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可讀

吳可讀先世為浙江處州人。明代初年，肅莊王朱楧到位於蘭州的藩王府，吳可讀的先祖隨行，由此遷居蘭州，此後世代以耕讀傳家。 ^[4]  吳可讀生性穎悟好學，記憶力超常，讀書常過目成誦，並且能詩善文，下筆千言，一揮而就。 ^[5] 

1835年（道光十五年），吳可讀考中乙未恩科舉人。然而此後入京會試失敗，並長期寓居北京。一説，吳可讀寓居北京是為就近備考，節省往來盤費； ^[5]  但也有説法稱，吳可讀貪戀京中妓女，所以滯留北京，直到嫖資用盡，才重新用功讀書。 ^{[4]  [6]}  吳可讀自己也的確稱其“少好遊蕩，作狎邪遊”。 ^{[7]  [8]}  無論如何，蹉跎若干年後，吳可讀終於暫時放棄會試，轉而以大挑舉人的身份，擔任伏羌（今甘谷縣）縣學訓導， ^[9]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吳可讀赴任，並被聘為朱圉書院山長。 ^[5] 

1850年（道光三十年），吳可讀在伏羌學生的幫助下，湊集路費，重新赴京師會試，終於考中當年（庚戌科）進士， ^[10-11]  被任命為刑部主事。後來，吳可讀又晉升為員外郎，但此後職位長期沒有再次升遷。其間，他曾於1859年（咸豐九年），參與處理順天鄉試的考務。 ^{[12]  [5]} 

1860年（咸豐十年），吳可讀母親去世，他返回甘肅，被聘為蘭山書院山長。在甘肅期間，他曾奉旨幫辦甘肅團練。 ^{[12]  [13-14]}  服喪期滿後，吳可讀赴北京，仍補任為刑部主事，後升任吏部郎中。 ^[15] 

1872年（同治十一年），吳可讀升任河南道監察御史。當時，清廷正為各國駐華公使覲見同治帝的禮儀問題展開討論，吳可讀建議不要強求公使們行跪拜禮，得到輿論贊同。 ^[16] 

1873年（同治十二年），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因其在甘肅虐殺無辜等劣跡，被陝甘總督左宗棠彈劾，吳可讀亦彈劾成祿，稱其“有可斬者十，不可緩者五”，請求清廷加以嚴懲。 ^[17-18]  在成祿被由斬立決改為斬監候之後，吳可讀又上疏力爭，請求“立正典刑”。 ^[19-20]  結果，吳可讀不僅未能説服清廷加重對成祿的處斷，反而因奏疏中言語過激而引發同治帝的不滿，險遭不測。後在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堅持下，吳可讀免於死罪，改為降三級調用。 ^[21-22]  因一時無官可補，吳可讀遂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返鄉，並應左宗棠之聘，再次主講蘭山書院。 ^{[4]  [23]}  直到光緒帝登基後，吳可讀才重新得到起用。 ^{[24]  [4]} 

1876年（光緒二年），吳可讀回京，擔任吏部稽勳司主事。 ^[24-26]  當時，就已故的同治帝與光緒帝及其後繼者的關係問題，清廷已有討論，但因觸犯慈禧太后之忌諱，不久便遭壓制，歸於沉寂。吳可讀恐此事不了了之，終於以自盡這一激越而不容迴避的方式將該問題再次提出。 ^[1] 

1879年（光緒五年），同治帝靈柩奉安惠陵，吳可讀主動請求隨行參與典禮。葬禮完成後，吳可讀並未回京，而是來到薊州（今天津薊縣）東馬伸橋鄉廟中。在這裏，他留下上奏清廷的奏摺一件，即《奏為泣請懿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事》 ^[27]  ，指責兩宮太后在立嗣問題上“一誤再誤”，請為同治帝立嗣； ^[28]  致寺廟中的周老道的信函三封，將在自己死後代為報官等事交代給他； ^{[29-30]  [31]}  致其子吳之恆的《父柳堂絕筆》（即“遺訓”）與《父柳堂親筆遺囑》（即“遺囑”）各一件，囑咐其子吳之恆安撫親人、料理後事。 ^{[8]  [32]} 

