒有“男女平等”的條文。唐羣英以女子後援會會長名義，與張漢英一道，於2月20日在南京聯合籌組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要求中央政府給還女子參政權”。26日，她向參議院遞交《女界代表唐羣英等上參議院書》。4月8日，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南京正式成立，通過了由她起草的《女子參政同盟會簡章》，確立以“實行男女權利均等、實行普及女子教育、實行一夫一妻制度、實行強迫放腳”等11條為政綱。會後，發表了《女子參政同盟會宣言書》，時人嘆為“五千年來女權之曙光”，“中國婦女運動的第一聲”。

這一時期，女子參政團體如雨後春筍， 競相生長。 譬如在上海，1912年3月，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宣告成立。“以聯合全國女界， 普及教育，研究政治、提倡實業，養成共和國完全高尚女國民為宗旨。”並創設女子完全法政學堂，以為參政作準備。4月， 上海女子參政同志會等聯合其它各省的婦女政治團體組成女子參政同盟會。宣佈宗旨為：“普及女子之政治學識，養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國民完全參政權。”此期，以吳木蘭為會長的女子同盟會也壯嚴宣佈：“本會之設以民國促進共和，發達女權參預政事為宗旨。” ^[11]  此外， 中華女子共和協進會等團體也紛紛崛起，進一步壯大了上海婦女參政隊伍。在其它省份，婦女參政團體也頗具規模。如在湖南，女子參政同盟會湘省支部參加的有800多人，並辦有《女權報》，以參政為目的， 一時轟轟烈烈 ^[12]  。在湖北，陸國香、吳淑卿組織了女子參政同盟會，推舉黎元洪夫人為會長，併成立法政學堂，“發揚女德，灌輸女識，以為參政女子預備。” ^[13]  此類團體，不一而足。

1912年3月，南京臨時政府制定約法期間， 婦女參政團體多次上書參議院，言明婦女參政心聲。唐羣英等幾十名婦女上書孫中山，堅決要求“將女子與男子權利一律平等明白規定於臨時約法之中，”“以重法律，以申女權。” 當臨時約法排斥了婦女的參政權後，唐羣英等人義憤填膺，於3月19日、20日、21 日連續三天大鬧參議院，踏倒衞兵，砸爛玻璃門窗，以激烈行為表達了婦女勇爭參政的強烈心願。臨時政府北遷後，知識婦女羣緊追不放，聯翩北上，並在女子參政同盟會的宣言中表達了誓死力爭的決心：“挾雷霆萬鈞之力以趨之，苟有障礙吾黨之進行者，即吾黨之公敵，吾黨當共圖之。” 8月10日，在聞知《參議院議員選舉權》和《眾議院議員選舉法》中又一次將婦女排除在外時，住在北京的60多名婦女浩浩蕩蕩湧入參議院，宣稱以最激烈的手段對待。當參議院開會時，唐羣英、沈佩貞等人不顧巡警的阻攔，入特別旁聽席，用激烈的言辭與議員們辯論，表示“凡反對女子參政者將來必有最後之對待方法，即袁大總統不贊成女子參政權，亦不必承認袁者為大總統。”她們還創辦了以參政為主要內容的《女子白話報》，抨擊袁政權“欺壓女界實在太甚，所訂的議院選舉權，沒有女子的選舉權，便是將我二萬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籲婦女一次爭不到，二次再爭，二次爭不到，三次四次，乃至無數次，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但在反對派的四面討伐聲中，婦女參政運動整體敗北。然而她們這種精神卻鼓舞廣大婦女不斷為之奮鬥。辛亥革命後，廣東省議會章程就規定女議員為10名，莊漢翹、黎金庭、李佩蘭等10人當選為女議員。其中，黎金庭還被任命為寶安縣縣長。這是辛亥知識女性衝刺政界的最初成果。

