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頭蓋骨

1929年12月位於北京房山區周口店村的龍骨山上的北京猿人遺址，我國考古工作者裴文中發現了北京人的第一個頭蓋骨化石，後來又發現了5個比較完整的頭蓋骨和200多塊骨化石，還有大量打製石器，動物化石和灰燼。周口店發掘化石工作規模之大、延續時間之長是一個創舉，當時在中國無成法可遵。

後來龍骨山上陸續發現一些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遺址。通過對這些考古資料的研究，證明北京猿人距今約69萬年，屬直立人種。他們過着以狩獵為主的洞穴生活，能夠使用和製造粗糙的石制工具，並已學會使用火取暖和吃熟食。

大約在北宋時代，北京周口店一帶就有出產“龍骨”的流傳。人們把“龍骨”當作天賜的良藥，據説把它研磨成粉末敷在傷口上，就可以止痛和利於癒合。因為盛產龍骨，所以人們就把這裏的一座山稱為龍骨山。到了近世，經過古生物學家的研究，認為所謂“龍骨”不過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這就吸引了不少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來到周口店地區，進行發掘和考察。

1926年，科學家在周口店發現了屬於早期人類的兩顆牙齒。同年10月，北京科學界報道這一重要發現時，立即轟動了國內外。後來科學家決定把這兩顆牙齒的主人，就命名為“北京人”，以後又定名為“北京中國猿人。”這樣，所謂“龍骨”的謎揭開了。這不是天賜神物的骨骼，而是人類祖先和與他們同時代的動物的化石。

北京人頭蓋骨(5張)

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工作開始了。發掘的主持單位是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第二年，我國兩位能幹的青年古生物學家楊鍾健和裴文中，參加了周口店的發掘工作。他們精力充沛，給整個現場帶來了生氣。到了1929年，震撼世界學術界的奇蹟終於發生了：在周口店發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時間是這一年的初冬，工作人員在發掘過程中，突然看到一個小洞，洞口的裂隙窄得只容一人出入。為了探明虛實，裴文中來到洞裏，仔細一看，高興極了，原來在這裏意外地現了許多動物化石。他顧不得寒冷，決定把挖掘工作繼續下去。到12月2日下午四點，已經日落西山，洞外天色漸漸暗下來，呼嘯的寒風在山野吹着，洞裏覺得更冷了，但人們依舊在昏黃的蠟燭光下聚精會神地工作。突然，裴文中高興地喊叫起來：“是猿人！”大家圍攏過來，果真發現一個猿人的頭蓋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還埋在硬土裏。人們興奮極了，目不轉睛地盯着。這時天色越來越黑了，但大家的心情已經急不可耐。裴文中毅然決定，繼續挖下去，一直到把這第一個北京人頭蓋骨完全出土為止。這一夜大家都沒睡好。第二天一清早，裴文中就派專人把這個大喜訊報告給北京城裏的地質調查所。又過了幾天，12月6日，裴文中親自坐着汽車，用他自己的兩牀被子和褥子、氈子，包着這稀世珍寶護送到城裏。

1936年賈蘭坡又先後在猿人洞發現3個“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二戰期間，周口店猿人洞先後出土的全部5個完整和比較完整的頭蓋骨神秘失蹤，再度震驚了世界。

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頭蓋骨6具、頭骨碎片12件、下頷骨15件、牙齒157枚及斷裂的股骨、腥骨等，分屬40多個男女老幼個體。考古學者同時發現10萬件石器材料，及用火的灰煙遺址和燒石、燒骨等，北京猿人制造出頗具特色的舊石器文化，並對中國華北地區舊石器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根據對文化沉積物的研究，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萬年至20萬年之間。北京人的平均腦量達1088毫升(現代人腦量為1400)，據推算北京人身高為156 釐米(男)，150釐米(女)。北京人屬石器時代，加工石器的方法主要為錘擊法，其次為砸擊法，偶見砧擊法。北京人還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類，並能捕獵大型動物。北京人的壽命較短，據統計，68.2%死於14歲前，超過50歲的不足4.5%。

