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於事物來説是“多樣性的統一”。而對於人來説，“和”是和於觀點與意見，是觀點與意見的多樣性統一。

同：同質事物的絕對同一，即把相同的事物疊加起來。

孔子説：“君子在人際交往中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係，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苟同於對方。小人習慣於在對問題的看法上迎合別人的心理、附和別人的言論，但在內心深處卻並不抱有一種和諧友善的態度。”

何晏《論語集解》對這句話的解釋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1] 

在先秦時代，“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種有差別的、多樣性統一，因而有別於“同”。比如烹調，必須使酸、甜、苦、辣、鹹調合在一起，達到一種五味俱全、味在鹹酸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餚；比如音樂，必須將宮、商、角、徵、羽配合在一起，達到一種五音共鳴、聲在宮商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樂：反之，如果好鹹者一味放鹽，好酸者拼命倒醋，愛宮者排斥商、角，喜商者不用羽、徵，其後果便不難設想，也不堪設想了。因此，早於孔子的晏嬰就曾説過：“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昭公二十年》）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基礎上，孔子將“和”與“同”的差別引入到人際關係的思考之中，於是便有了《論語·子路》中的這句話。

所謂“和而不同”，是指君子在人際交往中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係，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苟同於對方；所謂“同而不和”則是指小人習慣於在對問題的看法上迎合別人的心理、附和別人的言論，但在內心深處卻並不抱有一種和諧友善的態度。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某一問題持有不同的看法，這本是極為正常的。真正的朋友應該通過交換意見、溝通思想而求得共識；即使暫時統一不了思想也不會傷了和氣，可以經過時間的檢驗來證明誰的意見更為正確；因此，真正的君子之交併不尋求時時處處保持一致；相反，容忍對方有其獨立的見解，並不去隱瞞自己的不同觀點，才算得上赤誠相見、肝膽相照。但是，那些營營苟苟的小人卻不是這樣，他們或是隱瞞自己的思想，或是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人云亦云、見風使舵；更有甚者，便是黨同伐異、以人劃線：凡是“朋友”的意見，即使是錯了也要加以捍衞；凡是“敵人”的觀點，即使是對的也要加以反對。這樣一來，人與人之間就劃出了不同的圈子，形成了不同的幫派。其“朋友”的真正意義也便蕩然無存了。

或許，這種“同而不和”的小人之交是出於一種生存的需要。在有些人看來，孤立的個體是很容易吃虧和受到傷害的，如果不加入某個幫派、不擠進某個圈子，就缺乏必要的安全感：殊不知，這種安全感的獲得卻是以犧牲獨立的人格和尊嚴為代價的。當一個人連真實的思想都不敢表達，連自己的見解都無權具備的話，這個人活着又有什麼意義呢？更有甚者，這種“同而不和”的小人行為方式不僅在當下的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而且也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滲透到了如今的學術領域。其結果，便是把學術之爭變成了門户之見。我們知道，學術之爭的本意是要通過不同觀點的交流與碰撞而去偽存真，促進學術的發展；而門户之見則是無原則地堅持和捍衞自己學派的觀點，將學術之爭演變為利益之爭：顯而易見，後者已由人格的異化擴展到了學術的異化，而異化的根源，就在一個“利”字。正像古人所指出的那樣：“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宋·歐陽修《朋黨論》）又或曰：“君子論是非，小人計利害。”（清·申居鄖《西巖贅語》）

與小人不同，真正的君子並不十分注重人際往來中的利益糾葛，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卻勇於堅持立場；真正的君子並不十分計較人際往來中的是非恩怨，但卻能在正視不同意見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因此，這樣的人或許即使也還會有些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他至少能保持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