做好以上種種安排後，1879年4月25日（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五日；一説為三月二十二日，即4月13日， ^[33]  但該日僅為吳可讀留下遺囑的日子，實際上閏三月初四日尚有致周老道的第二信 ^[30]  ），吳可讀自盡。為求必死，吳可讀決心在服毒後自縊，但因房梁既高且朽、無法系繩，遂服毒自盡。 ^{[1]  [34]} 

吳可讀死後，清廷經過廷議，再次明確以光緒帝的繼任者為同治帝的嗣子， ^[34-36]  並且確定了具體方案，尤其是理順了“建儲”或“繼統”問題與“繼嗣”問題的關係，即通過繼統之人的確定來同時確定繼嗣之人、而不是先確定繼嗣之人後確定繼統之人，從而避免對繼嗣問題的預先安排觸犯清廷“不預立皇儲”的祖制。 ^[1]  對吳可讀，清廷按照五品官的待遇加以撫卹； ^{[37]  [38]}  其葬於薊州的遺願，也得以實現。 ^[39] 

吳可讀任御史時，曾多次上疏言事，直聲震動朝野。有兩次最為有名，除了在是否要求外國公使對同治帝行跪拜禮的問題上的建言（詳見後文）之外，便是彈劾烏魯木齊提督成祿的奏章。同治年間，新疆局勢混亂，烏魯木齊提督成祿一方面畏敵如虎，聽任沙皇侵略軍從伊犁長驅烏魯木齊燒殺搶掠，而龜縮在甘肅高台，不敢過酒泉一步；另一方面，又貪婪狠毒，既向民間攤派了三十萬兩白銀的“供奉”，又因攤派未得滿足，誣民為盜、縱兵殘殺二百多人，以此冒功請賞。 ^[40] 

就彈劾成祿，吳可讀曾上兩份奏疏，第一份痛陳成祿有可斬之罪十，有不可緩之勢五。清廷有意庇護成祿，處以斬監候。吳可讀氣憤至極，又上第二疏，要求判處斬立決，甚至願意為此賭上自己的腦袋。因言辭過於激烈，吳可讀被降三級，迴歸鄉里。 ^[5] 

對於吳可讀彈劾成祿的兩份奏疏，世人評價不一。比如，同樣彈劾成祿的左宗棠，即對吳可讀的前一份奏疏加以肯定，但認為後一疏不夠妥當。無論如何，儘管吳可讀未能使成祿被處以斬立決的刑罰，但成祿的翻案企圖，畢竟也以失敗告終。 ^[40-42] 

當同治帝去世時，因無子嗣，慈禧為維護其專權，立其妹夫醇王子載湉為帝（即光緒帝），以弟繼兄，以便用皇太后名義繼續垂簾聽政，此舉出於慈禧私慾，違反清朝祖制，又未能對如何處理同治帝與光緒及其後繼者的名分給出妥善方案，於是有吳可讀尸諫之事。 ^[5]  郭衞東等學者指出，吳可讀的尸諫雖然沒有擋住慈禧的垂簾聽政，但畢竟由此引發清廷對繼嗣問題的重新討論，進而使此前模糊不清的繼統與立嗣的關係得以理清，並由此“為慈禧的垂簾聽政和光緒的繼位傳緒找到了平衡點”、“使朝野官紳之憤懣得以舒緩”。 ^[43] 

通過繼統之爭，同光之際風行當道的清流黨的氣勢也得到張揚，除吳可讀本人外，張之洞、陳寶琛、寶廷等均表現活躍。從社會轉型的大勢來看，清流們的直言極諫更多地是傳統社會的迴光返照，吳可讀的尸諫也漸成末世絕響， ^[1]  但尸諫所體現的不畏權勢、不懼死亡、堅守信念的精神與氣節，則仍有其意義可供後人借鑑。 ^{[33]  [44]} 