在龍骨山頂部於1930年發掘出生活於2萬年前後的古人類化石，並命名為“山頂洞人”。1973年又發現介於二者年代之間的“新洞人”，表明北京人的延續和發展。

北京人遺址及化石的發現，是世界古人類學研究史上的大事。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古人類遺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這樣擁有如此眾多的古人類、古文化、古動物化石和其它資料。北京人化石就成為世界科學界眾所矚目的稀世瑰寶。“北京人”雖然不是最早的人類，但作為從猿到人的中間環節的代表，被稱為“古人類全部歷史中最有意義最動人的發現”，因此，“北京人頭蓋骨”的珍貴可想而知。

但是，也正由於這樣，它也成為一些投機商和帝國主義者所覬覦的對象。裴文中等發掘出來的五個北京人頭蓋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戰爭期間竟然奇怪地“失蹤”了。這事件，成為震驚世界的失竊案。五十年代以來，人們繼續尋找着；令人氣憤的是，至今仍無結果。這一案件已引起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北京人頭骨化石理當回到他們的後代手裏。

“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美資協和醫院供德國古人類學家魏敦瑞做學術研究，1940年12月26日，日軍佔領了北平，美日戰事一觸即發。“頭蓋骨”若再留在北平很不安全，當時重慶的中央地質調查所副所長尹贊勳致信給中央地質調查所技術研究員，當時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説險惡形勢和對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保存的擔憂，並提出託美國友人運往美國學術機關暫存。

國民黨中央行政秘書長翁文灝也開始積極和醫學院院長胡頓協調將“頭蓋骨”運送至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暫存。1941年1月10日，翁文灝和尹贊勳致信給協、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魏敦瑞，“鑑於美日關係日趨緊張，美國正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共同抗日，我們不得不考慮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學標本安全問題。我們準備同意將它們用船運往美國，委託某個學術研究機關在中國抗戰期間替我們暫為保管。”

同時，翁文灝還直接寫信給美駐華大使詹森闡明自己希望轉移“頭蓋骨”的意思。但是，根據先前達成的協議，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周口店發掘工作，其發掘出的實物必須留在中國，不得出口。美國方面婉言拒絕。

胡頓在給翁文灝的回信中寫道：“企圖將這批化石轉移出北京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將它們運出中國或日本佔領區很易遭到被沒收的危險。”考慮到“頭蓋骨”的安全，胡頓和魏敦瑞都認為不要轉移和無法轉移。最好放在保險櫃再將保險櫃放入學校地下室的保險庫。

翁文灝等中方人員的努力依然沒有停止，他們一再申請，美方官員和科學家一再婉拒，往來切磋數月時間。1941年11月，經翁文灝的一再協調，最後又經過蔣介石點頭，重慶國民黨政府才明確表態，允諾“頭蓋骨”出境。在翁文灝的一再懇請和調停下，美國方面終於同意了頭蓋骨由領事館安排、由美國人帶出中國，暫存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

據李樹喜公佈的檔案資料記載，“頭蓋骨”轉移行動按計劃開始，由美國海軍陸戰隊護衞，乘北平到秦皇島的專列到達秦皇島港，在那裏登船，船名“哈德遜總統號”，預定12月8日抵秦皇島。8日上午，列車抵達秦皇島。此時，日本對珍珠港的空襲已經開始，隨即，駐在秦皇島山海關一帶的日軍突然行動襲擊美軍，美海軍陸戰隊的列車和軍事人員包括美在秦皇島的霍爾姆斯兵營的人員頃刻成為日軍的俘虜，包括“北京人”在內的物資和行李當然成為日軍的戰利品，從此不見蹤影……

二戰結束後，美國、中國、日本都開展了對北京人頭蓋骨的尋找工作，但至今沒有這些珍貴化石的下落。多年來，尋找“北京人”一直停留在民間操作和學者呼籲的層面。1998年，以“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發現者之一、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為首的14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呼籲有關人士行動起來尋找“北京人”化石。1999年，房山區有關部門也發出“世紀末的尋找”的呼籲。但由於牽涉到日本、韓國等國外政府和相關人士，所以單純靠民間的努力，很難取得進展。

