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勞埃德·霍普金斯

哈里·勞埃德·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1890－1946），美國官員。畢業於格林維爾學院，早年從事社會福利工作。1928年結識羅斯福併成為其最親密的幕僚。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總統後，他歷莊聯邦政府緊急救濟署署長、公共建設局局長、商業部長等職，協助羅斯福推行新政。1939年，霍普金斯被任命為商務部長。1940年因病辭去內閣職務。

1941年出任美國《租借法案》執行官、後任總統顧問和特別助理。作為羅斯福的私人代表先後訪問英國和蘇聯，同丘吉爾和斯大林就美國提供軍事物資事直舉行會談，奠定美、英、蘇三國聯合抗擊德國法西斯的基礎。同年8月，陪同羅斯福出席美英首腦大西洋會議，參與起草《大西洋憲章》，戰爭期間多次出席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和美英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參與重大軍事戰略決策。由其分管的軍備分配委員會為同盟國軍隊調配與運送了大批軍需物資。霍普金斯對羅斯福真可謂是忠心耿耿，只要一接到羅斯福總統的指令，他就會像一匹脱繮的野馬，傾其全力去完成。他曾被人稱之為“羅斯福的私人外交部”，“一個龐大權力範圍內的事實上的副總統。”作為羅斯福在外交事務方面的得力助手，陪同總統參加了戰時同盟國之間除波茨坦會議之外所有重要的外交會議。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去世後，繼續擔任杜魯門總統的特別助理，同年5月底到7月初抱病訪問蘇聯，數度與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會晤，並就聯合國組織機構、波蘭問題和召開美、英、蘇波茨坦會議等問題達成協議。回國後，因健康狀況惡化辭去總統助理職務。著有《及時花錢》 ^[1]  。

霍普金斯出身卑微，從小家中生活艱難。他從小患過傷寒，體弱多病，有“瘦皮猴”的外號。在中學時代，霍普金斯便熱衷於拉選票一類的“政治活動”，由於他精於心計，曾以一個“精明的院校政治家”而在學校出名。1912年，霍普金斯進入以學術空氣濃厚而著稱的格林尼爾學院。大學畢業之後，霍普金斯到新澤西州邦德布魯克的貧苦兒童夏令營當管理員。

從格林尼爾學院畢業後，霍普金斯在紐約一個叫基督濟世會的慈善機構工作了幾個月。此後，他又在幾家私人慈善機構從事社會救濟工作。他工作成績突出，證明他不失為一個富有才幹的行政工作者。1914年，霍普金斯當上了紐約市社會賑濟局兒童福利部的執行秘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霍普金斯加入紅十字會組織。1924年，霍普金斯出任紐約結核病防治協會的執行理事。

霍普金斯是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與羅斯福相識的。1931年8月，擔任紐約州州長的羅斯福為了幫助人數正在增長的廣大失業者，成立了紐約州臨時緊急救濟署，這是羅斯福州長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救濟工作而建立起來的示範性機構。羅斯福任命他的老朋友傑西·伊薩多·斯特勞斯為救濟署主任。斯特勞斯需要找一個精明能幹的行政人員做助手來主持具體工作。經別人介紹，斯特勞斯找到了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如魚得水，全力以赴地幹了起來。一年以後，斯特勞斯推薦霍普金斯接任了救濟署主任的職務。

最終把霍普金斯引向顯赫地位的是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這次大蕭條造成了社會的混亂，也給羅斯福新政措施填補空白提供了機會。當眾多美國人在貧困潦倒的生活中掙扎的時候，像霍普金斯這樣擁有慈善工作經驗的人，突然之間便成了政府急需的人才。

羅斯福是在美國前所未遇的經濟大蕭條時期上台執政的。當時美國面臨經濟、社會雙重危機，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破產、失業、飢餓威脅着人們。據《幸福》雜誌1932年9月統計，全國有百分之二十八的人口——3000萬人——沒有任何收入，在另一個地獄裏受苦的1100萬户農民還不算在內。羅斯福1933年上任伊始，全國到處有人捱餓，最緊迫的事情就是救濟。這一重任落到了哈里·勞埃德·霍普金斯身上。