吳可讀從政之餘，歷任各地教職，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他主講朱圉書院時，針對甘肅文教落後的現狀，從表彰鄉賢的業績着手，以克服甘肅諸生的自卑心理；提醒諸生注意觀察生活，以“諸生何處覓文宗，絕妙文章到處逢”的詩句説明處處留心皆學問的道理；他還善於借用形象的事物來給諸生講解抽象的事物，例如以伏羌大像山的高低平緩陰陽向背的地勢特點為喻，講解如何妥善處理文章起承轉合的章法問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4] 

吳可讀注重用言傳身教來磨礪諸生的品操，使之成為剛直不阿的人才，他主講蘭山書院時的得意弟子安維峻就是這樣一個人才。安維峻考中甘肅分闈後首次鄉試的第一名，後任御史，以彈劾李鴻章，李蓮英，語侵慈禧太后而名垂青史。 ^[4] 

在光緒以前，甘肅鄉試和陝西合併舉行，舉院在西安。由於路途險遠，費時費錢，有財力赴試的諸生只佔應試的十分之二三，嚴重地影響了甘肅文教事業的發展。1875年（光緒元年），陝甘總督左宗棠奏準甘肅分闈鄉試，但無舉院。吳可讀大力協助左宗棠從各州縣募集白銀五十萬兩，建成甘肅舉院，使眾多的甘肅寒士能夠就近赴試，從而促使甘肅各地的書院蓬勃發展，甘肅的文風也逐漸興盛了起來。 ^[4] 

吳可讀關愛幼小生命，抵禦天花傳染，倡建牛痘局。清代甘肅倘遇天花橫行，除求神拜佛外，別無良方，眼睜睜聽任病魔戕害兒童。吳可讀抨擊這種只知祈神的愚蠢行為，宣傳種牛痘可免疫的道理。他用駢文寫成《創設牛痘局啓》，介紹了接種牛痘法從歐洲傳到廣州，再傳到北京，進而傳到各省的經過。並説，接種疫苗後，“七朝漿足，三日苗齊”，安全可靠，以打消人們的顧慮。他建議參照北京設牛痘局的經驗，先向官紳農工商募捐白銀千兩，購置天花疫苗，再遴選董事主持事務，延聘良醫從事接種工作。蘭州各界紛紛捐款，於咸豐間創設全省第一家牛痘局，為兒童的健康帶來福音。 ^{[5]  [46]} 

吳可讀任御史時，諸大臣針對各國使節不斷要求覲見清帝的現實爭論不休。先爭論清帝是否應該接見外國駐華公使，繼而又爭論外國公使是否應對同治帝行跪拜禮，相持不下，歷半年之久。吳可讀上疏請令各國使節覲見時不必強令行跪拜禮，而是應該隨各國禮俗，這樣，既展示出寬大的胸懷，又可避免因末節小事上的爭論損害國家利益。反映了吳可讀的一種不妄自尊大，平等待人的進步觀點。 ^{[5]  [46]} 

李鴻章題吳可讀畫像(2張)

慈安太后、慈禧太后：至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議恤。 ^{[37]  [38]} 

濮蘭德（J. O. P. Bland）、巴克斯（舊譯“白克好司”，Edmund Backhouse）：這個在光緒皇帝非法繼承問題上捍衞國家忠誠信念的人，將被載入中國的史冊，他就是御史吳可讀，一個剛正不阿、勇敢無畏的士大夫。······他的死，對於讓慈禧醒悟到自己的錯誤，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作為恪守原則、從容淡定（這是儒家哲學的精華）的榜樣，吳可讀這個人物值得我們在這裏以同情的態度詳加研究，我們將完整講述這位愛國志士以死諫爭的故事，並抄錄他的臨終遺折。 ^[47-49] 

趙爾巽等《清史稿》：可讀尸諫，幸鑑孤忠。 ^[50] 