2005年07月02日“北京人”的老家北京市房山區政府正式宣佈成立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工作委員會。至此，一個在政府領導下、統一協調民間力量的尋找“北京人”行動機構誕生了。

房山區政府介紹，房山區委書記聶玉藻和區政府代區長祁紅將分別擔任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工作委員會的政委和主任，委員會的專家顧問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古人類學家吳新智，人類學、史前考古學教授周國興等。而此項工作將由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管理處、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周口店古人類學研究中心負責具體實施。

委員會下設辦公室和尋找工作隊，職責是：制定尋找計劃，上報批准後，外出調查；實地線索追蹤後，進行資料整理，及時上報；針對有價值的重要線索，經上報批准後，進行深入挖掘，在有關部門的支持協助下，對國內線索進行搜尋。

自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以下簡稱“北京人”）不知所蹤後，這個謎就一直在破解之中，未能如願破解。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稱的賈蘭坡院士在內，14名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發起的“世紀末大尋找”同樣無果而終。

隨着北京市房山區尋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工作委員會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謎的老話題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管理處主任楊海峯態度非常樂觀，“我個人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應該不難尋找，因為距離失蹤的時間並不長，找到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據悉，對於“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否在世這個問題，有關專家多年來基本持3種態度，一種認為化石還在世，另一種認為化石已經毀於戰火，再一種就是對化石的去向態度模糊，認為無法推測。

“我之所以認為它還在世，就是化石包裝得相當考究。”楊海峯補充説，“即使沒有多少文化素養的人看到，也不會輕易將其扔掉或毀壞。”他認為，根據中國古人類學家、最後一個見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講述，包括“北京人頭蓋骨”在內的化石當時包了整整6層，而且由內到外相當仔細，即使裝到兩個沒有特殊標誌的木箱裏，相信就是當時一般的日本兵發現也會上報的。

“我不敢，也不能隨便下結論。”談及化石的去向，88歲的胡承志態度卻相當謹慎，“因為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推測化石的去向。”他表示，當時戰爭非常殘酷、戰事頻繁，如果是金銀珠寶書畫，倒還可能保存下來，但對於幾個死人骨頭（“北京人頭蓋骨”化石），難説日軍有如此高的辨別能力。對此，曾給父親賈蘭坡做了十年秘書的賈玉彰也持同樣態度，表示不好對化石去向下結論。

“綜合目前各種信息和線索，我認為，化石極有可能毀於戰火了。”對此，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賈蘭坡的學生陳淳説，“找到化石的希望應該比較渺茫。”在1998年，老師賈蘭坡聯合其他十餘名院士發起“世紀末的大尋找”，但最後卻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陳淳表示，從現有的資料判斷，“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當時應該放在協和醫院地下室保險庫，日軍突然發動戰爭並佔領醫院，而化石根本沒來得及運走，日軍就在地下室將其毀掉了。另外，他還舉例説，當時連協和醫院的院長、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都被俘虜，連逃命都來不及，誰還能顧及化石呢。

“根據目前的線索，頭蓋骨化石的尋找線索最有可能是日本的那條。”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所長高星介紹，化石流失的方向可能在中、美、日三國，但最初有關人士就認為這些化石有可能現存日本。

首先，運輸化石的火車是在天津被日軍劫掠。其次，日軍佔領北京後，曾對存放過“北京人”化石的協和醫院進行嚴密搜查。而化石被帶到日本後也最有可能流失到日本民間。高星説，中國科學家也曾赴日與日本科學家溝通，對此日本的一些科學家也給予了積極的配合。但是“到一定程度後搜尋就進行不下去了”，受到了來自日本某些方面的阻礙。他表示，由於民間組織跨國尋找化石存在很大困難，因此還需要政府出面給予支持。

