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雄俊

唐雄俊，字綠野，上海川沙人。青少年時期就讀於上海私立民立中學，朝夕濡染該校愛國傳統薰陶，接受了有別於教會學堂及官辦學校的特色教育和情懷養成，品學兼優，英語尤為擅長，1933年中學畢業考入上海大同大學商學院（學號七三六七），是大同商學院最早一批財經專業高才生，較為系統地掌握了金融會計專業理論，打下了堅實的財金知識基礎，尤其是受業於王志莘先生，耳濡目染其“振興實業，職業救國”理想追求，樹立了以振興工商業來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向。1937年畢業伊始即通過考聘進入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華商保險機構——中國保險公司工作，從實習生起步，開始了為中國保險業不懈奮鬥的波瀾壯闊的一生。 ^[1] 

保險進修會舉辦保險學術講習班結業證書(2張)

唐雄俊投身兵險事業，以特殊職業奉獻，效命疆場做干城。 ^[1] 

1937年時的中國雖經“十年黃金髮展期”，但東北淪陷，苟安於南京的國民政府忙於“攘外必先安內”，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日甚，隨着“七七事變”爆發，東南沿海城市、工商業重地相繼失守，日寇鐵蹄肆意踐踏神州大地，海岸遭日艦封鎖，中國工礦企業陷於覆巢累卵之危。南京國民政府先遷武漢再遷重慶，為加強戰時大後方的經濟實力，充實抗戰資源，需要動員大批沿海工廠、機關與學校內遷，組織搶運重要的戰略物資，中國的經濟中心被迫向大後方轉移。但由於當時日寇掌握制空權，日機到處狂轟濫炸, 許多工礦企業被炸焚燬，風險極大。雖然早在1936年11月，華商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就與外商上海火險公會簽訂《上海兵險公約》，約定為可能發生的戰爭危害提供安全保障，但當“八一三”戰事一起，外商火險公會就背信棄義做出了停保中國兵險業務的決定。故而許多沿海工礦企業主在沒有確切補償保障的情況下，不肯輕言內遷。 ^[1] 

8月20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召開常務會議，將保護內遷工廠重要物資的運輸安全提上議事日程，議定由財政部撥款1000萬法幣，委託中央信託局籌辦“戰時運輸兵險”。10月11日，財政部公佈《中央信託局辦理戰時兵險辦法》（８條），10月18日，中央信託局開始正式承保，以轉運期間的水陸運輸兵險為限，分水路、公路、鐵路以及航空運輸四種。最初興辦的承保線路以途經上海之水陸交通各線為主（分戰區線路和非戰區線路兩種），即凡途經上海或由上海起運的內遷物資，均屬重要承保範圍。上海淪陷後，業務重點便轉向湘江及粵漢、廣九鐵路一線，還包括途經香港的內運物資。武漢、廣州失守後，承保地區又移至港越、滇越各線。 ^[1] 

戰局進入1939年，日寇為徹底摧垮中國人的抗戰信心，經濟封鎖變本加厲，空襲破壞喪心病狂，一些大後方的重要街區、廠房機器設備等成為固定轟炸目標，工商企業主心有餘悸，徘徊觀望，不敢繼續內遷和開工生產，人心惶惶，到處謠傳着“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熱水瓶（指炸彈）倒下”的段子。7月，國民政府為了徹底消除工商業主的顧慮，支撐大後方經濟，再次飭財政部增撥1000萬元專款設立基金，委託中央信託局保險部迅速開辦“戰時陸地兵險”，專門承保對抗戰及民生性命攸關的大後方工廠設備及戰略物資。 ^[1] 