1921年12月，中國共產黨創辦第一份婦女刊物《婦女聲》，在其第一期言論欄中刊登的王劍虹《女權運動的中心應移到第四階級》一文，主張婦女運動中心應移到無產階級方向。 ^[22] 

1922年1月18日，李大釗發佈《現代女權運動》一文，寫道：“二十世紀是被壓迫階級底解放時代，亦是婦女底解放時代；是婦女尋覓伊們自己的時代，亦是男子發現婦女底意義的時代。凡在“力的法則”支配之下的，被壓迫階級底解放運動；凡對此“力的法則”的反抗運動，都是被壓迫階級底解放運動。婦女屈服於男子“力的法則”之下，歷時已經很久，故凡婦女對於男子的“力的法則”的反抗，都為女權運動。這種運動，歷史中包含甚多，名之曰“革命”並不過分。” ^[27] 

1922年8月，繆伯英遵照黨組織的決定，負責籌備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推動婦女爭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平等權利， ^[25]  不久又南下，幫助南京婦女組織了女權運動同盟南京分會。 ^[26] 

1922年11月26日，鄧穎超、王貞儒發起成立北京女權同盟會直隸支部，該支部以“擴張女子在法律上之權利及地位”為宗旨，鄧穎超當選為評議委員。1923年4月25日，研究婦女問題的團體——女星社成立，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的主要成員大部分加入女星社。該社的宗旨為：“實地拯救被壓迫婦女；宣傳婦女應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覺悟女子加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並出版刊物《女星》。 ^[23]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通過了向警予起草的《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提出：“一般的婦女運動如女權運動、參政運動、廢娼運動等，亦甚重要”、“本黨女黨員應隨時隨地指導並聯合這種種運動，口號應是“全國婦女運動的大聯合”、“加入“打倒軍閥”、“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兩個國民革命運動的口號，以引導佔國民半數的女子參加國民革命運動”。 ^[24] 

1924年，向警予與李勵莊、鍾婉如、陳逸雲等人籌建廣東女權運動大同盟，任會長。6月下旬，向警予參與領導了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煙廠的大罷工計劃，上海口14家絲廠1．4萬餘名女工要求改善待遇而罷工，廠主勾結軍警進行鎮壓，一些工人被捕。在共產黨員向警予等的幫助下，女工們提出了增加工資、工作時間10小時、釋放被捕工人、承認工會等16項條件。向警予又發動女權運動同盟會、全國學生總會、閘北市民協會等團體聲援女工的鬥爭，女工所提出的要求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罷工最終取得勝利。 ^[28] 

（中國女權運動的第一聲；開創男女平等載入憲法之先河）

1912年4月8日，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南京正式成立，通過了由唐羣英起草的《女子參政同盟會簡章》十一條政綱：（一）實行男女權力平等；（二）實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習慣；（四）禁止買賣奴婢；（五） 實行一夫一婦制度；（六）禁止無故離婚；（七）提倡女子實業；（八）實行慈善；（九）實行強迫放腳；（十）改良女子裝飾；（十一）禁止強迫賣娼。會後，發表了《女子參政同盟會宣言書》，時人嘆為“五千年來女權之曙光”，“中國婦女運動的第一聲”。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婦女部部長何香凝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上，促使《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政綱中明確規定：“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從而確立了婦女在社會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則。

1924年，在湖南主政的趙恆惕推行“立憲自治”時，唐羣英與王昌國、葛健豪等首倡恢復了湖南女界聯合會，繼續為爭取女權而鬥爭，終於使湖南省憲政委員會同意在省憲法條文中載明瞭“無論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歲以上男女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享有受義務教育以上的各級教育權”。

（女權主義被國家機構正式承認；相關條例成為國家基本憲法）

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女黨員繆伯英籌備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 ^[25]  ，鄧穎超成立北京女權同盟會直隸支部 ^[23]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在向警予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婦女運動如女權運動、參政運動、廢娼運動等，亦甚重要”、“本黨女黨員應隨時隨地指導並聯合這種種運動，口號應是“全國婦女運動的大聯合”、“加入“打倒軍閥”、“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兩個國民革命運動的口號，以引導佔國民半數的女子參加國民革命運動”。 ^[24] 