“根據周口店遺址的保護規劃，到2008年，在遺址保護範圍之外，一座高度不超過9米的周口店新博物館將落成開放。”楊海峯介紹説

“那是1996年，有個日本老兵臨死前，向中國有關部門傳遞消息，稱化石埋在日壇公園的一棵松樹下，這棵松樹還做了特殊記號。”談及那次挖掘，賈玉彰回憶到，“開始大家都不信，但確實找到了那棵松樹。”

1996年5月，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電震探測組，對埋藏區域進行了兩次高密度電法、面波、多道淺層地震法的探測，並很快得出了結論，經過協商，最終與北京日壇公園管理處達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發掘的協議。

“當時，專家們對於挖掘非常低調，現場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擋，”賈玉彰説，“因為感覺可能性不大，但還要找一找，所以沒有對外聲張。”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時，專家們仍未發現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見有動土現象。根據這一情況，專家們經過商議，再往下挖一段，結果都是細黃砂岩。隨後，再次擴大挖掘範圍，仍未發現有埋藏物，現場專家由此判斷，當時物探異常應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鈣質結核層引起的，所以決定停止發掘尋找。

“據美國提供給中國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號上。”説起化石的去向，歷史學者李樹喜對媒體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尋找化石已經多年。據悉，美國總統尼克松當年訪華時，曾將美方認為的化石下落作為絕密禮物送給了中國政府，稱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號上。

據瞭解，“阿波丸”號建造於20世紀40年代，是一艘日本遠洋油輪。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軍隊徵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裝載了從東南亞一帶撤退的大批日本軍官和要人駛向日本。4月1日午夜時分，該船行至中國福建省牛山島以東海域，被正在該海域巡航的美軍潛水艦襲擊，3分鐘後迅速沉沒。

令李樹喜堅信“北京人頭蓋骨”就在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國交給中國方面的資料。李樹喜對媒體説，1996年，他在整理資料時突然發現了從未見過的內容，其中有這樣一層意思：當年失蹤的“北京人頭蓋骨”很可能就在沉沒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國曾對“阿波丸”沉船進行過一次初步打撈，但由於當時潛水技術的限制，只發現了3000噸錫錠和一些其他東西，並未找到“北京人頭蓋骨”。但是，打撈人員卻找到了偽滿洲國政要鄭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圓硯，由此推斷，該船印證了攜帶大量中國北方寶物的猜測，也成為“阿波丸”可能裝載“北京人頭蓋骨”的有力旁證。

“我認為不大可能！”賈玉彰態度明確。他認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運回日本呢，何況這還是一艘從新加坡繞道過來的船隻。“不過，這也是一個尋找線索。”他對晨報記者表示，“只是估計可能性很小。”

有學者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應該丟失在從北平到秦皇島的運送船隻“哈里遜總統”號上，而“哈里遜總統”號由於受到日艦追逐，半途被擊沉。

據説，1941年12月5日，帶着“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乘坐專用列車前往秦皇島，準備在那裏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開來的美國定期航輪———

“哈里遜總統”號。當時，這艘船預定在12月8日到達秦皇島碼頭。

“這艘船根本沒到秦皇島。”對此，陳淳教授堅定地表示。他説，“哈里遜總統”號一直沒有駛到目的地秦皇島港去接應美國海軍陸戰隊，它從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開航以後，一直被一艘日本軍艦追逐，最後，擱淺在上海以東長江口附近，隨後被日軍擊沉。

在浙江舟山傳出消息，稱“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號沉船上。

據有關資料記載，1942年10月2日凌晨，裝載着700多名日軍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國被俘人員和財物的“里斯本丸”號運輸船，途經舟山附近海域時被魚雷擊沉，船上所載大量文物和奇珍異寶隨之葬身海底。後來，附近漁民救起英軍官兵384人，而據獲救的英國戰俘回憶，船上載有大批被日軍掠奪的黃金財寶和文物，還可能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這個可能性幾乎沒有。”聽到這個消息，賈玉彰表示懷疑，因為這些年來從沒有聽説過該船，從地點、航行路線上判斷也不可能。舟山當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歷史調查研究會一位負責人也表示，“頭蓋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軍戰俘的説法值得懷疑。