在羅斯福1932年11月當選總統後，僅僅兩個月，就委任霍普金斯為聯邦緊急救助局局長。霍普金斯一上任就讓美國人大吃一驚：他工作講求實效，對拖拉疲沓作風十分反感。在剛剛就任求助局局長的2個小時內，他花掉了500萬美元公共基金，這佔供各州直接救濟備用基金總數的1%。從而一舉震撼了首都。第二天《華盛頓郵報》在頭版頭條位置以“鈔票滿天飛”為題就他這有爭議的政績發表了評論。霍普金斯等不及工友把他的桌子搬進辦公室，就坐在走廊裏簽發電報，與各州州長建立了聯繫。到次日傍晚以前，他已經批准了對科羅拉多、伊利諾伊、衣阿華、密歇根、密西西比、俄亥俄和得克薩斯等州的撥款。

1933年10月，霍普金斯預見到，隨着冬季來臨，失業問題將變得更為嚴重，極需制定龐大的工程計劃來解決這一問題。但同時他也意識到，羅斯福對這種計劃是有所顧慮的，他尤為害怕的是來自工會的攻擊。為了解除羅斯福的顧慮，霍普金斯派他的助手奧布里·威廉斯找到了一張刊登有“美國工會之父”——美國勞工聯合會主席塞繆爾·岡珀斯1898年一次講話的舊報紙。岡珀斯在講話中宣傳的恰好就是霍普金斯所要搞的那種工程計劃。霍普金斯用這張舊報紙説服了羅斯福，從總統那裏得到了4億美元的經費。

不久，由霍普金斯主持的國民工程管理局成立，專門負責吸收失業者，進行工程計劃的管理，它是霍普金斯以工代賑理論的勝利。在開始的一個月裏，霍普金斯即為400萬人提供了工作。不到4個月，已有18萬項工程開工，為失業者支付了9億美元的費用。對那些批評他的大規模救濟和公共工程計劃的人們，霍普金斯只是簡單地答道：“飢餓是不能辯論的。”霍普金斯所主持的這項工作成績突出，超過了其他各項新政措施，對扭轉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功不可沒。

由於受到民主黨內部保守主義分子的攻擊，羅斯福曾一度停止國民工程管理局的工作。1934年，國會選舉，民主黨獲得了壓倒多數的選票，這表明選民們對新政、尤其對以工代賑計劃的信任。羅斯福立刻採取了擴大國民工程管理局的工程計劃措施。一個月以後，國會通過了需要50億美元經費的以工代賑法案。霍普金斯成了新的公共工程建設局的負責人，為救濟名冊上的幾百萬人安排工作。公共工程建設局用自己的工作，從崩潰的邊緣挽救了千百萬失業工人，為即將開始的世界大戰做了準備。

1936年總統大選中，霍普金斯的救濟計劃成為兩黨爭論的焦點。然而，正是由於龐大而有效的社會救濟工作，贏得了大多數美國普遍選民的支持，使羅斯福以壓倒多數的優勢連任。

1936年，羅斯福的好朋友和得力助手、白宮秘書路易斯·豪去世，羅斯福夫人希望由霍普金斯來填補總統身邊的空白。於是她開始邀請霍普金斯與總統一家共進晚餐。在密切的接觸中，羅斯福發現這位霍普金斯先生不只是一個精明強幹、勤於職守的行政官員，而且還是一個談笑風生、令人快樂的夥伴。他説話時兩片薄薄的嘴唇總是撇向左邊，活像電影中的魯莽漢，笑起來也是嘴歪在一邊。他這副與眾不同的容貌給總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那無視保守派的憤怒咆哮、我行我素的傲慢而堅定的決心，也適合羅斯福的口味。羅斯福很快便同意讓霍普金斯任他的白宮秘書。霍普金斯與羅斯福總統的親密關係，人們可以從各個方面觀察到：一同進餐、參加雞尾酒會、旅行、海上巡遊；他可以事先不打招呼，甚至不用敲門，就隨便走進總統的房間；總統交給他一些別人誰都看不到的機密文件。