1925年，中國共產黨第一任婦女部部長向警予組建女國民大會，提出13條代表婦女權益的具體要求：（1）男女社會地位平等；（2）女子應有財產權與繼承權；（3）女子應有結婚自由權；（4）男女教育平等；（5）一切職業為女子開放；（6）女子應有參政權；（7）男女工資平等；（8）保護女性；（9）廢除娼妓制度；（10）禁止蓄婢納妾；（11）禁止溺女；（12）禁止纏足；（13）凡有礙女權之法律，一概廢除，另訂男女平權並助進女權發展之法律與憲法。 ^[28] 

女權即是女人的做人之權，女權與人權這樣自然的親近關係，讓女權早中期擁抱於民權（人權）的理論和運動的結盟。但隨着全球婦女解放過程中女性組織一再重組，她們在民權（人權）運動社羣中發現女性被忽視和噤聲甚至被壓抑和排斥的失望。

找不到渴求的“接受、平等、愛與友誼”，甚至總是遇到男性的敵意，有時甚至激起暴力衝突，使得女權與民權（人權）運動分道揚鑣，進而分裂，形成全新和完全獨立的一種促進性階層平等，而創立和發起的社會理論與政治運動，尋求女性的獨立自主與政治聲音。這一波波分歧與分裂，對當時的女權主義者引導後續婦女解放運動的運程起到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和革造。

美國南北戰爭之前，西方女權先驅蘇珊·安東尼組織她的姐妹們在反奴隸制和禁酒運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36年，當時16歲的蘇珊收集了兩箱反對奴隸制的請願書，迴應眾議院頒佈的禁止這種請願的緘口令。1849年，當時29歲的她成了“禁酒之女”的秘書，這給了她一個公開發表言論反對濫用酒的機會，並且成為安東尼為公眾矚目的開始。 ^[14] 

1850年末，安東尼等在紐約論壇報上讀了一篇關於第一次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開的全國婦女權利大會的詳細描述，哈瑞斯·格里曆用欣賞的筆觸描寫了露西·斯通最後的演講。斯通的話促使安東尼獻身於女權運動。1852年夏天，安東尼在塞內卡瀑布見到了格里曆和斯通。

1851年，塞涅卡瀑布的大街上，安東尼和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的一個共同的熟人給安東尼介紹了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以及其她女權主義者阿梅莉亞·布魯姆。1851年安東尼因為她的性別被拒絕進入之前的學會，她跟斯坦頓在美國組織了第一個婦女州級禁酒協會。在那之後，斯坦頓和安東尼一直是親密的朋友和同事，但是斯坦頓渴望一個更廣泛、更激進的女權平台。她們倆在一起橫貫美國發表演講，試圖説服政府，社會應該平等對待男性和女性。 ^[15] 

1852年9月，安東尼被邀請在紐約舉行的第三屆國家婦女權益年度會議上講話，她和馬提達·約瑟琳·蓋奇都是第一次在這種會議上發言。 ^[16]  安東尼作為一個維護女性權益有力量的支持者和激勵的聲音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她參加了後續的所有婦女權益會議，並且在1858年成為了這個組織的主席。

1856年，安東尼被一位廢奴主義者——艾比·凱利·福斯特——招募，成為威廉·勞埃德·加里森美國反奴隸制協會在紐約支部的一個代理人的時候，還試圖了統一非裔美國人和婦女權利運動。1859年5月12日，安東尼在第九屆全國婦女權利大會發言的時候，安東尼問：“在我們的《獨立宣言》下，撒克遜人怎麼能得到剝奪婦女和黑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美國權利平等聯盟建立於1866年5月10日，當時正值第十一次國家女性權利大會。在1867年，美國權利平等聯盟遇到了第一次挑戰，那年，堪薩斯州——一個共和黨州——全名公投否決了兩個議案，分別是給予黑人和女性投票的權利。在堪薩斯運動期間，組織的建立者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接受了來自著名種族主義者、疏遠的廢奴主義者成員們和美國權利平等聯盟主席盧克麗霞·莫特的幫助。