上世紀8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夏皮羅在《北京人》一書中説，一位原海軍陸戰隊軍人曾告訴他，化石曾輾轉到了駐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

1971年10月21日，據護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國轉移任務的執行人、美國醫生費利説，裝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大院裏的6號樓地下室木板層下面。

“後來，那裏專門給我來過消息，説根本沒有化石。”賈玉彰透露。據悉，舊時兵營已是幾經易主，現屬天津衞生學校，6號樓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後夷為平地改作了操場，在修大樓時連地基都挖開了，結果啥也沒有。但賈玉彰表示，有一點可以確認，父親賈蘭坡也考證過，化石確實運到了該兵營。

據稱，古人類學家周國興教授後來得到一條重要線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駐北平（北京）領事館裏。由於周國興教授出國訪問，此説暫未得到證實。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裝好後，運到醫院辦公室就走了，此後他再也未見過。“至於以後怎麼運，我並不清楚。”

據賈玉彰透露：“我父親賈蘭坡考證過，化石後來運到了天津的美海軍陸戰隊兵營，並從那裏運到秦皇島，但半路該部隊被日軍俘虜，化石從此不知下落。”“由此看來，化石還在美領事館的説法也不可信。”

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時刻，北京人頭蓋骨被髮掘出來！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為從猿到人的學説提供了有力的證據。1936年，在研究人員的努力下，又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這一年發現了三個成年猿人的頭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遺址發掘的黃金時期。然而盧溝橋事變之後，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斷，但研究人員還可在設在北平協和醫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對化石進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關係日趨緊張。在當時被日軍佔領的北平，日軍開始佔領中立國美國駐北平的一些機構。存放和保管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北平協和醫院雖屬美國財產，但看來也難以倖免。在這種情況下，新生代研究室決定為北京人化石找一個更為安全的存放地點。

當時有三種處理方案。第一，把化石運往抗戰的後方重慶，但在戰爭環境下，長途運送安全難以保證；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淪陷區安全同樣無法保證；第三，運往美國保存。從當時的情況看，第三種處理方案是最好的選擇。

據古人類學家胡承志回憶，由於在合作挖掘化石時中美籤的合同規定，在周口店發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國財產，禁止運送出境。所以當時美國公使館的人拒絕接收。後經國民政府協調，遠在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同意並授權，駐北平的美國公使館才接收這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並準備將其安全運往美國保存。

運走前，胡承志對化石進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嘆，大概我是最後一個見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國人，以後沒有中國人看見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軍陸戰隊專列駛出北平，據説車上裝有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按計劃列車到秦皇島後，化石運到“哈利遜總統”號輪船，然後運往美國。

此次託運的負責人是即將離華赴美的海軍陸戰隊退伍軍醫弗利，兩箱化石就是被混裝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車的。

弗利説：這件事在當時相當秘密。在秦皇島，弗利的助手戴維斯負責接收這批特殊的行李。戴維斯説：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們都放在了我的房間裏。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遜總統”號回國。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軍迅速佔領了美國在華的機構，美海軍陸戰隊在秦皇島的兵營也被日軍侵佔，弗利和戴維斯成了俘虜。在天津的戰俘營中，弗利他們陸續收到從秦皇島兵營運送來的行李，但北京人頭蓋骨已不見蹤跡。

化石是否落入日軍手中？事隔半年，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東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聞上聲稱，保存在協和醫院的北京人頭蓋骨被竊。日本人似乎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日軍並沒有在秦皇島發現頭骨化石。

很快，一場追尋北京人頭蓋骨的行動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對追尋工作格外賣力，幾乎所有參與發掘工作的人員都受到審查。