蔡東藩：吳説似迂，左議近誇，但得吳可讀之一疏，見朝廷尚有效死敢諫之臣工，得左宗棠之一折，見疆臣尚有老成更事之將帥。光緒初年之清平，幸賴有此。或謂吳之爭嗣，何裨大局？······不知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盈廷諧媚，而獨得吳主事之力諫，風厲一世，豈不足令人起敬乎？ ^[51] 

周奉真：古來言官，或犯顏直諫，或揹人焚草，嘉言懿行，不一而足。但論言行一致，蓄志不改，以及上疏惟求事理得當，歸於至善，而不雜半毫名心與者，則如吳可讀，實屬罕見！ ^{[4]  [52]} 

據《棲霞閣野乘》，吳可讀未中進士前，不修邊幅，行為放浪，整日流連於陝西巷的妓院之中，因此得了個極不雅的外號，叫“吳大嫖”。當時有副對子：“余三勝重興四喜班，吳大嫖再住九天廟”，諷刺他牀頭金盡，被老鴇子趕出，重回九天廟借住用功的窘況。 ^{[6]  [53]}  一直到四十多歲，吳可讀才中進士。但浪子回頭，即以直聲動天下，成為名士中的骨鯁之臣。吳可讀在留給兒子的《遺訓》中説：“我少好遊蕩，作狎邪遊，然從無疑我大節之有虧者，故同鄉及兩書院及門諸子，至今猶願吾主講席。” ^[7]  所謂“浪子回頭金不換”，觀吳可讀一生，尤其發人深思。

明清時期，甘肅對聯有了長足的發展。 ^[54]  吳可讀善於撰寫楹聯，並多次在對聯中表達重振甘肅文風的期待。例如，他曾修繕伏羌先賢石作蜀之墓，併為此撰寫兩件楹聯，其二雲：

“共仰孔門高，問顏曾七十之徒，何處最多佳士；

休言秦俗悍，自鄒魯三千而外，此間大有傳人。” ^[55] 

此聯意為，不要説隴人只能崇尚勇猛，孔子七十二門徒中的石作蜀等三人就是隴人，一説吳可讀是以此鼓勵伏羌諸生勤奮向學。 ^[4] 

在甘肅貢院落成時，吳可讀亦曾撰寫楹聯：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繼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絕域，問誰把秋色平分，看雄門四扇，雉堞千尋，燕廈兩行，龍門數仞，外勿棄九邊楨幹，內勿遺八郡螰楠，畫棟與雕樑，齊焜耀於金戈鐵馬以後，撫今追昔，飲水思源，莫辜負我名相憐才，如許經營，幾番結撰；

一萬里文明培地脈，歷井鬼而指鬥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聲必大，想積石南橫，崆峒東矗，流沙北走，瀚海西來，淘不盡耳畔黃河，削不成眼前蘭嶺，羣山兼眾壑，都奔走於風檐寸晷之中，疊嶂層巒，驚濤駭浪，無非為爾諸生下筆，展開氣象，推波助瀾。” ^[55-56] 

吳可讀此聯共192字，雖稱不上“長聯之冠”， ^[57]  但在貢院對聯中是最長的一副。 ^[58]  上聯前四句説甘肅在建省200多年之後，終於破天荒地與陝西平分秋色，成為繼貴州、湖南之後單獨鄉試的省份，有了自己的貢院。接下來描述了新貢院的宏大規模和壯麗景象，並希望到新貢院參加考試的考生們要“飲水思源”，不要辜負了左宗棠的“憐才”之心。下聯前四句表示相信華夏文明必將在甘肅發揚光大，隨後轉而描述蘭州周邊的地理環境，最後重新歸結到貢院。全聯集敍事、描述、議論、抒情於一身，脈絡清楚，語言流暢，排比、自對運用靈活，長短句配置生動而不板滯，文字駢麗，對仗工整，是難得一見的上佳長聯。 ^[59] 