開辦陸地兵險最大的困擾，不是需要源源不斷的經費挹注來彌補虧空，而是無前例可循，缺乏國內外成功經驗可供借鑑，大後方無專業人才儲備，茫無頭緒。“凡百業之策進，端賴得人”，有無高端人才成為兵險事業成敗的關鍵，為此中央信託局特派保險部經理項馨吾潛赴上海，通過中央信託局保險處駐滬辦事處主任姚達人，找到上海保險同業公會秘書長關可貴等，秘商選聘富有保險理論和實踐經驗的保險幹才。這項拔擢事宜得到中共地下黨主導的《保聯》的積極協助——通過《保聯》刊發招聘消息：“某大保險公司，擴充業務，擬招聘保險從業人員若干名，派往內地工作，有志者可向本會關可貴先生面洽”，寥寥數十字，傳播面卻很廣——半月內報名者即達一百數十人之多，經過兩星期面試，擇優錄用。入職未久、風華正茂的唐雄俊，踴躍報名，在眾多的應聘者中脱穎而出，被項馨吾優先擢用。 ^[1] 

唐雄俊與張仲良、程恩樹、林震峯、包玉剛、茅子嘉、沈雍康、周志斌、徐曾渭、趙鎮圭、胡肇忠、沈爾元、童肇麟等13名上海保險界精英（這些人後來被譽為“保險界十三太保”），先後到位於上海善鍾路（今常熟路）87號的中央信託局保險部上海辦事處報到，組成陸地兵險團隊，在該辦事處3層閣樓上開始擘劃各項準備事宜。“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屢經與中外保險機構接洽，尋求分保可能性的努力均告失敗，大家放棄幻想，羣策羣力，預估會出現的問題，未雨綢繆，儘可能做到防患於未然。不久，項磬吾打前站先行離滬去了昆明，起草章程及計劃預案等籌辦事宜交由姚達人與張仲良等組織落實。 ^[1] 

過近兩個月的緊張籌備，大致的章程文案就緒，定於1939年10月17日動身南下。上海市保險同業公會及“保聯”的部分同仁在新雅酒店以聚餐形式為他們餞行，胡詠騏囑以“事業方面應有事業心勝過圖利心的態度，學術上應有研究的態度，同業方面應抱合作互助的態度”相勉勵。在當時大片國土都被日軍侵佔的情況下，遠赴西南昆明並非易事。他們抱着“一切為了祖國”（for our nation）的信念，搭乘怡和輪船公司之“裕生輪”，繞過日軍佔領區，輾轉香港、越南，跋山涉水，吃盡了千辛萬苦，由滇越鐵路抵昆明，經實地勘察認真研究，審慎核定條款辦法，短期籌備後，“十三太保”即被分派至成都、重慶、貴陽、桂林、衡陽、萬縣、西安、寶雞等城市，負責培訓當地業務經辦人員（注2），兵險業務遂全面鋪開（1940年兵險總部由昆明遷至重慶打鐵街204號）。 ^[1] 

唐先生初出茅廬，先在中央信託局重慶辦事處保險部（1941年改為產物保險處）供職，獨當一面，勇挑重擔，金牌培訓師，在負責經辦具體業務中，對保險理論鑽研日深，把握條規處理利益衝突的協調能力與日俱增，工作表現及業績也更為出色。 ^[1] 

“七七事變”之前，中西部地區的保險業務主要是各家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或代理處完成，分保業務量小，一般通過上海保險市場即可滿足。抗戰爆發後，隨着沿海保險機構的內遷與後方保險公司的興辦，重慶逐漸成為新的分保中心。孤島上海遊資倒流後的通貨膨脹加劇導致物價高漲，許多私營保險公司法幣資本金價值大幅縮水，承保額與賠款額卻與日俱增，展業經營時愈感艱難。大後方的華商保險公司，除中央信託局產物保險處、中國、太平、寶豐等少數幾家華資保險公司與外商公司簽有固定分保合約可以解決自身保險溢額外，其餘中小保險公司均很難聯繫到外商，原本有限的分保能力此時顯得捉襟見肘，巨大的分保需求無法得到滿足是困擾大後方保險業的痼疾之一。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孤島”亦為日軍佔領，英美保險公司被勒令停業關門，不久，滬港與內地間交通宣告斷絕，歐美郵電通訊完全切斷，以致華商與國際市場的再保險關係完全停止。 ^[1] 