古人類學家裴文中在獄中被關了48天，他的孩子回憶了那段經歷：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個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軍裝，帶着槍衝到我爸爸媽媽住的北屋，過了十多分鐘，日本人推着我父親出去了。在日本憲兵隊，追問我父親“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説：“不知道”。一説不知道，日本人就動手打，最厲害的時候還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親灌暈過去。最可惡的是，據我父親講，就是臨出來那一天，又來審問，説裴文中要槍斃你了，你還有什麼話可説的，這兒給你留下了紙和筆，你寫遺書吧。我父親開始寫起來，結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説，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類學家周國興回憶説：當時曾經傳出一個消息，這些東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後，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説日本憲兵隊沒得手的話，怎麼那麼輕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不久日本發佈的公告聲稱，已將劫掠到東京的一批古人類化石連同劫掠的發掘工具一起，移交給了盟軍當局，以便歸還中國。然而中國政府從盟軍總部接收到的日本歸還物品清單中，卻沒有北京人化石。盟軍總部也應中國政府之邀，動用駐日盟軍參與廣泛搜尋，結果一無所獲。

1949年9月，周口店的發掘者們在找尋不到化石的情況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會有新的發現彌補丟失的遺憾。而此時的周口店龍骨山已是長草沒膝，荊棘叢生，到處是日軍暴行留下的累累傷痕，當年的辦公房屋蕩然無存，滿山的樹木也被砍伐殆盡。

發掘周口店的計劃很快批了下來。9月27日，中斷了12年的發掘工作重新開始。古人類學家賈蘭坡和技工們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來，在挖土過程中，他們獲得了三顆牙齒，這是當時惟一在中國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實標本。

此後，又陸續進行了幾次發掘，獲得了兩顆北京人牙齒和其他動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類學家裴文中主持的發掘中，發現了一塊額骨和一塊枕骨，它們顯然是屬於同一個頭骨。新發現的頭骨碎片與1931年、1936年的第五號頭骨的兩塊顳骨，拼合成一塊比較完整的頭蓋骨。顯然，它們屬於同一個個體，這是現僅存的北京猿人頭蓋骨的標本。

2012年3月25日 ^[1]  ，中國和南非的研究人員在最新出版的3月刊《南非科學雜誌》發表研究報告，他們發現了北京人頭蓋骨“下落”的新線索。

南非金山大學人類學教授李·伯傑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兩名中國研究人員共同完成了這項研究。

研究人員根據二戰時期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理查德·鮑恩的回憶，得出了北京人頭蓋骨可能埋藏在中國秦皇島某地的一個停車場下的猜測。鮑恩和他的家人主動找到了在考古學方面享有盛名的金山大學，透露了鮑恩“最後看見”北京人頭蓋骨的經過。

1947年他在美軍設在秦皇島的“霍爾康姆營地”參加一場戰鬥，美軍在挖掩體時挖出了裝在木板箱裏的“北京人頭骨”，當時士兵把木板箱當成了機槍墊，隨後鮑恩被俘虜。鮑恩認為，戰鬥結束後，北京人頭蓋骨可能又被埋在了原地。研究人員根據鮑恩的回憶，前往秦皇島進行了調查，並找到了鮑恩所説的“霍爾康姆營地”——它現已變成了一個建在鬧市區的停車場。

研究人員認為，鮑恩可能是最後一個見到北京人頭蓋骨的人，在諸多關於北京人頭蓋骨的回憶中，鮑恩的敍述可能是“最可信”的。北京人頭蓋骨要麼仍然下落不明，要麼就埋藏在秦皇島柏油地面的幾英尺之下。

裴文中是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發現者，又是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的奠基人和中國第四紀哺乳動物學的奠基人之一。30年代初，他系統地研究了周口店第1地點的食肉目化石並撰寫了專著。此後他陸續研究和發表了不少有關周口店不同時代、不同地點哺乳動物羣的著作，如：他於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發掘出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轟動了中外學術界，成為中國古人類學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其主要著作有：“周口店洞穴層含人化石堆積中發現的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的石器”（1931）、《周口店第1地點之肉食類》（1934）、《周口店山頂洞文化》（1939）、《周口店山頂洞動物羣》（1940）。