羅斯福不僅在政治上信任霍普金斯，而且在生活上也十分關心他。霍普金斯患有胃病和其他多種疾病，下肢癱瘓的羅斯福總統對他給予了真情的同情和關懷，霍普金斯的妻子芭芭拉患上了乳腺癌，羅斯福和他的妻子儘量給予霍普金斯夫婦提供幫助，讓他們隨意使用總統在坎波貝格的休養所，為他們安排護理人員。

1937年10月，芭芭拉不幸病逝，正在芝加哥進行重要演講的羅斯福立即取消了原計劃的全部活動，專程回到華盛頓安排喪事。芭芭拉死後，霍普金斯的小女兒戴安娜就住進了白宮，由羅斯福夫人自薦做了她的保護人。

1940年5月，身體虛弱的霍普金斯已不可能再擔任任何正式職務，羅斯福安排他住進了白宮，以便於向他諮詢和共同探討國家內政外交的有關問題。他成為未經任命的總統辦公廳主任，通過電話，他可以為總統處理各種事務。他在白宮的卧室變成了整個美國政府的神經樞紐之一。他成為羅斯福最親密的助手、高參和顧問。羅斯福所有重要的講話，包括他爭取連任的競選演説的講稿撰寫都離不開霍普金斯。

羅斯福在第二屆總統任斯限將期滿時，他謀求着第三次連任。而霍普金斯則是羅斯福第三次連任總統的最重要的功臣，他作為羅斯福的代表，參加了在芝加哥召開的1940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扮演了一個費力不討好的角色。他代替羅斯福承受了來自各方面，包括朋友在內的猛烈攻擊，只是憑着他無比堅強的毅力和政治上冷酷無情的表現，才得以對付過去。

從芝加哥回來，霍普金斯的身體幾乎被累垮了。他當時想得最多的是要離開白宮。由於失業問題已得到緩解，他作為下層人民利益的捍衞者的角色已不再那麼顯眼了；共和黨人一直在攻擊他不做商務部的工作而白住在白宮。出於為羅斯福着想，霍普金斯在離開芝加哥之前就寫信給總統，正式提出了辭職。羅斯福回信説：“你向我提出辭職，只能割斷我們之間的官方聯繫，而不是多年來愉快地存在於我們之間的友誼。你可以辭掉職務——僅僅是職務——而不是別的任何東西。我們的友誼將而且必須一如既往地繼續下去。”

羅斯福總統本人，則更明白霍普金斯對於他的重要性。他對曾是他的總統位置的競爭對手的共和黨領袖温德爾·威爾基説：“當有一天你也可能像我現在這樣作為美國總統坐在這裏。到了那個時候，你就會看着那扇門，知道從那扇門走進來的幾乎每個人都想從你這裏得到些什麼，你就會懂得這是個多麼孤寂的職位。你也會發現需要找到某個像哈里·勞埃德·霍普金斯那樣除了為你效力以外一無所求的人是多麼困難。”

1939年9月，納粹德國突襲波蘭，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面臨法西斯的嚴重威脅，英法被迫向德國宣戰，進行"虛張聲勢"的"奇怪戰爭"。此時，孤立主義在美國盛行。霍普金斯像其他許多自由派人士一樣，是不容置疑的和平主義者，傾向孤立主義。但隨着形勢的飛躍發展，法西斯戰爭威脅的日益嚴重，在羅斯福的影響下，霍普金斯終於改變態度。轉而支持羅斯福的積極干預政策。

1940年5月10日，霍普金斯應羅斯福總統之邀，住進白宮。戰爭期間，霍普金斯曾充任軍火分配委員會主席、戰時生產委員會成員、總統的蘇聯條約起草委員會主席、總統關於租借法案的總顧問等雖不顯赫但卻極其重要的職務，是羅斯福文稿的主要撰寫人，實乃白宮的第二號人物。奇怪而有趣的是，這位美國政府中的第二號重要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緊要時刻"卻沒有一個合法的正式職位"，因為當時並無"總統特別助理"之類的編制職位。