華商保險公司不願與狼子野心的日資保險公司簽訂分保契約，為了擺脱困境，自發走上聯合經營之路：組建分保集團，把各公司超過自留額的部分彙集起來，再按各公司的實力去分配承受份額，這樣不僅增強了對鉅額業務的承保能力，也使每家公司獲得數倍或十多倍於自身業務所得，達到平等互惠共同受益。一些小範圍的聯合分保組織不斷湧現，“四聯分保辦事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中國保險公司聯合太平、寶豐、興華三家公司在重慶組織起來，並正式對外開業的。 ^[1] 

當時，興華保險公司經理鄧賢（美國費城賓州大學保險學博士）對唐雄俊十分賞識，在參與“中國、太平、寶豐、興華４家保險公司分保聯合辦事處”的籌備中，讓唐作為自己的助手全程參與。1942年“四聯分保辦事處”正式創建，唐就被委以重任，出任經理，辭去重慶總處的兵險工作，租借太平保險公司樓下的一間辦公室棲身，據唐雄俊後來在《重慶四聯分保辦事處的誕生和結束》一文中回憶，“辦事處的做法是把四家公司原來所有國外的分保限額全部集中在一起，並且還同倫敦市場洽商訂立了一份具有600條線的分保合約。這個合約是基本上把倫敦市場上的分保限額全部包括在內。”四聯分保辦事處的橫空出世，顛覆了太平洋保險公司的市場壟斷。 ^[1] 

“四聯分保辦事處”用自願合作方式解決保險經營危險分散的嘗試，體現了民族保險業團結互助自主經營的願望，抵制了四行兩局官僚機構壟斷業務掌控保險市場的企圖。但由於保險公司各自為政，在“四聯分保辦事處”內部也缺乏真誠合作，未能充分運用自動分保總額這一優勢來擴展業務，實際上並未真正起到作用，抗戰勝利前後即已名存實亡。1944年中興、永大、亞興、永興、民安等私營保險公司，因反官僚保險壟斷市場而聯合組建了“華聯產物保險公司”，也因參與的保險公司大多為中小公司，再保險業務來源有限，未能達到預期目的，該公司在抗戰勝利之後遷往上海並改組為“中國再保險公司”。 ^[1] 

抗戰勝利後，許多保險公司返滬，鑑於這四聯保險公司在上海已分別參加“久聯”和“太平分保”集團，所以重慶的“四聯分保辦事處”壽終正寢，自動解散。 ^[1] 

1945年9月，唐雄俊應“中國再保險公司”之聘就任協理，回到闊別的上海，他一心想把再保險理念化為可行方案並加以落實，但生不逢時，連年戰亂，社會動盪，人民顛沛流離，通貨膨脹使老百姓財富蒸發，百業蕭條，保險業失去健康發展的社會土壤。到1948年底，唐先生辭去這一職務，蒞任兆豐產物保險公司協理，還一度兼任歷陽產物保險公司（址設廣東路86號）經理。 ^[1] 