1869年，長年的朋友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和蘇珊·安東尼第一次發現他們在辯論的對立面，美國權利平等聯盟原本是為了黑人和女性投票權利而奮鬥的，但卻投票給了第十五條美國憲法修正案——給予黑人男性投票權，而沒有給予女性投票權。安東尼質問，當黑人男性不再繼續支持女性投票權的時候，女性為什麼要支持那條修正案。一定程度上由於美國權利平等聯盟做出了這個決定，在那之後不久，安東尼就幾乎專一地獻身於女性維權運動。 ^[17-18] 

多蘿西·海特，黑人女權先驅和民權教母，這位“沉默的馬丁·路德·金”提醒人們，社會運動應有自省能力，對自身的謬誤和偏見須有隨時的警惕和反思。

一位黑人女士———多蘿西·海特———站在馬丁·路德·金的旁邊，僅一臂之遙。那是1963年8月，當時，數十萬示威者在華盛頓紀念碑前，聆聽金和其他黑人領袖的演講。在講台上，作為這次活動重要組織者的海特卻沒有發言。她的沉默，使歷史編纂者們忽略了她的存在。但這種沉默，意味深長。 ^[19] 

有統計顯示，在1964年前的美國民權運動中，黑人女性遠比男性更積極，她們為民權活動家們提供後勤支持。一名民權人士曾這樣説，“總是有一位‘媽媽’在場，她通常是社區中爭強好勝的女人，語言坦率、善解人意，願赴湯蹈火……她白天採一整天棉花，傍晚又給幾十人準備美餐，然後在門廊坐到半夜，懷裏橫擺着一支短槍，保護在她家住宿的宣傳隊。”

當時的美國，婦女對社會關係比較重視，南方黑人女性也有着虔誠的宗教信仰，擁有發達的宗教組織體系。因此，長期從事社區和教堂工作的黑人婦女就為民權運動提供了重要組織基礎和活動平台。在當時的羣眾遊行、不合作運動以及動員選民等民權鬥爭活動中，黑人婦女都是主要參與者。

但是，較馬丁·路德·金那些男性民權運動者，這些貢獻巨大的女性卻默默無聞。原因之一，是當時不少人認為爭取種族平等應放在首位。黑人受壓迫的根源，是種族，而非性別。另一個原因涉及民權運動的一個黑暗面。在運動中，黑人男性掌握決策權，排斥女性，這同黑人文化中的男性沙文主義有關。但這種沙文主義，又同長期種族隔離和歧視下，黑人男性所受心理傷害有關。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就曾指出，種族歧視的傷害不僅是物質性的。有缺陷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帶來的心理傷害更大———自卑和自憎。由於沒有身份認同感，許多黑人男性只能靠在婦女、兒童面前保持男性氣概挽回自尊，而這也意味着對領導權的壟斷。

在“華盛頓進軍”之後，許多婦女開始對民權運動表示失望。一名女權活動家在一次演講中怒火朝天地説道：“在過去的幾個月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傾向，那就是把女性看作是二等公民、花瓶角色、榮譽嘉賓，而不是把她們看成是民權活動的參與者。” 多蘿西·海特用“開眼”來形容自己的感受，並開始重新審視民權運動。

海特在一次採訪中説，民權鬥爭也是大家的鬥爭，她不介意誰站在前排。話雖如此，民權運動中更多的是女基層戰士，如羅莎·帕克斯，而不是像海特那樣的領導者。因此，民權運動內部的男女不平等，也讓她們感覺到自己是二等公民，併產生幻滅感。民權運動中的這種內在矛盾，正是其在上世紀60年代末失去動力導致衰敗的原因之一。