彈劾成祿時，吳可讀憤不可言，措辭激烈：“想見古人忠君愛國奮不顧身家之義，臣亦願效此愚忱，奏請皇上先斬成祿之頭，懸之藁街，以謝肅百姓。然後再斬臣頭，懸之成氏之門，以謝成祿。”言語質樸，幾近譏刺，同治帝少年初解文字，敏感異常，認為吳可讀欺他年幼，所以才敢如此頂撞。黃濬的《花隨人聖盦摭憶》稱，吳可讀奏疏呈上後，同治帝大怒，直説“吳可讀欺負我”，甚至為此大哭，“非要吳腦袋不可”。清律規定，定人死罪，非刑部尚書、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十三位堂官“全堂畫諾”，缺一不可，可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無論如何不肯下筆。因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吳可讀方才保住了性命。 ^{[4]  [60]} 

吳可讀與左宗棠同齡，左對吳推舉有力，吳對左多有感念。1875年（光緒元年）左宗棠六十四歲生日時，吳可讀曾撰一壽聯贈左：“千古文章，功參麟筆；兩朝開濟，慶洽犧爻。” ^[61]  上聯盛讚左氏的道德文章，可列名於歷史典籍；下聯借用杜甫《蜀相》中“兩朝開濟老臣心”句意，讚頌左宗棠歷經咸豐、同治兩朝，為國家立下了汗馬功勞，並在聯中暗喻其功可與諸葛亮相提並論，這正好與左氏平時愛自比諸葛亮相合；而“羲爻”之“爻”，為《易》卦的基本符號，相傳為伏羲作，故名，此又《易》之六十四卦之數，切壽主“六十四歲大慶”。 ^[62]  據説，左宗棠見此聯後，非常高興，並傳各司道官員共同欣賞，聲言“不可負此佳聯”。 ^[63] 

吳可讀的傳世作品，有文章、詩作、 ^[64]  、對聯 ^[56]  若干。後人輯錄並出版有《攜雪堂文集》 ^[65]  、《攜雪堂全集》 ^[66]  （含《文集》二卷、《詩集》一卷、 《罔極編》一卷、《遺訓》一卷） ^[67]  、《吳柳堂先生文集》、《吳可讀文集》等。

吳可讀與其妻有子吳之恆和至少兩個女兒。吳可讀自盡時，長女已逝，妻子與之恆、之恆妹尚在，之恆家中亦已有三個幼兒。 ^[8] 

吳可讀自盡後，其子吳之恆依其《遺訓》，將他葬於薊州。 ^[39]  墓地位於薊州東馬伸橋三義廟東一里許， ^[68-70]  即今天津市薊州區馬伸橋鎮東。 ^[71] 

吳可讀自盡的同一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向清廷奏請於薊州馬伸橋吳可讀舊宅建吳可讀祠，得到兩宮太后的認同， ^[72-73]  李鴻章親撰碑文。此祠後俗稱景忠祠。 ^[74-75]  吳可讀在北京的故居，位於北京城中的南橫街，清人也曾在該故居設立祠堂以祭祀可讀。 ^{[39]  [76-79]} 

吳可讀在蘭州的故居，位於蘭州市城關區金塔巷91號。該故居坐南朝北，為典型清代蘭州民居。1921年，吳可讀族人出售此宅，由皋蘭縣興文社贖回，補修後歸興文八社財產管理處經營。故居大門高深，門額雙鈎鐫刻“吳柳堂先生故宅”7個隸體大字，下款鐫“民國十年歲次辛酉，皋蘭興文社贖回”，均為劉爾手筆。天井呈長方形，上房及東西廂房窗大門小，正面均為木板裝修，至二十世紀90年代尚保存完好， ^[80]  但2006年有報道稱其已被拆除。 ^[4] 

《清史稿·列傳第二百三十二》 ^[50] 

吳可讀的形象，在惜華樓主《皇清秘史》 ^[81]  、蔡東藩《清史演義》 ^[51]  、高陽《慈禧全傳》 ^[82-83]  等小説中均有呈現。其尸諫典故，還見於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 ^[84]  等以晚清為時代背景的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