1946年開始，唐雄俊被“上海市保險業業餘聯誼會”選聘為學術部部長，他與副部長吳越，幹事陸自誠、華德芳，唐鳳喧、韓精武、李家培、陶福生、章啓楨等一道，陸續推出了十多場時事形勢與政治經濟主題演講會，先後邀請著名人士黃炎培、馬寅初、沙千里、馬敍倫、郭沫若、章乃器、沈鈞儒、茅盾、雷潔瓊、鬍子嬰、吳晗等蒞臨會所作演講，宣傳民主革命精神。鑑於當時上海保險業出現的畸形繁榮，一大批不懂行的“新人”湧進保險業，迫切需要保險業務知識技能培訓，因此1946年8月份，依據吳越的提議，先動員部分保險新職員利用工餘時間到“保聯”會所裏來試訓，唐部長分四課時主講“火險再保險”，反響很好。於是學術部立即籌劃舉辦系統的“保險學術講習班”，唐先生出任班主任，副部長吳越兼副班主任。招生消息一經傳開，業內歡呼踴躍。此舉解決了公司新進人員的崗前培訓難題，因而得到諸如中央信託局保險處、中國農業保險、太平洋保險、兆豐保險、四海保險、美亞保險等近百家保險公司的歡迎和支持，紛紛組團具函報名，報名者多達200餘人。 ^[1]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根據新形勢的發展需要，上海市軍管會財政經濟接管委員會着手對保險市場進行清理整頓。先由軍管會金融處謝壽天、林震峯等人在很短的時間內批准了幾十家保險公司復業，繼而鑑於原有的分保集團大都已解體，復業後的保險公司資力薄弱，承保能力十分有限，經軍管會金融處批准，並在中國保險公司和太平保險公司的協助下，發動各民營公司團結自救，於1949年7月20日成立了“民聯分保交換處”。當時上海、天津復業的私營保險公司共有64家，其中47家加入了民聯，約佔總數的75%。推選丁雪農出任主任委員，董漢槎、毛嘯岑、孫廣志為副主任，聘任唐雄俊為總經理。 ^[1] 

1950年1月23日，上海市保險業同業公會籌備委員會成立，唐雄俊與王效文、王伯衡、關可貴、張明昕一起被業界公推為法規委員會顧問，併兼組織委員會顧問，還被同業公會推選為運輸委員會副主任、保險法規委員會委員兼秘書，直至1956年１月，推動保險全行業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 ^[1] 

唐雄俊深受母校大同大學“研究學術，明體達用”創校宗旨的薰陶，篤信“實業興邦、教育救國、科學強國”的信仰與追求，喜歡撰寫研究文章，也喜歡教書育人事業。抗戰勝利返滬後不久，公司經理工作之餘，即應上海交通大學、滬江大學商學院之聘，開始兼職保險學教授。1949年更是赴國立上海商學院保險系做專任教授（圖12），也與母校再續前緣，到大同商學院兼授“再保險”和“海上保險”等課程。1950年8月，國立上海商學院更名為上海財政經濟學院。 ^[1] 

1958年，國內保險業務停辦，相關教育擱淺，唐先生到新成立的上海社會科學院任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教授。通過刻苦自學，實現了由保險專家向國際經濟權威的轉型。到“文革”結束，上海社會科學院恢復時，唐先生出任世界經濟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主任。 ^[1] 

做傑出的保險教育家，是唐先生的自我期許，也是幾十年的不懈追求。而立之年後的三四十年教授生涯裏，他積累了豐富的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經驗，唐先生執著於傳道授業解惑的教師責任，憑藉對金融保險行業的深刻洞察，憑藉超凡的金融理論功底與實務操作能力，教書育人之餘，撰文不輟，引導和影響更多的學生登堂入室，在與人類金融文明的對話中，找到打開金融保險業未來的大門鑰匙。他的講課邏輯性強，文章説理透徹，深入淺出，他知行合一，注重理論知識與實踐技能並重，培養創新務實的保險幹才，他學高為師，行為世範，他用一生的言行詮釋自己的職業理想，規範職業操守，堅守職業底線，愛護職業聲譽。從唐雄俊身上，讓人感悟到保險業是一個有歷史文化積澱和匡時濟世價值觀的職業，深得學生的欽佩。 ^[1] 

除了從事高校教育外，唐雄俊還捨得在成人教育方面投入時間精力。1984年，上海市民主建國會、工商聯為適應社會培育經貿管理人才之急需，聯合倡辦上海工商學院，年逾古稀的唐雄俊參與籌建，出任副院長兼外經貿系主任，這是改革開放後全國第一所可以頒發國家文憑的民辦高校。 ^[1] 