1941年1月3日，羅斯福在白宮記者招待會上宣佈，霍普金斯將作為他的私人顧問出訪英國，去安排美國更有效地援助英國的事宜。從此，霍普金斯步入了國際政治舞台，開始了作為沒有任職的總統巡迴大使和個人代表的特殊外交生涯。他的基本使命是推進反法西斯同盟國間的合作。

霍普金斯在英國清楚地瞭解到了那裏的現實狀況，為羅斯福制定了支持英國的戰略政策提供了依據。他忠實地執行了羅斯福的意圖，即應以武器和艦船援助英國，使其能夠在法西斯德國的侵略面前支撐下去。霍普金斯使英國政府相信，美國是英國的堅定同盟者，羅斯福已下了決心，要與英國共同打贏這場戰爭。霍普金斯告訴温斯頓·邱吉爾首相：“不論遇到什麼情況，他（指羅斯福總統）將不惜一切犧牲，用盡一切方法來支持你到底。”經過霍普金斯與英國方面的一系列談判，確定了美國援助英國的具體方案，包括美國向英國提供軍艦、商船、飛機、技術人員等內容。霍普金斯此行，解決了美、英兩國戰時合作開始階段的最關鍵問題。

霍普金斯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接觸也是卓有成效的。1941年7月，正在英國進行第二次訪問的霍普金斯聽到了德國軍隊進攻蘇聯的消息，他馬上給羅斯福打電話，要求轉赴莫斯科訪問，得到了羅斯福的批准。7月27日到8月1日，霍普金斯對蘇聯進行了訪問，成了蘇德戰爭期間第一位訪問克林姆林宮的西方使者。事先，羅斯福致信斯大林，希望蘇聯領導人對待霍普金斯就像“同我直接對話所給予的信賴一樣”。

訪蘇期間，霍普金斯同斯大林相處得出人意料的好。霍普金斯就英美抗德政策和援蘇意圖，同蘇聯領導人交換了意見，改善了英美同蘇聯的關係，確立了美英蘇三國合作共同打垮法西斯德國的戰略方針。霍普金斯還了解了蘇德戰場的局勢和蘇軍實力的配備情況，開始對蘇聯的未來感到放心了。因為他相信，希特勒即使拿出德國所有的裝甲師，也無法突破紅軍的防線。霍普金斯代表羅斯福總統向斯大林表示"今天世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打敗希特勒和希特勒主義"，"總統和我們政府決心在儘量做得到的最快時間內，向蘇聯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確定了援助蘇聯的具體項目。

回國後，霍普金斯成了呼籲向蘇聯提供全面援助和説服羅斯福提供緊急支援物資的熱烈鼓吹者。霍普金斯駁斥了英美國內一部分人對蘇聯的貶斥，堅定了羅斯福的蘇軍必勝的信心。霍普金斯説道："俄國軍隊的表現的確使我們的全體軍人都顯得有點遜色。盎格魯-撒克遜人正在痛苦地承認，除了他們自己之外，會打仗的人有的是哩。" 霍普金斯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份備忘錄中準確地表達了他本人在對蘇關係問題上有影響的觀點：“我們不但需要俄國作為擊敗德國的有力戰鬥盟友，而且最終還需要俄國作為戰勝日本的盟友。最後，我們又需要俄國作為我們在戰後世界中的真正朋友和主顧。”

羅斯福欣賞霍普金斯的遠見卓識，戰爭期間對他提出的許多意見都採納了。1941年8月，霍普金斯陪同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紐芬蘭的阿金夏港進行戰時的第一次會晤，參與制訂"大西洋憲章"。大西洋憲章宣稱兩國不追求領土擴張、也不願有違背有關的民族之意願的領土變更，尊重各民族選擇自己政府形式的權利，並願意設法恢復一切已橫遭剝奪的民族的主權和自治權。該憲章奠定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基礎。在討論建立國際組織的問題時，羅斯福曾擔心受到國內孤立主義者的攻擊，霍普金斯便向總統指出，孤立主義者的市場自美國參戰以來已日漸縮小，一個致力於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是可以為美國人民所接受的。他促使羅斯福同意把“建立一個更廣泛更持久的普遍安全體系”寫人宣言中。