當然，在一次社會運動中要兼顧所有問題未免苛求。但多蘿西·海特這位“沉默的馬丁·路德·金”也提醒我們，社會運動應有自省能力，並對自身的謬誤和偏見須有隨時的警惕和反思，否則，這項運動就會產生自毀的因子。 ^[20] 

一般説來，人們習慣於將西方婦女解放運動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即三次浪潮。婦女運動的根本任務就是向既存秩序挑戰，力圖改變既存秩序，以提高女性的地位。對推動人力資源的開發、奠定改善婦女的社會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19世紀末是婦女解放運動的第一次浪潮，爭論的焦點是要求性別包括男女之間的生命全歷程平等，也就是兩性的平等，也要求公民權、政治權利，反對貴族特權、一夫多妻，強調男女在智力上和能力上是沒有區別的。最重要的目標是要爭取家庭勞動與社會勞動等價、政治權利同值，往往被稱作“女權運動”。

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從20世紀60年代－70年代開始。人們認為，第二次婦女解放運動最早也起源於美國。這次運動一直持續到80年代。其基調是要強調兩性間分工的自然性並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要求忽略把兩性的差別看成是在兩性社會關係中，女性附屬於男性的基礎的觀點。要求分領域對相應適可公眾開放，等等。

第三次女權主義運動帶來的另外一個結果，就是對於性別研究，女性主義的學術研究興起。因此，也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義流派。人們在父權意識形態中形成的概念使得她們從男權的角度來描述這個世界，並且把這種描述混同於真理，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而女權主義者對這些人們習以為常的概念提出了挑戰。儘管流派眾多，但基本點是爭取兩性壽終平權，徹底消除女性受歧視剝削壓迫乃至誤對（Abusement）的壞狀況。

19世紀中葉，西方國家率先開始較大規模的女權運動，婦女地位被社會公認是近百年的事情。在世界婦女運動走過的漫長曆程中，湧現出許多女權運動戰士，其中不少人的肖像被印到了郵票、貨幣等上：

1921年9月9—15日，第二屆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28個國家的82名代表出席會議。會上，保加利亞的女共產黨人建議，為了紀念俄國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鬥爭，把每年的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第二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採納了這個建議，通過決議將3月8日這天定為國際婦女節。

19世紀資產階級婦女發動婦女參政運動，使得各國女子首次在憲法獲得與男子同等的政治權力，這一時期婦女參政運動的特點：一是鬥爭目標明確，以爭取參政權，來達到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地位；二是聲勢浩大，形成了女權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婦女參政運動遍及整個歐洲；三是鬥爭方式比過去更為激烈，除了請願、宣傳等方式外，還出現衝擊會場，質問大臣等方式來爭取參政權；四是鬥爭成果顯著，這一時期的女權運動造成了很大的社會輿論，使各國政府不得不重視婦女的要求，先後從法律上承認婦女的參政權。 ^[21] 

蘇珊·安東尼(1820-1906)，美國女權運動先驅。早年當過中小學教師，後從事廢奴運動和女權運動。1968年擔任婦女《革命》週刊發行人，並參與創建美國婦女參政協會，她提出“真正的共和國，男子有男子的權利，一分也不能多；女子有女子的權利，一分也不能少”。1888年她在倫敦組織國際婦女理事會，1904年又在柏林組織國際婦女運動聯盟。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全國婦聯，為爭取婦女解放而聯合起來的中國各族各界婦女的羣眾組織。成立於1949年3月，原名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1957年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聯合會“，1978年又改名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1966年後，由於“文化大革命”，婦女解放運動遭到嚴重破壞，婦女工作停止了11年。1978年 9月第四次全國婦代會召開，全面恢復了婦聯的工作。會上提出了“四個現代化需要婦女，婦女需要四個現代化”的口號，並決定將名稱改為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