1979年11月中國保險學會成立，唐雄俊當選為常務理事，1984年當選為上海市保險學會副會長。1985年11月5日，中國保險學會與上海市保險學會聯合舉辦盛大集會，紀念中國民族保險業創辦一百週年，唐先生時任副會長，作了題為“回顧歷史，奮勇前進”和“乘大好形勢，使我國保險業在國際保險市場上生根開花”的大會發言。 ^[1] 

1985年起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部每年招收保險碩士研究生，唐雄俊擔當導師，併兼上海財經大學、華東政法學院教授及上海工商學院副院長，傾心培育保險高級人才。 ^[1] 

1982年，步入暮年的唐教授訪美期間完成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是為國內金融教育界爭取到赴美進修培養尖端人才的機會。還是在費城考察，拜訪北美洲保險公司（INA，後合併到信諾保險）時，公司總裁得知中國的保險教育正處恢復發展階段，答應無償資助兩名中國教師到美國進修，充實保險教學力量。唐先生推薦了上海財經大學的年輕教師許謹良和另外一位1967屆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的教師赴美進修，遠赴位於美國費城的Temple大學保險系和北美洲保險公司（INA），進行為期兩年的研究生課程進修，研習現代管理及保險知識，許謹良修滿後回校擔任了金融系副主任、保險系主任，為上海財經大學引進了美國LOMA、CPCU和英國CII等國際認可保險資格考試。 ^[1] 

唐先生另一項對保險業產生深遠影響力的貢獻，就是促成美籍“保險先生”段開齡下定決心返回祖國，開啓嶄新的精算學研究事業，推廣保險教育和風險管理。 ^[1] 

198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任唐雄俊為參事室參事，更直接地為我國金融保險業的改革開放建言獻策。唐先生第一個提出了“多家辦保險，多種形式辦保險，進一步繁榮我國保險事業”的建議，還經常對人説“多家辦保險是必然趨勢”。八十年代末，就外資保險公司的准入問題，他認為，外資保險公司的進入是時間遲早問題，大勢已定了，關鍵是國內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1989年末1990年初，唐雄俊曾專門去美國考察，回來後向上海市政府彙報要抓緊做兩件事，一個是上海的證券交易所，另外一個就是保險中介公司。 ^[1] 

1988年3月，由唐雄俊出面擔綱負責籌辦的上海遠東資信評估有限公司應運而生——這是我國第一家獨立的社會化專業資信評估機構。 ^[1] 

1991年，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創立，董事會特聘唐雄俊為董事。唐先生還曾任《上海新聞報》副董事長。 ^[1] 

1992年，壯心不已、還有許多未竟心願的唐先生因疲勞過度突然中風不幸辭世。 ^[1] 

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任職期間，唐雄俊與褚葆一、許心禮聯合編寫了《十年趕上英國》（1959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唐先生的新著《美國金融市場新知識》由上海翻譯出版公司正式出版。1987年，唐雄俊與蔣世駒校訂的《第三世界利用外資洽談手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唐先生去世前與甘士傑、傅念祖合作翻譯的《城市經濟學》（伊文思撰寫）。在唐先生駕鶴西歸十餘年後，其與簡貞玉、宋承先、壽進文等合作翻譯的《現代經濟學辭典》（原著者 David W. Pearce 主編），也由台灣五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1] 

《十年趕上英國》（1959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4張)

唐雄俊是中國著名保險教育家，他執教四十年，桃李滿天下。在受其教益的學生心中，唐先生永遠是學富五車、為人師表、好學不厭、誨人不倦的楷模，是不尚虛華、兢兢業業幹事業，默默無聞作奉獻的令人敬重的師友。上海社會科學院為唐先生舉辦執教50週年盛大慶祝會，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代表們，歡聚一堂，敬獻賀禮，高度讚頌其為發展金融保險事業做出的卓越貢獻。 ^[1] 

唐雄俊老先生在大會上作學術報告 (2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