鑑於霍普金斯外交才能以及對推進反法西斯同盟的熱情，在珍珠港事件以後，羅斯福任命他擔任英、美聯合成立的軍需物資調撥委員會主席，負責給世界各地的盟國部隊分配戰爭物資。

1943年1月，霍普金斯跟隨羅斯福在摩洛哥西部港口城市卡薩布蘭卡與丘古爾舉行重要會晤，以決定盟軍1943年的作戰方針。同年11月。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舉行會議，霍普金斯作為羅斯福的特別助理和美國代表團成員出席會議。會議簽署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霍普金斯又建議羅斯福在起草聯合國宣言時，應該把中、蘇等國家放在與英、美兩國並列的地位，以充分體現同盟國家之間的平等合作關係。

霍普金斯不僅是三大國首腦間的主要聯絡人，而且是三巨頭會晤的積極促成者。霍普金斯特別主張羅斯福與斯大林直接會見，因為他在莫斯科的經歷使他確信，除了與蘇聯的最高層打交道之外，不可能有什麼真正自由的意見交換，與蘇聯的中下層會談純粹是浪費時間，徒勞無益。開羅會議結束後，霍普金斯隨同羅斯福和丘吉爾直飛伊朗首都德黑蘭，與斯大林舉行戰時的第一次三大國首腦會晤。德黑蘭會議期間，霍普金斯作為羅斯福總統的親密顧問和美國代表團的重要成員，參與討論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問題、波蘭邊界問題、戰後分割德國問題以及戰後建立維持世界和平的國際組織等問題，堅決主張儘早實施霸王行動，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斯大林在擠滿人羣的會議廳裏特意找到了霍普金斯，同他緊緊握手，以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

1945年2月，美、英、俄三國首腦在克里米亞召開雅爾塔會議。霍普金斯自然是羅斯福不可缺的隨員，當時羅斯福和霍普金斯都是抱病參加會議的。他的作用任何人也無法替代。會議商討如何處理戰後德國和歐洲問題以及協同對日作戰的問題，並決定成立聯合國。然而，回國一個多月以後，住在明尼蘇達州一家醫院的霍普金斯突然接到了羅斯福總統因腦溢血去世的噩耗，他匆匆趕到華盛頓，參加了羅斯福總統的葬禮。

葬禮過去幾天以後，新總統哈里·杜魯門會見了霍普金斯，聽取他介紹了有關雅爾塔會議的一些機密情況，以及已故總統對於戰爭最後階段的若干設想。杜魯門希望霍普金斯能夠留在白宮，繼續發揮他為前任總統所發揮的那種作用。霍普金斯以身體不好為由謝絕了新任總統的邀請。他知道，自己過去在白宮裏的特殊地位已經成為歷史的陳跡，不可能再持續下去了。

5月，霍普金斯受杜魯門總統之託最後一次訪問蘇聯，處理三大國首腦波茨坦會晤的有關事宜。7月，霍普金斯正式離開白宮，出任紐約婦女服裝工業名譽主任職務。1945年9月14日，杜魯門總統向他頒發了優異服務勳章。

嘉獎令稱霍普金斯為解決戰爭面臨的各種問題，表現了"洞察一切的判斷力"——觀察的深入敏鋭以及在這種觀察力後面的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毅力。10月，牛津大學授予霍普金斯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對同盟國事業所作的傑出貢獻"。退休後，霍普金斯唯一的願望是寫一本關於與他並肩工作多年的羅斯福總統的書，但是他沒能來得及，1946年1月，體弱多病的霍普金斯因肝硬化逝世，終年才55歲。

戰時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的喬治·馬歇爾將軍曾評價説，霍普金斯“對他的國家貢獻之大，哪怕作個粗略的估計也是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